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

一、
    《太阳照常升起》看到一半，我的从理智上把握这部电影的企图就已经凉掉了半截。有的电影会很自然地促使你运用逻辑，而有的只会让你喝醉。喝醉并不是坏事，至少对于看电影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状态；可惜的是现在的电影观众太不珍惜这种状态，他们习惯了好莱坞式的首尾圆满的逻辑结构，偶尔碰到某些发疯的导演，给他们酿了一坛好酒，却弃之如糟糠。
    显然的，这部电影的不适合人群有：历史考据癖者（他们不能容忍房祖名的匡威鞋和演员们的时髦打扮）、理性强迫症者（他们对于黄秋生的死耿耿于怀）、象征主义符号学崇拜者（最终他们沮丧地发现无论哪一套解释都很合适，这就意味着都不合适）、原著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抓狂地发现它几乎和它没啥关系）……，总之，它不适合无趣的那群人，即便是偶尔地无趣一下。

二、
    理性使世界变得条分缕析，感性使世界有趣。
    理性让我们有饭吃，感性让我们尝到饭的美味。
    逻辑使电影可以看得懂，直觉却是好电影的王道。
    
    找个时间去直觉电影才是正经事儿。

    所以要把逻辑都拿去洗一遍只剩最有用的；把推理的皮也扒干净，别让它迷糊了我们天生脆弱敏感的心灵；归纳总结当然是第一个要吊死的，一点儿也不冤枉了它；还有紧皱的眉毛，我们义不容辞地负有解救它们的神圣义务！
    
三、
    姜文的激情就目前的状态来看，还是一座活火山。他被电影体制压抑太久了？他在文革时的青春往事太多了？他对这群人类的感觉太疯狂了？他在宣泄情绪。
    姜文对文革的回忆，会让很多人抓狂。但谁也无权阻止另一个人表达自己的回忆。说不定它就是粉红色的，说不定它就是激情燃烧的，说不定他就是拿时间的距离说事儿了！这是重点。他可以目睹，但目睹的东西在经过时间的洗汰之后，就美了，就生龙活虎了，谁也保准不了姜文就是疯子啊，就算他不是疯子，你就非得要人家也成天想着迫害抄家不成？
    这是个政治问题。姜文政治上没有犯“那个错”，但也没犯“这个错”。这就证明，他不是疯子。

四、
    问题是，姜文在装疯卖傻。他有一腔的话要说，他感觉自己装满了见解，快要飞起来了，恨不得全身都长了嘴各讲一个精彩故事，横槊赋诗唾沫乱飞！
    这又成了一个策略问题。
    故事不重要，因为无论怎样一个复杂的故事，都满足不了他的表达欲。幸亏他还有全中国最毒的电影语言，和最诡异的想象力。
    所以我庆幸自己看不懂情节，于是我可以放下理性的包袱，丢开逻辑的缠绕，只专注于影像的原始冲击力。情节、剧本、表演是某戏剧导演的爱好；运镜、剪切、光影才是电影导演的正经事儿。鹦鹉很假，但没关系，太真就做实了；上吊也行，因为他不上吊就不好玩了；镜头更好，动得停不了，就要停不了；鲜花盛开的铁轨也魔幻，魔幻是一条阳光大道。

五、
    现象就是事物的本质。再造的回忆和对待这种回忆的情绪，就是这部电影的现象。可能他会经常流露出来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拼凑好，是姜文的某些隐藏的看法，几个很挠人痒痒的词，就是历史观、民族观。但这基本上很难，我宁愿相信很多细节来自于一个有诸多情绪而浑然一体的头脑的灵光乍现，而不是去相信这个有趣的脑袋竟然会干出设计细节来微言大义这种极其无趣的事来。
    当然微言大义有时也挺有趣。

六、
    在心灵的敏锐的感受力严重流失的情况下，看这部电影是一种折磨。

七、
    当然姜文已经激情了三把，有理由怀疑他的激情是不是快喷完了。男人总不能一直在射精。图穷而匕现，坐等姜文下一把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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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太阳照常升起》十几天了，今天又看了一遍。

在电影院时第一个镜头我就没绷住
虎躯一震，心中暗道一声不好，着了姜文的道。
只见低机位的摄影机匀速、有力的推出一个嚣张的斑斓轨迹，光、影、色、形皆已分崩离析
花，带着风声呼啸着生生扎入眼球
一时间心头一沉
high了

结构、符号、政治隐喻之类无须赘言，自有阐释学爱好者以乾嘉手法庖丁解牛，六经注我；
高呼看不懂的也请保持身心健康，有秩序的离场，看不懂不是谁的错，第二天一起床您的生活又能正常了。
太阳照常升起。乐观一点。

疯妈说：“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
对于在第一段中被冲击地晕乎乎的观众这是一个导演的爱心小贴士，“先看着，自有分晓”
我深信的是，影片的倒叙手法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没有办法，别无他途，否则就没有这部电影，什么都没有。
美丽的接近危险的事物都有一个特点：非此不可。
比如《低俗小说》，比如《地下》
1976的春夏秋，姜文把六个人的命不由分说摊开，推到观众面前，
正在狐疑间，1958收拢了所有的线条，每个人的面容都在此成为一个历史的纵深，他们恣肆如狂，全然不知今夕何夕。
观众则坐在命运女神的高塔之上俯视，时间被具像化为点，线，面，一览无遗又讳莫如深。
叹息在黑暗中传递，像暗号一样。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身处过去之中不断想起刚刚发生的未来，其间还有沉默的18年，像水下隐去的冰山——电影万岁！

第一个问题，疯妈疯吗？

看完全片，想起疯妈上树、刨坑，想起一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登时心里空落落的。
什么是疯？不和谐。
疯妈带着小队长来到阿辽沙的故乡，无论是找什么等什么梦什么，总有一点什么
但有一个前提：她不能与死亡媾和，像那些正常人一样，相信生就是生，死就是死。
那么就疯吧。让羊上树，让河岸漂浮如舟，让死人把烟头抽进肚子，用石头砌成一个无人知晓的世界。
小队长进入了石屋，这脆弱不堪的空间之中，一切实在之物都经不起一声喷嚏，湮灭如尘。
疯妈念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现在黄鹤楼也塌了。
治愈一个疯人就像叫醒一个梦游的人——多么简单，多么恐怖。
当他惊惶的从石屋中逃出，却不知，疯妈已经无处去发疯了。
所以当他回家，疯妈不疯了，通情达理，神志清醒。
然后她不见了。
疯是一根肉中刺，疯妈活一天，它就让疯妈疼一天，苦熬一天，然而一旦
一旦将它拔出，疯妈就要消失了——
不是死，是消失，谁也找不到她。

以此而观，世上不疯的人只怕不多——只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曾溺于爱恨，每一颗灵魂都渴望上升。


第二个问题，梁老师一定要死吗？

梁老师的自戕是一个结果。
但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把第二部分拆分下来，也很难在色情质感和狂欢气息中觅到死亡的只言片语。
那么我们对表：1976。
无须隐喻，傻子都能想象，被放逐到厨房的情调小资梁老师经历过什么。
流氓事件只是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根稻草。
梁老师和老唐走在校园里，梁老师喃喃的说道“：陌生，陌生”。
是啊，多么陌生，性压抑像低低的云压着每一个人的额头，
人们狂热的追赶流氓，十二万分的关心女同志神圣不可侵犯的臀部。
那可是屁股啊，生死攸关的屁股，革命事业的成败就建立在对屁股的捍卫上。
林大夫的躁狂症式的极端生理化的爱，和那个“如花”一声兼具深度与质感的“丢你老母”
是一种失语症的发作——革命年代是一个骟掉抒情能力的坏年头，这事儿，怎么说呢，没法说啊。
梁老师沉冤昭雪，虚惊一场，他不是一个摸屁股的臭流氓了。
老唐出门去找林大夫来庆祝
窗帘在梁老师眼中缓慢的飘荡
我分明在梁老师的眼神里看到了两个字：
没劲

在第四部分的婚礼狂欢中我又看到了梁老师
帐篷外，男人和女人旋转成无数光圈，他们像发亮的石头在火光中盘旋
酒精与音乐把血液烧得滚烫，女人像海豚群，出没在一片男人的海洋里
一个老人猛然在他老伴儿脸上香了一口。
他第一个冲上去把新娘抢过来，抛入人群——大笑着在女人身旁游走，手被一个个女人笑骂着拍开，最后被姑娘们按在地上好一顿修理。
难怪他说“：陌生”。
所以说，他死了也就死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第三个问题，天鹅绒是什么？

1958年的老唐和1976年的老唐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仍然是个雄性动物（带着姜文的审美取向），喜欢枪，企图控制一切，狡黠，但他已经不一样了。他身上的力量正在丧失，他的情妇林大夫爱上了梁老师（我相信他知道的），他被赶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只能带着一帮野孩子意气风发的去——打野鸡。他也知道，怅然若失的说“：你们说死人会笑吗？”，他觉得梁老师会笑话他的。妈的，最要命的是，他已经不浪漫了。

姜文用大端的篇幅描述老唐如何枪法如神，如何顾盼自雄，其实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了，一条汉子，整天打野鸡，一举三得，一是为了队里二是为了管孩子三是为了打发时间，向一群低级禽类展现自己的雄性统治力，我看见的是——这人快不行了。

可是连自留地都失守啦。偏偏还是自己的结发妻去勾了那个嘴上没毛的小队长，在黑暗里他沉沉的呼着气。无力感。怎么办。其实后来他都已经准备就这么认了，他现在就像个废墟。他也原谅了老婆，继续去为队里打野鸡。可天杀的小队长说“：你老婆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

不开枪的话他就彻底毁了。

天鹅绒是什么？
是穿过18年幽暗时间一直握在他手心的信物，是早已灰飞烟灭的轻狂时节遗下的一枚残片。
小队长的话既是抹杀又是提醒，把他整个贬成了蝼蚁。

不杀不行。


第四个问题，世界从那里开始吗？

第四章，绚烂至极而归于目盲的一章。
它必须耀眼，必须无以伦比，唯有此才能使前三章都臣服为它的回声，它的遗迹。
在那个1958年，所有人物都在燃烧，烧他们的声音，血液，骨骼，他们不惜汗，不惜泪，不惜命。
所有人在他们最好的时候。生命浓得发苦，容不下一丝松懈倦怠，电流走在他们的神经上，迸裂着火花。
疯妈在一堆遗物前哭得透彻，老唐雄性的枪声在群山间回响，梁老师笑得一口白牙。

疯妈与唐妻并行在山路上，最新鲜的苦难与最新鲜的幸福对峙，沉默与语言交换着消息。
其后，苦难拐向“非尽头”，幸福拐向“尽头”。
其实上面那句话是同意重复。对不对。
惊心动魄的是，我们什么都知道，而她们却一无所知。
是的，世界起于我们的无知。

但是
起火的帐篷照亮了整片戈壁，火车轰鸣着开到天上去了，他一笑天就亮了。
电影结束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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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先生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还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儿。”
姜文的这部电影正是用诗意有趣的方式来写性，进而阐明一些道理。可惜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剪辑风格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太过先锋晦涩，别说品味有趣、体悟道理了，观影者甚至连故事的来龙去脉都难以捋清。
既如此，我们不妨绕过复杂的结构形式，从分析剧中的主要人物入手，先来看看姜文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疯妈：
“我知道，我知道……”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哪呢？是疯妈跟志愿军战士开始相爱那年，更具体一点，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疯妈羞怯地说：“不……”而战士却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强行将她推到，从此她成了他的女人。所以这句话是初次开启疯妈灵肉之门的一把密匙，虽非誓言，却胜于誓言。
第二次出现这句话，是在边境接收丈夫遗物时疯妈的喃喃自语，疯妈不相信丈夫已死，认定丈夫是去找别的女人，因为丈夫曾说:“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还因为她在丈夫的遗物里发现了别的女人的辫子。
她的丈夫死于1958年，她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丈夫遗物的，苏联人叫他的丈夫阿廖沙，她的丈夫给她写过很多信，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信到最后也是由苏联人交给她的。后来她让她的儿子拆了一封信念，信里写满的只是一句话：就叫我阿廖沙吧！她问他儿子懂吗？儿子说不懂，她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句话说明了有些隐情不是人们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开始交恶，边境上的战事一触即发。从苏联人交给疯妈遗物以及丈夫的苏联名字可以看出，阿廖沙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靠苏联的叛徒。那么是否能说明阿廖沙是被中国人打死的呢？别急，我们来看看苏联人是怎么说的。苏联人说，经过调查，阿廖沙死于天真浪漫，还是跟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一起死的，遗物中还有几条颜色各异的辫子。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人眼中阿廖沙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且死于一场桃色事件，也许是他上了不该上的女人，被苏联人打死了。
这应该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那个讲究出生及社会成分的年代，疯妈跟她的儿子是不可能过上安生日子的，更别说儿子还能当上小队长。所以疯妈的丈夫其实是中方打入苏方的卧底，或许因为执行秘密任务，不幸泄露身份，被苏联人打死了。又有别的卧底同伴帮他将此掩盖成了一起桃色事件，苏联人对此也有所怀疑，所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还是被瞒了过去。在此之前苏联人对阿廖沙也有所戒备，所以他寄往家中的信一封都没有投递成功。
因为中苏两方的紧张关系，所以即便阿廖沙已死，也不能暴露阿廖沙的卧底身份，或许疯妈跟儿子回去的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家乡，只是上面安排下来，让李叔他们照顾这对母子。或许上面给李叔他们的说法是虽然疯妈的丈夫是叛徒，但是她丈夫的父亲是烈士，丈夫做了叛徒母子俩不好回丈夫真正的家乡，就安排到他们那里。
其实李叔他们对阿廖沙的家族历史根本不了解，所以才会在跟小队长讲起其家族史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阿廖沙在接受卧底任务前，应该是隐匿了一切社会关系，才去苏联的，所以才会有那张剪去头像的照片，但是因为太过思念疯妈，写了大量的信，才暴露了这层社会关系，于是只好扮作风流成性，在苏联人面前假意冲淡这层家庭关系，以获取信任。所以疯妈在所谓的丈夫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其实是饱受歧视与误解的，人人都知道她是叛徒的妻子。
疯妈自己知道阿廖沙是卧底吗？我的看法是开始不知道，读了信以后懂了。她让儿子念的那封信反反复复就只有一句，那是一种无奈到极致的狂躁，有这种心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投敌的，后来她又找到被丈夫剪去头像的合照，就彻底明白了。所以她在家中挂李铁梅的画像，这是在证明自己及其丈夫的清白，是对身边歧视与误解的一种无言反击。但是她虽然坚信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却宁可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一方面这是唯一能逃避丈夫已死这一现实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丈夫在苏联人面前的故布疑阵与假装风流也彻底迷惑到了疯妈。
在这样一种身心压抑的环境中，疯妈梦到的那双绣着鱼的鞋，用精神分析法来看，鞋口象征着女性的阴户，而鞋子的整体则可看成女性的子宫，鱼则象征了儿子。梦境都是现实心理的投影，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意象呢？
一是疯妈十八年没有过性生活，她跟儿子所说的阿廖沙的枪象征了男性的阴茎，枪由长到短，说明阿廖沙离她越来越远，因为长期的性压抑她梦到了鞋；二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好十八岁，刚刚好长大成人，十八年前的那一场虚惊给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这十八年来她担惊受怕地总算将儿子拉扯成人。在此期间，她动辄动手打儿子，也是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怕他出什么意外，所以她梦到了鱼。她去买鞋是对那种夫妻和睦、母子平安的生活的向往。
在疯妈心目中，阿廖沙一直都没有死，只是去找别的女人了，眼看着孩子十八岁了，她愈发殷切地盼望丈夫能早日归来，她想把儿子成年的好消息告诉阿廖沙。所以她要反复上树高呼十八年前侥幸捡回儿子时，站在火车顶上反复高呼的那句话：“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
十八年前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没有死；十八年后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已成年。登高，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跑去哪里，希望声音能传向四面八方，也希望丈夫不论在何方都能一眼看到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丈夫给自己的信中读到了普希金写的“树上的疯子”，这是她的心结，也是潜意识的一种迎合。她担心树长不直，长不高，其实是担心自己登的不够高，自己的声音传得不够远，阿廖沙听不到自己的呼唤。于是她刨坑，将阻碍大树往高往直生长的鹅卵石全都挖出来。
这时候，李叔回村子了。李叔是最初带她和她儿子进村的人，也是最早散布她丈夫是叛徒这一谣言的人。所以她要骗她儿子李叔是鬼不是人，李叔的话不能信，这也是她不让儿子读书、工作的原因。他害怕儿子受到伤害，更怕村里的人跟他儿子说阿廖沙的坏话，自己又无法言明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只好靠装疯卖傻来给儿子制造麻烦，从而保持儿子与外界的隔离。
她因为儿子的不理解而与儿子发生争吵，甚至砸坏了家里的家具，她用从树下刨出的鹅卵石砌了一座石屋，这是她封闭内心的外化表现。她将摔碎的家具粘合好放入石屋中，还在石屋中粘了一张两个人的“合影”，男的是她的儿子，女的是李铁梅，她置身其中，儿子的样子减去她的样子就是阿廖沙的样子，再加上对国家的忠心，对革命的赤诚，就是根正苗红、和睦圆满的一家子。
期望很快变成了绝望，疯妈认识到阿廖沙是不可能回来了，她反复吟诵着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儿子发现石屋，并且几个喷嚏将石屋里的家具重新打个粉碎的那一天，疯妈不疯了，她告诉儿子以后不会再打他，让儿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再束缚他，等儿子离开了家，疯妈便投河自尽了。
对于疯妈的自尽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表面上疯妈认定阿廖沙并没有死，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阿廖沙已死的事实，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阿廖沙老了。只是因为这侥幸逃生的儿子还未长大，疯妈还不能追随阿廖沙而去。终于，儿子长大成人，疯妈在感到完成使命的同时最后一次幻想着一家三口可以团聚。在最后的疯狂之后，疯妈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庇护，能够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是时候去另外一个世界同爱人相聚。
这段剧情我阅读到了一些政治隐喻：1958年到1976年，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处于一个极度非理性的时代，就像疯妈一样，别说当时的外国人理解不了，就连现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疯妈虽疯，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呵护她的儿子能够安全茁壮地成长，哪怕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中国虽疯，也是在摸索一条富国强国之路，哪怕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阿廖沙的遗物中有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书名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困境：当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该怎么办？
唐叔：
“搞鞋”跟“放枪”是唐叔最喜欢做的两件事。他在南洋追求唐妻的时候就喜欢帮唐妻把小一号的鞋搞大了穿，在大学里与林医生鬼混的时候也喜欢帮林医生搞鞋。唐妻去新疆找唐叔时，唐叔拿着一把枪在“路的尽头”等待唐妻，他一手拥住唐妻，一手对着天空鸣枪，嘴里却对唐妻说着：“你的肚子像天鹅绒。”在下放期间，他更是天天拿着枪跟一帮孩子在林间打猎，甚至为了打猎而夜不归宿，他的枪法很准，总能打到很多猎物交给小队长，赚取公分。
为何唐叔会如此热衷于“搞鞋”跟“放枪”呢？因为他是个性无能。如果说鞋象征了女性的子宫，因为他搞不大女人的肚子所以只能拼命地靠搞大女人的鞋来证明自己的本事的话，那枪则象征着男性的阴茎，他因为自身的阴茎无法勃起而热衷于用枪声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他用猎杀动物的快感来代替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性快感。因为自卑，所以他在与女人见面时都不忘手握钢枪；因为无能，所以他只能意淫与女人云雨的场面，隔着衣服拥抱后说女人的肚子像天鹅绒，所以连所谓的偷情也不过是跟情人一起洗头。
因为唐叔的性无能，唐妻与唐叔长期两地分居，最后看在夫妻情分上送唐叔下放。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唐妻极度渴望有性生活，进村路上那一句“知子莫若母”还充分体现了在唐妻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因此而产生了很浓的伊俄卡斯特情结（恋子情结），这也为日后她与小她二十多岁的小队长的偷情埋下了伏笔。
唐叔因为性无能而彻夜不归，虽然能享受到打猎的乐趣，可他依旧过得很苦闷，他想过自杀。他看着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问：“一个人死了，他还会再笑吗？”孩子们用爽朗的笑声做出了回答，他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在回家后却撞破了自己老婆与小队长的奸情，他像不杀交配时的动物一样，默默走开了。
第二天他告诉老婆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便与唐妻离了婚。他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根本不怕死，只是想弄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他答应小队长去弄一块天鹅绒。在与北京朋友的交谈中他明白了这一切只能怪自己是性无能，他打算原谅小队长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根本不想带天鹅绒回去，“肚子像天鹅绒”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意淫，并非实情，所以朋友说不好弄，他也就没再强求。回去时他带了一面镜子给唐妻，似乎是在说：“我无能为力，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他又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已经自己找到了天鹅绒，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来，并且非常认真地说，唐妻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恼羞成怒的唐叔感觉自己的性无能遭到了暴露，尊严蒙受了羞辱，遂枪杀了小队长。
这段剧情中有较多政治隐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影片安排性无能的唐叔带着枪在这一年与唐妻结婚，暗讽浮夸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而会演李铁梅的小姑娘来找去过南洋的唐妻讨教穿衣之道，则象征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开始有了开放改革的诉求，暗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唐妻说苏联的大炮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暗喻外强中干的苏联必将走向解体。崔健演的唐叔好友所说的：“我又不是领导，哪来的天鹅绒？”以及小队长最后扯出的锦旗则是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好搞面子工程的辛辣揶揄。
梁老师：
梁老师多才多艺爱唱歌，最喜欢弹唱的是一首叫“美丽的梭罗河”的印尼民歌。为什么最喜欢弹唱这首歌？是因为他异常怀念当年的南洋生活。为什么异常怀念南洋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他最心爱的女人是谁?是唐妻。这不但体现在他反复弹唱的印尼民歌里，还体现在1958年唐妻归国去新疆与唐叔成亲，在狂欢舞会上，梁老师先是鸣枪，然后冲到唐叔身边将唐妻抱走。这看似是欢庆时的玩笑，实则真切地反应出梁老师压抑已久的欲望。
朋友妻，不可欺。梁老师因此而长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因为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不肯娶其他女人为妻。长久的性压抑让梁老师在接收一切有关于性的讯息时都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在厨房发生性骚扰电话事件时他会如此的心神不宁，以至于用菜刀切烂了自己的手指。在亲手接到性骚扰电话时他恶狠狠地丢了一句：“屌你老母！”这算是压抑中的一种宣泄吧。
林医生虽然跟唐叔不清不白，但由于唐叔的无能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对来打针的梁老师百般挑逗。包扎好伤口的梁老师在学校露天影院偷摸了一个女同学的屁股，这也是长久性压抑所致，在一片“抓流氓”的喊打声中，梁老师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唐叔的住所，撞见了正在给唐叔洗头的林大夫。两个人一起从窗口逃走，梁老师落地时不慎将腿摔断，住了院。
对梁老师心生爱慕的林医生向校方谎称自己也是被骚扰的对象，并想设计指认梁老师，未遂，于是有了那段在医院病床边如泣如诉的表白。那真是我听过的顶好听的情话，可梁老师却对林大夫说：“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了，可是说的话却像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梁老师最浓烈的性格特点就是严肃刻板，不逾矩。他认定三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就像他认为对自己朋友的老婆是不能动任何念想的一样。人不能不守规矩。
林大夫走了以后，接着是骚扰电话的拨打者的真情告白。这两个女人的表白像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一样动人心魄，她们为爱而制定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巨大，可这一切只能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梁老师的性压抑，压抑到他喘不过气来。
在梁老师招供不久，校方却宣称抓到了肇事者，为梁老师洗刷了“冤屈”。也恰在此时，梁老师彻底看穿了唐叔与林大夫的奸情。在最后的狂欢后，自缢身亡。
对于梁老师的自杀，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明明自己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虽然让他感到侥幸，却更让他感到困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其二，那就是这性压抑已经深入骨髓，性的苦闷导致生的苦闷，他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跟了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女人也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性（这里假定他并不知道唐叔是性无能），自己却除了自我压抑以外别无选择，不堪重荷的他彻底走投无路了，除死之外，不得解脱。
这段剧情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梁老师有一把枪，他只在唐妻回国的那个狂欢夜放过两枪，就没再使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他拆散了扔在床底，就是让唐叔这个性无能拿去充威风。影片中梁老师藏枪、弃枪象征着压抑性欲，关照到现实恰恰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间惨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倍受打压，而那些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却威风八面，不仅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还一占就占两个茅坑。梁老师最终是被母亲传下来的枪带给勒死的，这也象征了那个年代獐死于麝，鹿死于角，有识之士往往为自己的才识所累，惹来杀身之祸。
梁老师明明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讽刺了当时中国司法的混乱，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吴主任抓流氓时只会出荒唐昏招，在办公室里只知道高唱红歌，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不仅所抓的流氓都不是本校的师生，就连被侵犯的女性也都不是本校的师生。这讽刺了政府部门不办实事，空喊口号，只讲政绩，颠倒黑白……
以上是我对影片基本剧情的概述以及对隐藏剧情和政治隐喻的揣摩，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影片整体立意的理解。
“太阳的升起跟希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仿佛看到了姜文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道。没错，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当疯妈在铁轨上托起九死一生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一笑天就亮啦”的时候，怎么会料想到，这个耗尽她余生精力呵护成长的孩子，会在成长到十八岁那年，在她刚刚认为可以了无挂碍地随孩子他爸共赴黄泉那年，被人用猎枪轰爆了脑袋？
太阳照常升起，这是影片名。当我看完影片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一切终将过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古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还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没错，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相比，人类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羁绊历史的脚步，也无力压制时间的成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谨记王小波先生的这句话：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今天是宁波第一天放映姜文的《太阳照样升起》，下班后迫不及待去影院看了。看过之后，有一肚子的话想表达出来；看到第四个段落，周韵挺着大肚子去营房看一堆亡夫的衣物时，我竟然泪流满面。这是一部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的电影，从叙事结构上它借鉴了昆丁·塔伦蒂洛的成名作《低俗小说》，从表达形式上又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

姜文说，这部影片的故事可以放在任何时代背景来演绎。不错，这是一部关于两个爱情湮没的故事，放置在民国、当代；南美、西班牙、韩国，都可以。但放置在1958年到1976年的背景下，却又宛若寓言。

先说爱情。

周韵还是一个年轻女学生的时候，就被“最可爱的人”诱惑/爱上了。当她大腹便便到大漠的营房去看孩子的父亲，只剩下一堆衣服。她带着痛苦乘坐空荡荡的火车离开伤心的大漠，遗腹子房祖名出生在火车上。

姜文是一个回国建设祖国的南洋归侨，他的女朋友孔镱珊骑着骆驼千里跋涉，就为了他信中的10几个字：你来，我们结婚，我在路的尽头等你。在茫茫大漠中，她真的看到了路的“尽头”，姜文站在“尽头”的后面。在苍天、大漠、他和她中，他说：你的肚子像天鹅绒一样。在沙漠的狂欢夜，他娶了她。

这是1958年的故事，两个女人在大漠的旅途偶遇，一个为着幸福的爱情，一个为着伤心的爱情。

1976年，爱情都湮没了。

周韵带着遗腹子到爱人的故乡，云南的一个山村里。1976年，因为一个梦，和一双绣着鱼的花布鞋，她“疯”了。她看见了重复着亡夫曾经的话语（“我知道，我知道”）的鹦鹉，她追逐这只鹦鹉。她儿子房祖名有着算术的天赋，却被疯妈给逼得不上学，不出门，不出工，随时都堤防着妈妈会做出疯狂的事。

周韵最后对儿子说：我现在好了，你去接下放的人吧。房祖名接了下放的姜文和孔镱珊，半路上就得知自己的疯妈失踪了，只看到沿江漂过的衣物，还有那双花布鞋。下放到山村的姜文成天带着山里的淘气孩子上山打猎，以猎物来挣工分。偶然的一次，他发现了周韵搭的隐蔽的石头房子。他趁夜去探访，看到女人的衣物。而这个夜晚，当他回到家时，却发现自己的老婆孔镱珊和小队长房祖名通奸，她对房祖名说：你唐叔说我的肚子像天鹅绒。

他将猎枪对着房祖名。对死亡毫无畏惧的房祖名问姜文：天鹅绒是什么？姜文说：我会帮你找块天鹅绒，但你看到天鹅绒的时候，也就是你死的时候。离开山村的姜文没有带回天鹅绒，因为他的朋友崔件健开导了他，不是房祖名的错，是他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带一帮毛孩子打猎，把老婆搁家里撂荒的错。但房祖名带回了天鹅绒，他对已经侧身而过的姜文说：她的肚子一点也不像天鹅绒。

“砰——”

两个爱情故事都湮没了。

再说寓言。

周韵在1958年生下遗腹子，在1976年，她疯了。她儿子一直都搞不清楚妈妈是真的疯了还是偶而迷乱。1976年，记得那个年代曾经有一期美国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Are China Mad? 从习惯于把祖国比做母亲的年代过来的姜文，显然想隐约地表达，1976年，母亲疯了。（1958见，大跃进；1976年，文革结束）

癫狂状态中的疯妈周韵，她上树去抓羊，跟猫说话，给树刨坑，用石头垒房子，在屋顶上用她的海边家乡方言反复地背诵古诗。疯妈不让儿子上学，不让儿子出门，不让儿子出工，经常打儿子的耳光；然后把家里的东西都摔碎了。影片开头，她就把儿子的算盘摔碎了；有一次，她儿子陪着她把家里的碗碟器皿统统都摔碎了。房祖名偶然发现疯妈搭建的石头房子，里面把曾经破碎的东西都拼合好。但房祖名抑制不住的喷嚏把一切表面拼好的物什又都统统震碎了。1958年到1976年，Mad的中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活动，连任何外族入侵都不曾毁坏过的曲阜孔林都给捣毁了；掀起的文攻武卫，将传统中国文化的亲情人伦彻底撕毁。现在重新又拼凑的文物和文化，恐怕几个喷嚏也能震得粉碎。

再说魔幻现实的隐喻。

那只说着“我知道，我知道”的鹦鹉和剪去人头的合影照。周韵以为把合影上亡夫的头像剪去就可以忘记不堪的伤心事，但在内心底又无法摆脱。鹦鹉是她的幻觉，也暗示着她心底里无法抹去的期盼。

羊和树。周韵从树上抓下了一只羊，在树下刨了一个大坑。她说，那树因为下面的石头的缘故，所以斜了。房祖名有一次听说疯妈背着石头到河边，追过去，一路上到处都是羊。羊似乎是周韵压抑的情感的指代，而那棵树是她生活的象征。

石头和石头房子。周韵从树下刨的大坑里挖出了很多石头；她背走这些石头；后来房祖名就发现了那座石头房子。石头象征着坚硬，似乎是她在情感上一直执着的影射；石头房子几乎就应该是她的内心了，虽然破碎了，但依然还保留着完好的影像。

鞋和衣物。她因为鞋而迷乱，癫狂；她最后失踪后只剩下一身顺河漂流的衣物。她最初去大漠的营房时，看到的也是亡夫的一叠衣物。姜文趁夜到石头房子里，也见到了她的衣服。鞋和衣物都表示着她感情的投射，那双导致她癫狂的鞋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一开始就化成了幻觉中的那只鹦鹉。姜文走进她的内心，看到她的感情，才恍然自己的感情原来很脆弱，随即发现了老婆和房祖名的偷情。

再说性压抑。

在第二段落里，充斥着大量的性隐喻。黄秋生一开始唱歌时厨房里五个应和着的姑娘，她们轮流接了一个匿名的性骚扰电话，接着黄秋生在这种充满性暗示的骚扰电话干扰下把手指切伤，拿起电话对骚扰的人说了句：丢你老母。接下来的他到医务室，在挂满白布的房间里迷失，并性亢进的护士陈冲挑逗。然后是在露天电影场的流氓事件，5个女人的屁股分别被摸了。黄秋生莫名其妙就被误当成流氓之一，在他摔断腿养伤的夜晚，接连2个倾慕他的女人来表白。先是性亢进的护士陈冲，一闻到他的气味就会兴奋得不能自持，甚至晕倒，她倾慕他，想做他的女人。紧接着是一个丑女人，她是骚扰电话的始作俑者，她打骚扰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听听黄秋生声音，而她为那句亲口对她说的“丢你老母”而感到幸福。

黄秋生是性压抑的角色，与之对应的是性放纵的角色姜文。姜文与护士陈冲一直都在偷情，他的喇叭吹响，陈冲就会到他的房间。姜文跟他老婆拍拖时，就用性幻想虚构了和孔镱珊的性爱过程。但当黄秋生在事情平息之后，在姜文房间里，和陈冲三个人小聚后，他上吊自杀了。他悬挂着的自杀身躯下面，7个女人：5个厨房姑娘，1个倾慕他的骚扰女，性亢进的护士陈冲。整个过程中，

其实，每个人都是性压抑的，包括姜文，他只能靠写出来的性幻想来满足自己。他甚至幻想孔镱珊的肚子像天鹅绒。性亢进的护士陈冲也压抑着，她在与姜文的偷欢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满足过，所以她对黄秋生才充满幻想。有意思的是，姜文因“占着茅坑不拉屎”而被房祖名与老婆偷了欢。

1958年到1976年，确实是性压抑的年代。这从姜文的另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早已经作了铺垫。

再说死亡。

周韵的亡夫，死在西北大漠的边陲，应该是执行公务殉职的。这从最后一段周韵挺着大肚子到营房去听俄罗斯人说明和面对有三个弹孔的衣服时可以判断。但在房祖名拿着头像被剪去一个的合影照片时，山村里的人却把周韵的亡夫错认成了另一个人。其实，房祖名的爸爸就是烈士，但村里人却说他爷爷才是烈士。

黄秋生自杀，是在压抑的年代因性压抑不能自持而自杀。房祖名是被姜文打死的，因为他强调了姜文老婆的肚子不像天鹅绒。（我突然想到，姜文在影片里应该是个性无能吧，他跟陈冲偷欢，却不能使陈冲满足；他在结婚前用性幻想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孔镱珊的性爱，并在结婚前说了：你的肚子像天鹅绒。下放到山村后，他却“占着茅坑不拉屎”，使自己老婆忍不住与房祖名通奸。最后，房祖名说他老婆的肚子其实不像天鹅绒，像是扯破他性无能的遮羞布而使他不能自持，所以枪杀了房祖名。）

周韵失踪了，但更像是肉体死亡了，但内心世界和执著的感情一直都在。所以，后来姜文趁夜在石头房子里见到了她的衣服。

最后说太阳。

其实整部影片的故事跟太阳都没有关系。所以，太阳不过是最后，也是最大的隐喻。相比于用性压抑来暗示压抑的年代，太阳在最后的点睛。太阳不过是乌托邦的革命理想，或者这片禁锢了他7年不能拍片的红色帝国。通篇都像在叙述一个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但最后终于把这个故事放置在“太阳”下面。这是姜文最大的野心，他仍然没有放弃表达他最渴望的主题。司空图曾说，不着一字，尽将风流。他能把整部电影没有一处笔墨来批判敏感的内容，但最后一个回旋，整篇故事都是在表达他的批判。

想起广东的《南方窗》杂志扉页曾经引用一句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的，压抑的年代过去了，太阳照样生起，太阳照姜文的模样升起。但曾经的太阳却一去不复返地湮没了，曾经的纯真爱情，曾经的理想与激情，曾经萌动的青春岁月，都伴随着新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彻底湮没了。

这就是姜文，在一句批判的话都没有的情况下（所以影片能够一刀不剪地公映），他始终还是表达了他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