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诗人余秀华,这部电影中更吸引我的是,“人性”。
余身上有各种反差,甚至诡异。她残疾而穷困,但才华惊人;她因脑瘫而说话结巴,但逻辑清晰有深度还时不时幽默;她看诗写诗玩高雅文艺,但毫不避讳的畅谈其婚姻不幸和性福以及金钱,家庭生活很俗气,吵架时口不择言,情绪激动会爆粗口;她将母亲视为人生依靠,会因母亲生病而悲伤到吐血块,但又不愿给母亲好脸色,不屑于母亲的传统伦常,在婚姻大事上处处怼母亲。
“我就是个荡妇你怎么着吧。”
“有钱就能让你这个老鬼推磨,我草!”
说实话,对这样的坦率不是太能接受,心里会膈应,但我想我没有资格评论她,因为我没有那样的人生经历。“我是我自己的灾难,你是灾难的四分之三”,“快乐是什么东西,你解释一下。”“至于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没有经验,真的讲不出来”。她的人生已经如此,还苛责她学会社交技巧,压抑自己的情绪,那她还能活下来吗?还能写出那么绚烂的诗歌吗?
人性中都有本能,就如同饿了会吃,累了会睡,伤心会哭泣,生气会骂人,所谓道德,所谓迎合别人认同那是在本能情感满足了之后,过度压抑情感是会出问题的。有研究为证,抑郁症患者多是那种道德感很强,很重视他人评论,也从不公开说自己抑郁的人。脑瘫患者本就是精神分裂症易感体,假如再压抑情感,那余是很可能出精神问题的。
余秀华在不幸的人生经历中,始终保持思想的独立,始终保持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已经难能可贵。
“我们是谁,竟敢这么轻易地评价别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无法理解一些人,无法理解一些事,愤怒,反感,嘲笑,是因为他们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他人影评中的一段话,我也说过类似的,“固执仅仅是因为孤陋寡闻和修养低下”。我想要更开明的人生态度,就要了解更多类型的人生。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中,感觉范导对余秀华人物的刻画还不够,对爱情和婚姻的描绘也欠缺些火候,毕竟四十年的人生都要拍出来,才算完整了解这个人。对其成名前的痛苦磨难拍的太少,所以好几次在其情绪爆发时觉得生硬,反倒容易被其坦率和幽默逗笑。但前一秒才笑出来,后一秒又觉得辛酸。
还有一点很震撼的是,在余秀华的婚姻当中,余、丈夫、余父余母,似乎谁都没有错,可结果就是一个悲剧。谁都有缺点,可我对谁都恨不起来。再一想,如果我是当事人之一,也许也会无比恨对方。
影片当中,余母的形象可能是最饱满一致的,面对余的质疑,“你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给自己看”,余母,“活给别人看”。她不佩服女儿能干有钱,只佩服家有儿女,家庭和气,一方面希望女儿过得好,一方面又希望维持家庭的完整,避免村里人的非议。这可能是传统农村妇女的典型思想吧。
余的丈夫,应该也算有情有义的了,面对余的各种看不惯甚至人身攻击,他是争吵中弱势的那一个,但始终能坚持对“爸妈”和家庭的责任,他离家的时候,会与老丈人、丈母娘等每一个人打招呼,即便没人应和。离婚当日,反而感情出来,牵手前妻走夜路的场景加分不少,“毕竟几十年夫妻,不可能一点感情没有”。对于其他,不能要求过多,毕竟他也有委屈,“同床时跟个死人一样我何必呢。” 余成名后,最终同意离婚,我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对余的一种成全罢。
“有的婚姻会成全一个人,有的婚姻直接毁掉两个人”——余秀华。
如果非要我公开评价余秀华,她肯定不是完美的,我不能去引导正常人完全用她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生活。可这就是人性,包裹着优雅与粗俗,包裹着情义与自私。
人性至上,理解万岁。如果还有余力,可以要求高尚;如果已经很痛苦,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当然,也包括自己。
看过不同的人生,才能理解不同的人性、价值观、生活方式,然后,在今后生活中,尽量少去评价他人,尽量全面去包容他人。这是我看《摇摇晃晃的人间》的初衷,电影也确实做到了。THE END
层层叠叠的麦田中间,匍匐着一条长满绿色荒草的路,余秀华摇晃着身体,吃力地走过去。
她上身白衣,下身牛仔裤,像是一叶在狂风中起伏的帆。
这是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第一个镜头,伴着余秀华的诗句:
首先是我家门口的麦子黄了, 然后是横店, 然后是汉江平原。 月光里静默的麦子, 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 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
我读余秀华的诗不多,但读过的都很喜欢。她的诗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像是从残缺的身体里钻出来的。
有憎恨、有偏爱、有卑微、也有孤傲。
余秀华的“诗”,要和她的“人”一起来看,就像是看《红楼梦》里十二钗的判词,字字句句都是自己的命数。
一直期待着有人把余秀华的故事搬上大荧幕,终于,等来了范俭导演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范俭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该奖项被誉为纪录片界的奥斯卡。
盛名之下,更让人多了一份期待。
影片讲述了余秀华成名后的生活,主线是她和丈夫的离婚官司。影片不断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切换,拍余秀华的孤独,拍她身份的焦虑、压抑的情感。
应该说,范俭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好题材。
可是坦白讲,他并没有把握好这个人物。要不是余秀华本身的鲜活个性在支撑着全片的观感,这必然会沦为一部平庸的作品。
究其原因,主要两点:素材的匮乏和视角的缺失。
两者都是硬伤。
作为一部人物纪录片,应该从一个特定的拍摄人物身上,拍出普通人的挣扎和普世的情感,由特殊到一般,由孤木见森林。
比如《杀戮演绎》,拍的是印尼大屠杀中的刽子手,拍他们在多年之后,还洋洋得意地重演着当年杀人的场景,这够奇葩,但最后,我们看到镜头前的杀人者,全身颤抖,几近崩溃,他问导演:“难道,我当年真的做错了吗?”
再比如《少年小赵》,拍一个90后的五毛,整天穿着军装,背着军挎,挥舞红旗走在大路上。你和他聊天,他不会好好说话,满嘴的政治标语,这也够奇葩。但最后,他的老家遭遇了强拆,小赵看着推土机在捣毁自家的院墙,忍不住落泪。
这就是人物纪录片的魅力,从一个特殊的人物身上,看见永恒的东西,比如“人性的回归”,比如“荒谬信仰的崩塌”。
要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并不容易,需要“预判”和“时间”。
作为导演,要有眼光去选中一个有趣的人物,并预见到在他身上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然后静静地、不加介入地等待。
这其中,预判,就是视角;时间,就是素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拍摄时间。
前文中提到的《杀戮演绎》,导演冒着生死的危险,前后拍了8年;《少年小赵》也拍了4年,影片跟随小赵从高三升入大三,从青涩走向成熟。
而《摇摇晃晃的人间》呢?只拍了1年的时间。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时间指标,来评价一部纪录片的好坏。但这至少说明一些问题。
记得在采访中,范俭也提到过,由于余秀华的爆红,每天挤在她家的媒体有十几家,轮番上阵,范俭只能去抢余秀华的时间来进行拍摄。
如此一来,能够拍摄到的有效镜头,就更少了。这也直接影响了成片的效果,在短短88分钟的片长里,反复出现特写、吃饭、采访、行走……大量的重复镜头,都是“素材的匮乏”导致的。
时间短,素材少,人物就很难立体。
比起素材的匮乏,“视角的缺失”是更严重的问题。
记得范俭在采访中,聊到《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主题:一个关于女性身体和情感欲望的故事。
但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这条脉络却极其模糊。这与素材不足也是息息相关的,以至于影像根本无法支撑起主题的表达。
而影片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碎片化的观念。
比如:直男视角对女性的物化。
最典型的是一场戏是在研讨会上,男诗人们个个神采飞扬,意淫着女诗人的创作心理。
还有在饭桌上,余秀华的丈夫向朋友抱怨妻子的无理,朋友训斥道:“女人就是猪,只靠你会哄。”
还有:余秀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进退失据。
影片基本是在这两个空间里交替进行的,我们看到,回到乡村的余秀华是自在的、踏实的,但在观念上,她又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她似乎是向往城市的,但身在城市中的她,又显得局促,处处被人消费。
这种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尴尬,始终在纠缠着她。
还有:身体局限与内心欲望的水火不容。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挫败感,“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是为人的宿命。
这一点,在余秀华身上,尤为明显。
她在采访时曾经反复说过,她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自己的残疾。她多想在说话时,表情不要那样扭曲,但就是做不到。
后来,她写诗,出名,赚钱,离婚,活得越来越自我,但每每想到身体上的残疾,还是会彻夜痛哭;追求喜欢的男人,遭到拒绝,她还是会归咎于“谁让我是残疾人呢。”
这种外在的成功依然无法掩盖的内心的失落,是这个人物的悲剧所在。
应该说,上述这些表达在片中都有涉及,但全都若隐若现,浅尝辄止。
其实,只要扣紧任意一条线,用尽可能丰富的影像去呈现,都是不错的。
可惜,《摇摇晃晃的人间》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摇摇晃晃的主题。
范俭在采访中说,曾经想把这个纪录片,拍成一个关于诗人的片子。就像吉姆·贾木许的《帕特森》那样。
巧了,我也想推荐这部电影。
《帕特森》讲了什么呢?
讲了一个巴士司机的日常,从周一开始讲,一直讲到下一个周一,周而复始。
而每一天,这个巴士司机的生活都大同小异,早晨被闹钟叫醒,起床,上班,开着巴士驶过固定的路线,去老地方吃午餐,下班,吃晚饭,遛狗,去酒吧,回家睡觉……日复一日,波澜不惊。
你肯定会很好奇,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别着急,听我讲啊。虽然每天的生活差不多,但这个巴士司机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酷爱写诗,会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下他偶得的诗句。
于是,生活也就在他写诗的过程中,变得不那么一样了。
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其实这部电影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诗人。
诗人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文艺青年的伪装,它甚至不需要被外界认可。
当你用一种诗意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世界时,你就是一个诗人。
就像片中的帕特森那样,他每天的生活看似一成不变,但他却总能在平淡中,发现流淌于时间裂缝中的诗意。
而这部电影更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对观众提出了同样的挑战:只有你用诗意的眼光去观看,才能发现影片中暗含的诗意。从内容到形式,这部电影都在践行着“诗意”的表达。
回到余秀华,她也是这样一位诗人。
我至今都很难忘记,听她读自己写的诗。那首诗叫《我爱你》: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最开始读余秀华诗歌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她身体上的缺陷。我只是看到她写的爱情,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是“我身体里有一列火车”,是“我坐在房门口,看云,看书,看他的后脑勺”,是“我只拿一朵花请求打开你”;她写的生活,是“我想起有多少日子耽于薄酒”,是“我躺在水面之下,听不到任何声音”;而她写的疼痛,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下沉的过程”。读完之后,我想,在人生当中,希望发生的事情,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都被写到她的诗歌里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了解她,懂得她。我看到网络评论上的各种评价,关于她的疾病,她的婚姻,她的艰难,我更惊异了。我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文学总是属于某个特定阶层的,而从她的经历看来,并没有这种限制。从那时起,我的思维才开阔起来: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的人,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生活有深刻的感悟,其他的,大约都是我们为其添加的标签,不应该被任何人承认。但我对她的认识,还是浅显的,浅到我觉得不应该去看别人对她的评价,来影响我对她的判断,我宁愿安安静静读她的诗歌。
直到我看到《摇摇晃晃的人生》的宣传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真实的声音,看到她真实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口齿清晰、身体灵活,只能含混不清地说话,嘴巴不自主地歪着,身体好像随时都在被人击打着,一拐一拐。我听着她念自己写的诗歌,我突然觉得,她的人生,应该比我想象中更难。
我现在身体健康,但是年轻的时候却遭过不少罪。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半个脸部面瘫。因为受凉的原因,左侧的面部神经从刚开始很难动弹,最后发展到完全没有任何知觉。那段时间,我以为自己真的治不好了,我刷牙的时候,嘴里含不住一口水,水会从嘴唇的左侧露出来。那段时间我都不敢笑,因为有一次和男朋友走在路上,实在忍不住笑了,他说,你别笑了,笑比哭还丑。好在后来经过针灸、电击的治疗,几个月之后完全康复,但是不得不说,我也体会了,身体有障碍的生活,多么艰难。
所以,我一听到余秀华读自己写的诗歌,我就哭了。我也说不出来是因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感慨她的艰难,也许是同情她的遭遇,也许是略有一点感同身受。这种哭泣,一直没有停止。放映厅的灯关上之后,我就开始默默擦眼泪。
如果有人说,余秀华的成名是因为她身体的缺陷和农民的身份,一定会有人用她的才华出来辩驳。但是人们也应该承认,她的身体和身份,是早早就与她绑在一起的,谁都拿不掉。当我知道她的出身时,也曾经是震惊的,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余秀华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可规避的。
她应该在太多的场合中遇到这些直指她身体和身份的问题,昨天也不例外。一个年轻灵动的女生站起来问她:如果能够为人生做一次选择,她是会选择做一个健全的正常人,还是像现在一样?余秀华反问:你觉得我现在哪里不好?对方只能重新措辞说,不是觉得她不好,而是问她有没有想过更完美的人生。余秀华说:美丽正常的身体,他们都有,但是他们都不会写诗。
叹服于她的睿智之余,我想起她的那句“我从不后悔我的降临”。我想,从十几二十分钟对她的观察来看,她真的是从未对自己有任何的自卑,反而都是自信和感激,她自信自己有这样的才华,感激自己生命的存在,这便足够。我想,以她的聪明,不会不知道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她的好感是同情,有一些人对她的关注是猎奇,而只有一些是真正懂她。但是她,还是用她最真实的态度回应这一切。
我不由得又想起我自己。我出生在县城的家庭,高中到市区读书的时候,自卑到骨子里,总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于是我开始学着像城市里的人,说一些城市的话,用一些城市的东西,做一些城市人做的事情,逐渐也不记得自己。直到近几年,看到绿妖、邓安庆、沈书枝,他们写自己在小镇或农村的成长经历,我才意识到,这一切原本都是人生的财富。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降临本身就是幸运的事情。它不应该因为地域,因为疾病,因为财富而横生出任何别的意义。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是世界给我们的礼物。至于打开盒子之后,看到的是什么,都由我们自己去想象,或者,去创造。
电影中对一件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渲染,就是余秀华离婚的事情。她的前夫应该是家长招来,安排入赘的,为了照顾她,照顾这个家庭,才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然而我第一眼看到她的前夫时就知道,她所有浓烈的情诗,应该和他的关系都不大。真正能够让她动心的人,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果然,她说她们之间没有爱情,她要离婚。她不顾前夫说她背信弃义,也不顾母亲说她铁石心肠,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或社会的评价。她应该只想说,这段婚姻里没有爱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所以让我离婚,让我解脱。
旁人将她的离婚与她的成名牵扯到一起,用难听的话说,她有名有钱了,就要把照顾自己二十年的丈夫一脚踹开。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精神的独立总是建立在物质独立的基础上。很难说,如果余秀华没有成名,没有钱,全家人的收入还是要靠丈夫打工收入,她会不会隐忍一辈子;但是当她有自己的经济实力时,她就理所应当保全自己的独立,她可以选择给前夫赔偿,给自己的父母金钱安慰,这一切的前提也许是她有了自己的经济独立之后,才能够实现的。
在电影里,余秀华说,下雨的时候,田地里的路很泥,但是他从来没有接过她回家,从来没有牵手把他送回家。在电影里,只要看到他们俩单独同框的镜头,大多都是争吵和耍无赖。但讽刺的是,离婚之后,两个人坐在车上,彼此的笑容反而最轻松。一起回家的时候,走在路上,余秀华说,你扶我一下,于是他的丈夫挽起了她的手。哦,那时,已经是前夫。
看完电影之后,和朋友聊起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我们这些毕业不久,还处在单身的小青年身上,常常有各种被催婚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我的想法都和余秀华一样,我们并不排斥婚姻,而是希望能够在婚姻里拥有爱情。而长辈们的想法却是像她的母亲一样,有个完整的家就是好的,人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真希望我们能像余秀华一样,坚守自己的一些准则。当初她结婚的时候,想来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对我们来说,或许选择能更多。我们应该都希望对抗,但是又害怕对抗,但是在我们能够选择的情况下,还是要对抗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因素。
说起所谓的对抗,最近刚好看了李银河老师对网络节目的一项新规定的评论。李银河老师的大意是,在这个时代,性本身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性需求和温饱一样是民生的大问题,这理应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似乎不应该成为众矢之的。同样,在余秀华的诗歌里,也有很多关于性的描写。她笔下生花,让人们觉得性爱真的美妙,这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对性爱的正确理解?而不应该只是一味禁止,我以为那样只会让更多人对它出现理解的偏差。
写完这个励志鸡汤的小标题,我恨不得把自己拖到厕所里去打一顿。但是打了一顿之后,并没有想到更好的说法。我想表达的,大约是这样的意思。不论我们用多大的平等去看待余秀华,她仍然是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她的人生的确是有某种客观的不完美存在的。这种不完美,应该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被任何人评价的。同样,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我们没有完美的心灵,没有完美的身世,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伴侣。但是这些,都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的力量。
余秀华选择了用诗歌的方式,她说,诗歌是她在摇摇晃晃的人生行走时的一根拐杖。每个人是不是也都有自己的呈现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像她一样用尽力气去写诗?
前段时间,我开始写简单的小说。本以为以自己的视角和经历去写,会简单一些,但是当那些事情在脑子中打转时,我觉得我的大脑已经难以承载。那些我放不下的人和事,奔涌而来,还没有写够一千字,我就已经落败。我虽然不大相信励志那套,但是一听到余秀华的声音,看到她的诗歌,我就想想,难道我能比她还艰难吗?终于能够落笔写了下去。
最后我表示,我是一个不常看电影,也不懂电影的人,完全是冲着余秀华去看的。但是这种人物纪录片让我很感动,至少我看的时候,没有强加感和压迫感,不像别的电影一样总是试图逼迫我接受电影中呈现的现实,这部电影只是在陈述,在记录,我好像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余秀华相识了一遍。真心感谢导演。
我迟到了。坐下来的时候屏幕上是耀眼的孤独。义无反顾的孤独。
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是孤独。可是却很难做到让自己的孤独溢出屏幕,让世界都看到,不用吵,不用嚷,不用声嘶力竭--世界说:天呐,我们为你的孤独落泪。果然只有她能做到。
Love and fear. 可是她怕什么?她根本什么都不怕。世界无法将她绑住,只能任她恣意生长。
恣意就是与自私和伤害伴生的。她说她此世是来还债的,她认为自己不幸,可我却更同情她的家人--对我来说责任感大概才是最可怕的东西。本性的善良,于是要直面无法放弃的责任。“我做错了什么?”
* * *
“我不明白我离婚你有什么好伤心的,一直哭。”
“就没见过你心这么硬的人。”
“我心硬?也是你给的心。”
* * *
我甘心吗?甘心孤独吗?我想我并没有不甘心的资格。因为无法那样恣意地活。
去年IDFA前,我死皮赖脸地问主办方要到了几部中国参赛片来预习。在电脑上看完《摇》以后竟然有一丝失望,觉得略逊于导演前作《吾土》。后来在阿姆斯特丹看全球首映的时候,才觉得片子好到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声光图像那一系列电影人的技艺,真的只有在电影院里、大银幕上才能展现出来。
2016年11月23日,中国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盛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获得相当于榜眼的评委会特别奖。影片以因诗作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而走红的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为拍摄对象,记录了她成名后近一年的人生历程。据制作方介绍,该片将争取于明年春天在国内公映,或于明年年内与观众见面。
因为余秀华本身的关注度,影片的选题似乎很讨巧。但从拍摄角度来讲,导演范俭选择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这样一个高度曝光的公众人物,关于她的纪录片除了影像资料外还有什么其他价值?除了拍余秀华成名后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读者见面、诗集签售、学术会议,纪录片怎样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怎样更深入地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又怎样在余秀华诗人、女人、残疾人等多重身份间穿梭、整合?存在价值危机都是拍摄人物的纪录电影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
《摇摇晃晃的人间》的IDFA之旅可以说是检验影片在艺术层面的成败之旅。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阿姆斯特丹,没有几个人知道余秀华是谁。影院里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放映厅里的黑暗像是一道无知之幕把余秀华的世界与外国观众隔开,亮起的银幕是连接两个世界唯一的通道。她的诗歌与人生、爱与恨,都必须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来抵达观众的内心。就像泽维耶·多兰在戛纳含泪所说的那样,电影是一种情感驶向彼岸,在观者的情感中引起共鸣,而这样的航行往往以海难告终。余秀华的名声和魅力对于这部纪录片来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成败全看船上的艺术家们怎样掌舵。而当首映场里的观众随着情节的发展嬉笑、惊讶、叹息,当他们用雷动的掌声为片尾字幕伴奏,我们知道范俭的航行成功了,他的艺术把余秀华载到了彼岸,直抵人心。
评委会发言人汤姆·保罗在宣读评语时提到了拍摄诗人的难度,影像在模拟诗歌并试图创造诗性的时候,容易陷入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诗人和残疾人也恰恰也属于最容易被脸谱化的群体,对这些身份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刻画对纪录片而言尤为困难。《摇摇晃晃的人间》从影像、声音、音乐到叙事、节奏和暗喻的使用,不但在技术细节上严丝合缝,也与内容做到形神合一。这种“技艺之美”或许是唯一能够承载诗行之轻与诗意之重的载体。当导演选择展示余秀华的诗时,这些诗句同时具有叙事、展示和风格的多重功能,这一刻的影像和文本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相谈甚欢,相得益彰。看完片子后再捧起余秀华的诗集,片中的图像和声音也会浮现出来。
人们认为文学(特别是抒情诗)和音乐是更纯粹的艺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绝对的抽象性,几乎不对受众的想象力形成任何限制,而影像的绝对具体性和它对想象力的控制、限制是电影艺术无法摆脱的诅咒和原罪。优秀的电影创作者往往能够用具体的影像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意境,把具体的人生体验上升为普世的情感,从而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范俭在这部作品中做到了这一点,他的电影语言在交代故事的同时,非但没有妨碍反而促进了我们对余秀华的想象。影片图像在具体展现余秀华一举一动的同时,时刻指向他处,指向情感精神层面的复杂性,指向关于“余秀华”的一切普遍性和可能性,从而达到了“诗性”的本质。
跟纸上谈兵的影评人不同,导演的创作依赖于实地操作,除了要考虑技术细节,还要处理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与一个诗人的作品神交,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作品;想把一个人物拍得立体并体现其复杂性,必须要先进入她的世界,消除双方的界限。范俭似乎对理解人物主观、私密的一面特别有一套,在情感的深度挖掘方面举重若轻。可能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拍摄抒情诗这个极端个人化的体裁及其背后细腻、坦诚而多维的诗人。关于这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和故事,我在IDFA上采访了导演范俭和摄影师薛明。
陈凭轩:首先谈一下这部影片的缘起吧,最初怎么会想到要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呢?
范俭: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一直都很想拍一个诗人,但不能是职业诗人,而是一个诗歌与日常生活反差很大的诗人。这部片子最初是优酷的一个短片项目,在余秀华刚开始走红的时候,算是抓一个话题。但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余秀华是一个很有意思、很丰富的人,我很喜欢她的诗歌和她的性格,她的情感极其强烈,也能拍摄出有趣又有价值的镜头,她的处境和农村妇女身份也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就跟优酷商量决定继续拍摄,我一直是想做长片的,也一直是按照长片的标准在拍。
陈凭轩:对于人物类的纪录片,与拍摄者建立信任十分重要,您在关于《吾土》的采访中也强调过这一点。你们是怎么获得余秀华的信任的?
范俭:《吾土》中的陈军一家与我本来就是朋友,那跟余秀华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已经成名,家中记者络绎不绝,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多个采访者。所以必须要让她知道,我们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最初大概八到十天的时间里,就是尽力让她认识到纪录片拍摄与新闻报道的区别。当然前期准备也很重要,我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就读了她的诗,所以可以跟她谈诗,表明我确实是理解了她的诗歌。我甚至去读她喜欢的诗人的诗歌,希望能和她在精神层面对话。
在跟余秀华比较熟以后,就需要与其父母建立关系。因为两位老人都是普通农民,这个交往主要就是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劳动。建立关系对于纪录片拍摄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与人交往和举着机器拍摄有着同样的重要性,那并不是浪费时间,相反是最要紧的。我们起初以为跟余秀华丈夫的关系会比较难处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也很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除了我们以外,几乎没人去问他是怎么想的。而且余秀华作为一个写作者,比较善于自我表达,尹世平则完全不同。他不太会说话,但也想诉说,也想要一个话语权,所以最终他也愿意让我们拍摄。
薛明:我妻子当时还是媒体人,第一次去余秀华家就是我们一起,到得比范俭还早。她采访拍照结束就走了,而我留下来拍片子。拍摄过程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左右。余秀华刚开始也纳闷儿,说这几个人怎么都好几天了还不走啊。关于信任,范俭懂她的诗真的非常重要。她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其实特别反感记者们肤浅的问题。最恶劣的记者对她和她的诗没有任何了解就跑过来,对采访对象缺乏基本的尊重,她其实挺不高兴的。
陈凭轩:所以余秀华很反感与媒体接触吗?媒体的关注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范俭:那倒也没有。只是说她性格很率直,又是个诗人,对于不太恰当的问题,她会回答得比较简单直接。但是不会不理人,没有任何架子。实际上,她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成名后受到社会的关注,她的世界被“打开”了,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影片里也提到她在北京、香港做活动,接触到了很多人,而通过这种接触就获得了更多人生经历。所以说她还是挺高兴的,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了,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薛明:她的家人也很热情好客,对来访者很友善。因为那是个小村,没有饭馆,余秀华的父母有时还会给来采访的记者做饭吃。我们也时不时地跟他们一起吃饭。媒体热逐渐散去以后,还有络绎不绝的“粉丝”。有一次一群热爱她作品的人开着车来看她,余秀华正好不在,好像是在外地做活动,他们就在余家的院子里野炊,等她回来。
陈凭轩:目睹了媒体和“粉丝”的狂热,又与她长期交往,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余秀华的诗和她这个“现象”的?
范俭:首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她的诗的,不然也不会去拍她。情感非常丰富和真实,很有力量。关于大胆谈性的东西,片中也有交代,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放了一些评论者的说法,比如《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个题目里体现了“民族”和“性”两个当代主题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对于余秀华来说,诗就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情感抒发:她把自己一种很纯粹的欲望和欲望得不到宣泄的痛苦写在诗里,真实而简单。至于旁人看到什么其他东西,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她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中收录了一些早期作品,所以可能不是每一首都那么成熟,但是后期很多都是好诗。
从社会影响上来说,她的作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之后,中国最畅销的诗集。在1980年代那一代现代诗人逝去或淡出后,中国诗歌在大众视野中逐渐消退,她的出现对中国诗歌也是一种新的激活。当然不是说她的诗一定有多么伟大或者在文学史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它能触动人,也不矫揉造作。总体上来说,这对中国诗歌和文学应该是个好事儿。哪怕像片中说到的那样,有人说她是“荡妇体”——有争论、能被人谈论,对于诗歌这个很久没人关注的创作类型来说,是有益的。
陈凭轩:影片的一条主线是余秀华离婚的过程,这也是她鲜为人知的一面。能够恰好拍摄到一个话题人物离婚的全过程还是不容易的,真的有这么巧吗?片中她与丈夫吵架、离婚的场面都是实拍?
范俭:纪录片是真实与艺术的结合,但摆拍之类的方法都是有底线的。花草风景为了艺术表达或者暗喻的需要,可以摆拍,但是人物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吵架这些几幕在片中具有核心地位,对叙事和人物感情的挖掘都很重要,这就不能“作假”。至于我们是怎么拍到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有多么重要。实际上我知道她一直想离婚,在经济独立后就准备这样做,但要等丈夫回家后才能提(丈夫在外打工),所以尹世平回家后我们也去拍摄。我还提前问过余秀华会在哪天和丈夫谈离婚,她告诉了我,于是那一天我们就做了充分的拍摄准备。
薛明:他们上民政局离婚前一天打电话给我们,当时我在西安,范俭在重庆。我下午四点接到电话,一看火车飞机都赶不上,就晚上八点跟助理开夜车奔赴湖北,路上只睡了两三小时。中午跟导演赶到民政局门前,他俩正好出来。盖章离婚的过程没有拍到,就赶紧举起摄影机拍离婚程序走完后两人的表情。后来想想,对于挖掘人物感情,这一段才是最关键的。办手续只是冗繁的过场,对于电影叙事来说是很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的语言,浪费好几分钟的镜头就为了告诉观众“他们离婚了”,信息量很低。相反是她在民政局门口看着离婚证书既高兴又感慨的表情更有价值,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又传达了人物的情感,对人物塑造有作用。之后两人在回程路上的对话,那种解脱后心情舒畅的感觉和自嘲、悲凉,再加上对二十年不幸婚姻的感慨,五味杂陈,很真实、很揪心,把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更好的叙事和表达。
范俭: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离婚这件事会正好发生在我们拍摄期间。余秀华19岁结婚是她母亲张罗的,主要目的也是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来照顾她。这两个人的性格处于光谱两极、水火不容,一个是感情极为细腻的女诗人,一个是不解风情、有点“直男癌”的男人,他们的婚姻一直有很多矛盾。如果没有残疾,能自由恋爱的话,余秀华欣赏的男性是所谓的文化人,比较有学识和文人气质的那种。她之前一直没能提离婚,主要也是因为身体残疾让她无法经济独立,家中主要靠父母。她成名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最重要的是收入的大幅改观。经济独立给了这个女人很大的自信,让她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再加上外部世界的打开给她很多新鲜的刺激。我们去拍她的时候,她的生活正好处在这个蜕变期,她非常迫切地想结束这段婚姻。
陈凭轩:镜头的存在会不会对她也有一定影响呢?让她更敢说话?
范俭:如果你指的是我们一个镜头,那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我认为,让她获得信心的是读者和整个社会对她的关注和认可,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自然也就有了自信。
我一向尽量避免对拍摄对象的影响,但拍摄者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工作,不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首先摄影机就放在那里,然后又有三到四个人的拍摄团队。但我认为更大的影响是观念上的,比如在离婚这件事上,余秀华一家人都会问我怎么看。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不能说得过于直接,但又要保持坦诚,如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对整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观点的:我的姐姐也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幸的婚姻,没有尽早结束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跟余秀华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婚姻不应该继续,尤其当我的姐姐总是感受到一种折磨的状态下。他们来问我的看法,我会如实表达我对婚姻的观点:所有让双方、家人都痛苦的婚姻,就应该结束。至于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能为了孩子彻底牺牲自己的生活。但同时我也会跟余秀华说,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二十年,还是要给她的丈夫一定的尊重,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那样对双方都不好。
我跟他们的这些交流,就像是朋友之间一样,不存在干扰拍摄对象的问题。拍摄者既然要与拍摄对象建立关系,这样的事情就不能避免,如果我拒绝回答,就好像是对她漠不关心。重要的是,所有决定都是他们自己拿主意,没有人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余秀华,她对离婚有很强的愿望和动机。尹世平也明白这段婚姻无法维持,但就是希望对方也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要求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他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婚姻无法继续下去,但也不甘心就这样结束,有时候也会来问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离婚后两人非常放松的状态。
陈凭轩:余秀华丈夫尹世平作为离婚冲突的另一方,你们对他也进行了一定的刻画。影片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人物的呢?
薛明:从他们结婚到二十年不幸的婚姻,这场离婚几乎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可能“性格不合”是最适用的解释了,当然背后有很多激烈的冲突。我们在片中看到关于离婚的各种拌嘴,很多其他夫妻也会有。钱的问题,余秀华也并不是不愿意给,只是刚开始不懂法律,不知道夫妻离婚需要分财产,又跟尹世平呕气,有些其他夫妻也会这样。咨询过律师后,她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也就顺利分财产离婚了。尹世平离开余家后在附近小城租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地方,因为节俭惯了,分到了钱也不会去铺张。我们也去那里拍了他,但是最后没有用,那场景还是有些凄凉,让人挺难过的。
范俭: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也都有令人同情的地方,但生活的一些结局是当事人自己造成的。另外,这个片子也有很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可以深挖的地方,比如片中尹大哥有一次抱怨余秀华不愿意与他同床,觉得不可思议。一方面是他不解风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有一种“夫权”,觉得婚姻中自己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观点跟余秀华这样的女性,这样的文化人,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扩展开来说,片子里有一场在武汉开的“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与会者大多都是男性,女性极少,我们在剪辑的时候也专门都剪了男性,来突出这一现象。那实际上就是一群男人在分析、评点一个女人和她的诗歌,来赋予她和她的作品以“价值”。这里面有可探讨的话题。
原文地址: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569113
* 通读了一遍,总觉得好像缺了什么。可能是当初发的时候编辑有删减,待我找到原稿再来补齐 :-)
片子好看只在于余秀华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人,思路清晰,内心敏感,面对难题对答如流,不惧任何场合,有幽默感,会撩汉,有作为人的尊严和纠结。至于拍摄方式,很一般,拍得太快太急,素材有限,那些大特写太庸俗,人物活动空间单一,访谈式的把导演问问题的声音剪进去这种就太电视台,太套路了。
非常好,推薦。朋友在籌劃四月底到五月初在美國西岸幾個大學的放映、座談,朗誦會,導演和余秀華都會來,能去的可以留意下。Stanford, Berkeley, UCSF, UCLA有場次。
只有一个问题:摄影机的介入究竟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了余秀华的选择?
俺是豆瓣第一个看过此片的人哦!导演说拿到了龙标,大家要支持哦!
我要嚼一点具体的苦,才尝到活着本身的甜;我太不同了,所以能看到凡俗是多么幸福。
观感没问题。字词组合所引发的诗意,与女诗人所寄身的现实,由始至终都是无法消解的矛盾。然而,过于强大的余秀华,并不需要纪录镜头或创作者去熨帖保护。如果说,类电视纪录片的技法尚是个人选择,但关注一个人物对象,片子拿出来有点太早。余秀华的家庭与她真实生活的另一面,真的还不够丰富。
对这部电影倾注的感情,早以超越了电影本身。希望我们都能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里坚强地生存,骄傲地绽放。
实际上,之前对余秀华完全不了解,大概也只听过这个名字。在上海电影节看了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才对这个人的认识稍微清晰了一些。相比她那些诗,更愿意看属于生活的那部分,那些日常的对话,同样充满诗意,个别细节看到好一阵感动。能找到一个帮你暂时忘记身体缺憾的方法,其实挺开心的。
犀利又不失温情。范俭的镜头语言真好,作为一部纪录片,拍出了诗性,也把现实的荒谬剥了个透。映后见面会差评,15分钟,没有观众提问,还花了很多时间给guest。7月2号开始全国点映,导演说会再来上海。
余秀华还是有意思,但实在不喜欢这个视角,一副要将她与世界整个对立起来的样子。里面有意无意地把所有诗人、记者、编辑等“文化人”角色都拍得特别造作可笑,好像就是在说啊这个世界是跟你格格不入的,快回去找你的荷塘与麦地吧……明明人家很爱这繁华世界啊!
很有魅力的女人
余秀华怕风怕水,怕六十岁还没跟尹世平离婚,怕被命运甩下来粉身碎骨;她又不怕脑瘫不怕蜚语,不怕被说成荡妇,不怕背负义无反顾凋残的孤独。她是渔网网住的小鱼,婚姻是网兜,困住她扯淡的人生;她是荷叶的一尾游鱼,诗歌是空气,让她不至于窒息。她臭骂我草破鸡,却有着给范俭念诗的孤高浪漫的灵魂。
从文字的掌控力中长出了对生活的掌控力。
不得不说,导演选余秀华这个题材,就等于拿到一张致胜王牌了。什么表现手法啊,什么剪辑技巧啊,在余秀华耀眼的个人形象下都变成了小儿科。这个女人太纯粹鲜活了,泼辣热情得像一盆开水,恨不得从大屏幕里泼出来。办完离婚后的交谈及搀扶走夜路的情节挺动人的,没了婚姻束缚的两个人反而亲近了好多。
情书片,范俭写了首诗给余秀华
四平八稳。山沟沟里飞出一只高唱“女权”的凤凰,先天残疾没有削减她的锐气,反而给了她执着追求爱和性的胆气。她值得我们认识与称道,因为她敢于跟桎梏中国五千年的旧思想抗衡,因为她敢于坚持自己内心最原始的呼唤。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摇摇晃晃。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苟且。你摇摇晃晃来到人世间,身体里的火车却不会错轨,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有时你是生活的一条狗,有时生活是你的一条狗,出名要趁早,诗印成了钞票,才能和眼前的苟且离婚
点映见面会:1、主持人:“您觉得这部纪录片拍的是真实的吗?”余秀华:“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主持人问出这种问题就很不专业,作为一部纪录片不真实还叫纪录片吗?”2、观众提问环节,某观众说了大概800字的观后感后,余秀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点过于长了。”
太棒了!范俭是少有的在纪录片中有如此生动的电影语言的导演。余秀华在他的镜头前展现出了自己的不同面,一会儿是那么幽默、一会儿又是如此无助,一会儿是如此渴望爱情、一会儿又是这样孤单、凄凉。有很多人看余秀华带着一种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俯视,其实不得不说余秀华比你我、比大部分人都活得更明白。
余秀华在片子里自己都说,作为残疾人想让自己表情在说话的时候自然一点,摄影还给这么多面部大特?很明显导演是带着意图在拍,点映后的小短片里把余秀华和她母亲称作“角色”,角色是可创作的,她俩可是活生生的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