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这部刚刚被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波黑电影《艾达怎么了》，在网上可以找到资源，像素差些，但不影响观看。艺术上中规中矩，看它的主要目的，是可以让你了解那段逝去不足30年的“种族屠杀”历史。

波黑战争发生在1992-1995年，那是自1990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各地区政治独立分裂局势危局的顶峰。影片再现的“屠杀”发生在战争第二阶段的1995年7月。

记得那时候，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还没有完全解体，应该是1994年某月，我还带着电影《香魂女》到其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过“南斯拉夫不结盟国际电影节”，同去的中国电影还有韩刚的《葛老爷子》、尹力的《香花三月天》。那时的贝尔格莱德一片和平景象，影展在一所巨大的文化宫里举行，观众众多；每场电影放映前要演奏出品国的国歌，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电影节上遇到过的。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南面的波黑地区就正在发生着这个二战之后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局部战争，即穆族、塞族、克族的武装冲突，北约、联合国都介入调停，仍旧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并直接导致最终南斯拉夫国名完全消失，直接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的今天的现状。

这部电影表现的屠杀历史在百度上记载的史实是：

“屠杀事件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2日开始塞尔维亚方将在斯雷布雷尼查居住的波斯尼亚克男子全部屠杀光不留一人。大批波斯尼亚妇女被强奸，还有有身孕的妇女被挑开肚子。史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因为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两地区之间的波斯尼亚克人和塞尔维亚人依旧有着无法抹灭的隔阂和心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04年10月14日，波黑政府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承认，波黑塞族军队和警察部队1995年7月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市后，放走了部分妇女和儿童，但杀害了7000余名穆族男子。”

影片以一位替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的波黑女教师为主角，以她的视角直接目睹及遭遇了这场“种族大屠杀”，和俄国电影《亲爱的同志》有着异曲同工之貌。

了解历史，反思过去。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影响广泛的电影形式，最应该做的事情。

One of the best questions raised when or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is: why were those UN blue helmets looked so powerless?

Audiences must know that the blue helmets are not United Nations Forces, but Peacekeepers. There were only two experiences when UN formed forces to fight wars, Korea 1950 and Kuwait 1991. It means that UN is fighting against an enemy as a declared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is different. In such a mission, UN peacekeepers are not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a barrier segrega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in conflict or between military power and endangered civilians.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and core rule of engagement is that the UN peacekeepers shall not become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fighting against a particular enemy. The peacekeepers face no enemy until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firing at them and technically the group which the individual belongs to is still not the enemy even by then.

The UN peacekeepers are under command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 always being stuck in complicated procedure of authorization. That’s why the real problem solvers are superpower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ven former colonist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UN tried to change itself a little by authorizing two military interventions, Lybia and Coast Ivory, but the process of reform was cut and stopped by Syria. Where will the UN especially its declared function of protecting civilians go in future? Maybe we need more time and efforts than a good movie.

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後五強，《突襲安全區》以1992至1995年間波斯尼亞戰爭為題材，寫實地呈現1995年安全區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難民悲劇，敘事節奏明快，劇情簡而有力。

戰爭期間，聯合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城是禁止交戰的安全區域，難民紛紛湧進基地，亦有大批難民無法進入基地而鼓譟，然而塞爾維亞共和國軍卻對聯合國的命令置之不理，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亦與難民一同陷入孤立無援，擔任翻譯員的艾達既打算將丈夫和兒子帶進基地，另一方面卻身不由己，翻譯各種對同胞不利的訊息，陷於職責與道義的兩難。

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於這場戰爭顯得陌生，電影以簡單幾筆呈現安全區內眾生相，迅速入題讓觀眾代入背景，面對龐大的議題，導演的處理顯得冷靜克制，沒有過多的戲劇化場面，相反電影更像一套紀錄片拍攝女主角周旋不同持份者，勾勒女主角既保有私心希望長官批准家人進入基地的焦躁情緒，又被迫翻譯不利信息的無力感。

電影並非以難民為主軸展開故事，透過女主角飾演的翻譯員單一角度出發，反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拉扯，觀眾得以從中立角度切入了解歷史的多面性。女主角起初公器私用要求長官讓自己家人進入安全區，老實講角色並不討好，但後來劇情發展下聯合國在事件當中的無能為力逐漸被放大，她的家人若在基地外必然會遭受生命威脅，即使她遭詬病亦要多返周旋於長官中談判，感受到她作為母親堅強不屈的一面，亦凸顯出在戰爭下，即使擔任聯合國職員亦無法絕對保全家人性命，「人人生而平等」在這時候就顯得相當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以戰爭為題材，卻缺乏任何槍林彈雨的鏡頭，所有塞爾維亞共和國軍的槍殺場面置於鏡頭之後，死亡或許突如其來，身處於所謂安全區的難民亦必須惶恐渡日。亦因如此，片尾筆鋒一轉，沉重、無力感才能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導演依然選擇克制地呈現這場人道災難，空鏡頭讓我們反思這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多年的人道災難，或許就在異地再度上演著，我們可以做甚麼來避免？

電影以靜制動，接近零配樂，毫無冷場，全文戲亦能讓觀眾緊張得喘不過氣，是近期不可忽視的一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