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对决法罗

I've watched the last episode of the HBO doc "Woody V. Farrow" yesterday. I cried a couple of times, especially when Dylan encountered a panic during the shooting. This woman, as an adult, decided to stand up to tell her story because she is 100% sure it's the truth.

For so many years, her father tried to tell the whole world that her evil mother couched her. She had some mental problems that made her couldn't tell what was real, what was a fairy.

Honestly, I chose to believe that this whole father molested adopted daughter thing was a trick played by a jealous mother. It's revenge for Woody's betrayal. But this doc told a different story. As seven years old, Dylan never changed her story. There were details like the electric train, the attic, and Woody. She wanted to tell her story. And her mother just chose to believe her from the beginning.

The most touching scene is at the end of the doc. Dylan came to visit Farrow. It looks cold outside; the sky is grey. Mia and Dylan sit on the balcony having a conversation. Mia asks Dylan, have you ever mad at me for bringing this guy into their family. After a short silence, Dylan said, many people told her that their mother didn't trust them, fought for them, but her mother was always there for her. Maybe that's the real story.

原文：A SON SPEAKS OUT By Moses Farrow 备注：本文为 Mosez Farrow 2018 年对伍迪·艾伦性侵事件的回应

我是个非常注重隐私且对公众的注意力不感兴趣的人。但是，鉴于一些对于我的父亲伍迪·艾伦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和不准确的攻击，我觉得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一直在为自己未犯下的罪行而受到谴责。

在所谓的事情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我都在场。到了现在，今年早些时候公众的一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有些平息，我对真相能得到公平的审理抱有了一些希望，我想要分享一些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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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8 月 4 日的康涅狄格州桥水镇是一个温暖和阳光明媚的日子，但是在我们的 Frog Hollow 别墅内，空气中却弥漫着一丝寒意。我的母亲米亚·法罗和他的儿时好友 Casey Pascal 外出购物。我当时 14 岁，和我 7 岁的小妹妹 Dylan、4岁的弟弟 Satchel（现在已经改名为 Ronan）、Casey 的三个孩子在家。我们的保姆 Kristi、Casey 的保姆 Alison 和我们的法国老师 Sophie 一期在家看护我们，房间里到处都是人。

那天伍迪·艾伦坐在电视房地板上看「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表面上来看，和他之前来我们家没什么区别。但是我的妈妈在他来之前已经提醒了我们不要让伍迪·艾伦离开我们的视线。她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七个月前她在伍迪的公寓里发现了宋宜的照片，从而发现了伍迪和我 21 岁的姐姐之间的亲密关系。「伍迪是一个恶魔、怪物、魔鬼，宋宜是我们的死敌」，几个月以来，她的这些话一直像咒语一样钻进我们的脑袋。不管伍迪是不是在身边，她都一直在重复这些话（Satchel 才刚 4 岁，但是因为她的行为，导致 Satchel 竟然告诉我们的保姆「我的姐姐和我的父亲在做爱」）。我的母亲是我们关于伍迪唯一的信息来源，她非常有说服力。

在那个夏天，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我对米亚的警告非常重视。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支持我的母亲，我和其他得孩子都迫切的需要她的认可。我知道违背她的意愿会带来恐怖的后果。我会一直盯着伍迪知道她回家。但是，暗地里，我又有一些纠结。

为了解释我纠结的原因，我想要给你们一些关于我家庭的背景信息。

直到现在，伍迪和米亚都没有结婚，而且他从来不喝我们住在一起，甚至都不会在我们的公寓过夜。他经常早上 6:30 带着两份报纸和一堆松饼过来。我会比其他的孩子先起床，所以我们俩会在厨房的餐桌上一起吃早饭。他看纽约时报，我看华盛顿邮报里面的漫画和填字游戏。我们会在 Dylan 醒之前度过一段平静的时光。当 Dylan 醒之后，他会给 Dylan 做一份带肉桂或者蜂蜜的吐司然后陪着她吃早餐，他看起来不像是个「怪物」。

我的哥哥姐姐都是米亚和她的前夫 André Previn 生育或者领养的孩子。在 1985 年，米亚领养了 Dylan。两年后她和伍迪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Satchel。49 岁的伍迪似乎也在享受着当父亲的乐趣。

1980 年米亚领养了我，我成了她第七个孩子。1992 年，她向收养机构写了信，信中描述伍迪是一个非常棒的父亲。最终成功地让伍迪成为了我和 Dylan 的共同领养人。虽然伍迪早已在我的生活中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但是当他正式成为我的父亲后，我还是非常激动。我们一起玩国际象棋、一起钓鱼、一起打球。这些年来，Satchel、Daylan 和我经常去他的片场和剪辑室参观，晚上，他会来米亚的公寓和我们共度一些时光，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过任何不恰当的行为。

当然，新闻上伍迪和宋宜的关系公开了，然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坚定的把伍迪和宋宜从我们的生活中移除，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接受她的决定。

就算有人怀疑 Dylan 的指控，也常常因为伍迪和宋宜的关系而作为怀疑他的理由。一些陌生人用一些错误的信息对宋宜的攻击让我震惊。她不是伍迪的女儿（没有领养，不是继女，也没有任何父女关系），也没有发育障碍（她在哥伦毕业大学获得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而且关于她在未成年时就开始和伍迪约会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伍迪几乎没有和童年时的宋宜说过话。在宋宜 20 岁时，是我的目前母亲先建议伍迪去花时间接触宋宜。伍迪同意之后开始带宋宜去看尼克斯的球赛。这就是他们情感的开始。是的，这个关系非常不正统且别扭，它也破坏了我们的家庭且对我的母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这段关系本身对我们家庭的伤害远没有我的母亲之后的行为大，从那时候开始，她坚持把这段背叛当做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重心。

但是我的童年创伤和伍迪完全无关。这段创伤从伍迪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就开始了，它来自于家庭深处一以贯之的黑暗面。

我的祖父 John Farrow 是好莱坞有名的酒鬼和渣男，在我祖父的家庭中有无数次因为酗酒引发的争吵。年轻的时候，我的舅舅 John 经常来看完我们，但是米娅曾经告诉我，她差点被 John 性侵。目前我的舅舅 John 因为多想猥亵儿童指控而被关在监狱（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对此发表过公开的表态，也没有对受害者有任何声援）。我的舅舅 Patrick 和他的家人也经常来我家做客，但是这些随着米娅和 Patrick 的争吵不断增加，Patrick 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我家了。2009 年，我的舅舅 Patrick 自杀了。

我的妈妈也有自己的黑暗面，她在 21 岁时嫁给了 50 岁的 Frak Sinatra。当他们离婚后，我的母亲搬到了她的好朋友 Dory Previn 那里。我的母亲和 Dory Previn 的丈夫 André 发生了婚外情，并坏了他的孩子。Dory 和 André 的婚姻破裂了，Dory 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被提起过，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这件事。但是，从我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有从业执照的心理治疗师，很容易能看出来这种不正常的种子已经在我家生根发芽。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由亲生孩子和领养孩子组成的幸福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的母亲从生活条件不好的地方收养残疾的儿童是出自好意，但是在我家庭内发生的现实让我意识到事实并不是如此。当回忆起我的兄弟姐妹（有些是盲人或者身体有残疾）被拖下楼梯扔进被锁上门的卧室或者衣柜，我感到非常痛苦。她甚至因为一些非常小的过失，把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的弟弟 Thaddeus 关在外边的小屋一整夜。

宋宜是她最常找的替罪羊。我的姐姐有独立的倾向，在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中她是最不怕米娅的。如果被逼急了，她会把我的妈妈米娅的行为大声说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她们的争吵。在宋宜小时候，米娅有一次把一个大的瓷器扔到了她的头上，幸运的是，瓷器没有砸中宋宜，但是瓷器的碎片打在了宋宜腿上。几年后，米娅还用过电话听筒打过宋宜。宋宜明确表示她只想要一个人静静的呆着。即使在后来她和伍迪发展了一段不正常的关系，但这也同样让她有了逃离这个家的机会。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很多媒体都声称我的姐姐 Tam 在 21 岁是死于心力衰竭。事实上，Tam 一生都在和抑郁症作斗争。我的母亲拒绝给 Tam 提供帮助，并坚持认为 Tam 只是「喜怒无常」。2000 年的一个下午，在与米娅的最后一次争吵后，我的母亲离家出走，而 Tam 则服药过量自杀。我的母亲告诉其他人 Tam 因为是一个盲人，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个药片才导致服药过量去世。但是 Tam 记忆力非常好，对空间感知力也很强，而且眼睛看不到又不影响她的数自己吃了多少个药片。

Tam 服药过量的细节和她与米娅的斗争都是我的哥哥 Thaddeus 直接告诉我的，他是第一手的证人。遗憾的是，他已经无法证实这个说法了，就在两年前（2016）,Thaddeus 在离我的母亲家 10 分钟路程的地方，在车里开枪自杀了。

我的姐姐 Lark 是另一个死者。她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已毒瘾作斗争，并最终在 2008 年 35 岁时死于艾滋病。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如果你不能完全按照母亲吩咐的去做（无论要求多么过分），那你几乎不可能在她的屋檐下生活。

在一年级和二年级之间的夏天，我的母亲准备在我的卧室贴新的墙纸。这座房子位于 Connecticut 州，我的卧室和她的卧室是对门。当我的母亲走到我的床前并找到了一把卷尺时，我正要睡觉。她露出咄咄逼人的眼神并问我是不是拿了卷尺。我站在她面前愣住了，她一遍又一遍问，为什么找了一整天最后卷尺会出现在我的床上。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也许是某个工人把它放在这了。

当我没有给出她想要的答案时，她扇了我一巴掌，并把我的眼镜打到了地上。她告诉我我在说谎，我一直在哭，我听到她解释说会排练今天发生的事情。她会走到房间，然后我会告诉她我非常抱歉拿了卷尺去玩，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她至少让我排练了六次，并且指使我告诉兄弟姐妹我拿了卷尺（按照排练的方式）。

这是她洗脑的开始。我开始变得焦虑与恐惧。有一次，当我有了一条新的牛仔裤时，我觉得如果剪掉几个腰带环会非常酷。当米娅看到我的牛仔裤时，她不断的打我的屁股，并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她对我说「你不配穿任何衣服」，而且让我当着刚和 André 吃完晚饭的兄弟姐妹的面裸体站在房间的角落。（2014 年，但我向「People」杂志讲述我遭受的经历后，Dalan 称这是一种背叛并告诉我「我再她心里已经死了」。她后来公开反对我对童年的回忆，并声称「我的回忆无关紧要」，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自称「为虐待守护者辩代言」的女人说的。）

反击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某个夏天，米娅指责我在离开电视房时关了窗帘。事实上，因为Dylan 和 Satchel 在房间看电影，窗帘在前一天就被拉上了。她坚持认为是我把窗帘拉上的。她的朋友 Casey 刚好来我家，当她们在厨房忙碌时，我母亲还在指责是我关了窗帘。在那一瞬间，我再也受不了了，并大声叫喊「你在撒谎」，米娅蹬了我一眼然后把我带进了电视房旁边的卫生间。在卫生间，她不由分说的打我的身体，扇我耳光，把我往后推，打我胸口并大声叫到「你竟然在我的朋友面前说我撒谎，谁给你的胆子？你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骗子」。我从身体和精神上都被打败了。米娅剥夺了我的声音和自我意识。很明显，只要我稍微走出她洗脑的范畴，她都不会容忍。这样的经历，让我让我对她忠顺，又深深的恐惧。

总之，这不是一个幸福或者健康的家庭。还是让我们回到 1992 年 8 月 4 号吧。

Twitter 上的陌生人经常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亲眼目睹性侵事件，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发生？」，但如果没有发生过，又怎么会有人目睹性侵呢？

作为那一天的「男主人」，我曾经答应米娅要留意任何麻烦，我也一直在这样做。我记得伍迪坐在电视房里，而且我也能大概知道 Dylan 和 Satchel 在哪。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呆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会刻意刘亦每个人的举动。我确实有印象伍迪曾经离开过房间，但并不是和 Dylan 在一起。他会走进其他的房间打电话、读报纸、上厕所或者去池塘边散步透透气。

除了五个孩子，家里还有三个成年人在房间里。这些人在这几个人一直被告知伍迪是一个怪物。没有人会允许 Dylan 和伍迪一起，就算他想也不可能实现。Casey 的保姆 Alison 后来声称当她走进电视房，看到了伍迪跪在地板上把头埋进 Dylan 的双腿中间。真的吗？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干这个事？如果她真的目睹了这一切，为何不马上告诉我们的保姆 Kristi（我还记得一些讨论说这个行为是发生在楼上米娅的房间。但同样，假设最开始伍迪就带着 Dylan 走掉了，事情发生在楼上房间，也是会被进入客厅的任何人看到的）。唯一能让人私下做出性侵行为的地方是我母亲卧室外的一个小阁楼，所以，叙事改变了，阁楼成了新的「现场」。

2014 年在《纽约时报》上广为流传的公开信中，成年的 Dylan 突然想起了被性侵的每个细节。她写道，「他让我躺在床上，玩我哥哥的电动火车玩具，然后他对我进行了性侵犯，他边做边和我说话，轻声的告诉我我是一个好女孩，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并承诺以后带我去巴黎，我会成为他电影里的明星。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玩具火车上，看着它一圈又一圈的行驶。直到现在，我都不太能看玩具火车」。

这是一个精确而令人信服的描述，但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阁楼并没有电动火车玩具。事实上，即便是我们这些还在想，也没办法去上面玩玩具火车。这是一个未装修完只能爬行的空间，在陡峭且倾斜的屋顶下，有钉子、玻璃、捕鼠器、粪便、樟脑丸、塞满了衣服的箱子和我母亲的旧衣柜。

在阁楼的空间里容纳一套能动的电动火车玩具，这个想法确实太可笑了。我的一个哥哥确实有一套精美的火车模型，但是它摆在由一楼车库改造的男孩房间。（也许这个火车玩具就是我妹妹记忆中的火车？）。现在，每当我听到 Dylan 公开声明她在 7 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时，我脑子里只有那套想象中的玩具火车。而且她在最初的调查和听证会上从来没有提起过火车的事情。难道是某个人建议成年的 Dylan，如果提供一些特殊的细节可以让她的故事变得更真实？或者她真的相信她记得火车玩具「一圈又一圈」？就像她说她记得伍迪承诺带她去巴黎并让她成为电影明星（有点奇怪，对于 7 岁的孩子不应该提供新玩具或者洋娃娃嘛？）？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群答应要盯着伍迪的人都在楼下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楼上的事情吗？

最后，我妈妈和 Casey 带着新领养的孩子 Tam 和 Isaiah 回来了。保姆们并没有任何抱怨，Dylan 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异常。事实上，伍迪和米娅当天晚上还出去吃了饭。晚饭后，他们回到了 Frog Hollow，伍迪在楼下的卧室过夜，显然，伍迪没有任何异常行为，大人们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报告。

第二天早上，伍迪还在家里。在他离开之前，我短暂的去了一趟客厅，目睹了 Dylan 和 Satchel 和他在一个巨型画的窗户前坐在一起。孩子们拿着玩具店的目录，正在标记着他们希望伍迪下次来时要带来的玩具。那是一种欢快有趣的气氛，如果米娅的指控成立，前后两天的气氛实在有些冲突。多年之后，我曾经向伍迪提起过我的回忆，他对我说，他也记得当时的气氛多么的美好。他还告诉 Satchel 和 Dylan 只能各自标记一两个玩具，但他们几乎笑着把所有的玩具都标记了。他还记得他把那个目录带回了 New York，他告诉我，他最后把那本目录珍藏了好多年。他也没有想到竟然从那之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有趣的是，在伍迪回到 New York 之后，米娅才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永远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电话是她的朋友 Casey 打来的，她告诉米娅她的保姆 Alison 亲眼看到了伍迪在电视房把头埋进了 Dylan 两腿之间。

当我们的长期保姆 Monica 第二天回来工作时，我对她说，我认为这个故事是编的。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6 年的 Monica 几个月后就辞职了，她说米娅正在向她施压，让她站在自己这边指控伍迪。

后来 Monica 出来作证说她看到米娅录下了 Dylan 描述伍迪是如何摸她的过程。她说米娅花了两到三天时间去录像。她在证词中说：「我记得法罗女士当时对 Dylan 说，”Dylan，爸爸对你做了什么？Dylan，爸爸接下来对你做了什么？“Dylan 似乎并不感兴趣，法罗女士会停止录像一会，然后继续」。我可以证实这一点，我自己也见证了这一过程。Dylan 的另一个治疗师 Nancy Schultz 博士批评录视频的行为并质疑了内容的合法性，后来她也被立即开除了（我的母亲，对她来说，忠诚非常重要，她还开出了另一个长期的保姆 Mavis，她认为 Mavis 发表了对她不利的言论）。

在监护权的听证会上，我的母亲一直强调一家人要团结在一起。害怕被打的我，也开始参与进来。我甚至写了一份信来谴责伍迪，说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不可饶恕的事情。而且毁灭了我的梦想。我甚至在聚集在我们路边的新闻媒体面前公开的读了这封谴责信，我知道这会得到我母亲的认可。那次我对父亲的公开谴责，直到现在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那一年晚些时候，我记得我去 New Jersey 参加了许多次律师的会议和一次评估。我天生就很害羞并且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我终于觉得有必要说出来之后，我告诉评估人员，我感觉我被夹在父亲和母亲之间。之后，我回到了学校，然后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尖叫着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嘛？你毁了我的指控！你需要打电话给律师并且告诉她你收回自己说的话，告诉她你希望他们把你说的话从记录里删除掉。」。我感觉一阵胃痛，当我下一次和律师见证时，我重复了她的话：「我收回我说过的话，我收回我的陈述，并希望能沟通记录中删除」。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我被迫按照我目前的剧本来证明我的忠诚。

尽管她还在给我们讲「一家人要团结在一起」，但在高中二年级，我的母亲还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送到了 Connecticut 州的寄宿学校。我反对她的提议，并希望能够呆在 New York；她根本不在意。我在这出家庭肥皂剧中的作用已经完成。我发表了反对自己父亲的声明，我的角色已经落幕，我被抛弃了。

在那时，我并不知道 Connecticut 州警方委托 Yale/New Haven Hospital 的 Child Sexual Abuse Clinic 进行的为期半年的刑事调查。但自从几年前这一性侵指控被再一次提起来后，我看了那一份调查报告。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Dylan 并没有被伍迪先生性侵，她的陈述有一种被排练的感觉，可能是受她母亲的教导或者影响」。这些结论和我自己的童年经历完全吻合：教导、影响和排练这三个词正好概括了我母亲的试图养育我们的方式。我知道 Dylan 最近把这种洗脑理论成为我父亲的 ”spin“，但这不是这样的。这个结论不仅仅是州政府委托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家生活的方式。

这份报告让对我父亲提出的刑事指控被终结。New York 州社会服务局进行了 14 个月的二次调查，得出和 Yale/New Haven 同样的结论：「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 Dylan Farrow 收到过虐待或者性侵」。尽管如此，当法官把 Satchel 和 Dylan 的监护权判给米娅时，15 岁的我还是选择了阻力最小的方式，留在我的母亲身边。

二十多岁时，我硕士毕业后不就，我和米娅沟通说我想要联系伍迪。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回信告诉我说支持我去联系，并理解我对父亲这个形象的需求时，我多么开心。这个幸福太短暂了，不到 24 小时，她重新考虑并回了新的一封信，告诉我禁止我与「那个怪物」联系。

几年后，我和母亲变得越来越疏远，但是经过多年的自我反省，专业帮助和我爱的人/爱我的人的支持。我才体会到我童年悲剧的真相，以及我的母亲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我很庆幸我清醒了，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真相，但对于需要花费那么久的时间才能清醒，其感到非常失望。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尺寸面对我母亲和她的代理人一波又一波不公平且持续的攻击，质疑他为什么这些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被「绳之於法」。但是伍迪并不是没有绳之於法，恰恰相反，他是在米娅的指控被两个独立机构全面调查后被告知「清白」。在性侵指控不被认可后，米娅走到了法律的尽头。但媒体的审判不需要事实，而 Twitter 既不需要真相也不需要约束就可以无来由的对一个人指控。

对于那些对于我父亲罪行深信不疑的人，我请求你考虑一下：在这个 #MeToo 的时代，当需要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面临几十项指控的时候，我父亲只被指控过一次错误的行为，还是被一个曾经一起争夺多监护权的前伴侣指控的。在近 60 年的公众视线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他，甚至没有人说过他会在约会/工作中有不合时宜的行为，更别说调戏儿童了。作为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我知道儿童性侵是一个强迫症/偏执症，一般都会反复施行。Dylan 这么多年来多次和伍迪在他的公寓单独相处，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行为，然而现在有人相信，在伍迪 56 岁时，他突然决定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房间里变成一个猥亵儿童的人。

致那些曾与我父亲合作过并发生谴责他的演员：「你们急于加入谴责的浪潮中，因为你们害怕不站在社会运动中正确的一方，但是，与其接受 Twitter 暴民歇斯底里、盲目重复 25 年被调查否认的故事，不如考虑一下我说的话，毕竟，我当时在那个屋子里，而且我比你们更了解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更有资格」。

致我的妹妹 Dylan：「和你一样，我相信说出来的力量。我已经打破沉默，说出了我们母亲虐待我们的真相。我在离开她之后才，伤口才慢慢愈合。而她对你所做的一些事无法忍受的。我希望你能平静下来好好想想，把你的生命投入到帮助母亲毁掉父亲名誉上，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任何好的结局」

最后，对我的母亲：「你总是说你很欣赏我的一件事就是我倾听的能力。我挺你说了那么多年，把你的话看的别任何人都要重。你又一次对我说，和愤怒为伍是不健康的。然后，26 年后的今天。我猜你下一步就是发起一场运动来诋毁我的言论，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而且我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是时候结束了。你和我都知道真相。是时候结束这场报复了」

关于《Allen v. Farrow》（艾伦对决法罗），我看到collider.com的文章给出的标题是“A One-Sided Story, but a Pretty Damn Convincing One”（“一个片面的故事，但相当有说服力”），但可能在我的观点里，这个标题需要倒过来：A Pretty Damn Convincing One，but a One-Sided Story.

尽管片中提出了两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关于好莱坞权势人物利用强大的公关资源掌握话语权来掩盖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二是当女性受害者试图反抗控诉时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另外片中关于大众对艺术家的无意识的保护心理也值得思考）但本片中的有些明示或暗示，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刻意且主观。如果说把伍迪艾伦和宋宜之间的病态关系（一个老男人和自己多年女友的十几岁养女发生关系，还不够病态吗？）和多年来伍迪艾伦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少女迷恋老男人剧情（《曼哈顿》在第二集占据很大篇幅，42岁男人和17岁少女）作为他在男女关系上本身就没有底线、存在很大问题的佐证还可以算作合理的话，那当叙述米亚法罗和伍迪艾伦讨论再收养一个孩子（也就是Dylan）时，伍迪艾伦明确提出要一个金发孩子、伍迪艾伦从小对Dylan的强烈偏爱（片中用他对Ronan Farrow出生时是儿子而不是女儿的失望来作对比），这种手法就稍显拙劣。纵使伍迪艾伦是一个恋童癖禽兽，但用这样铺垫来暗示他从一出生就对孩子有不纯目的，确实是太过主观臆测了。又或者是Ronan Farrow指出伍迪艾伦曾经试图用物质上的诱惑来让他公开反对自己的母亲，来暗示Moses Farrow甚至宋宜也是因为这样才选择站在伍迪艾伦的一边，这样的指控就跟Moses Farrow和宋宜说米亚法罗对他们有虐待行为一样，都是一面之词。而这样刻意主观的表达在本片中实在是不少。好比片中表达出伍迪艾伦承认和宋宜的关系是用来掩盖伍迪艾伦恋童指控的工具，的确，它听上去非常合理，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这也只是臆测。

我当然会相信Dylan Farrow。伍迪艾伦在好莱坞的强大权势让他的单方面观点更容易被人听到，也让法罗一家的声音多年来很难被充分听见，这些年好莱坞风向的改变，#MeToo的兴起，让她有越来越多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她的自述，本片呈现的那些家庭录像、电话录音、庭审和证词记录、调查报告、检察官最终选择不起诉伍迪艾伦的原因，以及伍迪艾伦辩护者视为强证的耶鲁纽黑文医院报告的不合理性等等等等，Dylan Farrow所提供的一切，当你看到后，很难不为她感到心痛。但这部作品最让人遗憾的就是，这本该是Dylan充分叙述自己遭遇的完美契机，却被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的创作选择蒙上了一层阴影。

希望大家都看过了《艾伦对决法罗》（Allenv. Farrow）这部纪录片剧集，今天要讨论的主要是剧集的最后一集。第四集所展示的是早年审判和丑闻结束后，为何好莱坞没有就此宣布伍迪艾伦的“死刑”，反而是米娅在美国再也找不到工作，这其中好莱坞是如何包庇有权势的人，使用了怎样的公关策略，而后来自米兔运动之后，这一切又怎样发生了180度逆转，伍迪艾伦终于在这件事上最终输掉了他的名誉和事业。为何同一件事，在2000年初时和在现在，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

这一集其实对了解好莱坞的历史和变更有很大帮助，并不仅仅局限于伍迪艾伦的事件。里面还提到了很多相似的人同样是遭到控诉、身带污点多年，却多年一直没有翻车，直到近几年。从哈维韦恩斯坦，到波兰斯基，到最近的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HFPA），都是存在于好莱坞很久的具有强大势力的个人和组织，而且在过去多年，时不时都会在新闻上看到有关他们的负面内容，可是却一直被纵容和忽略。观众也一直本着娱乐至上、艺术至上的原则，始终不愿意承认带给他们娱乐性的内容背后的人是不完美的，甚至可能不一定称的上一个好人。

米兔运动真正的影响力

《艾伦对决法罗》播出后，我在豆瓣上看到依然有很多人占伍迪艾伦的一方，说没有他的说法，只有法罗一家，这个纪录片不够客观。但其实我想问的是：你真的有看这部剧集吗？如果你真的有看，你就会知道伍迪艾伦的声音在里面出现了多少次。他的每一次证词和反驳都有被加入到这个采访里，甚至法罗对他的对话有录音也都加入。所以并不是他没有发声，他的声音有被充分的展示。虽然他没有接受这个导演的采访，但最终他还是在媒体上否定这一切。所以只因为他一直否定，他就是无罪的吗？

也许，反正目前没有人跑到他家里把他拷起来关进监狱。但是这不代表这个纪录片是无用的，更不代表他的事业和信誉没有因此被毁掉。如果你们有机会看看推特上和媒体评论上对他的评价，加上他目前电影已经无法发行的状态，就可以知道，伍迪就算没有认罪，没有被判刑，他已经输了，而且输得非常彻底。在现在的好莱坞，他没有容身之地。

包括去年同样在Netflix发了纪录片的这位曾在美国呼风唤雨的Jeffrey Epstein也是如此，纪录片详细说了他过去与后来的两种待遇。很多人现在出来指控他，他也没认过罪，但似乎没人觉得他是无辜的。所以Epstein与伍迪艾伦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因为伍迪艾伦拍了很好的电影，所以就无罪吗？

其实米兔运动之后被扳倒的所有权势之人，所谓输赢和惩罚，并不真的在于是否他们被判罪，是否他们自己承认有罪，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从被“很多人惧怕”，到“被很多人唾弃”，也就是曾经利用权力去欺负别人，或滥用职权的人，一下失去了原本的“权势和影响力”，没有人再继续吹捧和给他们影响力。这才是这场运动产生的最终的结果。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法院没有判决，你们心里都清楚，事情永远回不到从前了，而且双方的生活和事业都已经被搅乱，只看谁心里问心无愧罢了。

好莱坞的转变

《艾伦对决法罗》剧集中，特别是第四集，我们会看到即使已经被指控性侵，2000年初，伍迪艾伦还有在奥斯卡上出现，好莱坞各界人士在他上台时还是给予他热烈掌声，甚至起身致敬。在这之后的10多年里，他依然每年一部电影，出席很多电影节，得到不少明星赞许，甚至在2014年在金球奖上被授予了终身成就奖（很多好莱坞明星在这段亮相，相信他们对自己的言论都很内疚，就不列出来了）。而另一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娅在这场官司后，因为不断被伍迪艾伦的公关团队打压，在好莱坞已经找不到工作，被害者迪伦也一直在成长中背负阴影。

《艾伦对决法罗》里也提到，伍迪艾伦的公关在好莱坞也很有权势，给所有媒体发邮件让他们报导关于伍迪艾伦的正面新闻，如果没有报的就列黑名单。HollywoodReporter就曾经被列了黑名单不让他们再出席伍迪艾伦的新片宣传。

但伍迪艾伦的事在米兔运动后也发生了转变，终于Time’sUp了。迪伦在弟弟罗南法罗（RonanFarrow）的帮助下，再次于媒体上发声。这次得到了很多好莱坞明星的支持。甚至这次很多与伍迪艾伦合作过的演员也不再帮他说话，《纽约的最后一个雨天》那部电影的卡司将自己的片酬都捐了出来表决心。自此，好莱坞与伍迪艾伦划清了界限。现在，他那个可以拉黑名单的公关也没有用了。

最初指控性侵的人因为没有得到业内支持，反而被“抛弃、拉黑”这样的事很多，导致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发声。但如今，并不是出现了新的证据或新的证人，而是周围环境不同了，时代变了，风气变了，多年之后，终于他们有人为他们说话了。其实这些事都在说明，很多事最初也许在法庭上，在舆论上没有得到公正的裁决，但不代表这事就完了。时代的变革，往往会让一些事再次露出水面。

Time’s Up

米兔运动对好莱坞的影响力是相当深远的，绝对不仅仅扳倒了韦恩斯坦。VOX的一个统计显示，自米兔运动发生之后，有至少104位好莱坞相关人士被指控性侵。米兔运动最大的特点是Time’sUp这个口号，针对的是那些早就有问题的人或组织，终于被揭发。而不是针对那些一次性事件。其最大的影响力是改变了行业的风气，以前可以被容忍被忽视的，现在不行了。对不道德不规范的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

所以很多粉丝总是在纠结于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很不现实的，真正发生改变的远远超过一个名人的人生，而是一个行业的风气在转变。而且我觉得这种转变是不可逆的。

与此同时，威胁记者列黑、名、单这种行为也已经不管用了。随着美国舆论导向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大媒体不再吃这一套。美国最有正义感的就是Times旗下的报纸，那真的是完全不怕公关的。从这次他们扳倒HFPA的冲劲就能看出来。历史上好莱坞很多深入报道和揭发都是由Times旗下的报纸领头。如果有商业投资的一些媒体，比如Variety, Hollywood Reporter会相对小心，但依然不乏正义感，往往两边平衡报导，但对新闻绝对不会避讳。然后再到小一点靠广告收入和公关照顾成活的小媒体，虽然平时不愿意得罪公关和电影公司，或任何电影人，但如果明星出来说话了，他们就不再怕报道。

很多人总觉得被指控有问题的人，如果自己不承认，又没有实质证据，就不应该认为他们真的有问题。但是这也要分情况。如果只是偶尔一次被指控，也许还有洗白的希望，但如果一个人多年来不断地被指控，不断有负面新闻出来，而且是来自不同人的指控，而且几乎媒体都统一口径，业内人士也开始划清界限，这恐怕并非空穴来风，绝对不是一个“清白”的预兆。很多时候，反而是因为问题太多，最终让人无法忽视、众人皆知了，纸就保不住火了。所有米兔运动后被扳倒的人都符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你真的去搜索他们这些predator时，你会发现他们是劣迹斑斑的，只是一直没有人敢动他们而已。

但一切依然需要不断的坚持才能最终推到一座大山。无论是来自当事人的不断诉求，还是外界的支持，媒体的不断给压力，每一座大山被推倒都不是一夜之间，甚至几个月，有的，像伍迪艾伦的事件，持续了很多年。

有的时候经历和旁观这一次次的变革，即使没有参与，作为一个记者也觉得十分激动人心。因为在这个行业做得久了，你会慢慢对一些事麻木，慢慢失去信心，慢慢觉得还是不要参与任何事，管好自己就好。可是往往就是这一座座大山被推倒时，你看到了媒体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正义感和勇气。

伍迪艾伦的事，目前媒体依然是两边都给予报道，每次伍迪艾伦发声，也不会说就不让他说话。但是他的电影，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再谈论，甚至大学里都不再作为例子去研究。很多媒体人称短时间内都无法再正视他的电影或评论他的电影。或至少，没办法再评论他的电影和他的为人而不去提及法罗一家的事。

这就回到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最后，虽然依然是“她说，他说”两个不同的说法，公众、媒体和法院都没有给予真的裁决，伍迪艾伦也没有被判刑，但是这真的重要吗？米兔运动中被揭发的人，被Time’sUp的人和组织，没人可以再带着敬仰的眼光和心态去正视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再忽视过去的一切，也没有人再惧怕他们。

在我看来，Time’sUp指的不是说就要给谁判刑了，而是曾经包庇和保护这些人的那个泡泡已经破了，所有的不光辉内容将会被一一曝光，没有人再继续推崇着这些人，而是决定不再给他们power。这才是对这些power abuser最大的惩罚。

当我们生活的年代可以通过“你说，他/她说，我说”，来给一个人下有罪判决书，当我们生活的年代可以否决那些背叛普世价值观的人应有的权利时，当我们在舆论大浪里随波逐流，兴奋地口沫横飞声讨所有“不道德”时，请记住，你手里这把锋利的尖刀，在今天是你杀死他人的工具，也可以在明天也可以成为他人毁灭你的武器。

Woody Allen和Mia Farrow就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争夺而引发的一系列丑闻，早在九十年代就是各家媒体争相报道挖搅过的新闻。这么多报道看下来，会让人发现事件里有太多的复杂面，而各家媒体的报道往往是偏袒男方或者女方角度而出发的。终于，我等到了HBO关于此事件的纪录片。因为HBO过去纪录片剧集的一贯高水准，我抱着能够看到对于整个事件没有偏袒，冷静深刻剖析的期待开始追剧。

然而，很快我意识到整个剧情是由既定Woody Allen猥亵养女成立，从事件主角之一的Mia Farrow的视角展开。因为早前看多过很多被Mia Farrow领养的孩子讲述和她生活的经历，我很难带入到Mia Farrow母爱无私的视角里。

Mia Farrow是14个孩子的母亲，这其中4个是自己生的，10个是领养的。以下是几位被Mia领养仍在世的孩子对他们的童年的回忆。

Soon Yi，Woody Allen的现任妻子，这样回忆她的童年：

"When Soon-Yi was a girl, she says, Farrow asked her to make a tape about her origins, detailing how she’d been the daughter of a prostitute who beat her. The request puzzled her, Soon-Yi says, since she had no memory of anything like that, so she refused.

From then on, things got worse, in Soon-Yi’s telling, though a family spokesperson refuted all her memories of physical abuse, neglect, or showing favoritism to one child over another.

Soon-Yi remembers, for instance, the first bath that Farrow gave her, in a Korean hotel room, as traumatic. “I’d never taken a bath by myself, because in the orphanage it was a big tub and we all got in it. Here, it was for a single person, and I was scared to get in the water by myself. So instead of doing what you would do with an infant — you know, maybe get into the water, put some toys in, put your arm in to show that you’re fine, it’s not dangerous — she just kind of threw me in.

Despite the pastoral tranquillity, Soon-Yi says, she felt achingly unhappy,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not helped by Mia’s and André’s “bone-chilling tempers” or by Mia’s playing favorites. “There was a hierarchy — she didn’t try to hide it, and Fletcher was the star, the golden child,” she says. “Mia always valued intelligence and also looks, blond hair and blue eyes.” Soon-Yi had arrived without knowing a word of English, and Mia was impatient with her new daughter’s learning curve. “She tried to teach me the alphabet with those wooden blocks. If I didn’t get them right, sometimes she’d throw them at me or down on the floor. Who can learn under that pressure?

The family first lived on Martha’s Vineyard, where Soon-Yi remembers an incident in which she was excluded from playing in a paddling pool with the younger children. She “maneuvered” her way in, Soon-Yi says, and when Lark got hurt, “maybe slipped or something,” Farrow rounded on her, yelling, “Look what you’ve done! You never listen! I should send you to an insane asylum!” As Soon-Yi puts it, “I was shaking. I was so scared I thought she was actually going to put me in an insane asylum — and I understood what it meant.

“Mia used to write words on my arm, which was humiliating, so I’d always wear long-sleeved shirts. She would also tip me upside down, holding me by my feet, to get the blood to drain to my head. Because she thought — or she read it, God knows where she came up with the notion — that blood going to my head would make me smarter or something.” Farrow also resorted, as Soon-Yi describes it, to “arbitrarily showing her power”: slapping Soon-Yi across the face and spanking her with a hairbrush or calling her “stupid” and “moronic.” Sometimes, according to Soon-Yi, Farrow lost it completely, as when she threw a porcelain rabbit that her mother had given her at Soon-Yi (“She never really liked it,” Soon-Yi wryly observes. “That’s probably why she threw it at me”), smashing it to pieces and startling both of them. “I could see from the expression on her face that she felt she had gone too far. Because it could have really hurt me.” - (//www.vulture.com/2018/09/soon-yi-previn-speaks.html)

Moses Farrow, 上图戴眼镜的男孩

Mia另一位收养儿子Moses Farrow回忆：

“It was important to my mother to project to the world a picture of a happy blended household of both biological and adopted children, but this was far from the truth. I’m sure my mother had good intentions in adopti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from the direst of circumstances, but the reality inside our walls was very different. It pains me to recall instances in which I witnessed siblings, some blind or physically disabled, dragged down a flight of stairs to be thrown into a bedroom or a closet, then having the door locked from the outside. She even shut my brother Thaddeus, paraplegic from polio, in an outdoor shed overnight as punishment for a minor transgression.

Soon-Yi was her most frequent scapegoat. My sister had an independent streak and, of all of us, was the least intimidated by Mia. When pushed, she would call our mother out on her behavior and ugly arguments would ensue. When Soon-Yi was young, Mia once threw a large porcelain centerpiece at her head. Luckily it missed, but the shattered pieces hit her legs. Years later, Mia beat her with a telephone receiver. Soon-Yi’s made it clear that her desire was simply to be left alone, which increasingly became the case. Even if her relationship with Woody was unconventional, it allowed her to escape. Others weren’t so lucky.

Most media sources claim my sister Tam died of “heart failure” at the age of 21. In fact, Tam struggled with depression for much of her life, a situation exacerbated by my mother refusing to get her help, insisting that Tam was just “moody.” One afternoon in 2000, after one final fight with Mia, which ended with my mother leaving the house, Tam committed suicide by overdosing on pills. My mother would tell others that the drug overdose was accidental, saying that Tam, who was blind, didn’t know which pills she was taking. But Tam had both an ironclad memory and sense of spatial recognition. And, of course, blindness didn’t impair her ability to count.

The details of Tam’s overdose and the fight with Mia that precipitated it were relayed directly to me by my brother Thaddeus, a first-hand witness. Tragically, he is no longer able to confirm this account. Just two years ago, Thaddeus also committed suicide by shooting himself in his car, less than 10 minutes from my mother’s house.

My sister Lark was another fatality. She wound up on a path of self-destruction, struggled with addiction, and eventually died in poverty from AIDS-related causes in 2008 at age 35.

For all of us, life under my mother’s roof was impossible if you didn’t do exactly what you were told, no matter how questionable the demand.” - （http://mosesfarrow.blogspot.com/2018/05/a-son-speaks-out-by-moses-farrow.html）

如果舆论告诉我们Woody Allen是可怕的恋童癖，强奸犯，我们要抵制所有他的电影，要声讨所有仍然愿意跟他合作的演员，更要用这种大潮淹没所有仍然为Woody Allen出来辩护的人。那么这是仿佛可以代替法院的作用来给人判罪的力量。是否有污点的人，不配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有污点的艺术家，更不配再有创作的自由。我想想那句老生常谈的“ Separating art from artist" ，诚然“艺术”不应该是保护犯罪行为的托词，同时“艺术家”的身份也不该是代表高尚道德的楷模。

作为女性，我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感到幸运。因为这个时代给了女性群体更多的空间和权利，因此我有了相比上几代女性更多的生活选择。然而当看到某种政治正确大潮正在席卷而来要消灭所有不同的声音时，我不禁觉得背脊发凉，这又会不会是一个时代悲歌的前奏？

Woody Allen有罪与否，我在看了很多从双方角度的资料后仍然没法给自己一个定论。我只知道，从小到大在我心里那些搂着跟自己子女年龄相仿小女友的中老年男人，难免都散发着油腻和恶臭。但他的私生活并不会让我觉得《蓝色茉莉》或者《午夜巴塞罗那》这些电影变成了劣质的作品。Woody Allen是我从少年时代一直喜欢的导演，如果未来他仍然有机会拍电影，我想我还是会去看。倘若有天有从Woody Allen没有犯罪角度制作的记录片/宣传片，我也会抱着尽量客观的心态来看。

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原生家庭抛弃又再被Mia Farrow领养的亚裔孩子们，就像小猫小狗一样被领养，被嫌弃，然后再在媒体上被渲染成那些白人养父母的善心产物。有多少主流媒体，有多少人在意过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救呢？看着电影里把Mia像天使老母亲一样描绘，我不由地感觉不适。如果说记录电影带着某种社会责任，我想那应该是作品核心努力把持的一杆秤。很遗憾，看完这部由HBO精致制作的“纪录片”，我恍然大悟自己其实看的是宣传片。2009年，Mia的亲弟弟饮弹自尽。2013年，Mia的哥哥因为性侵两名男童入狱十年 （//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mia-farrows-brother-to-be-sentenced-for-sex-abuse/1957532/）。我想，不幸的童年就像是一种瘟疫在一个家族里生根蔓延，而那些被领养的孩子存在在这个家庭的最底层生命像野草一样消亡，无人问津。看罢，我唯一的结论是，儿童领养，特别是发达国家对非发达国家儿童的领养，应该有非常严格的审核方式，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质为人父母。

说到HBO的记录剧集，我最后不得不推荐《纽约灾星》（//movie.douban.com/subject/26292143/）

说几个非常简单的点，不带情绪：

1- Woody Allen 和 Mia Farrow 的恩怨，有没有可能是Mia是心里扭曲的变态？

2- 所谓娈童，性侵，等等指控，都因证据不足而根本没打官司。也就是除了一张嘴，没有人能提供事实证据。

3- 在没有证据起诉的前提下，Woody Allen 早年主动申请测谎，顺利通过。

4- Woody Allen 让 Mia Farrow去测谎，Mia Farrow拒绝。

5- Mia Farrow 的养子 Moses Farrow 力挺 Woody Allen, 有理有据，但其声音被媒体埋没。

6- Woody Allen 的养女 Bechet Allen 力挺 Woody Allen，但其声音被媒体埋没。Woody Allen 妻子宋宜出来说话，声音被淹没，这就很讽刺了。为什么媒体对这三个亚洲人的说辞视而不见呢？

7- Mia Farrow的孩子死了三个，如果按Moses Farrow的回忆和质疑来看，死因细思极恐。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

8- 有趣的是，所有死了的，被忽视的养子养女，被塑造称“反派”的宋宜，都是有色人种。有媒体话语权的，以绝对优势霸占媒体的----是两个白人孩子。Mia 自己发过一个照片，为了突出Ronan的“杰出”，Mia直接把照片里的亚裔孩子给涂成了黑色---抹掉了，这个行为无论你如何解释，都是令人作呕的病态心理。为什么最后被包装成受害者的，卖惨的是两个上层社会有权有势的，精致优秀的白人孩子，而同样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可以作为证人的有色人种的孩子，要么死了，要么直接被无视。整个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Mia的动机，媒体的立场，真的那么简单吗？

9- 如果Woody Allen是个惯犯，或者行为不端，在其漫长的生涯中，几乎每年都有作品，从未停止工作，却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和演员站出来指控----甚至造谣诽谤。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Mia这个都不能测谎的女人来指控呢？

10- MeToo运动和流行的女权主义浪潮，有没有可能被人利用当作杀人利器？我们要的是合理逻辑和真相？还是自我道德优越带来的快感？

女权是女性自我的认知，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通过对自己内在的改变，来影响外在客观的环境。女权不应该是一种工具，不应该是尚方宝剑，可以肆意挥砍，逆我者亡。

和Mia Farrow充满仇恨的执狂相比，Woody Allen的妻子宋宜，更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女性，她选择了比她老那么多的男人，面临这么大的社会压力，截然选择了爱自己想爱的人，过自己的生活，并且过得很好，当初被人诟病的忘年恋，不伦恋，居然持续了几十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浪漫的，对于Woody和宋宜，对彼此的相伴就是对外界一切最大的反击。

希望他们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