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2

    高中时的一天——我记得是个暴雨的周五——我来到家乡的一家碟店，看看有什么新电影。当然，碟店里大部分新片都是盗版，那时网络下载远未现在这般发达。那家碟店现在已经倒闭了，但当时却是全城最大的一家。我踱步到CD专区，在极角落的地方发现了《悲惨世界十周年演唱会》的CD2。喜欢音乐剧多年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小城闭塞，可以找到这么一张下集已属不易，于是兴匆匆地结了账回家。CD入盒，出来的第一首是The Attack on Rue Plumet，德纳第埃（Thénardier）带着一帮人准备偷袭冉阿让（Jean Valjean）的住处，他的女儿艾潘妮（Éponine）唱道：I know this house……莉亚•萨隆加（Lea Salonga）的嗓音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于是痴痴地听完了整张CD2，对着歌词，在脑海中想象着情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悲惨世界》。后来去上海看《剧院魅影》时在大剧院的商店里买到了十周年演唱会的DVD，于是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看这套碟——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我也要听几段才走。就这样《悲惨世界》陪我度过了高中，大学里有好几年我都没有再听这部剧，但里面的大部分唱段都依然耳熟能详，歌词也基本记得八九不离十。

    今年这部连演了近三十年代的音乐剧终于被搬上了大荧幕。从成片来看，这是近十年来最有诚意的音乐剧电影了。导演汤姆•霍伯（Tom Hooper）将自己对于原剧以及雨果原著的理解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在音乐剧电影化的手法上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创新。
    戏剧和音乐是现代音乐剧的两个基本要素。《悲惨世界》在这两方面都十分突出。之前在听音乐剧原声时，勋伯格音乐的力量时常让我情绪起伏，当这些音乐被直观地影像化后，它的力量被完全释放出来。电影版的《悲惨世界》将音乐的情感渲染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芳汀（Fantine）去世、学生起义、艾潘妮弥留、冉阿让临终等等。非常创新的一点是，导演采用了同期声的制作方法。之前的音乐剧电影一般都是先录音后拍摄，通常录音和电影拍摄会间隔数月之久，因此在录音时演员对于歌曲情感的把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同期声虽然会牺牲一部分的演唱质量，但情感的真实却是录音棚无法带来的。只有同期声才可以保证演员从形体到声音的表演都是即时的，两者连贯一体。所以在电影版中可以听到一首首充满感情的咏叹调，演员的涕泪如此真实，让观众也很快受到感染。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饰演的芳汀演唱的I Dreamed a Dream，从正曲(即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开始，到全曲结束，导演用一个简洁的长镜头将所有表演空间都留给了演员。安妮•海瑟薇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流露，让三分多钟的歌曲显得动人非凡。埃迪•梅德雷恩（Eddie Redmayne）饰演的马吕斯(Marius)演唱的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也让人印象深刻，人去楼空，故友不在，伟大的理想竟然失败地如此彻底，而自己却苟活在人世，那种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却要隐忍地唱出，以至于Oh, my friends, don't ask me的高音到来时，一种爆发感让角色积压数日的感情都喷涌而出。
    当然同期声的制作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当演员演唱能力欠佳时，同期声对于角色的塑造便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拉塞尔•克劳（Russell Crowe）饰演的沙威(Javert)就存在这个问题。克劳的声线僵硬，歌曲处理得十分单调，导致本来性格复杂的沙威变成了僵着脖子努力把歌唱出来的可怜角色。另外德纳第埃夫妇的饰演者海伦娜（Helena Bonham Carter）和科汉(Sacha Baron Cohen)的嗓音表现也未能让人满意，Master of the House这首歌中那种戏谑感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一直处于闷闷沉沉的状态。在舞台上这首曲子常常将观众逗得大笑不止，电影版对这一场戏的呈现则欠缺火候。

    导演在《悲惨世界》中的镜头运用延续了《国王的演讲》的一些特点，比如斜角、虚焦背景等。在本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单个角色长镜头，尤其是咏叹调演唱时，常常是演员的面部占据了半个屏幕，没有做任何镜头切换或者闪回。这样的处理对演员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但庆幸的是这一次大部分演员对歌曲的理解十分到位，在整首歌中将情绪分解地细致而到位，让人潸然泪下。雨果的原著是一部包罗世间万千苦难的巨著，这从他给此书取的标题就可以看出，Les Miserables是个复数统称，世间的可怜、悲惨和不公都被零零散散概括在了书中的故事中。这样宏达的题材对舞台音乐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原剧的剧本将冉阿让受主教点拨，立志从善抚养芳汀女儿珂赛特（Cosette）成人这条主线剥离出来，放在了1832年学生六月起义的大背景当中，再辅以马吕斯和珂赛特的爱情、艾潘妮对马吕斯的暗恋、德纳第埃夫妇的下作勾当和沙威对冉阿让的追捕等旁支，将原作的精髓把握地十分好。在原剧本的基础上，导演将原著的很多细节都加入了电影中，使得整部电影更加丰满。
    电影可以比舞台表现更多细节性的内容，在同样的时长中，电影可以比舞台传达更多信息。因此电影版显得比原剧更充实。然而由于电影受到时长的限制，因此在学生起义结束后，整个节奏有些过快，尤其原剧中，巴黎市民感叹学生起义失败的一场戏（Turning）被删减地只剩下了几句歌词。这场戏其实是极具讽刺意味和现实意义的，起义前民众纷纷支持学生，起义时却闭门自保，起义失败后却又惋惜感叹，世态炎凉尽在其中。

    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önberg）受瓦格纳（Wagner）“乐剧”理念的影响十分明显，《悲惨世界》是一部典型的无对白音乐剧(sung-through musical)，所有对白都用宣叙调处理，每个人物都有明确的主导动机，因此音乐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然而电影的受众比音乐剧更广，因此导演在这一点上做了折衷的处理，将一些稍显无聊的宣叙调改成了简单的对白，也删除了一些宣叙调。同时在歌曲顺序上也做了改动，比如I Dreamed a Dream和On My Own都被调整了顺序，这样的处理从剧情上看是合理的。
    音乐剧改编成电影的传统模式在近十数年里被逐步打破。早期音乐剧电影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原剧的歌曲和舞蹈都放置到电影场景中，尤其是舞蹈的加入使得音乐剧电影的真实感较弱，似乎就是实景演出的舞台表演而已。比如《西区故事》中用舞蹈表现打架的段落，这样的电影化手法在现在看来值得商榷。
    艾伦•帕克(Allan Parker)在《贝隆夫人》(Evita)的电影版时做了一些创新，将音乐剧音乐放置在严肃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展现，舞台味浓重的舞蹈几乎全部删除，这样的表现手法对于此类正剧题材的音乐剧电影化而言是成功的。这几年几部音乐剧电影中这一趋势似乎被沿用下来，《芝加哥》（Chicago）中现实与幻想两个世界分别用生活影像和音乐剧影像来表现；《追梦女郎》(Dreamgirls)中的歌曲很大一部分都是他们录音、参加比赛、表演等场景中演唱的，本身便比较合情合理，一些剧情性的咏叹调也是情绪所致，给人较强的真实感。当然也有《制作人》（The Producers）这一类依然延续传统歌舞片风格的音乐剧电影，但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这样传统载歌载舞的电影化似乎越来越不讨好了。
    英国音乐剧的舞蹈传统没有百老汇音乐剧久远，尤其是一些大音乐剧（mega-musical）中话剧性特点非常明显，很少用舞蹈去表现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的，《悲惨世界》的舞台版中舞蹈因素就比较弱，浓重的写实色调与传统音乐剧很不一样。这种题材厚重的剧目在电影化时更需要将场景现实化，导演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做得非常到位。尤其是一些历史场景的复原，无论是开头在水中飘荡的法国国旗，亦或囚犯们牵引的巨船，还是学生起义时用家具搭建的街垒，都将雨果原著厚重的史诗感表现了出来。
    舞台和荧幕是两个各具特色的表现平台。舞台表演因其硬件条件限制，常常夸张。对舞台音乐剧而言舞蹈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但电影表现能力更强，对细节的掌控更好，如果一味延续舞台的表现风格则会让人觉得过火。尤其是一些舞蹈，放在现实场景中容易产生违和感。导演深知这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悲惨世界》在音乐剧电影化的探索中应该说是成功的。
    当然《悲惨世界》改编的成功还在于其强大的演员阵容，主演中除了拉塞尔•克劳及安妮•海瑟薇外，基本都有舞台剧表演经验，其中几位还有音乐剧表演经验，如休•杰克曼（Hugh Jackman）、萨曼莎•巴克斯（Samantha Barks）等。而且众多配角都是西区或百老汇的音乐剧演员，很多人均参演过《悲惨世界》，因此他们对于剧情和音乐的把握都如火纯青。最突出的无疑是客串主教的寇姆•威金森（Colm Wilkinson）,他是伦敦原版的冉阿让，被公认为这一角色的最佳诠释者，当年《悲惨世界》来华巡演时他曾领衔了第一周的演出。正是有这些实力雄厚的配角团才让整部电影底气更足，一部好的音乐剧是各个环节完美衔接的成果，一部好的电影也是如此。只有对细节精益求精，才能保证大局的完美无缺。
    当然，《悲惨世界》电影版并不是完美的，正如前文所说一些角色和戏份由于演员歌唱素质和录音技术问题存在缺憾。但总体而言，这依然是一部值得回味的好电影。

2013年1月16日-17日 北京

追根溯源，从原著开始撸起。法国之所以会成为今日的法国，因为伏尔泰、卢梭和雨果。末一位文豪，小说写得其实不怎么讲究，然情怀深沉悲世怜人，故影响颇深远。

《悲惨世界》是个“爱一人便爱世界”的劝世故事，当然中间拉里拉杂有建筑物和历史故事乱入（老娘当年全凭一股子蛮力才看完的），但是整体上始终“善举与恶行”明暗并进“大爱与小爱”双线交织，烘托出“人道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取舍，一分二，二合一，在结构上算得很完满。

Jean Valjean和Fantine都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因为一次“小失足”后，所遇之人对待其过错的态度不同，而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
前者有幸遇到神父赠予银器得到新生，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对世界充满爱对社会有用的大好人。
而后者……设若酒馆夫妇不是如此贪得无厌，工头不是如此残酷无情，设若在她卖掉头发卖掉牙齿的过程中有一双如神父般的手将之扶起，Fatine也不至一步步往深渊中越发堕落。
所幸在生命的最后遇到了Jean，Fantine可以带着安慰与希望，而非无尽的怨毒与憎恨，离开这世界。这世上的恶人，是被无处不在的恶意所催生出来的。倘如人人都似神父，不好说个个有黑历史的都会变成Jean Valjean（毕竟酒馆夫妇这样的恶棍也是有的），至少不会有Fantine的悲剧。

不仅是因为对辞退Fantine一事感到责任，也是在她遭遇中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Jean方才对“完成对Fantine的承诺”一事如此执着，从而使得Cosette成为全书中最完满最幸福的角色。
她的美丽、聪颖、纯洁、善良，是这个“悲惨世界”的希望。Jean最初入狱的罪是为了“救姐姐孩子去偷面包”，而Fantine泥足深陷的动机也是为了“救我可怜的孩子”，他们的牺牲都是为了下一代。纵观全书中的亲世代，天真而悲苦的如Fantine，狡诈而无良的如酒馆夫妇，冷酷而坚韧的如Javert，心中都再没有“爱”的位置。即使Jean Valjean所有的，也是大爱，是怜悯与责任与赎罪与感恩交织的驱动力，直至他找到Cosette——虽然被遗弃被虐待，却年幼天真，只要妥善保护未来仍然可望幸福的Cosette——才生出久被遗忘，却是人类最天然的感情。
他对Cosette的父女之情，是小爱。
这种在亲世代中寻迹无踪的平凡的小爱，却是子世代的主线。Marius和Cosette之间的爱情，Eponine对Marius的单恋，革命青年间的友情。这些小爱，相比于大爱，有不安嫉妒限制争吵猜疑。而最终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正是这些小爱。Marius带着对Cosette的思念视死如归，Eponine为了保护爱人摆脱了她自私自利的父母私赴前线，Jean为了保护女儿的爱人加入战局……始终抱持着崇高革命大爱Enjolras虽然是领袖，但是参加革命的人更多是出于小爱，如银桑所说“每个人都有拼死也想要保护的东西”。
当这些小爱汇聚到一起，这场战争所流下的血就不只是暴戾仇恨杀气斗心，而是为了对抗这个世界的冷漠无情残忍自私，是为了下一代的希望。
而这个希望不是轻易得来的。Enjolras死了，Gavroche死了，Eponine死了，Marius九死一生伤痕累累。但是Jean保全了Cosette，不仅是她的生命她的生活，还有她的幸福她的爱情她的纯真她的荣誉。她正是Jean和Fatine所憧憬的，Enjorlas所奋斗的新世界：忘却了曾经所受的凌辱欺压，通身都是爱与美。是Hugo是与同时代人所向往的法国。

对神恩敬的大爱是一种向善的意愿，舐犊之情的小爱催发了人类心底的温情，最后就变成我们现在说的“人道关怀”。与之相对应的正是Javert的“恶法亦法”原则。
Javert并不是坏人，在革命时他也觉得学生无辜想要劝退他们，去找Cosette时他会担心Jean并非良人恐对孩子不利。他死咬着Jean不放非为私仇，而是“法律自如此，执法者当如是”。他不听理由不信借口不管苦衷，无论动机如何是否情有可原，犯法就是犯法，法律说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因自己的生活成长环境，看书的时候我就喜欢且敬佩Javert的偏执顽固弃而不舍：这绝对是条“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汉子。
如果世上的执法者都像他，这世界就太平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简单粗暴但自有道理。自然这些年面对社会上的人与事多了，想得深了，才理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这句话也不全是询私。“人道”与“法制”之间要如何平衡，是个艰难而微妙的题目。譬如美帝现在讨论正欢的“非法移民合法化”主要争议就集中在此——非法闯国境做黑户当然是不对的，当受处罚不可鼓励；然而一刀切把人都赶回去，又是不人道的，不给人留活路的。
现时而言，神父，这个世界是需要的，Javert，这个世界也是需要的。所以Jean Valjean只是惧之畏之躲之，却没有恨过——Javert做的事不尽人情，但是从法理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
而在小说中，规则的守护者Javert却被Jean所动摇，最终沉入塞纳河底。那是Hugo当时代的需求，“恶法非法”，相信人性本质的善良以人之追求幸福的本能，恳求居位者不要墨守陈规，呼唤在野者勇敢反抗，让旧的世界随历史洪流而去，创造一个自由平等，人人互爱互助的明天。

音乐剧的改编，在前两层上遵从了原作的结构与精神。开头的合唱是亲世代/旧世界的悲愤哀号，在起义那一幕里和people sing轮唱实现了时代的交替历史的更革，结尾则用people sing激扬希望。Fantine和Jean Valjean在离世时，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最后的安慰，一旁有美好安然的Cossette相伴，只不过Fantine所见的是她幻想中的年幼的Cosette，而陪伴着Jean的是真实的成年的Cosette，实现了保护与救赎的承诺。
然而Jean和Javert这条贯彻始终的线索，就处理得相当不得体。《悲惨世界》原作问世之后，在法国内得到的最多批评就是其中的“宗教意味”。当时乃法国的“光明时代”，向往着理性民主平等，共产主义萌芽初生。尽管如前文所说，Hugo最终用以推翻“悲惨世界”的是小爱，但是神父那一段情节已经足够被左派知识分子诟病。而音乐剧不但放大了人的恶（Fantine被逐那一幕，她的工友被刻画得过于冷酷），更放大了宗教主题，动辄呼唤上帝之名，更有一段唱词是Javert自诩“代替上帝惩罚你们”，投河前更是举头问天，大大削弱了这个人物与Jean对立，两人相爱相杀……咳，是追逐较劲几十年的象征：本来应该是民众对更好的生活的渴望与现有制度之间的冲突，到了音乐剧里似乎变成信上帝的和不信的之间的问题，Javert小鸡肚肠得理不饶人。
至于“小爱”的部分，Marius与Cosette一见钟情，Cosette向Jean探问真相，都只一两段唱词了事，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个人物令人怜惜爱慕的特质，导致这个“圣斗士的雅典娜”的女神形象空洞无趣，尤其与苦命的Eponine对比，好像一个把好处占尽的白莲花。

电影改编音乐剧，除了场景的自由之外，当然情节的串连和颜艺的表演，都是体现电影这一手段优势的地方。但是本片似乎还忘了一点：相比于百老汇的场地和乐团编制，电影是studio配乐，可以使用大交响乐团和大合唱，这一层在音乐编排上的自由在本片中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或许是有意要保留百老汇特色？）。《悲惨世界》音乐剧一头一尾的两段合唱应该尽显“史诗”气质，片尾的people sing使用了军鼓和小号，相对应的片首是纤工合唱，两者在力度上应该一样才能体现“推翻”的意象。在百老汇舞台上，人声有限，打击和钢管乐器不能过份。搬到屏幕之后，明明可以重新编曲配器，然后用百人大合唱渲染出如贝九一般的气魄，却偏偏把开篇大合唱改成了轮唱……

另外采用“真唱实拍”的手段，好让演员带情境入歌，而观众能同步看到演员在唱歌时的真实表情。为了极大呈现这个“创举”的效果，全片的特写不断，除了几个外景之外，镜头几乎就是在各个的上半身穿梭，酒馆那一场戏看得人几乎头晕。
而真说到用表情给演唱加分的也只有硬是把自己饿成零码的Anne。音乐剧中的Fantine因为是大号嗓，唱出来总是怨气过胜怒意过强，一股子要报复社会的劲头。Anne演来就是百般无助楚楚可怜，充分体现了“把美好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定义。
Eddie明显受过良好的声乐训练，好处是他以一副风吹即倒的小身板和一张清秀瘦（受）弱的脸倒是能发出厚实的声音，在对Cosette款款细语和随Enjolras高呼革命之间切换自如。坏处是这种训练造成了他一抬共鸣腔就振头的动作，给人太过明确的“演唱”印象，好像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看被拍成视频的音乐剧（这两者之间绝逼不应该是一回事）。只有empty chairs那一幕中，镜头长对着他的侧面，那些振头跟歌词中的悲恸倒是奇妙地刚好结合。
至于像饰演Eponine和Enjolras的本是百老汇演员，同步演唱时又过于分心在表演这一层上。Eponine用较弱的声音唱a little fall of rain是为了符合情节需要——在舞台上可以大声，但是在电影镜头中，一个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女子还肺活量啪啪叫地唱歌就显得很怪异。但还是可以看出Samantha在唱这一段时有点两头顾不全。至于Aaron，他的声音太重书生味，完全没有煽动性。如果是配唱，至少Aaron可以做多些激昂的面部表情来补足他声线的轻柔，但是因为是同步唱，他在控制声音的时候表情当然也是一副“老子在控制”的尴尬样，导致在和Marius合唱那一段，无论声音还是颜艺都被Eddie盖过去，所谓“领袖”的魅力荡然无存。
而对于Ammanda来说，这不是两边顾不全，而是两头不着落了。音乐剧用来弥补Cosette这个角色单薄的手段就是把她设定为高音，她是全剧中唯一需要用美声去唱的角色，以此来体现她的“女神”属性。如果光听调子，那就是得年轻的莎拉·布莱曼来唱——如月光般皎洁，如初雪般轻柔，飘飞于人世的苦难之上。Ammanda唱到高音别说轻盈缥缈了，简直是让人分分钟担心她破音或者断气……Cosette，Marius和Eponine的三重唱特别明显，高音部几乎完全听不到，于是这个人物变得更加没有存在感。而在顶高音的时候，Ammanda脸部肌肉紧张，眼中几乎难掩“害怕”和“用力”，于是她整部电影的表情就一直很焦虑。于是出来的效果就是“明明占尽了好处，还总是一副心有不足的表情”ORZ

当然问题最严重的是两位亲世代男主角。
狼叔一向唱功无碍，又唱又跳也不在话下。这次不知怎么回事，总好像嗓子打不开。在听完前两段之后，我心里的OS是“这个Jean Valjean真娘炮”……说得难听点，狼叔这部剧里，尤其到了高音部分，唱出来的是“太监声”，说好的男中音呢？难道Jean Valjean对Cosette说“我既做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母亲”是指这个意思么？而且狼叔有一个地方还唱错表情了，收到Marius的信之后，Jean先是苦恼纠结“他将带走我生活中唯一的光和安慰”，当下是恨那臭小子，但是一念及“他可能会死”，就立刻放下私情，决定去救人，这跟他嘱咐Gavroche远离战场一样是保护下一代。但是给狼叔演出来，到了“他可能会死”那一句，不知怎么给人一种“巴不得”的感觉，甚至引发了观众窃笑……
至于罗叔演Javert，从听到casting之后就知道会是个悲剧，有心理准备之后，倒没有狼叔给我的打击来得大。罗叔这种大白嗓的唱法，七情上面，再加上他磁性的荷尔蒙攒动的声音，对Javert这个角色简直是致命一击。把愤怒不满焦虑这种情绪全放出来唱，还配合各种皱眉低首撇嘴的小表情，这货还是面无表情心如铁石的Javert么？更坑爹的是电影还按排他没事在巴黎圣母院对面的楼上走边边，然后还跑到塞纳河上走边边，再配上神马“代表上帝处罚你”啊“星星你告诉我”啊之类的歌词，这个Javert在大叔的外表下是藏着一颗怎样的少女心啊，我勒个去！！！姐可没想要萌他和Jean Valjean的西皮啊！！！

最后夸电影一句，就是Gavroche之死一段，无论英语版还是法语版的音乐剧都是往苦大仇深革命小将的方式处理，未免太煽。电影中的Gavroche却分明还是个孩子，分明害怕，却唱着歌朝枪口走过去……姐唰一下眼泪就出来了。

PS：在法国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别处无可比，毕竟这个故事是关于他们的祖辈为了争取平等与自由所付出的血和泪，而这些先辈们所向往的共和国至今仍然在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还有许多斗争需要继续……反正现场是可以微妙地感受到观众汹涌的脑电波~~~

1815年10月初，法国南部小镇迪涅。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阿尔卑斯山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
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悲惨世界》是怎样的作品？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悲惨世界》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雨果将这部构思四十载、完成于晚年的百万字巨著，称为“一部宗教作品”。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悲惨世界》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他想让现实中的彼埃尔，与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它将是一部始于苦难，终于救赎的作品。
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布雷斯特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田野调查般的详实。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野孩子，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巴黎圣母院》中，有整整一章《巴黎鸟瞰》；《悲惨世界》中，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弘、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但真正开写，要到二十年之后。在此期间，雨果完成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苦难》。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苦难》。经过大幅修改增添，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 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心怀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留给母亲的只有1.2万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不矛盾。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不忘描写混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造就嫉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摘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以律己的。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斗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他第一次下意识地对冉阿让使用“您”）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雨果写道：“他（沙威）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非黑即白、非恶即善的价值观崩溃了。“他（沙威）被感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他觉得自己空虚、无用，脱节……毁了。他跳入阴冷的塞纳河中。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为何“黑暗”？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雨果对此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

在此意义上，《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谦卑，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写于2013年3月8日星期五

Damn you all, 那些没有提醒我看这部电影之前需自备纸巾的音乐剧爱好者群众们。听着后排大妈们痛快淋漓的抽泣与擤鼻涕声，千辛万苦在大雪里开着车来第一场sold out被迫等了近两个小时看完还要在大雪里开着车回去的我忍眼泪忍得都快……哭了。

其实这片和King's Speech甚至Tom Hooper更早期的Elizabeth I一样，都是剧本的力度已经放在那里，他只需要以艺匠的手法串联出来就行——不同的是前两作的剧本都是夹在二等一等中间的质量，而这一部则绝对是要名头有名头、要高度有高度。不管是雨果的原作还是称霸世界音乐剧坛三十年的改编，再现于银幕的难度都够导演喝一壶的。虽说音乐剧已经将庞大的小说篇幅减而又减，但是其如歌剧一般的85%以上唱白如若拍成电影，如何让大部分并不熟悉这部音乐剧的观众（相信我，票房、口碑想要好观影主力一定不光是音乐剧死忠）不至于哑然失笑其实也是一个挺难解决的问题。这就一下子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舞台原卡还是好莱坞明星？前者的唱功固然了得，但观众辨识度和他们对电影的驾驭能力显然大大成疑，而如果是后者，谁又能保证他们一开口观众不捂住耳朵纷纷退场呢？这种血的教训也不是没有过嘛（好莱坞的解决办法自然是请替唱）。

Tom Hooper一定也为这问题头疼过，因为哪怕他的卡司里确实是有亮堂堂的、可以信赖的名字——虽说绝大部分观众认识长腿休是因为金刚狼，但他在2006年奥斯卡奖上（以及没多少人看但是也的确惊艳的几次托尼奖上）的亮眼表现早已让很多人注意到了他的音乐才华；Anne Hathaway也是一样，和长腿休在颁奖礼上的“即兴”合作也好，之后在脱口秀节目上的偶秀峥嵘也罢，大家对她的唱功似乎也有挺好的心理准备；Amanda Seyfried在Mamma Mia之后再次接演音乐剧电影也不让人吃惊，不过剩下的两个人——银幕上下都以硬汉形象示人的Russell Crowe和Burberry广告里走出来的传统英式posh kid Eddie Redmayne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俩的角色可都是分量很重的，现在这个媒体无孔不入、观众挑剔贼精的年代，找替唱已经基本不可能了，就算再不成也得演员本人硬着头皮上（参见Mamma Mia里的众男演员——OUCH！），而如果沙威和马吕斯砸锅，这部电影也就一半完蛋了。

但是Tom Hooper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甚至还有很多惊喜的答卷，Crowe的沙威虽说唱功稍欠火候，但毕竟中气十足、远超业余水准，而且角斗士哪怕已经有了啤酒肚也依然凶神恶煞、气势逼人，演这个一根筋到被自己逼死的角色还是游刃有余的；而Eddie——哦那个能在任何维度上准确地让你心碎成渣的男孩，有天使一般的纯真眼神和清亮声音，他曾经是伊顿公学的音特生，现在是只会演戏更会唱歌的小云雀。不能否认我在知道这家伙的来头之前也怀疑过他能不能驾驭一个要和长腿休面对面打对场的角色，但是让人等到心焦的原声碟终于出来，我迫不及待地点开preview听到他第一个高音抛上去的时候……ohhhhhhhhh I must have died and gone to friggin' heaven. 他的声线太特别了，虽然训练有素但却不矫揉造作，似乎天生就带着感动人心的力量，那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有激光一般穿透力的男高音简直太适合马吕斯这个角色，再加上舞台神童的演技，他已经成为观众和评论界眼中该片最大的惊喜，甚至有大批影评人预测，如果学院足够慷慨（或者Universal足够不吝惜自己的公关银子），他将会取代Crowe在近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中占有一席之地。准备好吧，好莱坞，大英帝国的80一代已经气势汹汹地大举攻来，他们全都怀揣着近乎无可挑剔的教育背景、闪瞎无数人双眼的演艺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一个个都谦恭严谨、多才多艺、彬彬有礼，渴望接受各种挑战，扮演不同的角色，更可怕的是，他们还都精力旺盛，一年能演三四部电影，还能抽空挤进几部舞台剧几集电视剧去，简直是没有能难倒他们的事情……在老年帮、中年帮已然一统天下之后，青年帮也悄然追随而来并且渐渐站稳了脚跟，在他们头上除了前辈的提携与荫庇，只有洛杉矶终年无云的晴朗天空。

Helena Bonham Carter和Sacha Baron Cohen绝对是两个太大牌的配角，尤其是SBC，每回出场的时候观众的情绪都会达到一个小高潮，而他的表现也再一次不负大家的期待，以及他唱得虽然荒腔走板，但其实嗓子可真不错；我不喜欢HBC的声音（Gee I don't like her anything），但看到她出现我还是挺惊喜的——老带新是多好的传统啊是吧，大明星甘做绿叶永远都是应该表扬的。

（以及我上回指出了大RADA有痛打学长、积极进步的传统，没想到我大剑桥也有。快乐的二一生们，你们前赴后继得很好，很好……）

（以及沙威的第一人选其实是Paul Bettany。There, I said it. Your move.）

对于Samantha Barks和Aaron Tveit，Barks曾是西区原卡，Tveit也是生在百老汇、长在百老汇的舞台老手，相信很多音乐剧资深粉比我更有发言权；演Gavroche和小Cosette的两个小演员太可爱了，相信很多人也为他们掉了眼泪。总之，配角群的表现非常专业且强势，在这样一部本来就应以致敬原作为追求的影片里也最合适不过了。

说了这么多，也差不多该打住。《悲惨世界》本是浪漫主义的顶峰之作，再加上宏大的时代背景，在文学史上有无法超越的地位；而音乐剧改编以其庞大的篇幅和包容万象的音乐可能（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也是音乐剧史上数一数二的名作。台前幕后，这部影片的演员和主创们都在讲着拍摄时的千辛万苦，光影虽纵然即逝，但胶片上的青春却永远不老，如果这部电影能让音乐剧死忠满意、让一般影迷叫好，也总算是不愧于这么多人的努力了吧。

音乐剧《悲惨世界》—— 大众和英语的胜利

廖康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电影破了票房纪录，几乎场场爆满。而且几乎场场结束时观众都对着空无一人的银幕鼓掌，这在电影史上是少有的。当然，电影仅仅是进一步普及了这出音乐剧，原剧本身就非常受大众欢迎。从1985年问世以来，在伦敦已经连续演出了27年，至今仍旧不衰。在纽约百老汇也曾连续演出16年，停了三年后，又于2006年重新上演至2008年。音乐剧《悲惨世界》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几乎让人们忘记它原本是法国人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önberg)作曲，布伯利(Alain Boublil)和纳泰勒(Jean-Marc Natel)作词的轻歌剧。可是在法国，这出剧于1980年问世，只演了三个月。在英美大获成功后，经过改编的作品于1991在巴黎再度上演，命运仍不见好，只演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收场了。这个奇怪的现象让我想到原著作者雨果的命运。他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独裁而被迫流亡海外，从1851开始侨居法国旁边的英属岛屿长达19年之久。小说《悲惨世界》就是在此期间(1862年)完成的。当然，这出轻歌剧在法国受到冷遇的原因绝不是政治。甚至还不能说它受到冷遇，毕竟也演过一百多场，只不过它不像在英美这么成功罢了。这“墙外香”现象应该归功于英语大众的喜爱和英语本身的强势。

法国人在艺术上是比较挑剔的，尤其对改编法语名著特别敏感。《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经典中的经典，无论谁来改编，无论把它改编成什么，都遭到过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讥讽。评论家们不仅对删繁就简十分厌恶，而且对破坏语言的优美尤其愤怒。但对读翻译的人来说，凡是与我交谈过的读者都一致认为，这部鸿篇巨制如果删掉一半，文学价值可能更高。小说里有太多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议论和轶事。那些鞭挞时政的批评也好，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惊动巴黎的绯闻也好，当年的读者看着热闹，就像我们今天在网上打架差不多，但与后世读者没多大关系。现在我们关心的只是小说人物的命运，除了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外，谁还关心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而且真正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去史册典籍里钩沉，小说最多就是用来参考而已。至于语言美，《悲惨世界》毕竟是用法语写的。其中的美妙在翻译中难以完全再现出来。改编成音乐剧，也许会让法国文学评论家们非常不满。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反正以前也没有充分领略到原文的妙处，我们能感到的文字美的缺失肯定要少得多。我们欣赏的是小说对不公道的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关怀，是主教的善良的感召力量，是冉阿让面临的矛盾和他的高尚行为，是雨果刻画的鲜明人物和他讲述的浪漫故事。而这一切都在剧中得到生动的再现并通过音乐得到感人的表现。

法国人在艺术上也格外求新好奇。“先锋派”这个词就来自法语avant-garde，他们厌烦艺术上的重复，甚至仅仅是有些近似都难以忍受。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主要作曲家和歌词作者早在1973年就合作出品过摇滚歌剧《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比《悲惨世界》早七年。规模大得多，从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一直演到罗伯斯庇尔的暴政。音乐新奇得多，虽然也有传统轻歌剧的段落，但主要歌曲都是非常上口的摇滚乐。票房在法国也好得多，不仅在70年代红极一时，而且这四十来年一直在不断发行各种版本的唱片，至今依然炙手可热。但是摇滚歌剧《法国大革命》涉及的法国历史事件和人物较多，缺乏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起伏，感情上也不够动人，因而从来没有翻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很少有人知道。虽然音乐剧《悲惨世界》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最后的街垒战是1832年6月巴黎的起义，但其历史大背景还是很相似的，音乐又回归到比较传统且稍嫌过时的轻歌剧甚至大歌剧风格，加上法国人对改编他们古典文学精品的挑剔，这个作品在法国受到相对冷遇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广大英语观众没有这类挑剔和顾忌，也没有那似曾相识的感觉和印象。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牢狱里失去尊严者的愤怒，是受污辱的妇女的悲情和怨言，是无辜的孩子可怜的希望，是在那残暴的王朝受压迫者愤怒的吼声，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渴求，是全人类最普遍、最根本的愿望。当芳汀失去工作，为了抚养女儿而不得不卖头发，卖牙齿，卖肉体，还因略微反抗而遭受惩罚，当她唱起那支忧伤的歌《我的梦想》，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流泪。当娇小的珂赛特吃力地拿起巨大的墩布和木桶，当她唱起那支希望的歌《云中的城堡》，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流泪。当那个捡子弹的男孩倒在镇压者的枪下，当他用稚嫩的童声唱起那支英勇的歌《小孩子》，有谁不会为之热血沸腾？当那些革命青年搭起路障，站在上面高唱那激昂的战歌《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有谁不会为之热血沸腾？这样一部优秀的音乐剧竟然在它的出生地受到冷遇，就算我能够理解，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原先对法国的崇敬也减少了。

然而，我对雨果的崇敬并没有因为上述缺点而有所减少。那些缺点是针对小说的广大读者而言，但对于希望了解当时法国社会风土人情的学者则有巨大价值。另外，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同时又体现了古希腊的悲剧传统，而且是被黑格尔尊为典范的《安提戈涅》(Antigone)那种理念冲突的悲剧。剧中矛盾的双方并非简单的正义与邪恶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冉阿让本能地感到世道不公，他偷个面包，砸个橱窗不该受到那么残酷，那样剥夺人性的惩罚。沙威则坚信帝国的法律，他维护法律的威严是为了国家的稳定，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俩都不是歹徒。所以，当沙威以为自己认错人时，就坚持要求马德兰市长惩罚他。所以，当冉阿让有机会处死沙威时，却放了他。所以，当沙威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出了问题时，当他看到“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背道而驰”时，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了。冉阿让和沙威不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而是像雨果另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共和军司令官戈万、保皇党叛军首领朗特纳克和特派代表西穆尔丹那样各有不同信仰的正直的人。他们既因各自的原则水火不容，又具有超越其信仰的人道精神而能够自省并自我牺牲。基于此，音乐剧电影增加了沙威察看街垒战死者的镜头，增加了他看到那个英勇男孩尸体的特写。让没读过原著，不知道沙威心理矛盾的观众进一步理解他为什么会自杀。这种超越意识形态，为各自理念奋斗而产生的冲突和悲剧似乎还未曾在中文作品中出现过。中国文学以往总是把敌人都描绘成道德败坏的歹徒，总是把他们的作为都描绘成自私利己的行径。这种简单化的根源在于不能不带偏见地观察人世。雨果也不是没有偏见，他藐视并贬低的是德纳第夫妇那类小人。他们像吃死尸的乌鸦一样，在战场上掠夺阵亡将士的遗物。他们为了钱财对芳汀和珂塞特百般压榨，我认为雨果把他们描写得太过分，太单一了。对此，音乐剧作了适当的调整，让这对夫妇变得较为可笑，而不那么可恶。这显然是承袭英国音乐剧《雾都孤儿》(Oliver!)的传统，在那出剧中教唆犯费根(Fagin)受到的是笑话，而非丑化。

有些人指责《悲惨世界》里有太多巧合：德纳第在滑铁卢战场上扒死人财物正好扒到马吕斯的父亲；沙威正好来到冉阿让冒名马德兰开工厂的城市，正好看见他抬马车救人，因而产生怀疑；冉阿让跳进修道院里正好撞到他救的人；德纳第的女儿爱潘妮也碰到并爱上了马吕斯，还替他找到珂塞特；冉阿让背着马吕斯钻地下水道逃跑，正好在出口碰到德纳第，等等。这么多巧合，在五卷长篇中也许还不太明显，但在改编的三小时音乐剧中让情节显得很不真实。但我看《悲惨世界》并不是把它当作写实的小说，而是把它当作浪漫的故事来看。“浪漫”被很多人误以为仅仅是爱情。其实在西方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是与新古典主义相对，强调感情超过理性，描写平民百姓的文学运动。《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是善良的基督徒的典型代表，是受到感召后一心向善者的典型代表，是忠实执行王朝法律的典型代表，是被侮辱的万千妇女的典型代表，是纯洁的儿童经受命运折磨的典型代表，是贪婪无耻的人渣的典型代表，是血性青年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碰撞、交往、矛盾与融合，他们的情感交织和理念冲突构成一张历史的巨幅画卷。这幅画卷反映的并不是一时一地的真实事件，而是整个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精神，是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而改编的音乐剧运用感人的乐曲和唱段进一步将此时代精神和艺术真实表现了出来。与我看过的十来种《悲惨世界》改编作品相比，我认为英语音乐剧的取舍最佳，不多不少，而音乐剧电影的结构和节奏更加紧凑，也充分发挥了细腻表演的电影特长。

让专家和学者研究雨果的原著《悲惨世界》吧。让大众享受删繁就简的改编作品吧。我读过两遍原著，中间相隔了30年，估计今生不会再读了。但我还会看无数遍改编的音乐剧和电影。在剧院里，我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欣赏的更多是声乐艺术。电影的音响和一些唱段虽然比不上剧院的效果，但它充分发挥了特写镜头的优势，表演出在舞台上看不清的细腻感情；比如芳汀临死前演唱那段令人同悲共泣的哀歌，她嘴角的抽搐，眼睛里闪动的羞辱、幽怨、绝望和愤怒。可能是因为在电影上看得清楚，也有助于听明白唱词。不仅是我，我的几个朋友也都觉得在电影院里比在戏院里更容易听懂唱词。电影还发挥了场景转换方便的长处，展现出文字描写和舞台美术都无法再现的场景；比如一开始拉船的那个非常有创意的镜头。它不仅表现了那些囚犯的苦役，也是比喻王朝复辟的法国犹如那倾斜的破船一样不可修复。

音乐剧的成功也多亏蒯茨默(Herbert Kretzmer)把法文歌词自由意译成朗朗上口的英文；多亏英文是世界上最强势，最国际化的语言，才使得音乐剧《悲惨世界》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巨大成功，而且红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它许多英语国家，并且已经译作21种语言，以不同形式在42个国家上演。随着电影的成功，我相信，想看音乐剧的观众一定会更多。就像网络文学促进纸媒出版一样，电影和音乐剧的关系也会由先前担心的竞争变为相互促进。看过平面的影子以后，一些朋友的兴趣都被激发起来，他们还希望去看真人的表演。还有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虽然早已看过音乐剧，仍然想看电影是怎么表现的，也想看不同团队的演出。戏剧艺术就是有这种魅力；一出剧有人能看上百遍，但很少有人把一部小说读上十遍。

如果你关注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你会察觉到《悲惨世界》与大多数音乐剧不同：没有轻歌曼舞，音乐和唱段不是疾风暴雨般地强烈，就是凄楚得催人泪下；没有说话，歌曲之间是像大歌剧那样用宣叙调连接起来的，但又没有大歌剧那么高难的咏叹调；没有光彩夺目的场景和鲜艳的服装，每一场都是昏暗的，几乎人人都是破衣烂衫；没有插科打诨，即便德纳第夫妻出场时，也是滑稽和讽刺，不是玩笑或幽默。一句话，除了音乐以外，这部剧其它各方面都更接近大歌剧。但又不像曲高和寡的大歌剧那样，这部音乐剧非常受大众欢迎。说到底，还得感谢雨果。法国人错过了让自家文豪的经典在全球大放异彩的机会，其实怨不得他们，而是因为法语正江河日下，而英语却如日中天。

如果你特别关注音乐剧，你还会想到，在某种意义上，《悲惨世界》与美国第一部真正的音乐剧《演艺船家》(Showboat)异曲同工。Showboat直译就是“演出船”，我译作《演艺船家》是因为那部音乐剧实在是关于几个以船为家的艺人生涯。其相似之处在于，那部作品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苦难。一开幕，观众就在美国舞台上第一次看到一群黑人装卸工在码头上愤懑地唱道：“白人整日闲游荡，黑人整日工作忙。汗水落入密西西比，一直忙到末日降。”剧院老板和出品人西格弗里德(Florence Ziegfeld)在1927年首演之夜，在观众悄然无声的观看时以为自己高尚一把就会惨败。但《演艺船家》震撼人心的艺术赢得了观众的欣赏，接连演了一年半572场。这在当时算是极大的成功，并为这种艺术形式赢得了音乐剧(musical)的名称，把这个形容词变成了名词。时隔60年后，《悲惨世界》在百老汇首演。在美国的舞台上，音乐剧从欢快的歌舞回到了沉重的歌唱，从谐谑回到了庄严，从轻松回到了严肃。音乐剧《悲惨世界》的成功表明了这种艺术形式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和可能性。

作曲家勋伯格和作词者布伯利的后续作品《西贡小姐》就是证明。这也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堪称是英语的《蝴蝶夫人》，是越南的乔乔桑的悲剧。音乐剧《悲惨世界》在英美的成功令歌词作者直接用英语创作《西贡小姐》，令出品人决定在英美上演。在伦敦从1989到1999十年间共演出4264场，打破了之前由《窈窕淑女》保持的特鲁里街皇家歌剧院公演最久音乐剧的记录。《西贡小姐》在纽约百老汇从1991到2001年也演出了4092场，而且也拍成电影了。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的成功一定会促使音乐剧电影《西贡小姐》早日上演，进一步普及这部作品。英语在其它所有领域里都早已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音乐剧《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的成功和“墙外香”现象更明确地标志着英语在文学艺术上也独占鳌头。

201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