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2017)

又一次，刘健使用血红色的人民币结束了一部电影，也结束了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当手提包被打开的一瞬，钞票们依然码列整齐，主席像依然清晰，见光后它们立刻幻化为成为某种神像或者图腾，庄严而具体，世俗却又至高无上，并且就像主人公小赵整容失败的女友一样，成为携带某种假设的前提，躲在背后驱使一切的行动纲领——金钱，女性——两扇中国男权社会的传统大旗在现代消费主义的半推半就下反而愈发高举。

尽管《好极了》中的故事和众多人物，在刘健旨向于黑色喜剧的紧锣密鼓的调度下罩上一层荒诞不经的灰色，但其思想脉络和社会关照却愈发清晰，骨架愈发清奇；更可贵的是，《好极了》无疑是趣味横生的，这种妙趣横生伴随着一种被日常化的残忍——冷漠的日常化，无礼的日常化，罪恶的日常化，这些被理所当然的恶意，在被冷处理的的对白堆叠中让人愈发不安；而更恐怖的莫过于，所有的人物都像极了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那些街头巷尾同你擦肩而过的市井中人。整部影片对于市井场景描绘和对市井智慧的传达无异于一场社会采风，一幅现世《清明上河图》的局部——其语言素材尽管显得过于密集和雕琢，却呈现出令人咋舌的精准。正如所有你所耳濡目染的言行举止——车站两个陌生乘客的聊天，网吧里网游青年的嘶吼，小商贩被城管抄查时的谩骂；而另一些对话段落更是深谙民间的处世哲学——心中的“梦想”还是心中的“野兽”一段对鸡汤励志名言的嘲弄；黑帮老大对于艺术和商业价值的得意洋洋地探讨，而“菜市场”“超市”“网购”三种“自由”，难道不正是消费主义取代（或协同）政治统治继续侵吞自主意识的最鲜活诠释？

然而在对这些文本忍俊不禁之余，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的是一份社会新闻剪报本式的故事；就像在《刺痛我》中，每个人似乎都是社会新闻播报员，《好极了》尽管略为收敛，却也显出其对社会现实操之过急的陈列和批评，并且这种急切或多或少干预了情节的安排和戏剧节奏的把控；几乎每次人物出场亮相都要伴随着观点和意见，那些带有阶级色彩的宣言；像一个思想尖刻而睿智不足的学者，信息和观点处处堆砌之余，“无情”真正变成了“无情”——情绪的起伏宣泄显得有些无处容身；其中几处宣叙部分略显尴尬，比如小张第二次在网吧晕倒的时长江水的出现，由于缺乏必要的积淀，前面的黑色情节和寡淡的台词方式并没有将情绪滚动至此，稍显无力；而最后一场盖里奇《偷拐骗抢》式的连环车祸的处理设置，尽管热闹，却也略显生硬，趣味十分，智慧不足。

音乐方面，《香格里拉》一段令人惊艳，香格里拉是人们理想中的人间天堂，而其呈现方式却使用了大跃进，文革的视觉元素；准确恰当地诠释了童年处于动乱时期的一代人的理想主义，他们时代属性和阶级色彩，以及现今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同时歌曲本身也更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代人为主流的所代表的现世社会审美风潮。然而就整体而言，影片的配乐并不恰如其分，“上海复兴计划”尽管将中国元素和电子节拍相结合，其中的音源采样也偏于民间市井，乍看之下两者气质相投，都在试图用全新的方式为中国诠释提供角度，但明显“上海复兴计划”对于简约晦暗的刘健来说相对动感明亮；而在结尾，张蔷的《八十年代》的选择也不甚谨慎，浓浓的复古腔调，让影片的音画继续错位，意蕴延伸部分搁浅，甚至营造了一种不恰当的暖意。

影片中也有反现实的一面，黄眼的高科技透视眼镜，喷雾式麻醉剂，这些灵感来源于电线杆虚假广告的小道具被刘健信手拈来地使用，这也是《好极了》有别于《刺痛我》的地方，这些虚构的小道具对情节推进产生了影响，也进一步使得影片中的世界与我们保持了有趣的距离，一些有迹可循的想象空间被添加——既然在一个社会里，一袋钱可以改变女人的容貌，一个艺术家可以和黑帮成为朋友，一个国家可以禁止出售刀具，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吗？

几近静态的背景，屈指可数的人物动作图层，这些质朴的视觉元素呈现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讥讽，和一种国产动画少有的作者气息。我们的国度盛产黑色，却不擅长表现黑色；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路走来，我们的文化形态愈发扭曲和病态；而如今，我们蠢蠢不安的窥探，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明知故问，欲说还休，暗度陈仓，借花献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终归于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者一直以来两者可以进行的便捷互换，都足以让我们露出岳敏君式的笑容———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单单连审视自己都会发笑的时代，到底是多看一会还是多笑一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2017.2

为什么好极了？——写在一年后：

这部几乎是由刘健一个人完成的动画长片，即便是考虑到感情因素，也不尽完美；然而我们这样一个不尽完美的时代，又需要多么完美的影片呢，假使需要，这部影片又该完美至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到了《大世界》在金马的荣耀，有谁还记得，柏林影展之后关于《好极了》的文章一概被封禁，在安纳西动画节被突然从主要展映单元撤下，在拿下龙标前颇具周折的审查修改过程；纵观整个影片，已经非常温和克制，对于社会和政治都已经不是批评，而近乎搪塞；就算这样，也逃离不了曲折的上映过程。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一部影片完美至什么程度呢？是足以让人迅速颅内高潮，还是让人继续做着白日梦？

从此再也没有好极了，我们只有大世界。

原文见 //www.7critic.com/single-post/haojile

在戛纳70大寿的冲击下，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异常惨淡，从开幕到闭幕每天都能看到烂片，主竞赛充斥着平庸之作，还有施隆多夫的《重返蒙托克》烂到让人怀疑编剧智商（然而他请到的编剧是大文豪科尔姆·托宾！）。在这样的情况下，颁奖晚会上居然能有“遗珠”还是挺不容易的。然而这样的小概率悲剧就是发生在了主竞赛里的中国独苗身上。

代表中国动画片首次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好极了》是刘健导演的第二部长片作品，他的前作《刺痛我》（2010）入围对于动画电影来说最重要的安纳西国际动画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后惜败给韦斯·安德森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年柏林完整选片名单公布后，《好极了》就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英语世界最权威的独立电影资讯网站“独立快报”（Indiewire）把它放在本届柏林最期待的八部新片之首。

刘健没有让人失望，《好极了》于柏林竞赛最后一天放映，从媒体场到全球首映，观众中笑声不断，映后掌声雷动。头两场放映几乎做到零退场，在世界顶尖电影节上面对刻薄的影评人和挑剔的观众，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影片只有短短80分钟不到，但对于制作费用高昂且极耗人工的动画片来说也属正常。片中全部剧情发生在南方小城的一昼夜间，司机小张为帮助整容失败的女友抢了黑道老板的一大包现金，老板派出平日以屠夫为业实则身手不凡的打手前去追讨。但钱款的下落因各种荒诞的巧合在几个人物间传开，每个知情者都加入了抢夺金钱的闹剧，大家偷骗藏抢、软硬兼施，甚至不择手段。

影片虽然大量表现外景，但总给人一种时空上的压迫感，好像一切都在一个封闭空间（huis clos）内发生——本届主竞赛中萨莉·波特的杰作《酒会》就属于真正的封闭空间戏，也没有获奖，看来评委们有幽闭恐惧症。就《好极了》来说，这种密闭感来源于人物命运和行为的宿命感，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行为选择自由，金钱永远像灰暗人生中的唯一光源，而人就是扑火的飞蛾。社会结构把人束缚起来，塑造成钱的奴隶，而那一袋钞票成了片中世界的绝对中心，一群人围着它尔虞我诈，把本来开放的时空扭曲成了宿命的封闭。

如果说《好极了》的画风继续了《刺痛我》，那么它在剧情上会立刻让人想起塔伦蒂诺早期的黑帮片作品。一切凶悍老道的恶人都有可能栽在自己的弱点上和物欲里，或者在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境中阴沟里翻船。钱已到手的古怪发明家因为超速被拍照，在试图摧毁交警探头的时候被电倒；从不出差错的冷酷打手因为接了个电话，被本来已经落在他手里的小司机捅伤。偶然与荒诞让局面超出人物自己的掌握，让人显得更加无力和被动盲从。

《好极了》是一部很爽、很过瘾的片子，有评论者认为它具有邪典片的潜质。在内容细节上，创作者“脑洞很大”、“梗”很多，从生活细节到国家大事逐一讽刺挖苦。特朗普胜选演说和英国退欧的梗让一些外国影评人称该片为年度“最多shade”的片子，也就是以一种漫不经心又不尊重权威的态度揶揄一切。片中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工地雇员的聊天内容，即自由的三个阶段：菜市场自由、超市自由、网购自由，把对自由抽象的理想异化成金钱的度量。然而没有人能责怪这样的想法，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唯有完全放弃和彻底拥抱金钱这两种人才能拥有“自由”，所有在两者间的都是无形之手的奴隶。

除了“大开脑洞”的人设如民间发明家外，影片敏锐地捕捉社会文化、亚文化信息，对中国底层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把一系列典型现象融入故事中去。有对劣质“整容”的暗讽，有对年轻人中互联网和网吧文化的运用，有不切实际的创业梦想让人人都念叨着“startup”。再有就是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每个人物的手机铃声都体现其自身的年龄和品味，但恶俗的趣味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在看上去很酷的外表之下，片中丰富而各异的人物展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种群像和他们对人生、社会的一种理解，这是关于社会亚文化的一出社会讽喻剧。

可以说，《好极了》非常中国、非常“接地气”，但它却又很不中国，因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完全接受这种后现代作品——到了本世纪初，薛荣的一篇《沙家浜》戏访还能闹得满城风雨。这种创作大量使用当代或历史线索，不对指涉的现实对象进行任何解释，而是调动受众自己对这些事物、现象的理解和经验，从而制造出无穷无尽、无法审查的意义和解读。它看上去玩世不恭，但却是对社会意义和价值最为在意的，是对现代性失去信心后的一种愤怒。它是危险的，但同时又将艺术欣赏从过去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把作者意图和观众解读彻底分开，作品极端风格化的同时放弃作者作为唯一解释权威的地位。

所以不同的人看《好极了》，理解的内涵往往也不同，外国人在看的时候，跟我们的想法就更不一样了。很多中国影片送到国际上去都有被“误解”或不被理解的危险，去年柏林的《长江图》就是一例，但那也是这些作品现代性的局限。作为后现代作品的《好极了》，其优势在于，无论谁怎样解读或“误读”，这些诠释都加入到作品意义的生产中去，继续扩大它的社会意义。

所以当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空手而归，中外评论者都难掩愤怒和不解。豆瓣上前两天流行#王全安要你何用#的tag，指责作为评委的王导没能为中国影片争取到一个奖。周一最终定型的场刊评分显示，《好极了》以3.3的高分（满分4分）居榜眼，仅次于《希望的另一面》（获银熊奖最佳导演）。“独立快报”、《综艺》、《好莱坞报道者》的影评人都表示了不满，《国际银幕》的官方推特说：“我们的影评人认为，令人惊艳的中国动画片《好极了》在柏林主竞赛上颗粒无收，这是一个错误！”

电影节已经结束，颁奖是一回事儿，口碑是另一回事儿。《好极了》并非没有缺点，但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是完美的，只是在今年如此惨淡的柏林都能被遗漏，还是让人觉得评委瞎眼。好在柏林开幕前，法国大咖Memento就已经买下了《好极了》的国际发行权。优秀的作品，比起拿奖，更重要的还是让它进入院线，让观众自己评鉴。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2017年2月21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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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统计一下刘健在《大世界》中担任的职务吧：

编剧（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导演（平遥影展“费穆奖”最佳导演）

制片人（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

人物设定

场景设计

原画

动画

上色

口型

美术

背景描绘

色彩设定

描线

数字合成

校色

特效

剪辑

配音（共三个角色）

海报设计

主题歌作词（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

上面是刘健导演在《大世界》中的所有职务，大家去电影院看《大世界》时，可以在片头片尾字幕中看到。所以，他不仅只是“画”，他做了太多。

的确可以这么说，他几乎用一己之力，创造了华语动画电影的高峰，让《大世界》成为第一部在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柏林）主竞赛单元亮相的华语动画长片，就这样改写了中国电影史。

在2016年的10月，柏林电影节的三位选片人来到北京，在《大世界》做声音的工作室看片，看完他们一起鼓掌。在他们知道导演用这种极端个人化的方式做完了这部电影时，他们一起“哇”了一声。

大约9年前，当我还在电影学院念书，在学习和做电影相关的各种常识时，因为协助一个电影节选片的缘故，我看到了刘健导演的前作《刺痛我》，当我知道他是几乎一个人做完了这部电影时，我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因为离我太远了，我没有太多的感觉。

毕业后，我做了几部真人电影，更加了解电影行业和电影产业。

之后有幸和刘健导演合作《大世界》，近距离的观察他的工作，我才知道，这有多难。

一部真人电影，剧组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千人，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才可以完成。即使大家骂的那种豆瓣3分电影，也是这么消耗大量资源辛苦拍出来的，如果有导演哭鼻子说辛苦，相信他，那是真的。

一部迪士尼、皮克斯风格的动画电影，要多少人参与，大家平时看这类电影的片尾字幕能感受到，真的堪称人海。即使是尚在学步，立志做中国迪士尼皮克斯式动画的中国动画团队，比如王微的追光动画，也是有上百人的团队。

那种“作者动画”，不管是宫崎骏还是今敏，他们的工作室，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小团队。但已经超级辛苦了，今敏英年早逝，就是透支的太厉害。

而刘健导演，在个人化的创作上走向了极致。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说开始是“无知者无畏”，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在刘健导演还是辛苦为生活打拼的年代，他曾创办过人数达百人的动画公司，做动画剧集。钱是赚到了，但痛苦不堪，他直接把公司关掉。之后，他毅然决然的“听从内心的呼唤”（《大世界》台词），坚持创作自己真正想做的作品。

他先是选择了电影这个形式，因为他觉得电影比他搞过的摇滚、绘画、小说都更能表达他心中所想。之后，为了避免在复杂的团队合作中对创作的损耗，也为了发挥他的擅长，他选择“画电影”——做动画电影。这个决定对他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拍真人电影在当下的环境中绝对是一个不断减分的过程。我合作过的李睿珺导演曾经形容：“就像你抓了一把沙子，一定边走边漏，到终点时剩下的那点，就是你的电影”。前段时间我还曾去探班一位大导演的新片，虽然他早已成名，虽然新片是过亿投资，但他同样对拍片过程中由于一些人员掉链子导致的创作损耗感到痛心又无可奈何。在浮躁的中国电影环境中，你看到的每一部好的电影，绝对都是奇迹。

做动画，可控性的确高了很多。刚开始刘健导演曾尝试用一个小团队来创作，但他很快发现，这依然实现不了他想要的对创作的控制，他“希望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他接受不了瑕疵，也无法让创作搭档完全理解自己想要的风格，同时也不忍心对别人太苛求。于是，他只能走上最孤独的创作之路——能自己干的，哪怕再难，哪怕再慢，都自己干。

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去刘健导演工作室的情形。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块电子绘图板。我仔细看了这块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的划痕，都是时间的印记。那一刻我非常感动。

从开始写剧本，到《大世界》最终完成所有制作（包括修改），刘健花了4年时间。

这四年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一种跑马拉松的信念在工作”。就像上班一样，他每天早饭后，独自来到工作室，打开电脑，连上绘图板，开始工作。即使状态太差，他也画上8小时，如果状态好，就10个小时。他也不会放任自己工作更长时间，因为他需要匀速，他知道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不能透支。最早看到今敏的电影时（大约在《刺痛我》完成后），刘健深信自己将来一定能和今敏认识并成为朋友，可惜今敏忽然去世了，这让他深深遗憾同时也得到警示，要想持续的创作，他必须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创作期间，他基本没有社交，也不会去做其他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投入。在每天漫长的工作中，他只会偶尔听听音乐、去院子里拍拍篮球活动筋骨。听起来是苦行憎的生活，但他说创作的时候最开心，我现在完全相信。不开心是撑不下去的，所以刘健的创作之路绝不是一个苦情的故事。

他曾告诉我，很多很有天资的学动画的学生，都被做动画电影的难度吓住了，即使是做动画短片，也极少有人能坚持完三部，一个人做一部动画长片，更是完全在想象之外，所以很多人都很可惜的转行了。在他选择这种方式的时候，也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很多朋友也觉得他是在拼命，完全不可行。但当他抛开了杂念，只专注于马上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就不再恐惧了。先从一根线条开始，到完成一张脸的绘制，再到完成一个角色的绘制，再到完成十个角色的绘制；从完成一个场景的绘制，到完成十个场景的绘制；从完成一个动作所需的所有画面的绘制，到完成十个动作的绘制，再到完成一整个镜头……就这样日积跬步、水滴石穿，最终，完成所有的画面工作，接下来就是声音、音乐、合成……

当那些静态的镜头终于连在一起，成为一部电影的时候，刘健说那是他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候，他会和自己喝一杯。这时三年已经过去了。

陪同柏林电影节选片人看片时，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大世界》动起来，虽然我已经对一切非常了解了，但我就像从来没有看过电影那样，感到新奇。

送走柏林电影节选片人，我和刘健找地方喝了半瓶二锅头，他说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这部电影已经成了。

但没想到，当柏林电影闭幕之后，他回到中国，又需要重新投入到电影的制作之中。

好在当时间又过去10个月之后，电影终于要上映了。当我们终于完成上映所需要的所有工作之后，感觉已经相当麻木了。但刘健导演的工作还没完，由于电影不是主流商业片，宣发预算有限，导演还需要亲自画海报，多达13张……

所以，即使我们知道路演很有用，也实在不忍心安排太多了，5站就停了。

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合作了三年多，这个过程中，我和他学到了很多，还有更多他身上的优点是我自知无法企及的，比如他为所爱之物全情投入的专注。我半小时不玩手机不看微博微信豆瓣都做不到。

如果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答案总是很简单：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是的，如果足够热爱生命，就知道有限的生命应该全部用于做自己真正热爱、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这是很本质的问答，因为是出于“自私”的角度得到的答案——你足够爱自己的话，就能做到。

但即使明白这个道理，能做到的人也太少。因为这不仅是“个人主义”，在当下，这更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

作为他的信念，“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也必然会渗透在他的作品里。

所以，在他用独特笔触描绘的颓败、残酷、黑色、疏离之后，其实是伤感和浪漫，是真正的美，是他藏起来的对现实沉静而温柔的目光。能看到这层的观众很少，但还是有。

所以，在《大世界》中，他引用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用在了开头，但也是这部黑色喜剧真正的“结局”：

春天依然是春天。

刘健的绘图板，他用它做完了两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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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入围柏林金熊奖角逐刷新了中国动画史的《好极了》更名为《大世界》后，为“大”字辈的国产动画话题之作又添一员猛将。但与《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的架空世界观和奇幻寓言风不同，《大世界》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小见大地展现了当今社会的创痛。多方人马夺命金的犯罪类型片主线能牢牢抓住观众；其上承载的对于匮乏空虚、精神失落的众生相的描摹，则让它有了比大多数真人电影更为刺痛的力度；还有那些飘逸幻觉般的闲笔空镜头，更是赋予影片光怪陆离的妖冶色彩。

作为独立作者动画，它的画风、剧情和对白圆融自洽，创作艺术上的外界干扰较少。上映之路虽一波三折但好在最终突围，还有观众称“在内地大银幕上看到《大世界》，有种在公共场合看A片的感觉”。没错，影片的公映把那种“自己下载刷再骂广电把控严”的隐秘快感破除，我们有了在影院观看如此画风、这般剧情的动画的机会，虽然排片惨淡但我还是要说这场国片突破不可错过，看到就是赚到。

一、百万争夺战，多人出动暗夜奔突瞎折腾

导演刘健的前作《刺痛我》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黑色动画长片”，《大世界》延续了它的冷硬风格，并把《刺》中压后展现的不义之财之争变为贯穿全片的主线。故事设定在中国南方一个破败灰暗、城乡结合的小镇上，司机小张偷了老板一包百万现钞，而老板派出的杀手、网吧人员、女友姐姐等人也逐渐卷入夺宝暗战，“无利不熬夜”的灾难性连锁反应后，毁灭是最终的结局。

每当提到多股交叉、巧合回环的非线性电影，昆汀和盖里奇是绕不过去的名字；而在国内《大世界》宣传时也走“真人动画版《疯狂的石头》”路线。此类电影因命运交织、因果相生的拼图游戏感而成为创作者喜欢挑战的结构类型，近两年的国产片中就有《追凶者也》《提着心吊着胆》为例。导演刘健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很好用，我也在影片中提到了不同的社会问题，像很多类型片一样。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幽默，还要有一点荒唐，这样观众不会累。我想要做一个有意思又不一样的故事。”

这类“夺命金”电影往往会让人陷入“贪欲是魔鬼”的审美疲劳，这就需要在严密圆好故事的同时，塑造出有趣有料的人物形象。《大世界》做到了这点，比如主角小张老实巴交却大胆偷钱，目的是送女友去韩国做整容手术；零失误的杀手瘦皮平时大隐于肉市，接活为了送女儿出国读书；女友姐姐看似社会，却怀着“我要去香格里拉”的文青愿望；老板全程在收拾睡自己女人的发小画家，保镖是个聊天有梗的武术学校毕业生；网吧大叔有着高科技配备的“武器”，一出手就是技惊四座的隐侠风范……作为华丽升级版《刺痛我》，《大世界》花了更多笔墨丰富角色，而这些角色呈现出的生存状态就依附于城乡结合部这一灰色空间，他们的空虚彷徨正是被城市发展榨取资源、却又无法退回到农村的区域人群集体性的无所适从。从这一层面上讲，《大世界》比之《疯狂的石头》更多了份贾樟柯式的地域迷惘。

二、城乡结合部，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克空间

在科幻片如《银翼杀手》中我们见识过赛博朋克，《大世界》则把它土炮化了：闪烁不休的霓虹灯、年久掉漆的标语招牌、高楼建设的沙尘飞扬、灯闪白亮的网吧宾馆、路边的露天台球……这是一个破败萧条、发展停滞的场所，人们生活在其中过着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

片中有一处闲笔是两位大叔喝酒闲聊，其中一人是本该开车送姐姐进城的孕妇老公，但导演不让他参与夺宝行动而是坐而论道、进而点题。说到佛教和基督教——“佛祖和上帝哪个法力大？”“他们哪个厉害我就信哪个。”宗教不再起净化信仰的作用，而成为世俗功利的道具。及至自由，更是提出了三重境界——“菜市场自由、超市自由、网购自由”，这份自由标准虽然还是网上流传版本的初级阶段，却点出了“财务自由即最高自由”的硬道理。但马上话锋一转，又开始感慨“知足常乐”和“人一旦有了贪念就失去自由”。平民百姓的烦恼概莫如此，想富裕没本事，格局窄胆子小，只好自我安慰恶性循环，在缓慢积累的等待中磨平了锐气和激情，和失去发展活力的生活环境一同沉沦。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进化的垫脚石，在现代化的高速运转中被离心被抛弃，片中人物们也在这片深受发展创痛的土地上忍受着留守之苦，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穷苦正是精神失落的源头，所谓“没有经济基础何来上层建筑”。巧合发生的那一夜，利益驱使着角色们游走在公共空间，只要有了那一百万，他们就能跳出固化阶层或逃离牵绊束缚，从而改变命运。

《大世界》中的标语以极本土化的影像趣味形成一种社会主义式朋克，暗戳戳出现两次的一句是“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片中拿钱为了提升自己的大有人在，比如赴韩整容者、送女出国者、逃离城镇者，他们都怀着一种如果事成生活就能翻新变样的愿望，然而这些被赋予了仪式感的行为真的能提升自己吗？畅想未来世界很大，囿于眼下无处可逃，不过又是一种被随处可见的灯箱广告等大众传媒洗脑影响的悲哀之举罢了。

三、现实性画风，幻梦式闲笔成就国产之光

曾有人认为《大世界》的故事若用真人表演不会多出彩，是它的动画形式为其载入中国影史大大加分了。但内容和形式从来是不可剥离的，它的现实性剧情固然因动画有了别样的光韵，而动画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属性也提升了电影的艺术品质。

那些梦境一般的动画闲笔就跳脱开来，让观众有了魔幻现实的认知自觉，比如绿色巨蜥爬过火车铁轨，此镜头和《坏中尉》里出警现场的鳄鱼如出一辙；比如高草丛中站立的警察人像，在全程犯罪中暗指警方无动作，作为天降神兵的影视规律，他们当然会在一切结束的终场出现啦。

片中还有两处极其醒目跳戏的“私货”：当女友姐姐说着拿到钱想去香格里拉的愿望后，她和摩托小哥走进电梯，银幕上突然高能，开启了K歌模式。在艳俗又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宣传海报的画面轮换中，高亢的歌声唱着《我去香格里拉》，这样一种“生活在别处”、灰暗城镇对于纯净之地的渴望与“上山下乡”招贴画的并置，非动画不能完成。另一处是小张被砸晕在网吧时插入的江水长镜头，背景音乐是空灵的吟唱，这片水域是指空白的脑海么？还是随波逐流又暗流涌动的生存现状？这个如梦的疑问留给了观众，又转瞬被醒来的新危机洗刷。

奔突一夜夺命金，疲惫匮乏逐波流，无可奈何白折腾，魔幻现实土炮风。总而言之，《大世界》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它精准刺痛了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之人群的心态，可以说是以动画之姿扮演了“现实的渐近线”，甚至超过了很多矫揉造作的国产真人电影。虽然它有着颇多技术方面的遗憾如帧数低、配音呲，但依旧瑕不掩瑜，多年以后它还会被提起、讨论——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的异色之作。

动画是《大世界》导演刘健所表达的媒介。

而尼尔波茨曼认为，媒介即隐喻。

看完电影后，来谈谈自己对这部片子中一些隐喻的理解。

（一）“大世界”即隐喻

故事发生在当下再普通不过的小城，这里有着千篇一律的房子，毫无特色的苍蝇馆子、网吧、街边小卖部、旅馆，有着都市废土气息浓厚的工地，甚至旅馆房间的“足疗保健按摩”广告都是如此写实，一种粗粝的写实。观影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日本的天才动画导演今敏。《大世界》的叙事风格、活在你我身边的真实人物、朦胧的梦境、对现实世界的冷酷嘲讽，都与今敏的风格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片子的外观有多粗粝，它对现实的指向就有多残酷。

在熙熙攘攘的大世界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疯子，一个傻子。

用巨款主人刘富贵“刘叔”的话来说就是——勇往直前，得名得利的疯子，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傻子。电影里，前者是抢夺巨款以及为了夺回巨款的一众当事人；后者是喝着小酒高谈阔论“自由”的大叔，是无所事事却又对“创业和赚钱差得很远”有清晰认识的大学生为代表的局外人。

残酷世界里的众生相，没有任何人是主角，用刘健自己的话，“钱才是真正的主角”。

工地保安李二与朋友吃宵夜时问：上帝和佛祖谁的法力大？

对方则借机灌输起了“三重自由理论”，“第一层自由是——菜市场自由，想吃啥吃啥；第二层自由是——超市自由，想拿什么拿什么；第三层自由是——网购自由，想买什么买什么。”

在一些人眼里，再高级的自由，也离不开钱，离不开消费。

刘健说这段对话源自他一次在医院时听到的两个中年人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就用在了电影里。

波茨曼还说过：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扪心自问，多少人是为了想要的东西驱使——“大富大贵”、“早生贵子”、“家人平安”或者甚至像片中的大妈那样，找和尚开光准考证来“考试必过”而求助于佛祖？

无论是上帝还是佛祖，如果真的存在，也只会给我们去争取这些东西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二）导演本身即隐喻

刘健以一己之力完成（其中的95%的工作）的这部作品，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才是我们必备的品质。

那就是——

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以及为此排除万难的勇气，再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

来看看刘健在这部动画电影中担当的职务吧——

编剧、导演、制片人、人物设定、场景设计、原画、动画、上色、口型、美术、背景描绘、色彩设定、描线、数字合成、校色、特效、剪辑、部分角色配音、海报设计、主题曲作词。

在散场灯光亮起，片尾字幕划过，刘健的名字在各种职务名单中一再出现，很多职务都只有他一人，所感受到的，除了震撼，还有醒悟，原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力量，可以强大至斯！

2007年，十年前，刘健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刺痛我》时，为了筹集创作的资金，他卖掉了一套上海的房子，又向父母借了些钱，换得了70万的制作费用。

创作《大世界》，3年，每天绘画8-10小时，累计10000小时的工作量，独立绘制800多个镜头，44000张动画，有人将刘健誉为——“一个人的动画开宗立派的人”，实至名归。

豆瓣用户“拖X”这样写道：“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去刘健导演工作室的情形。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块电子绘图板。我仔细看了这块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的划痕，都是时间的印记。”

制作人杨城近距离观察过刘健的工作，“创作期间基本没有社交，也不会去做其他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投入，在每天漫长的工作中，只会偶尔听听音乐、去院子里拍拍篮球，活动筋骨，听起来像苦行僧的生活。”

多少“伪理想主义者”只是想想，只是思想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而刘健用一部又一部令人惊艳的作品，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该有的风范。

刘健的绘画板，他用它画完了两部电影（图片转自豆瓣用户“拖X”）

（三）“时代”即隐喻

无论是“刘叔”在抓住通奸的哥们“阿德”时絮絮叨叨的关于二十多年前的回忆，还是片尾曲《我的八十年代》，都将深层的隐喻导向了动画表面所呈现的2010年代之前的八九十年代。

这首略微“过火癫狂”的片尾曲，由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音女王张蔷演唱，网易云音乐里张蔷的歌手简介里是这么说的：

中国内地流行乐代表人物，传奇性天才巨星；20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性标志。她的歌声风靡大街小巷，被誉为“迪斯科女皇”、“无敌电嗓”，以性感、率真、阳光的演唱方法与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乐艺术的新范式。张蔷16岁出道，长期遭受中国主流体制与媒体莫名的全面封杀，但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星，是两千余万张专辑销售记录的保持者。

刘健（1969年生）与张蔷（1967年生）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二十来岁青春时代的起点，差不多正是八十年代末年春夏之交的那场事件。之后，迅速的，我们进入了“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我的八十年代》歌里这样唱道——

多年以后我们还是相聚在这里 回忆我们那曾经热烈的爱情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的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

啦...

啦...

《约翰·克里斯多夫》讲的是音乐家对虚伪轻浮的社会的反抗。刘健开始创作《刺痛我》一年后的08年1月中旬，央视《见证》栏目播出了《风起张蔷》专题，称她的专辑销量远远高于邓丽君——官方第一次肯定了她在中国流行乐举足轻重的地位。2010年，《刺痛我》完成一年后，那位不可描述的人物，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刘健最敬仰的导演今敏病逝，留给世人的，是《未麻的部屋》、《红辣椒》、《东京教父》等神作。

抱歉，扯远了，这一部分就当我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同意刘健接受采访时说的——“在很多场的交流活动上，我都强调我不讲政治。从艺术层面上讲，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艺术作品仅仅说政治肯定不是一部好的作品。”

《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结尾，克里斯朵夫渡过河，问肩上的孩子：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沉重？孩子回答：我是未来的日子。

最后，感谢所有愿意为《大世界》排片的影院，即便每天只有一场，即便95%的排片都在上午、下午这些非黄金时间段，即便票房只有《前任3》的千分之一，还是衷心感谢你们，让理想之光不至于湮灭在追名逐利的现实里。这，好极了。

截止2018年1月16日凌晨的票房

感谢刘健，因为你的《大世界》，I had a nice day。

“残冬行将消失，春天恍若来临。”

1、

马尔克斯的魔幻，三百头大象在空中飞舞，你仍然愿意相信。

村上春树的魔幻，只是少男少女在海边牵一牵手，但他要让你觉得里面有古怪。

刘健的魔幻是暧昧的，魔幻与写实在某个层面重合，这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大世界》全是假的，你觉得并非如此，你相信在中国大地的某个角落必定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而且必不会少。

但如果说它完全真实，你又会产生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不适感。这种不适就像是片子里突然插入的那段真实拍摄的海浪——在一个动画的世界，或者说一个非真实的，魔幻的国度，真实反倒是不适的，莫名其妙的，让人想要避而不谈的。

第四代导演谢飞看过《大世界》后，在豆瓣发表了一条评论：

“最主要是动画形式的作用在哪里？”

我觉得就在这里。

现实与魔幻的交汇点还发生在了动画创作的过程中。这样长度的动画，你换做是宫崎骏、今敏，二三十个人的团队通宵达旦地画，也得要两三年。要是迪士尼或者皮克斯的话，成百上千人的卡司字幕我们也不止一次在电影的结尾看到。

可刘健一个人担任了《大世界》的所有职位：

编剧、导演、制片、设计、原画、动画、配音、剪辑、海报甚至还给那首洗脑神曲《我爱香格里拉》作了词。

这是刘健的选择，因为他接受不了瑕疵，接受不了妥协，“希望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于是拿起他的Wacom牌数位板，一笔一笔地画下来，一画就是4年，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2、

一个叫小张的年轻人为了给女友整容，抢走了一大包现金，里面装着一百万。

一群本没有关系的人为了这一百万出尽奇招，疯狂争抢，最终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故事的背景是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地点：城乡结合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镇，被夹在城市边缘，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缝隙里的神秘空间。

如果你去过两个以上的小镇，你会发现这样一件怪事：它们长得都一样。

一样灰头土脸的街道。

一样歪七竖八的行道树。

一样的店铺一样的招牌上一样的红字。

一样的脸孔，小镇青年，小镇中年，小镇老年，他们大多都是一样的疲惫、憔悴、冷漠，穿着一样的衣服，有着一样的名字：局外人。

小张是个工地司机，每天开车接送房地产行业的大老板，后者在车里打电话谈论经济、谈论房地产，有时则拎着几百万坐上小张的车。开久了车，小张的腰椎盘突出得厉害，他听了三年的房地产新闻、进出几个亿的交易讯息，他连个屁也听不懂。

那些造楼的工人，刮风下雨造好了楼，铺上混凝土、砖块、木地板，在漫天飞舞的灰尘里装上水管和电线。楼没造好的时候，他们晚上躺在其中一间毛坯房里睡觉，围着露天的水管洗澡，楼造好了，他们就该走了。

生产，工作，然后一无所有。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

刘健在他的上一部动画《刺痛我》里面就讲述了这样两个一无所有，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的小镇青年的故事。

到了《大世界》，小镇青年们也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他们开始试图寻求改变，方法不外乎几种：

小张的女友想去韩国整容，是要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命运；

参与抢钱的一对杀马特男女，他们决定逃离城市，拿着钱去香格里拉，幻想着改变环境，幻想着远方的净土；

为房地产老板工作的杀手瘦皮也要这笔钱，他希望送女儿出国留学，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而当他们走出幻想，试图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的刹那，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影片里呈现为一个十分有趣的关于“自由”的段子：

两个人在闲聊，一个大叔说：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这个世界上有三重自由——菜市场自由，超市自由，网购自由。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自由可以在菜市场里不看价格随意消费；

超市自由则是在超市里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而最高级的自由，则可以随意地清空自己的网上购物车。

据称这段对白是刘健在医院时无意间听到的两个中年男人的闲聊，他觉得有道理极了，便用在了影片中。

消费社会里自由被重新定义，不管你想干嘛，不管你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环境，你先要有钱，有钱才有自由，有钱才称得上是活着，有钱才能谈理想谈文化。

没钱，你多半是个局外人。

就像刘健在柏林接受采访时说的：“《大世界》描绘的是一幅群像图，没有绝对的人物主角，那包钱才是电影中真正的主角。”

3、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谈关于《大世界》的最后一个问题，故事始于那包钱，终于那包钱，形成一个盖·里奇式的环形闭合结构。故事里的人们看似在追逐各自的美好生活，实质是在追逐金钱。

而众所周知，金钱的阴谋就在于无休无止，造一个无法满足欲望。可以被量化的生活永远有更好的、更高的、更美的。所以究其根本，《大世界》的内核其实也不在于追逐金钱，而是在于追逐不到的金钱，看似在眼前，实则缥缈遥远的金钱，以及为了这个丢了性命的人们。

做一个假设：

倘若他们中的一个最后成功弄到了那笔钱会怎样？

你大可以想象，小镇青年拿着这偷来抢来的一百万块钱，来到了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大未来，一脸懵逼地发现世界依然与他无关，是他太短视了，窥不见那道鸿沟早已无法弥补……

有未来吗？有春天吗？

我们回到影片的开头，黑场上打着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一句话：

“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它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多么的浪漫主义，几乎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积极与希望。

然而你再细读，那春天是谁的春天呢？花草树木、刚出土的小草、被驱逐的鸟兽，他们就像《大世界》里的芸芸众生，死的死，散的散。

我总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管他们死不死，流多少血，争得面目全非，改革开放的春天还是春天，社会主义的太阳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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