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下岗所带来的，绝对不是丢了工作那么简单。有人说这是一场骗局，骗不骗不知道，但结果和骗没什么两样。 典型的东北人性格，倔强，要强，团结，热情。电影里的妓女的年龄覆盖的很广，从二三十岁一直到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充分说明了这一场下岗的波动是巨大的。 几乎没有什么音乐，但是色调的差别是巨大的。这象征着女主角的一场“自我的背叛”。女主角从始至终没有变，尽管她选择了自己并不想从事的工作，但是这只是选择上的策略而并非初心的变化。 这个导演的剪辑很会省略，没有拖泥带水，而且他并不会给观众一个情绪反应的时间，而是直接就进入到下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的变化是一样的，她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也不会为自己做这一次工作而有什么留恋。 最后我想反驳一下：如果这个人认为“妓女”就活该被唾弃活该被耻笑的话，那他和嘲笑那些残疾人没什么两样。这不是她自愿的选择，但这是她不得不进行的选择。如同《神女》一样，神女作为一个母亲，也作为一个女人，她必须要以个人的能力撑起一个家。同样的，电影里的女主人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儿媳妇，这是她没有选择之后，不得已的选择。

本片女主齐溪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儿子，在老公耿乐劝阻无果后硬是去了法国，为此欠了一屁股债，到了法国发现当保姆根本赚不到钱后，她认识了大姐，大姐劝她回家，可她为了面子，为了一口气，硬是留了下来，慢慢走上了站街女的道路。 最后回到家乡，耿乐知道这件事后，选择了离开，他没有要任何的东西，只是接受不了老婆的行为。 曾美慧孜饰演齐溪的妯娌丹丹，她老公看到齐溪去法国赚到了钱，就逼着老婆也去。 曾美慧孜去了之后才知道齐溪原来做的不是保姆，她开始崩溃，但为了现实她还是做了，可没做几次她就受不了了，为了丹丹和自己，齐溪决定带着丹丹回国。 丹丹老公知道老婆做了这个之后，大发雷霆。 很多人看完本片痛斥男人是那个当女人上岸后不给披衣服的渣，是那个既骂老婆婊子又拿着老婆站街赚来的钱潇洒的渣。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是三观不正，是道德有问题。 而我看完有些别的看法，我感觉不管是站街女这个角色，还是老公接不接受自己，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耿乐不接受齐溪的回归是因为一切都是齐溪的执念，耿乐觉得自己没错，而齐溪也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如果她们安于原样，或许过得苦一点，但不会发生这一切。 丹丹的老公选择接受是因为整件事是他做的主导，如果不是他，丹丹也不会这样。 90年代，东北下岗潮，多少人因为穷而全家人一起自杀，因为穷而由老公踩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做那些事，还得在门口等着。 那么多的身不由己，不是一句三观，一句道德就结束的，对于他们错不在职业的贵与贱，只在于你所做出的选择自己能否承受后果。

真实有且有力。 电影中人物角色从设定到表演都没有任何出戏和做作，故事如此真实。 无论我们生活在何处，总有人生活在另外一处，谁都不能评判对错，我不是别人，别人也不是我。 没有看到苦难，没有看到矫情。 批判或者赞扬，不适用于这部电影。 “没有难处，谁愿意做这行。”有天晚上打车回家，和一位出租车司机瞎侃说到情色交易，他说了这么一句。屎难吃，有人陷入自己的困境不得不吃，有人还有选择。这归根到底，旁人说不清。就算说清了，哪又能怎样。 关于剧情的评论很多，就不再写了。 这样的故事确确实实存在的与发生过，这是种重要的。站街女，情色交易，贫富，边缘人群，国家，历史，道德，哲学。这些词汇如果都扎进去讨论分析，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看世界，看人间，我只能承认这部电影给我留下这些。其余的随它去吧，在生活里找到出口。 这样的故事发生了，与太多太多的因素有关。只愿大家平安，健康，幸福。

下岗，媳妇出国打工，正经活儿挣钱少还找不着，生计、脸面所迫，当了站街女。

这个情节有点操蛋，所谓为了脸面，逻辑是，自己主动要出来淘金，家里还为此拉了饥荒，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她是家里的希望了，不拿钱回家实在没脸。

儿子上学、改善住房、发展家业，确实需要钱，但女主的选择，除了因为性格略硬之外，还体现了婚姻的属性。

婚姻至少有经济和情感两维属性，为了政治更正确心理更舒适或其他原因，当代社会更强调后者，但前者其实更是底色，尤其是贫贱夫妻，经济水平越低，婚姻的经济属性越凸显（可能经济水平高到一定程度，经济属性会再度凸显，形成微笑曲线，也有可能，此处不赘）。

后半段，情节就更操蛋了（操蛋的意思是，又真实又来气，上同）。

媳妇的事情败露，老公挂不住了，喝酒撒气离家出走，这时候媳妇又要进一步委屈自己，上赶着请求老公原谅。

捋一下，媳妇为家里生计，出国打工，被迫站街，忍辱负重往家里寄钱，老公知道之后，更正确的做法，不应该是含泪下跪来检讨自己的无能、继而想办法抚平媳妇遭受的创伤么？

来气归来气，很遗憾，从情节设计的角度反而是合理的。

因为现实，就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于产业工人实行的是终身聘用制，俗称“铁饭碗”。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接连宣布破产。

紧接着，大量的国有企业选择了裁员，于是就产生了“下岗潮”。

而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和“中国工业的心脏”，在此之前拥有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然，在这片黑土地上有着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业工人。

国家的经济改革使得东北的地位一落千丈，元气大伤，成为了“下岗潮”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量的年轻人纷纷向外涌出。

借用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的评价：“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男人再不济能用劳力吃饭，女人呢，没办法的也只能操起皮肉生意，就像这部电影里展示的那样。

本片由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梅斯执导。

奥利维耶是个中国通，他一共拍过两部电影，一部是记录北京前门拆迁改造过程的纪录片《前门前》（2008），另一部就是《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北爆发大规模的下岗潮时，很多女人听说去法国当保姆能赚很多钱，便纷纷不惜举债出国。

但等她们到了巴黎之后才发现，保姆工资低又不好找，华人群体对东北人又有刻板印象，走投无路只能当“站街女”。

奥利维耶有一次在巴黎遇到了一群这样的女性，对她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找到国内导演王小帅做监制，共同拍出了《下海》，揭开了一段我们难以启齿的生活真相……

说白了，这是一部讲失足妇女的电影。

失足女，作为灰色地带的边缘人士，常常成为中外影视剧关注的对象。

比如香港导演陈果拍的《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和《三夫》。

比如周星驰那部著名的《喜剧之王》。

说实话哈，人生艰难，各凭本事赚钱，都是下九流，谁也别看不起谁。

张丽娜，东北人，结了婚，有个孩子。

她想赚钱啊，太想了，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破房子里，憋屈死了。再加上孩子眼看着就长个了，吞金兽的威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于是丽娜就动了去法国巴黎当保姆的心思。

听说啊，在那当保姆可赚钱了，一个月能赚2000欧，粗略估计那就是一个月两万，这数别说当时了，放现在很多人都拿不到。

有这等好事，谁听了不心动？

一开始丽娜她老公不同意，穷就穷点呗，跑那么远干啥。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丽娜想要更好的生活，她就是想去。

不就是当保姆嘛，多大点事啊，她整天在家里当保姆也没见拿到多少钱呢。

于是，丽娜硬着头皮抛下老公儿子，甚至还借了高利贷，拿着东拼西凑的钱去了法国。

这个打黑工在法国的操作是这样的哈：

首先是报个去法国的旅行团，到了巴黎之后趁人不注意脱团自行离开，然后就滞留法国在当地打工赚钱。

但这样就产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居留证打黑工加上不会法语，一般是没办法在当地人家里当保姆的。

何况法国已经有大量的移民了，本地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吸收这么多人。

一开始丽娜不信邪，一家一家地打电话找保姆工作，结果报价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很多连500欧都不到。

其实我们想想，500欧也差不多五千块了，在上世纪末也不算少了。但这跟一开始说的两千欧差距过于巨大，丽娜碰壁了数次才接受了现实。

一开始，她好不容易找了个华人家庭当保姆，包吃包住，还行。

结果那家人女主人刻薄得要死，让丽娜睡杂物间（垃圾堆），要求一大堆。这也没啥哈，毕竟也不是来享福的。

但过分的是，月底结工钱的时候那女的还克扣了丽娜一百欧。

为啥？因为小孩打破了花瓶。

小孩打破为啥扣丽娜工钱，而且一个2欧就能买到的破瓶子还扣一百？

原因人家说了，说什么孩子打碎还不是因为丽娜没看好，而且她特喜欢这瓶子。

到底是东北姑娘，丽娜不受这气，当晚就收拾行李走人了。

走人容易，找工作难啊。

眼看着要走投无路了，结果她在一个华人小饭馆遇上了个东北老乡李玉梅。

玉梅人美心善，而且老热情了，看出丽娜的窘境就把她带回了家。

所谓的家，其实更像个宿舍，巴掌大点地方，住了五六个女人。

而且，一个比一个老。

但重点是，这地方便宜啊。

等缓过劲来，丽娜终于琢磨出这群女人的职业了——

站街女。

一开始，丽娜看不起她们，觉得可丢人了。

她每天早出晚归地拼命找工作，晚上回家自己泡一碗泡面坐在自己床上吃，决不和她们一块儿吃饭。

但眼看着钱快花完了，工作没找到一个，丈夫还在家里催寄钱。

实在没办法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面对那一屁股债。

绝不能。

很快，从绝望到麻木再到妥协，丽娜在生活的重压下再也无法顾及尊严。

最后，她散落着头发，涂着鲜艳的红唇站在街边，捕捉嫖客们细微的眼神，然后用手指偷偷比个价格，同意了便正式开工。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丽娜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攻击，在这场困境中挣扎着。

当站街女赚的钱，到底是比较多。

随着一张张汇款单，丽娜老公不仅在老家还清了贷款，买了新房子装修好了，还盘了一家店面热火朝天地准备开餐馆。

每次和老公视频的时候，丽娜总是会擦掉嘴上的口红，把头发利落地扎起来，然后在操着一口爽朗的东北话在异乡的网吧里和老公孩子讲话。

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是自己，是妻子，是母亲。

丽娜几乎没有好好看过巴黎，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好像从来都不属于这群站街女。

跟着旅行团过来，一眼都没看风景就跑掉去找工作了，然后就是不停地想着赚钱。

这也是为什么《下海》中几乎没有什么浪漫场景的原因，甚至连埃菲尔铁塔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都显得毫无特色可言。

这是丽娜和她的同事们的巴黎，一个既不浪漫，也不优雅的地方，有的只有无尽的喘息和挣扎。

人生不如意，无心看风景。

中国人讲人情，家里人听说丽娜赚了好些钱，家里的表妹丹丹坐不住了，也要来巴黎打工，而且没等丽娜同意就急匆匆借了钱来了巴黎。

好嘛，这怎么办，丽娜烦的头疼，就直接对丹丹说出了自己在巴黎的职业。

丹丹一开始也是哭啊，不愿意啊，但还是做了一两单。但到底是年轻沉不住气，哭着要回家。

不得不说，曾美慧孜演得真是好，那种傻乎乎沉不住气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事情要坏在她身上。

果然，在丽娜跟着她回东北的时候，丹丹说漏嘴了，两个人的老公都知道她们在法国做的啥了。

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做了坏事就要承担被发现的风险。

而那群留在法国继续打拼的姐妹们，她们有的要供孩子上大学，有的要还房贷，有的要给孩子再攒点钱。

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在异乡遥望故乡？

过年，她们坐在一起包着饺子，喝白酒，一起唱着“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看了令人落泪。

丽娜的老公得知真相后，先是崩溃大怒，然后离家出走，住在一个需要坐火车才能抵达的远方的破房子里。

丽娜带着孩子来找他，拥挤破旧的屋子里，锅里的开水咕噜咕噜地沸腾着。

她问，蒜呢？他用手指了指旁边。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过去的就算了吧，脱下的衣服再一件件穿回来。

“下海冷，别让岸上更冷。”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Belleville的地方，又叫做“美丽城”。

但其实这里并不美丽。

大量从中国来的女人就在这里谋着生活，她们背井离乡，语言不通，没有签证，所以，死了也没人知道。

即使有媒体报道，也是外媒的寥寥几笔。

而《下海》将镜头对准了她们，和她们眼中的巴黎。

什么尊严，好坏优劣留给后人评说。这一刻，是生活将她们推向了那些阴暗的角落。

《下海》的几位主要演员齐溪、耿乐和曾美慧孜都是文艺片里的常客和实力派演员。无论是从题材、演员还是从细节上看，这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看完后劲很足。

不过它自然是没有机会上映的，看过的人也不多，但多一个人了解这种生活，便多一分宽容。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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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现在听来略带“过去时”味道的一个词。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它却是“进行时”，甚至还形成了一股“潮”。

调查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中，总共波及的城镇企业职工多达2278万人（统计数据截止至1999年）。

记性好的观众，应该记得不少国产片里，就出现过被“下岗”的情节。

比如《万箭穿心》里的马学武，《钢的琴》里的陈桂林，《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等等。

《钢的琴》剧照

往近了说，前不久上映的《地久天长》中，咏梅所饰演的王丽云就是下岗浪潮所波及的一员。

不只是电影作品，那时候的各种艺术形式里，都难以避免地要提及下岗这一主题。

1998年，刘欢写了一首鼓励下岗工人的歌，他唱到：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999年，黄宏在小品《打气儿》里也说道：

“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但是，下岗对一个工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吗？

并不。

当时的下岗潮所影响的人，大多是年纪不小，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普通工人。

上有老，下有下，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

《万箭穿心》剧照

根据一份1999年，对多地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

“在这些下岗工人，80%至90%都是进入社会声望较低的传统零售、服务业，或是临时就业岗位。”

男人们，尚可出卖劳力，做一些苦脏累的活。

而一些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的女人，就从“下岗”走向了“下海”——

这是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因为尺度太大。

由一名法国导演执导，曾经在2017年的釜山电影节上展映。

但，片中的主要演员都是中国人，喜欢看文艺片的影迷应该不会陌生——

饰演男主角的演员耿乐，之前出演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往春天的地铁》，以及前两年的《嘉年华》、《相爱相亲》等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另一名女演员曾美慧孜，去年曾凭借电影《三夫》提名金马影后。

《三夫》剧照

《地久天长》的导演王小帅，担任了《下海》的监制。

巧的是，在《地久天长》中饰演茉莉的齐溪，在此片中饰演了女主角张丽娜。

张丽娜是一个东北人，结了婚，有一个小孩。

不幸的是，她下岗了。

90年代末的下岗工人，很难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就算找到了薪水也相当微薄。

但是张丽娜听说，去法国当保姆，每个月能挣2000欧。

折合人民币两万多一个月（90年代的汇率），这是在国内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于是，张丽娜抛下丈夫儿子，甚至还为此借下高利贷，启程去了巴黎。

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不易，经历过的人都懂。

更悲惨的是，现实还给了她重重的一巴掌——

拨通第一个招工的电话，对方告诉她，一个月薪水500。

第二家打过去，甚至连500都不到。

她懵了，这和当初说的2000也差得太远。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做，别人还抢着做。

“巴黎最不缺的，就是来这里当保姆的中国女人。”

想到欠下的高利贷，以及在老家的丈夫儿子，张丽娜忍了。

她来到雇主家里，进门就惊呆。

对方给她安排的住处，是一个杂物间。

床旁边就是洗衣机，头顶是柜子，连站直了转个身都困难。

而保姆这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家务全干，还要带孩子，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到了第一个月发工资时，雇主还以摔破花瓶为由，扣了她100欧。

“你们这些东北人就是这样，粗手笨脚的，啥也干不好。”

张丽娜终于忍无可忍，要了工钱，背上包就走了。

失去工作，张丽娜又开始在巴黎街头漂泊起来。

幸运的是，在街边的餐厅，她认识了一名东北老乡李玉梅。

三两杯酒下肚，俩人产生了“他乡遇故知”的惺惺相惜。

李玉梅带张丽娜回到住处，找了个落脚的地方。

一个不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床，一个床铺每周的租金是120欧。

李玉梅交了租金才发现，这里住的全是来自东北的中年女人。

她们都是从事性交易的站街女。

一开始，张丽娜对这群人充满排斥。

不和她们说话，不一起吃饭。

她仍然想找一份正经工作，为此跑遍了巴黎有华人居住的大街小巷。

可结果都相同——每一家都把她拒之门外。

迟迟找不到工作，家里欠的贷款又催得紧。

张丽娜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彻底击溃。

她开始尾随李玉梅，观察她是怎么站街的。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很快，张丽娜就向沉重的现实妥协了。

短短几天时间，她就成了一名业务熟练的站街女。

男人的眼睛一瞥，她就知道对方的来意。

比个手势，谈好价钱。

几秒钟的时间，一笔交易就谈妥。

张丽娜彻底“下海”了。

但，她可不敢告诉家人。

于是工作的时候，她就浓妆艳抹，媚态十足。

到了和家人视频聊天时，就卸掉口红，扎起马尾。

脸上也终于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站街这事儿于一个女人而言，无疑是耻辱的。

有时候，还会遇到不尊重女性的客人。

这些苦楚，张丽娜无处可说，只能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

她知道，等她赚到还上高利贷的钱，赚到开一间店面的钱，她就能回家和丈夫儿子团聚了。

张丽娜原本以为，生活会这样渐渐平静下来，没想到家里又发生了波澜——

张丽娜的弟妹（丈夫的弟弟的妻子）听说巴黎当保姆赚钱，也想来这边干活。

更突然的是，还不由得她劝阻，弟妹已经把来巴黎的手续都办好了。

张丽娜要如何面对弟妹？如何掩盖自己的谎言？在这里就不多剧透了。

肯定会有人想问，既然她们在巴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什么不回去呢？

其实，这些站街女各有各的难言之隐——

张丽娜是因为憋着一口气，不想回去让别人看不起。

李玉梅是因为要独自抚养一个上大学的女儿。

其他的女人，要么丧偶，要么离异，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于是选择出卖身体赚钱。

像电影中这样的女人，现实生活中并不少。

据调查显示，90年代在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有600余人，到了2016年，这个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仅有20至60欧，有时候甚至还更低。

此前，就有不少新闻报道过这类边缘人群。

其中不乏一些触目惊心的标题——

不少电影作品，也将镜头对准了这群人。

比如《上海，美丽城》、《站街女》以及今天介绍的《下海》等等。

拍摄《下海》的法国导演奥利维耶·梅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迷。

他的纪录长片《发高烧》，关注中国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

《去不息》和《猴年》则将记录了一户三峡“移民”家庭的真实生活。

奥利维耶·梅斯（右）来中国交流学习

《下海》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片中也有一些玩转中文的情节。

有两处谐音梗，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张丽娜第一次来到李玉梅住处，问这里的女人是干啥的。

李玉梅的回答是：“给逼的”。

一语双关，都是被生活给“逼”迫的。

片尾，张丽娜来到丈夫的住处，俩人给儿子煮面。

张丽娜问丈夫：“要（有）蒜吗？”

丈夫不做声，扭头指了一个方向。

“算”了吧，生活再一地鸡毛，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泰戈尔有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

回报以歌太难，能够做到像张丽娜、李玉梅这样，在生活的重压下好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当然不是鼓励这样的做法，但是，当指责这些女性为了生活出卖肉体时。

那些把她们推下海的无形双手，就不值得反思吗？

海里或许很脏，但笑贫不笑娼的岸上，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本文作者：张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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