瞧这一家子

这部老片子看了不下三遍了，看不厌。片子里人与人之间那种质朴，纯粹的感情，让人羡慕，但是又很陌生。

演员表是陈佩斯父子，刘晓庆等老一辈影视明星的强大阵容，而故事就是简单的两代人之间关于生产创新的思想转变过程，不过情节处处都有亮点，让人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

老胡一家，父亲固执，母亲和善，姐姐贤惠，弟弟有点不学无术，几个小情节就清楚地介绍了一家人的个性。刘晓庆饰演的张岚是很出彩的一个角色，泼辣，见风使舵，势利，刘晓庆用略带夸张的神情和语言，传神地演活了这个人物。

让人触动的是影片里的几个情节：姐姐嘉英“大龄”未婚，母亲有些着急，父亲气定神闲地劝慰：不急，你不也三十才嫁给我的嘛。想想现在一些孩子刚毕业就张罗着相亲的家长，影片里那个时代的家长是开明和民主的。

张岚买的毛纺厂的一条裤子质量不好，便写投诉信到厂里去，老胡亲自带着新裤子登门道歉。试问，现在有哪个商家的售后服务能做到如此地步。

老胡去新华书店买书，书缺货，营业员小红记下了书名，等到书到了，又亲自去送给老胡。试问，现在哪个书店有这么贴心的服务。

影片里的每个人都那么坦诚，单纯，甚至懒汉也懒得直白，毫不掩饰，想想现在的办公室政治，让人不寒而栗。

陈佩斯父子拍了好几部喜剧片，接地气，透过影片看时代，也挺神往。那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心怀希望和激情，怀着奉献的精神往前奔。而如今，我们都是社畜。

很多人（包括我）看了《瞧这一家子》，都会对四十年前的中国生发出一种向往：1979年看上去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人们心灵相通，待人真诚，充满希望，同时又满怀斗志。真的如此吗？我们作为年轻观众，其实并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如果四十年后的年轻观众，如果在看了林林总总拍摄于这十年的电影，便得出结论说21世纪头二十年的年轻人忙着搞恋爱堕胎那一起子残酷青春，要么就是《小时代》似的纸醉金迷，住在大公寓里忧心情感生活，或者人人都热衷于宏大叙事，那肯定会陷入自相矛盾的漩涡，而与我们作为时代人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大相径庭。

电影是自打诞生之初便存在着这要的矛盾：要把镜头对准现实的世界，却要用光影的魔术制造超脱现实的幻觉。与其说电影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如说电影传达的是时代的价值观、方法论，野心勃勃地要在大银幕把一种关于“理想”生活的概念变成现实。如果就真正只是直白的记录现实、反映现实，观众自己就有各自的一地鸡毛，干嘛还要在电影里找不自在？

于是我们看到，1979年，北京城的纺织厂“干部”老胡儿女双全，都受过教育（虽说作为高中毕业生的儿子老念白字，斗大的英文字母认不全几个），都有在公家的好工作（子女承父业），一家子衣服簇新漂亮，和一个单位的同事们住一栋舒服宽敞的大板楼，新女婿、新儿媳妇儿上门，从单位搞蔬菜副食供应，老头子下厨一顿忙活能端出了大虾排骨，摆出了瓜子糖果；出门就坐电车地铁，周末要么逛布店书店，要么骑着自行车游花团锦簇的公园，还能还能上剧院看文工团排演的话剧。我们现在也许觉得其中的部分标准稀松平常（其中的一些对我们也绝对是奢侈的），但在当时，怎能不代表着一种幸福生活的理想？恐怕当时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家庭生活，是够不上这个标准。

如果说电影所呈现的家庭生活多少有理想化色彩，片中人的道德品质、精神面貌，是否也如此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多多少少要承载“宣传片”的功能。带有宣教功能的电影，与其说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的”是“，不如说反映着政策取向的”应然“。年轻工人关于电子化、现代化生产的革新想法，战胜了老一辈工人的信任人力的固执己见，与其说现实本就是如此，不如说当时的决策者认为，搞“四化”、回复生产秩序，就应该如此。

但如果说电影是脱离现实的，倒也不尽然。《我们这一家》有如此鲜明的时代烙印，霓虹灯组成简单的“曙光布厂”、“郁美净”、“可口可乐”字样和图形，年轻人们啃得西瓜、吃的冰棍、穿的棉布衬衫和凉鞋，女孩子们烫的大波浪卷、翻翘刘海，都代表着当时的都市时尚理想，用今天的眼光看都是何等朴素，当时的电影人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想象未来的会有何等壮丽的大幅广告招牌，时尚世界又会变成一个何等复杂堂皇地可怕的王国。当时对于美好生活的构想，也和我们现在的大相径庭。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不那么愁嫁娶，而是要野心勃勃干一番事业，贡献祖国建设。至少从当下的意识形态来看，也是存在不一致之处。

所以说，电影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多少是带着超前色彩的，但同时却也由受着时代制约，反映着时代的取向。电影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如一块棱镜，以有偏折的方式反应着社会现实，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其展示，但由可以通过电影的展示，去研究时代的原像。而我们现在如果有对电影太过“魔幻”的不满和指责，恐怕也得回到这个“原像”上去，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