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

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逃亡者”（1948）的开篇诗章：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裳，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我有幸于1985年购得翻译大家王央乐翻译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版），自此已被翻得不成形，书页存有微虫蚊迹，见证了那些流逝岁月的循环四季。尤其是其中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在最初的几年，我甚至能背下来。从《大地上的灯》《背叛的沙子》到他致敬惠特曼所写的《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长诗，由此形成了聂鲁达独创性的语言。

聂鲁达的诗汪洋恣肆，比喻极为奇特，诗句清澈、磅礴又瑰丽，想象力可谓无可比拟，难有人及。诗的天空对于他来说，是无界的，永恒的。当然，读到这样赏心悦目的诗，这要归功于王央乐的翻译，我以为就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来说，还无人可以超越。他所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湖南人民版），也是我常看常新的诗集。

无疑，聂鲁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执导过《神父俱乐部》（见我影评）的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追捕聂鲁达》（2016），用警督佩鲁·索尼奥的画外音，截取了聂鲁达1948年1月后这一年的逃亡的历程，用一种喜感的方式再现了诗人那段逃亡过程及其不堪心灵史。但除了逃亡事件本身，其它倒不能视作聂鲁达的真实传记，电影本身即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性再创造。

影片一开始就有聂鲁达朗诵他二十年前写的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至此，在拉美大地上，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人能及。虽然博尔赫斯对他多有微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犹如一盏耸立于拉美大地上的明灯。

另一部表现聂鲁达逃亡历程的电影，是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邮差》（1994），呈现他逃亡后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小岛生活，故事主旨却是讲述他作为鼓动者，给单相思的邮差狠狠地励志了一把，让他写诗给那位美丽姑娘，终让邮差抱得美人归。但这个故事本身则是杜撰的。因为聂鲁达真正逃亡的历史则主要是在他的祖国智利。

另外，对于影片《追捕聂鲁达》中聂鲁达的扮演者显然不能要求过高，要是与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在《邮差》中的嬉皮类比，否则就让我们难以入戏。菲利普·诺瓦雷的演绎可谓最经典化的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形神兼备，达至一个化境。

在这有必要回顾一下诗人的简史：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院发表演说，后来以《我控诉》为题出版，2月3日，智利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聂鲁达的议员资格，2月5日，下逮捕令，聂鲁达转入地下，写作《诗歌总集》。直到1949年2月24日，在南方横越安第斯山，才得以秘密离开智利，前往巴黎后，又至苏联等国。聂鲁达曾于1951、1954、1957年三次访问过中国，与诗人艾青多有交集。197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去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聂鲁达的诗是伟大的，政治上则是幼稚的天真的，这个必须得厘清。当他反抗一个独裁时，这无可挑剔，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期望在智利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点很雷人。也许他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祸还浑然不知，他不知道斯大林已于三十年代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乌克兰发生了大饥饿，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远放于萨哈林岛……显然，诗人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激情想象之中。

当他被追捕开始时，他让友人向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诸如毕加索等30个名人大咖发出求救信本身，即说明了他所反对和拥护的乃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悖论，殊不知如他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打倒了一个独裁又扶起来了一个新独裁。从他逃亡过后前往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浮光掠影的游历，说他是政治幼稚病也不为过。

当然，影片不会讨论这些，只是诠释巴勃罗·聂鲁达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号召力，在智利这块土地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追捕他的警察头目佩鲁·索尼奥也终被聂鲁达深深的慑服和感化。在安弟斯雪山他呼唤着聂鲁达的名字，响彻群山，这预示着追捕他的失败以及独裁制度的没落。

任何情境下的聂鲁达都是乐观豁达的。即便在逃亡过程中，他还在逛妓院跟他诗中所说的姐妹们嗨皮同乐。追捕中，他可以抱着街头的行乞者，他甚至给警察留下小说《动物园里的女人》来戏弄警督佩鲁·索尼奥。但佩鲁索·尼奥是一个热爱艺术和诗歌的人。他带着300个警察追击聂鲁达及其党羽。他的父亲是智利前警察局长，子承父业，赴汤蹈火，也是其职责所在。

但当他追捕到聂鲁达呆过的妓院，他却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这其实是整个南美堕落的被殖民历史的不雅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对此描述更是比比皆是。聂鲁达跟女干部在用餐时的对话颇有意谓。如果他被逮住，他将在牢里呆上541天。但他诗里的人民都在帮助他，哪怕从荷兰请来的妻子玛丽娅在电台上的声明，也是一反常态的支持他，他不再是她口中的骗子和花花公子，而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热爱生活的人。身边的佩鲁·索尼奥自责毁于跟她的劈腿。

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人民，因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拉美人民的代言人。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聂鲁达曾说过“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达从未选择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爱伦堡受时代的局限，对于聂鲁达有点理想化了。可贵的是，相伴聂鲁达二十年的女友迪莉娅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这位阿根廷的女人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片中正是迪莉娅跟佩鲁·索尼奥的倾谈，才得以转变他的思想，对于聂鲁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她深知他的确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爱逛妓院的男人，甚至当面取笑他喜欢“性交、犯罪和暴力”。但她始终爱他，并以他为荣。

何谓人格分裂？当她跟聂鲁达说让我们造人吧，他却不能进入状态，说要出去散步，其实他是跑到妓院寻欢作乐。所以我说他反对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犯幼稚病和矛盾的地方。毕竟聂鲁达是人不是神，这正是影片可取的地方。

影片的艺术化真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当他斥责身边的保卫者时，他的眼神透露出独裁者的特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保障人权、自由的民主制度，他所高扬的理想极可能是埋葬他的坟墓。还是那句话，靠有能耐的人不如靠好的制度。

片中他最后的逃亡印迹，攀爬于纯净又高耸的安第斯雪山，苍鹰见证了群山沉默，汹涌而来的是人民的呼声。就诗人的整个人生来说，他的理想印迹是单纯的，饱满的，也是茫然的。

正如他在“逃亡者”一诗中最后所写的：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寂静，

死亡，牺牲，阴影，冰雪，

突然掩盖住种子。

人民好似被埋葬。

但是玉米回到了大地上。

它的无坚不摧的红色的手

冲破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再生。

激情澎湃的诗人，政治幼稚病的巴勃罗·聂鲁达，逃亡过后的他完全脱离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轨道，行走于世界反美的大联盟中，思想越来越苍白，只是到他晚年才有所思考，这是混沌的不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反抗本身的伟大，更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他的诗歌的热爱和高赞。他说过“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能把世情看得如此通透的胡适之，谁不是这样懵懂地走着路，又有几人能看得清前方的光明大道呢。

2017、4、16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生于帕拉尔城。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弗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伐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聂鲁达从小酷爱读书，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于是1920年10月，他决定此后只用笔名发表作品，这个笔名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1923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黄昏》正式出版。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问世，在这两部以爱情和大自然的风光为主题的诗集里，充满了孤独、悲伤的情调及对往事深情的回忆。文学创作上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全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在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1924年至1927年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一方面由于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父亲十分生气，中断了每月寄给他的生活费，而他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到了有时整天都吃不到东西的程度，只好靠搞些翻译、给出版社打杂和卖画度日。另一方面这时的智利政局不稳，卡洛斯·伊巴涅斯上台后，学生运动处于低潮，镇压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知识分子中情绪普遍消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那时代的智利文人，稍有成就的一般都设法出国游历，于是聂鲁达也决定自寻门路到国外去。他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谋得了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职位。

外使生涯 巴勃罗·聂鲁达

　　1927年6月14日，他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从此，聂鲁达进入了外交界。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 在东方的五年是他在精神生活上痛苦和孤独的时期，反映在创作上，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作品《地球上的居所》就是一部情调低沉、词句晦涩的诗集。虽然这是一部颇能表明他的写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1932年秋天，他回到智利。一年后被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领事职务。不久，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1935年2月3日，他作为领事移居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经历是聂鲁达生活和创作上极其重要的阶段。那时他己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一到任就很快地结识了许多西班牙文化界的人士。起先，他们经常一块饮酒谈天，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由聂鲁达负责的杂志——《绿马诗刊》。然而不久，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响了，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的气浪强烈地冲击着这位智利外交官——诗人。 　　

虽然，最初阶段由于他的外交职务使他不能介入这场斗争，但是，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的好友加西亚·洛尔伽的被枪杀，马德里的被轰炸以及他亲眼看到西班牙首都街头无数儿童所流的鲜血，终于促使他不顾一切，坚定地站到了西班牙人民一边。 　

　因此，他被免去了领事职务。但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对聂鲁达的思想和写作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不仅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还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崭新道路。他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法国达拉第政府投入集中营的西班牙人的工作。从1940年冬任墨西哥总领事到一九四三年冬返回智利期间，聂鲁达先后写出了《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

流亡生活　　

1945年是聂鲁达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得了智利的国家文学奖金，同年7月8日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接着他利用负责总统竞选宣传工作的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群众，他去过边远的城市、乡村和矿区，了解人民的疾苦。

但一年以后，智利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魏地拉总统倒向了反动阵营。1948年2月5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活动。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尽管经常转移住处，生活极不安定，他却在这种动荡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译《诗歌总集》或《大众之歌》。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史诗。诗中颂扬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农民等劳苦人民，揭露了罪恶昭彰的剥削者、掠夺者、压迫者和独裁者，深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诗集中包括了曾单独发表过的长侍《马楚·比楚高峰》、《醒来吧，劈柴工》（—译《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这部庞大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 　　

此后，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除非洲大陆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1950年他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 　　

1951至195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1953年8月12日，在智利新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之后，聂鲁达回到了圣地亚哥，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盛大欢迎。他的作品又得以在智利公开出版。编辑本段晚期　　

1953年后，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应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同时写出了《元素之歌》 、 《新元素之歌》 、 《葡萄和风》等世诗集。 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再度访华。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黑岛札记》 （1964）和诗集《在匈牙利进餐》（1965年）、《鸟的艺术》、《沙漠之家》（1966年）等。1968年，他整理出版了《聂鲁达全集》。

1970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接着共产党和一些党派组成了人民阵线，为了让阿连德成为人民阵线唯一的候选人，聂鲁达退出竞选。由于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聂鲁达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1972年11月聂鲁达因病辞去大使职务返回智利，受到热烈欢迎。 　　

1973年9月23日，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的第12天，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个人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与荷兰人玛丽亚·哈根纳尔（María Antonieta Hagenaar）结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别，9年后，两个人离婚。

此后，聂鲁达与一位法国姑娘相处了一段时间。

1943年，聂鲁达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画家卡瑞尔（Delia del Carril），1955年离异。

几年后，聂鲁达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智利女歌唱家乌鲁提亚（Matilde Urrutia），1960年，聂鲁达将《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乌鲁提亚，他认为乌鲁提亚跟他最像，他们都是智利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乌鲁提亚是他的爱，是他的灵感。他们1966年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

汉语译介　　

聂鲁达在中国 　　

中国译介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袁水拍（从英语译本转译），从西班牙语原文直译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王央乐，其他译者还有王永年、张广森（笔名林之木）、赵振江、陈用仪（笔名亦咸） 李宗荣 等人。林光从原文译出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 　　

聂鲁达在台湾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的陈黎（原名陈膺文）和张芬龄（陈黎的爱人）2位中学英语教师据西英对照本译出许多聂鲁达诗（2人大学时在英语专业以外，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是台湾首度译介聂鲁达。

名人名言 巴勃罗·聂鲁达在创作

　　“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得到莫大资产。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因此，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城，就必须慢慢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

故事背景是1948年的智利，原本受共产党推崇的当选总统, 在二战后的苏美冷战对抗中投靠了美国，于是开始驱逐迫害共产党。诗人政治家聂鲁达，作为智利最知名的共产党，也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的逃亡。电影用大胆的想象力把诗人与警察之间的追逐进行了诗意的探寻和重构，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文学和电影相互渗透结合的乐趣。

一开始就是象征意义浓烈的超现实场景，智利的议会在厕所里举行，领导人们一边解手，一边讨论政治，这样的场面本身说明了一切。

影片让 盖尔·加西亚饰演的警察通过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对他的追捕对象聂鲁达的观察，他想象着自己是妓女和警察头子的儿子，带着清晰明确的信念和目标开始了追捕。他带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左翼的精英分子们，他们其实是脱离人民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律师，他们曾周游世界，满载而归，纵情享乐，感受不到穷人的汗水。”“共产党痛恨工作，他们宁愿烧教堂，这让他们感觉更有活力。”

诗人在逃亡，却希望近距离感受追捕他的人，不想藏在他们找不到的地方。他每次留下一本侦探小说给追捕他的人。

随着追捕的深入，执着的警察追寻着诗人的足迹，读着他的作品，体验他的思想，他的身份开始模糊，倒在雪地里的人相信自己不再是警察头子的儿子，而是聂鲁达的儿子，人民的儿子。

这部传记片没有试图记录聂鲁达的生平，而是通过作家塑造的警察的独特视角来展开，警察通过追捕诗人来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中，也带着观众探寻了诗人存在的意义。在这场追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虚荣、自私，贪图享乐的一面，用一个保护他的人的话来说：“你希望利用这场迫害把自己变成圣人。”也有对他的价值观的质疑，贫困女工指着没挨过穷的精英左翼们问“当实现了共产主义之后，是我和他们一样，还是他们和我一样。”

而他本人不再是电影评判的标准，他存在的意义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影响了他的人民，让他们噩梦般的生活有了意义，也让他笔下虚构的人物有了血肉。我想这正是这部传记电影让我们看到的聂鲁达，这位伟大的诗人存在的意义。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追捕聂鲁达》里，关于警探与逃犯、虚构者与被虚构者、政治与艺术，在这些众多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影项，相互渗透。但这两个主体又似乎只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是智利本身的一体两面，在智利，一切暴力的，强权的，艺术的，理想的，肮脏的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们如何在混乱中寻求康米主义。

这是个追捕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创作的过程。在警长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渐渐辨认出聂鲁达的形象，一个极富魅力的天才诗人并且饱含着浓烈的政治理想，所到之处尽是人们的欢呼雀跃。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聂鲁达就如同一个拖着长长粘液轨迹的蜗牛。所经之处，都潜藏着他的痕迹。

在聂鲁达的逃亡中，聂鲁达流窜于智利的各个角落，从党员回忆到地下妓院，从北到南。我们又借由聂鲁达的踪迹漫游了智利。我们看到了智利的人民。

人民的概念，在全片中占据核心地位。警长一开始认同于自己的身份为一名警察的儿子，在追寻聂鲁达的过程中，不停的去感聂鲁达之所感，去寻觅聂鲁达的气息，到最后，他的自我指认转变为认同自己是聂鲁达的儿子，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概念，只有在20世纪的历史中才有如此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是20世纪的历史造就了人民，也正是人民才创造了20世纪的历史。当我们在谈人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往往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在谈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觉，人应该拥有什么，人应该去抗争什么。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庞大的概念，他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但他们共属于人民。在电影中什么是人民？是工厂里朗读聂鲁达诗歌的工人，是妓院里歌唱的男妓，是路边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也是竭力护送聂鲁达的党员同志。所以，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是聂鲁达吗？不是，是聂鲁达背后的所谓人民的力量，是人民支撑起了聂鲁达，聂鲁达不是巨人，人民才是那个托起聂鲁达的巨人。人民相信理想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

在警长的追寻中，这是一场身份的找寻之旅，他透过聂鲁达反身看到了自己，一个警察与妓女的儿子，在阅读聂鲁达的作品中，他又分享了聂鲁达的生命，他又变成了聂鲁达的儿子。而聂鲁达的生命是人民所给予的，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儿子。这是一场盛大的追捕，也是一个盛大的身份认同，由政治下降到平民。当警长对着总统秘书的轻蔑言论说：“没有什么平民可以站在我的头上。”，他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聂鲁达也一直将他书写为一个配角。直到最后，意识到人民身份的他，聂鲁达将他的名字书写了出来，他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主体，成为了主角。

再回到聂鲁达，作为诗人的角色，他所承担的就是见证与书写，他是人民的口舌，是一切无声处的发声者，为历史的无言处去做辩护。他的笔，如同上帝，上帝说有光于是便出现了太阳，诗人见证了苦难，于是就有了诗篇。诗人高大的同时也必须卑微，他必须接受一切人的爱意与吻，聂鲁达在面对男妓的拥吻他毫不抗拒，这就是诗人之使命所在，要有融入黑暗、融入混乱的能力。要融入酒精，妓女，歌声。所有的高雅都是布尔乔亚对诗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诗人应是混乱的集合体。诗人的笔墨从不为他自己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