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大有福

好几个朋友推荐这电影，听他们说来，似乎是喜剧。但是找来看了，竟不知该写点什么。自《求求你表扬我》开始，范伟那种以喜剧表现生活艰辛的冷幽默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前美女同事的话说，范伟已到了往那一站什么都不说就有戏的境界。 范伟是赵本山成就的，但我认为他的艺术成就比后者更高。 从老家扫墓回来，就想记录一些东西，结果连日加班的疲惫，终于将这件事情的实施推迟到了今日。那么，就以这些文字代替书评。实在是，平凡生活大抵如此，任何评论都显得虚弱无力。 ~~~~~~~~~~~~~~~~~~~~~~~~~~~~~ 回家的感觉总是美好且令人向往。 没有了家，那么回乡，便成为一种例行公事。 不知是不是清明放假的缘故，火车上的人特别多。记得去年的清明，还不是这样子呢。十六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过道里站满了人，水都不敢多喝，恐上厕所挤来挤去的不方便。我是最不愿意和别人去挤的，那么的渴望这个世界大家都能遵守规则，该多美好。封闭的车厢，坐对面的男人竟然在座位上抽烟，为了不让列车员看到，攥着烟头的手伸到了桌子下面，把我才穿了一周的耐克膝盖部位烧了一个洞。我特别恼恨别人破坏我的衣服，弄脏都不行。可是看看对面的一脸憨厚，想着在异乡讨生活的不易，还是忍下了心头的怒火，什么都没说。 车到侯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买回程的卧铺。硬座实在太难熬了，整个夜晚和白天，呼吸都不能通畅。辗转回到姐姐在县城租住的房子，已是下午一点多，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酸菜面条。实在是太饿了，车上什么都没吃。姐姐唠唠叨叨地说家里的鸡零狗碎，又一遍又一遍地说东家的某某什么时候结婚了，西家的某某什么时候生子了，催我赶紧结婚云云。我累得不行，一边敷衍地嗯啊两声，倒头在床上睡着了。 傍晚醒来，外甥女和外甥都放学回来了。外甥女都长到一米四了。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她才刚刚出生，眨眼就十一年了，不由得感叹时光如梭白驹过隙，小辈儿一茬茬起来，自己不知不觉老得飞快。外甥也五岁了。记得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正病重，后来还拖着病体疼爱了外孙一阵子。现在外甥满地飞奔了，母亲却再也看不到。 清明当天，和姐夫骑摩托车回山里扫墓。两个孩子闹着要去，劝了半天终于留下了。路上灰尘还是那么大，驱车一个小时赶回村里，已是满身尘土。村子里没几个人，稀稀拉拉，基本上都搬出来了。家乡仍旧流行土葬，好大一个坟堆。父母的坟前面陷了一个坑。年前姐夫打电话说这事，我担心下雨水流进去，催他赶紧填了，他说有讲究，必须清明或其他鬼节才行。奶奶也是新坟，比母亲晚两个月去世，她的坟前陷了更大一个坑。借把铁锹一边填起坟堆，一边想，爷爷的坟里埋了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会不会打架呢，呵呵。一年回乡一次，十几年了，村子里的人倒也都还认得我，打个招呼递根烟，基本上都是叔叔婶婶辈的，即便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些比我大十岁左右的远房兄长，现在也都奔四了，看上去一个比一个苍老。比父亲年纪大一点的，没几个在世了，这一辈人很奇怪，差不多五十岁上下，就因为各种疾病离世了，每一个检查出来都是晚期。各种癌症。常年的劳累，以及铁矿带来的水土破坏恶化，大概是过早离世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年轻人，有的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也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了，风一吹，他们的生命就远去了。 间或听得到附近传来鞭炮声和哀哭。大多数人还没有回来。这些在外打工或做点小买卖的人，背井离乡，每年清明的回归，多半不是因为怀念，而是缘于一种应酬般的约定俗成。 上完坟，跟着姐夫回了他家，他父亲在大门口翘首盼望，看到我，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姐夫去祭拜他母亲的空档，我和他父亲聊了几句。他毫无意外地说我不能再晃下去了，要赶紧成家，这样父母在地下也安心云云。我坐上摩托车和姐夫离开的时候，他还拉着我的手，再三叮嘱要记住他跟我说的话，我说知道知道记得记得，一溜烟走了。 前晚教外甥女作文，拿着书给他念《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不由感慨，家乡的小孩，应该对我也颇为陌生了吧。我离家的时候也不过十几岁，那时候他们有的还在牙牙学语，有的还只是一个胚胎，有的干脆父母还未彼此相遇，而今，都一个个活蹦乱跳茁壮成长了，我却以一个外人的身份走进他们诧异的目光。故乡和他乡，均非我乡。似乎另外一句诗更能表达我的心境：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多少回在梦里。只在梦里罢。农民的儿子，离开了土地，就什么都不是。 姐夫原本在黑煤窑里做矿工，这几年总是出事，小煤窑都关闭了，于是姐夫一时没了去处。做矿工，虽然危险，收入却也不菲。一天一百，一个月也有三千块的收入，足够一家五口开销还有节余。然而去年一年，姐夫也只有那三千块的收入，其余时间都在不断寻工和等待中度过。多少人说，矿工那么辛苦，生命还没有保障，为什么不做别的呢？何尝没有道理，十几年前我也曾是矿工，亲眼看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伴在几米远的地方变成残废，还有的，排哑炮，尸骨全无。在潮湿阴暗的地下二百米，我们心里装着的不是近在咫尺的危险，而是那可能给全家换来的衣食无忧。那些站在遥远处为我们担心的好心人，他们却从来不会明白“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的真正分量。有一点办法，谁又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姐夫说，现在矿上死一个人，矿主会拿出几十万私了，有三十万，有五十万。一条生命化作灰尘，全家人的生活却得以天翻地覆的改善。这就是现实。 姐夫如今在一个建筑工地给人做小工，每天四十块钱，勉强够一家人的开销，如果有个病痛需要就医或其他事情，则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了。我在那里和他们商议了半天，竟没有任何好法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本钱可以让他们去做个小生意，甚至没有条件给他们租一个好一点的住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每个月的生活费里，挤出一些，尽可能承包了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我所生活的，是一座纵使日进斗金也无法生活从容的城市；我所从事的，是一项无法通过物质来体现自我价值的事业，至少短期内不能。 站在回程火车的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嫩绿的是杨柳，碧绿的是麦田，走着走着，就看见夕阳西下，光影朦胧，山在视线里沉默不语，然后万家灯火燃起，再然后万籁俱寂，耳边只有滚滚车轮的回响。人生无非就是在喧嚣与静寂中周而复始。一个人想了很久的心事，和衣躺下。终究无法有很好的睡眠，一如这十几年来愈来愈严重的神经衰弱。母亲去世后，原本在小时候因为性格相异而彼此排斥的我和姐姐，似乎忽然意识到了血缘的重要，联系多了起来，牵挂也多了起来。然而，我并不能使他们活得更加从容，我自己的幸福，也依然遥遥无期。 在这样的夜晚，在电脑前一边打字一边回忆，已经无法重复当时的心情。依然清晰的，是对自己的承诺，要做山一样的男人，要懂得爱，要做所爱的人的英雄。一个男人必须有一颗坚韧的心，因为这颗心所要承载的，不止是一家人，甚至是整整几代人的希望。前路仍旧漫长，然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还努力，只要不放弃。

《耳朵大有福》 这是一部拍给我妈妈和她的同龄人的电影。 片中出现的二八自行车，苏小明的歌曲和长征组歌里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都让我妈妈产生了她童年的共鸣。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太过遥远和陌生，它们都曾经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象征，而导演张猛将这些时代记忆全部浓缩在范伟所扮演的退休铁路工人王抗美身上，而它们的命运，正如离开工作岗位的这个工人一样，在新思维，新时代的包围下，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那么地彷徨和迷茫。 影片从一开始时，退休告别宴上的冷席残羹，凉透的茶水上，营造出了一种不安的氛围，一个在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老工人如今佩戴着胸花，即将迎接退休后全新的生活。这种不安却被王抗美的特贡烟，“紧不到哪儿去”和别人口中有出息的女婿冲淡。这种假象一直延续到他走进食杂店，轻车熟路地在柜台上冲泡面让人以为他还有个小店做营生。到此，导演才将主角身上貌似光鲜的外衣扯去，让我们直击一个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供养卧病在床的妻子的工人在生活上的拮据和落寞。 而他人乃至自己妻子所相信的希望，即自己有出息的女婿，却在老工人那里被刻意回避。直到我们发现他女儿女婿婚姻中的可怕裂痕，才明白这种回避不是老人的自负和孤傲，生活的悲剧从老人家被吵架掀翻的桌子开始上演。而悲剧显然还在通过对希望的持续毁灭而在加速扩张，随着故事的发展，老人的家庭开始被完整地呈现，女儿终于和女婿决裂，妻子仍然卧床养病，儿子的不争气，弟弟的不孝顺和老父亲的凄凉晚年，当今中国底层社会家庭中几乎可以发生的悲剧全部集中在范伟的身上。不但是家庭内部，社会外部的压力更是残酷，修火车似乎是老人几十年工作中唯一擅长的技能，他的身体更不允许他去尝试蹬三轮这样的重体力活，擦鞋工不成比例的付出和收入更无力缓解他的经济危机，电子商务变成了传销的陷阱，就连他所自认为擅长的歌唱带来的希望，也被年老声衰的可悲现实无情地抹杀。 而他的悲剧不但是生活层面的，在精神上，他所面临的痛苦不啻于他的财政危机。从他的名字，到他的歌声和思想，全部都是上个世纪建国初期的产物。从被小姑娘笑话名字女人气，到面对流氓小青年的从正义感蜕化成的绥靖和妥协，再到他在街头二人转草台班的老板前谈“艺术氛围”，全都在昭示着他与周边社会发展的脱节，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他在蹬车小伙那里谈“核心技术”，在擦鞋大妈那里问“行业饱和”，再到时刻关注的主流报纸和新闻联播，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他所时刻怀念的长征年代。他似乎具备老一辈革命家的一切优点，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可是当“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伟大思想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退休工人身上迸发出，却没有任何空间施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和无奈。这个社会的高速变化已经不再给他任何的机会，被人调侃的干部身份甚至给了他短暂但极大的精神满足，那句“下来走走”和他的破黄胶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他的这种崇高感却让他在选择再就业的问题上步履维艰，对从事低层工作的巨大抗拒，和时刻抱着靠音乐吃饭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只能在酒后重温高尔基的海燕的风骨，却在现实中为了找开钱，宁可选择一包洗发露而不是旧书摊上的《母亲》。曾经是自己主要支撑的精神食粮在这里却无力变成妻子急需的营养品和住院费，变成了最桎梏他的枷锁。 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让王抗美似的小人物普遍产生了唯心主义。出镜不多的妻子吃饭前祷告的圣经的，作为一个重要道具的几次出现，就是一个例子。而本片的片名，一句“耳朵大有福”，竟成了王抗美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原本省吃俭用的他，竟然因为算命姑娘的几句美言，掏出十块钱的“大票”给人家小费。唯心主义所带来的安慰，和把他误认为是干部的玩笑带来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一刻王抗美忘记了生活中的坎坷，表现出了苍白，短暂，但无比的幸福快感。而这在我们看来，却是更加可怜和可悲，充满了黑色幽默。 张猛导演的成功塑造，和范伟入木三分的演绎，让王抗美这个角色成为了新旧时代交替时，代表着老社会的底层大众的鲜活符号。王抗美蹬着他的破自行车，在东北小城集安到处是拆迁工地的断壁残桓间游走，让我脑子里浮现出了《第七封印》里在中世纪的废墟中独行的骑士。不同的是，骑士是一个美化的理想主义似的英雄，在与死神的博弈可以谈笑风生，而王抗美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式的Everyman。骑士被废墟衬托出了高大，而王抗美则和他身边的拆迁工地的破败浑然天成，一片颓然。纵观中国的电影史，我们领略过《卡拉是条狗》里的葛优，《落叶归根》里的赵本山，甚至是《看车人的七月》里的范伟，这些都是社会边缘人，小人物的经典。但王抗美的出现足以把小人物的塑造标准上升到新的高度，导演只是客观地从旁记录他的生活，没有任何潜意识的说教和英雄式的觉醒。让我们不但跟着他的幽默和黑色幽默晴转多云，更能从他的类似为了不走水表，让水龙头滴水一夜，攒足一桶水洗妻子的衣服的种种细节中，把握住他已然成为一个即将消亡的时代的最后象征的灵魂和神髓。 这是一部压抑的片子，很多人会冲着范伟的名号把他当作喜剧片来看，但这些人会深深地失望。范伟在对这样的生活中小人物表演尺度的拿捏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能没人乐意重温一遍这样的片子，但结局中王抗美打破内心的枷锁，决然做一个修车师傅，并抛开家庭的烦恼到舞厅近乎发泄般的跳动，配合着他随着长镜头渐行渐远的长征歌声，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活下去”这个质朴的希望，也在感染着镜头外感到陌生和亲切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