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2005

开头的一句“七十年代的夏天”的时代背景基本已经奠定了影片的大致故事走向。
     二姐的故事是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的。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代年轻人的生活似乎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打不着方向，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却都因为自己的不满意，成天闷闷不乐。终于，她遇到了一个让她心神荡漾的兵哥哥。从此，为了追求到这位帅哥，当伞兵就成了她最强烈的愿望。但接下来，她却发现他正在和其他女孩亲热的打球。她扔掉了给士兵买的啤酒和烟，酒瓶从高高的桥上落下，正如她颓废的心情。她把自行车后绑上自制的降落伞，在大街上飞一般的骑着，如同一只欢快的孔雀正在奔跑。然而，这是注定徒劳的自我安慰：母亲很快赶来，将欢快的孔雀变为了垂头丧气的乌鸦。然而最后，二姐还是只能回到医药厂的那堆女人中间继续刷瓶子。由于时代和观念的强加干预，二姐参军事件的结局只能是“开屏未遂”。紧接着，二姐遇到了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干爹”。二人有说有笑，载歌载舞，孔雀之尾再次蠢蠢欲开。然而这段忘年之交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正好似大雨里的蜂窝煤，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它的黑浆涂地、土崩瓦解。在一声“狐狸精”的痛骂声中，孔雀又变成了乌鸦。
     接连的打击使得二姐终于向现实妥协。“我决定要结婚了。”二姐的故事在悲剧中告一段落。
     大哥在生活中处处被人欺负，但他幻想着“自由恋爱”，激着母亲去向心上人提亲，但这只能是自讨没趣。最后，心上人在拿着一大朵向日葵的大哥面前上了男友的自行车，将大哥“孔雀开屏”的欲望封杀在了摇篮之中。影片还“残忍”地设置了大哥送伞的剧情，巧妙的让大哥和二姐一样，被众人打成了满身黑泥的“乌鸦”。
     三弟，一个懦弱而虚荣的小白脸，最终被父亲因一张裸体画而赶出家门，到头来只能过靠老婆吃饭的日子。
     二姐、大哥、三弟这三只“孔雀”都渴望着开屏，然而，现实给了他们沉闷的当头一棒，他们最终都只有以结婚的方式来妥协。所以，所谓“活在堕落与开屏之中”的“开屏”仅存于幻想之中。
     其实，他们无法“开屏”的原因可以看做是这个社会的束缚。当社会这只大孔雀尚未显露风采之时，任何其中有着妄想小孔雀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中“孔雀正要开屏”之时所特有的现象，但也可以映射到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
     在影片的结尾，姐姐在街上遇见了少年时的心上人，试图重拾那片残破的感情，但一切均是徒劳。即便是泪水也无法洗净满是伤疤的心。片末，哥姐弟三家人在动物园中相继看到了孔雀，但三家人都渐行渐远之后，孔雀才缓缓的展开了自己丰润的羽毛。这也绝妙地印证了全片的主题：他们三人只是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在社会的翎毛盛开之前，他们提前燃烧了自己的激情，而换来的，是平淡的结束自己的一生。

最后五分钟，终于出现了孔雀，在北方寒冷的冬天动物园里，低头耷脑，萎靡不振，又过了两分钟，孔雀开屏了，他们一家人，全都错过了这禽鸟界最虚荣的一刻。正如这一家人各自的命运，都是在机会错失中度过的。

本片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中兄妹几个人各自『中国梦』的一一幻灭，这种幻灭不会让人慨叹命运无常而是让人慨叹社会不公。这是看似安阳这家普通人家的命运，其实也是千千万万被错失机会的中国人的命运。正如片中这家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在当权者的文治武功下，如鲁迅所说，辛苦而麻木的生活，辛苦而恣睢的生活，电影没有给人任何希望，希望看过的人深思，希望从我辈起，努力挣脱，告别这种可怕的宿命。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最后五分钟才点题，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样，熬到两个半小时过去才杀了人。《孔雀》是顾长卫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却有着《牯岭街》和《一一》一样从细碎中见宏大的史诗气象，可以说不声不响拍的大气磅礴。

2005年，第一次看《孔雀》，少年不识愁滋味，看了一点点就停掉了。如今重看，这部电影真是平民的史诗，国内导演作品中，只有田壮壮的《蓝风筝》差可比拟。

电影讲的故事似乎是故意将时空错乱化、虚拟化，从电视机里放的《追捕》来看，是70年代末（我妈曾许多次和我说起《追捕的》情节和看《追捕》的震撼。），中国刚告别一场漫长的全民癫狂的噩梦，精神正在自我治疗中复苏，尤其是年轻人，导演在处理《追捕》画面时，也颇用心，晃过的画面里，杜秋（高仓健）一遍遍的追问：你为什么要救我？热情烂漫的真由美头也不回的说：因为我喜欢你！

全家人都沉浸在这部电影里，沉浸在对这种大胆的爱恨羡慕里。而整部电影里，真爱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理解没错，老大对陶美玲的爱，张果子对老二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但都无疾而终并得不到应有的珍视。

虚拟化的时空里，广播体操，荷塘月色，自由经营的小摊档，同时出现在刚刚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展开的70年代末，同样，在70年代末，老二张静初也不可能奢侈到拿那么多布去做自己的降落伞（这一点，看看她们兄妹身上总是宽大，并且只有蓝裤子白衬衣的妆扮就知道了）这和顾长卫后来导演的《最爱》一样，这种虚拟时空，成为顾长卫的一种风格。

在这个虚拟时空里，历史背景变得更加突出---整部电影的压抑气氛，灰暗色调，麻木绝望的情绪，全都和这个大背景有关：文革，电影发生在文革刚结束的头几年。

全民癫狂的十年，儿子斗老子，学生杀校长，妻子举报丈夫，这些变态的生活持续的太久，几乎改变了中国人的基因，对中国人造成巨大的伤害，需要几代人才能慢慢治愈，治愈的年代里生活的人，成为被历史错过的一代，成为历史车轮碾压下，时代的牺牲品，本片中父亲母亲爱孩子的变态方式，至今都在中国不少地区延续着。而影片里大雨中，中学生集体围殴疑似“耍流氓”的胖子，集体捉弄、孤立同班同学的行为，和做红卫兵的父辈毫无二致。

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酷，互相幸灾乐祸，成为文革后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色调，编剧没有一棍子打死，片中也有厚道人，胖子的冻肉厂同事，就是难得的良心尚存的一个普通人，除此之外，这部电影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没有人格扭曲的人。

作为第五代导演一员，顾长卫因为起步较晚，洗脱了同班同学张艺谋陈凯歌身上那种做作与哗众取宠，他没有像张艺谋一样动不动就活剥人皮弄个满屏红，也没有像陈凯歌那样大冬天的剁掉个手指给大家看，以此来展示中国的某些方面，展示民族的不幸与苦难，是中下表现。顾长卫这种平静之下，一句话不多说的激流暗涌才是举重若轻的大手笔。顾长卫的电影几乎是刻意避开了残酷画面，如本片中最残忍也不过是胖子在大雨里被人围殴滚成个泥猪，亲弟弟刺向他的伞柄在一声嚎叫中画面戛然而止没有让人看鲜血淋漓，尽管那可能更富表现力，但在我看来，留白更加耐人寻味。

顾长卫尚未褪尽的第五代色彩，也喜欢用『表现主义』的技法，比如立春里的菠萝，本片中的向日葵，自己缝制的降落伞，但比起其它第五代，已经克制很多，几乎不着痕迹。这是自信的表现。

<孔雀>是如此完美的史诗，以至于后面两部顾长卫的作品与之相比只能算是小品了。顾长卫的每部电影都被审查的七零八落，这部电影据说审掉了弟弟作为同性恋的身份（如果照原剧本，就真完美了），而《最爱》已经被剪的变成另一部电影了。导演保留着原片，希望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原片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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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原版剧本，弟弟不是同性恋，只是被一个同性恋老师亲近。剧本删掉了不少场景，编剧李樯想塞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了，顾长卫选择了一些。

——孔雀在无人处开屏，这绚烂存在于心灵，你不曾捕捉到。


应该说这个片子的前20分钟给我的感觉并不良好，那是个贫瘠压抑的年代，背景在女儿遭遇上展现得很充分，却没有让我感到一以贯之的沉痛，我曾以为这是影片的做作或失误。

当张静初在那样的年代表现得如此不食人间烟火时我感到非常诧异，影片似乎因此失去了可信度，当张将那好不容易搞来的烟酒推到河里，当她跟21世纪养尊处优的少年一样任性的绝食，当母亲扔掉装满菜的菜篮扑上前去抱住自行车尾的降落伞，甚至更微小的细节，比如张在天台晒萝卜干时肆意的躺下，我看到有一小根萝卜在她的脚边被忽略，我都忍不住质疑，这是否太戏剧化了，我感觉人物游离在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之外，成为了导演臆想中的牵强存在，这可是很多二流作品中成为硬伤的部分。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被经验愚弄了，我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又是一部纪录伤痕讴歌岁月的现实主义滥情之作，而之前诸多愚蠢的影评也误导了我，难道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吗。属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百态各行各业在摄影机下被忠实的还原，然而这些让人迷醉的浓缩符号之外，故事却不能以可信度来衡量，在现实和假想的边缘，因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人物无法被现实磨砺时代束缚的心灵诉说。

在2小时20分钟的观影中，我在中段被深深吸引，在后段被震惊的几乎要喊出声来，在结尾处情不自禁的鼓掌。

影片开头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正沿着一条让人憋气的路线前行，这路线我们是如此熟悉，小人物在压抑的时代中挣扎，努力而徒劳，回避不了成为牺牲品的宿命，这套路曾带给我们许多廉价的感动，然而孔雀不是这样的电影。它的目光投向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生命本身，将那个时代最常见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糅合起来展现在眼前，你会被它似是似非光怪陆离的表象迷惑，跟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学院派的对记忆的反诘不同，孔雀并非着意于故事的真实，而在于探讨心灵在任何时代保持自我的可能性，我们是否拥有这样的力量。

多少次我们在回忆中想象，真实的自己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没有，那许多激烈和昂扬的率性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在孔雀里却和现实混杂，荒诞和剥离感从张肆无忌惮的眼神中流露出来，在最压抑个性的年代，每个人物都用乖张的言行几乎不可能的方式诠释和挥霍自己的生命，使之保持鲜活。

兄妹三人的家庭分别从孔雀的笼前经过是意味深长的段落，我们看到了时代灰扑扑的底色，有个较普遍的说法：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单调，孔雀看不到美丽的颜色，起不来攀比之心，自然不会开屏，这个角度说孔雀就如同人们生活的缩影。然而孔雀终究是开屏了，却只为自己。就如同这部电影中亦真亦假的演绎，生命的绚烂终究超越时代的荒诞，无论是否仅存于内心，已经不重要了。

张静初用指甲划着番茄，大约是体会到内在饱满的生命，只有这一层薄薄的外皮抵御，竭尽全力绷紧的身心，忽然间松劲，眼泪大颗的滑落下来。

2005.03

同一条街巷。
同一条走廊。
只是青春已过。

很像姐姐的姐姐的女儿说：这儿的孔雀不开屏。姐姐说：爸爸的家乡满山遍野都是孔雀。听到女儿说“咱们这儿的孔雀是假的”，姐姐看了一眼孔雀，没有否认。
哥哥旁边的哥哥的老婆说：不看了不看了，等咱有了孩子买两个放院里看。哥哥说：咱们自己盖个动物园，住在里面天天看。
弟弟叫背上的孩子。孩子的妈妈说：别叫醒他了，还是跟着哥哥和姐姐走吧。弟弟说：也好，反正孔雀冬天不开屏。

姐姐的梦想总是这样。破灭的时候，她就把酒瓶扔到河里，去看它飘落的姿势。她也绝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坐在窗台上看天空。
但是她用B代替A，用乙代替甲。用床单代替了降落伞，用骑车代替了飞翔。用拉手风琴的人代替了手风琴。用脱逃代替了归宿。
她仍然摆脱不了玻璃瓶。但是她不用再刷瓶子了，她烧制有花纹的玻璃。
她看到爱情以一种猝不及防却庸常的方式消失了，她无声而剧烈地哭泣。但是她说：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她没有见到孔雀开屏，但是她嫁给一个熟知孔雀开屏的包着头巾的异乡人。
她会为了一见钟情的男子偷钱。她会为了自己的降落伞脱下裤子。她会为了有声音和色彩的温暖割伤手臂。她会为了摆脱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而嫁人。
她从不介意她的身体。

哥哥总是比别人傻的。总是被人欺负。
但是他喜欢那两只白鹅。给它们洗澡，喂它们糖吃。
他也想交朋友，给因为欺负他而挨打的人送烧鸡，流着口水看他们吃。
他也喜欢上一个女人，给她献上一棵开得大大的向日葵。在他眼里，那也许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
他也结婚了。和他同样智商的老婆说：你记住，只有我不会认为你傻。他笑。
他终于离开了父母，自己依靠自己而生活。
他把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烟一盒一盒地存起来，在落满灰尘后送给当年用这些烟来欺骗他的人。
他从公园里经过，看见那两只孔雀，也许想起了他的白鹅。
他说：我要住在里面天天看。

弟弟。弟弟。
最让我惆怅的是弟弟。
他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个毫无斗志的人？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他说：“人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沉默得像一个影子。”
他一直是一个影子。
从前他是哥哥和姐姐的影子，现在，他是女人的影子。
他无法站在阳光面前。
或许他也见过梦想。从姐姐的微笑里。从那欢快地飘落在姐姐手中的一元钱里。
或许他也尝试了一下爱情。或许他也努力地活过了。
只是无人知晓。
只是他没有做到。

他们就这样与青春擦肩而过了。

我喜欢过年时，妈妈带着大家围在桌子前分糖。妈妈十个十个地数。一共106颗。哥哥飞快地把余下的一颗放进嘴里。妈妈说：105除以5，每人21颗。哥哥、姐姐、弟弟笑逐颜开的数回自己的糖。妈妈接着说：照例，爸爸妈妈每人给哥哥10颗，你们小，你们每人给哥哥5颗。说着从自己和爸爸的那份里分别数出10颗。哥哥更加开心了，盯着姐姐和弟弟的糖。姐姐和弟弟神色有点黯然。姐姐很不甘心，放上一颗，再放一颗，放到第4颗，再不肯拿出来。弟弟一下子拿出5颗，放在桌上，又飞快地把有着不一样的红色包装纸的糖换回来。爸爸来了，妈妈把他的糖推过去。最后，哥哥兴高采烈地捧着他的糖跑开了。姐姐和弟弟小心翼翼地把糖放进衣兜里，转身。爸爸和妈妈把糖放回原来的口袋。
这个过程也许进行了很多年。那些带着甜味的细节让我迷恋。

我也异常关注那两只白鹅。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它们是哥哥的宠物。
哥哥会偷偷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在自己的脚下玩耍，给它们洗澡，喂它们糖吃，和它们说话。
有一个晚上，弟弟买来了老鼠药，放进哥哥的杯子。姐姐看见了，摇了摇，倒掉。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妈妈举行了相同的仪式。只是她没有倒掉，她从笼子里拉出一只白鹅，按着它的脖子让它喝有毒的水。那只白鹅挣扎，扭动，一点一点地失去力气。它摇晃，蜷缩，僵硬。残酷而优美地死去。
妈妈和哥哥都哭了。
第三天，姐姐和弟弟请哥哥吃包子。并拿出一个纸箱，送给哥哥。哥哥打开，是一只小小的鹅。
它长大了也会变成一只白鹅。
那样，哥哥还是会有两只鹅。
但这两只鹅不再是原来那两只鹅了。
不过，哥哥不会知道。
但到底是哪一只鹅活着，哪一只死掉了呢？我像一个偏执狂那样，对这个问题左思右想。

我还注意到哥哥总是在看一本厚厚的书。但我猜不出它的名字。
我也总是看到时时烧开的沸腾的水。却总也看不到有人把水壶拿下来。
也是在那个拥挤的走廊，人们奔跑而过，我看到弟弟总是在妈妈说“坐下”的时候，停止了张望。

后来，等他们都走过去了，我终于看到孔雀开屏。
在你看到以前，你猜——它美不美丽？

《孔雀》之伤


1．

那天是在上海看的《孔雀》，和老马，安妮还有一个韩国的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林大根。和老朋友聊天，和新朋友认识都是让人快乐的事。看完电影时夜色降临，我们走在三月初微凉的街道上，深蓝的天空明亮而温柔，星星在电线的上方细细地闪光。——我想，是因为那天的心情这样愉快，所以我们看完《孔雀》，也会觉得特别好一点吧？在吃烤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小小地聊了几句《孔雀》，说到了在顾长卫的电影中看到的侯孝贤、贾樟柯，老马那天很厚道，说顾长卫长于学习：）。

我承认《孔雀》是带给我一些“感动”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对劲”。尤其在看过电影之后的回想和省视中，情绪退潮了，而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却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2．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与地点设置。时间是70年代，地点是中国外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在这个电影中，这二者又同样被相当地模糊了：并不出现关于70年代的任何口号、标语、歌曲等典型文化符号，地点给人一种南方小城的印象，但人物说的是河南方言。在影片开头是这样一个小段落：一家五口围在走廊的小方桌上吃饭，忽然画外传来了喧嚣的声音，邻里们起身探到廊外去看，弟弟也站起身来，但被爸爸妈妈制止，他们坐着不动，继续吃饭。因此，在这个电影里，重要的不是历史，是回忆，是对人性与命运的追溯与疑问。

如果从回忆的角度说，《孔雀》中一些细节的不够准确就可以得到原谅。比如自行车、裙子、蚊帐、夜宵摊，都得等到80年代才出现，老师也不会在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回忆中，细节总是会被模糊与混淆，渐渐地，它们成为一种审美式的存在。这些并不准确的细节营造出来一种审美的倾向，——一种简朴之中的洁净，一种馈乏之中的期待。女主角张静初长着一张处女的脸，尖细的下巴，眼睑带着一种青瓷泛出的颜色。我想，正是这种倾向打动了人，而不纯粹是过去。

编剧李樯说写一部《孔雀》与命运和解，这个剧本里有他的经历与经验，因此有着一些真切的地方。比方姐姐渴望当一个伞兵，她在征兵站里遇到一个认识的军官，因此平添了骄傲与希望，在来打听消息的那对姐妹面前表现出藏不住的自矜，这都很自然，但是到姐姐在当兵的希望破灭后，缝制了一个降落伞，在自行车后飘扬——就已经从现实主义过渡到一种表现主义了。从现实主义的细节与感受出发，引领出了一种共鸣，但这个情节却没有在现实的层面上延续，而被提升到一种象征层面，这是这个电影在情节处理上的方式。最明显与最结构性地，表现在结尾的一家人去动物园里看孔雀。

但这种方式要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能否奏效，本身是让人质疑的。姐姐拖着降落伞在街道上骑过，这个画面还是动人的。因为里头包含着的那种情感力量与审美力量，对于这个情节的可行性考虑就会被忽略。它逃逸出了现实，虽然依据比较薄弱，却还是让人愿意接受，可以接受。但姐姐的降落伞被青年工人拿走，她想要回降落伞，很干脆地脱下裤子时，这个情节就有些让人不知所措了。而青年工人面对此情此景，居然拿起枪冲着灌木丛打了一枪，就将这个情节彻底地引向了生硬的符号象征与理论解释。——它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订制出来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强调细节，并以细节的感染力为基础的电影中，引入的这些象征性段落，并不是从细节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强加下去的。——因此我认为，这些象征性段落有某种粗暴之处。尤其当现实主义的段落与表现主义的段落不能融合时，象征成为一种解释，实际上是把二者都庸俗化了。这个剧本中的两个部分，是来自于生活本身与来自于艺术教育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情节出现，而编剧不具备足够的表现力对之加以完整的展现，让它自身呈现出充分的意义时，他从他所受的艺术教育，找到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加以解说。而这种隐喻因为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内在的脱节，往往只呈现为一种形式上的深刻。而这种深刻，由于其实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仿拟，而有着内在的贫血。

举例而言，姐姐和弟弟在哥哥的杯子里下了老鼠药，这个情节本身有着一种真实的残酷性。但在母亲杀鹅的段落里，一种抒情性的东西盖住了原来的情节，这个段落独立出来，是有它的审美价值的，但是放在整个电影中，它显然是生硬的，强加的。而片尾的看孔雀的段落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看似深刻的理解，但事实上，它只是做出了一个理解的姿态。

这种“理解的姿态”，我认为是电影在编剧上的根本问题。当他叙述这三姐弟的成长经历时，他有着真切的痛苦体会，其中有无奈，也有自私，有诚挚的梦想，也有势利的手段。但由于梦想被抽象化，被纯洁化了，成为一首咏叹调的主题，那么反而割裂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将之设为两个简单的对立项。因此，矛盾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姐姐弟弟与爸爸妈妈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而忽略了在人物内部，现实的取舍与梦想的追求是怎样纠结在一起，使这二者都有不那么纯粹的质地。——在一种将带有艺术色彩的梦想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人物在生活中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的，而编剧明显对这种倾向并无警惕，而抱持着某种认可。因此，当现实与梦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两败俱伤时，他不能提供真正的同情，而只能寄望于一种象征主义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3．

在看《孔雀》之前，已经先看到许多对《孔雀》的赞美之辞，因此对这个电影，也许抱着一种过分的期待。在看完电影的讨论中，又看到许多对《孔雀》严厉的质疑之声。以至在试图对《孔雀》做一个简单判断：它是一个好电影还是一个坏电影时，感到一种奇怪的困难。

回到这个电影的内容上去，它通过一个三段式结构来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个姐弟的命运。如果说有一种“命运”存在的话，姐姐是一个主动的，对命运有着种种设想，并且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人物显得有生气的话，正是这两个极端，让人看到理想与现实可能存在着怎样的奇怪关系。她有天赋的艺术气质，正如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怀抱着自己的梦想，她对生活反而生出了疏离的心，她也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梦想，在实在不能接近的时候，她还能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达成审美的安慰。只能说，这个女孩子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与普通人有多么大的差别，她想参军，想当伞兵，有着浪漫主义的因素在里头，也有着更多的现实因素。但是她的道德观倒是比较特别的，——起码，她有着一种直面梦想，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态度。于是与一种更为普遍的压抑与虚饰对照起来，她身上倒有一种透明与生气。但是在一种狭隘的生活范围里，姐姐也渐渐失去了她所有的动人之处。这个人物有着相当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是世故的，一方面非常自我中心，另一方面有着她的勇气。——在三个段落中，关于姐姐的这一段，其实是最为真实与矛盾，也最能引起共鸣与感动的。弟弟与姐姐相比较，则要被动得多，这是个有点蔫的男孩子，又没有遇到一个理解的、宽和的环境，青春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残酷的，而且是卑下的，他有限的天资与能力都不足够他与环境抗争，而他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了一个 “废人”。关于弟弟的这一段，据说因为剪辑版本的关系，没有充分的表达。

在《孔雀》中，姐姐与弟弟的关系是很好的，而爸爸妈妈则更偏爱稍有弱智的哥哥。因为弱智，这个哥哥有着一种宽厚的待人态度，就算是那些嘲笑他、鄙视他的人，他也不能体会到种种嘲笑和鄙视，而依然对人宽厚。电影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乡下来的瘸腿姑娘做妻子，他似乎过上一种最安稳、最安心的生活。

这个简单的人物分析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个电影的好坏，并不在于它表现了一个怎样的人，而在于他是如何表现的，再进一步说，他的表现达到了哪个程度。这就与一个创作者的能力，以及态度，是相关联的。而《孔雀》让我迟疑的是，它对这三个人物的表现，都似乎是客观的，但事实上还是以编剧对人物的理解为基础，而这种理解却给电影带来了“不对劲”的地方。姐姐是被赋予了大部分认可的人物，但是这种认可，却忽略了姐姐身上本来的矛盾性，因此，反而削弱了这种“梦想”的质感，——而显出了虚弱的质地。也许姐姐的梦想，本身是有其虚弱性的，但编剧的问题，却在于他展现了这种虚弱性，却没有深入的省视，而流于一种浅薄的追怀。弟弟的那个部分，如果与贾樟柯的《小武》对照着看，可以看出《小武》是保持了一种力量的，而弟弟却显得零散而疲沓，其中还有着一些对于无能为力到卑琐暗淡的生活的，某种奇观性的炫示。

在这种情况下，编剧把向着另一个方向的“理想”放在哥哥的身上时，就显得太轻巧了。如果说与命运的挣扎最终都归于沉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安定的东西可以建立在一种取消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上？即便对于怀有恶意的人，哥哥也以善意回报。但是在现实之中，这种东西要成立过分困难了，为了推进情节，在《孔雀》里，哥哥的智力水平显得起伏不定，有时非常弱智，有时又有相当复杂委婉的想法，使得情节也显得别扭。哥哥的视觉形象，使这部分内容有一种直接的象征意味，但是其中的逻辑，还是经不起推敲。

4．

在分析《孔雀》的问题时，我主要是从故事的，剧本的角度上说。对于《孔雀》这个电影来说，编剧的地位显然相当重要，他的感受与思想是贯彻在电影之中的。而顾长卫，作为导演，为《孔雀》提供了一种风格化的影像语言。

《孔雀》的叙事方式与影像语言，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侯孝贤以及贾樟柯。作为第五代导演创作队伍中的一员，顾长卫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没有脱离第五代的趣味倾向：对于“历史”的爱好与对于“形式”的爱好。《孔雀》虽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还是有着历史的设定与一种史诗式的叙事方式。只是这已经是一种变体的史诗，宏大话语转向了个人话语。而形式上的爱好很明显地表现在对画面美感的纯形式追求上：比如楼顶的一片白被单，门口的两个倒立的孩子。

在第五代的叙事法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扬弃，当侯孝贤、贾樟柯式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叙事法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关注之后，他们反过来影响了第五代，但是对于《孔雀》而言，很大程度上，它只得其形，未得其神。一种真正的深入现实，在现实中感受，并去现实中寻找根源与答案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而《孔雀》中的现实，太沉迷于对细节的复制，结果，它走向的是怀旧与感伤，而不是更深入的对现实的观照与理解。

即或再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抛开，在电影中体会更为抽象也更为普遍的人性与命运，体现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可能出现的美与恶。那么，70年代不妨被理解为一个象征，象征着物质与精神的馈乏，人更馈乏反省的主体性——因此，这些美的地方与恶的地方，也表现得更为袒露。而无论如何，人又总是在一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如何在一种“日常性”中表达这些东西，则是《孔雀》可以不同于第五代，也不同于第六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做得完整而深入，只是以一种平面的象征作结。

最后，把《孔雀》放在当代电影史的角度看，判断它是不是个好电影是另一个问题，却可以看得到对于一部可能的“好片子”，形成了有什么的审美要求与审美期待。第五代与第六代某种程度的综合，再加上审查制度与电影节制度的影响——产生了《孔雀》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也不算太不好，但是，它更象知道“好电影”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把力气过分放在了，怎样显出象是个“好电影”的样子。

跟姐姐相关联的还有一个特别人物，就是文工团的弹手风琴的老演员。他怀才不遇，只有姐姐来听他弹琴，他也只有在姐姐面前才有机会表演，在表演时，才能够满足内心的价值，跳朝鲜舞的时候，老人无比快乐，那是他孔雀开屏的时候，可惜旁人异样的眼光让老人迅速回到现实，压抑是那个时代在老人身上的悲剧表现。影片从另一个侧面展示现实世界的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