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缘

小时候觉得女主角特别漂亮，而且脾气也特别好.
长大再看，还是觉得是难得的美女,气质好.
现在的孩子一定看不懂了,那个年代的情感咋那么单纯呢
受电影影响,我把我舅舅的邮票给集了,哈哈
其实受影响是我小时爱"集"各个门类的知识

郭凯敏在这片子里头扮演一个愣头青似的的年轻青工，喜欢玩，不求上进，和他在《庐山恋》里头那个好学、爱国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女主人公不算漂亮，但是很可爱，不像男主人公的女朋友，反而像是母亲或者长姐的角色。可惜后来没见过她拍的其他什么影片。

这部片子后来还有个续集《女局长的男朋友》。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兴趣可多了，踢足球，打康乐球，打少林拳”
     “都是武的，没有安静一点的吗”
     “听音乐、看电影、还有集邮”

 
       三句两句就对上了，虽说集邮是投其所好，不过恋爱中人为了心上人也是拼了命，何况还在智力竞赛中露了脸，最后丁大森转型为牛不羊，比起杜小西文化考试作弊又跑到农村想做上门女婿这样的阿混，要好的多。


       姐姐要嫁到农场去，母亲反对，这样的台词在天津小市民张大民嘴里也出现过，两部电影里当然城里姑娘嫁出去了。实际不靠谱，政策一落实，知青们都你追我赶回城里，光这个题材就够柏阿姨主持一年节目呢


        陈燕华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经出名了，我奶奶管她叫做卖大饼的，我们小辈当然叫她燕子姐姐。电台里的儿童节目，燕子姐姐讲故事是当年的热门节目。


      台词里的康乐球是什么东西呢？八十年代康乐球极其风行，很有趣大多数康乐球都是室外的，四方桌面几个棋子，打法和桌球差不多，我年纪小没玩过，有时候会帮忙捡棋子。究其所以.......就是桌球的简化版。

         <邮缘>对我来说是一部很有亲切感的电影，1984年我正在读小学，同学们都在集邮，我应该是1982年开始集邮的，那时候上学的书包里都放着一本集邮册，同学们课余时间互相翻阅大家的集邮册，不亦乐乎。邮票里真是另有一番天地，我们从集邮学到许多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也增加了自己的涵养。
         八十年代那时候大家手头都不宽裕，能够拿来买邮票的钱都是省吃俭用抠出来的，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更加是这样，所以现在翻看集邮册都时候，对每一套邮票的感觉都很亲切，可以说每一套邮票都来之不易，通过这样我也学会了珍惜，珍惜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不是每个人都有珍惜的感受，我们那一代人多多少少都会有。
          集邮不久就知道有《邮缘》这部电影，那时候非常兴奋，看了好几遍，对电影里面的情节都非常熟悉，对于一个集邮爱好者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实在太亲切了。不过感觉郭凯敏的集邮手法太不专业了，电影里常常看见他自己用手拿邮票。我们集邮的人都是用镊子去夹邮票的，因为手汗沾在邮票上日后会发黄，影响邮票的品相。而且每一张邮票我们都装在小透明塑料袋里，这样保护邮票的。你说看到郭凯敏那样糟蹋邮票气不气。
         至于女主角陈燕华就简直是我那时候的女神了，那甜美的笑容加甜美的声音，太有亲切感了，没有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可以抵挡。在《邮缘》里她经常穿着邮递员的制服，那衣服可太糟蹋了她那美丽的身段了，不过也多了一份朴实。后来还看了她的其他电影，但是没有一部比得上《邮缘》里的发挥了。再后来看见她出现在香港电视的翡翠台还是明珠台当过一段时间的新闻主播。依稀还有当年的风采。
        总的来说，电影《邮缘》对我来说就是一部具有满满的亲切感的电影，无论是从内容到演员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怀恋那个亲切的年代。

1

前几年见过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系列，还是一种互动的出版方式，为读者展示一些老照片的同时，也希望读者能提供老照片，只要是30年之前即可。也是啊，30年也算有一段时日了。


《邮缘》拍摄于1984年，距今已经超过30年了。影片反映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上海（据说是1982年），街景实地拍摄，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纪录片了。三十多年了，上海的变化巨大。
影片一开始的镜头，就是丁大森无所事事地在外滩的人行天桥上看车水马龙。这个天桥对我来说，印象是如此的深刻。1983年9月的某一天晚上，外滩人潮涌动，我就在这个天桥上，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火炬传递到了上海，那时天桥上站满了人，我真担心那桥会不会坍塌。这个天桥后来被拆掉了，因为要建延安路高架，高架路连接外滩的就是那所谓的最美丽的亚洲第一弯，不过这第一弯后来也没保住。


大森的家住在弄堂里。大多数上海人的家都在弄堂里，但上海的弄堂并非统一格式，高中低档都有。大森家的弄堂是比较好的弄堂，过道不算窄，混转结构，弄堂里没有杂物堆放，看上去还算整洁。我小时候住的是楼房，比弄堂要好，但我也见过同学家更破烂的弄堂。影片中的弄堂人家内宅结构是：进门后是公用的灶片间，每家一个家橱（基本是自己或托人打的），中间是客堂间，后面天井里有水龙头可以洗衣服。


大森在厂里文化补习班的老师，裤子被一个空罐头给勾住了，老师捡起罐头后扔进垃圾箱。那个垃圾箱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岁月。水泥浇筑的垃圾箱，不能移动，基本是个立方体，上方是个斜坡，挖方形孔，供垃圾扔入，有铁皮盖，按设计者的意图，应该是常闭的，不过谁扔垃圾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碰一下那个肮脏的铁皮，所以基本是常开的。下面一个铁皮门是供环卫工人取出垃圾的。这样的垃圾箱一般放置在街角，因为那时没有封闭小区，垃圾箱同时接受居民及路人的垃圾。
从体量上看，垃圾桶不大，不过那时的生活垃圾也少，没有多少一次性用品（比如饮料瓶、纸巾），商品包装简单或没有（像酱油、雪花膏什么的，都是零拷的），用坏的东西不会扔掉，留着找机会修理或卖给废品回收站，零头布等零碎物品经常舍不得扔，放在家里修修补补时用。那时的垃圾桶里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垃圾，基本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了。放到现在，这样的垃圾桶可能一小时就会爆满。现在一个小区就有很多垃圾站，每个垃圾站都有好几个垃圾桶，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垃圾桶里翻翻捡捡，年轻人往往嗤之以鼻。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在他们的眼里，垃圾堆里很多都不是垃圾。科技在进步，环保在倒退。如果说过去的环保行为是一种被动与无可奈何，今天的环保意识只能靠觉悟和责任了。

大森和他的小伙伴去了《大世界》，是找小伙伴的表姐借邮票。大世界总是挤满了人，看杂技看戏剧，说是看表演，其实是看个热闹，因为门票不算贵，外地人到了上海总喜欢去大世界，本地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次，那时也不限流。
大世界的名字一直改来改去，反映了政府对游乐业的纠结。建国后改名“人民游乐场”，意思是回到人民的怀抱，减少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味道；1958年恢复原名，可能当时有一股回复老字号的风潮，这个名字居然安全度过了文革的前八年，没有被判“封资修”，也算奇迹；1974年改名“上海市青年宫”，一下子就把这座娱乐城给重新定位了，这让中老年人情何以堪呢？我记得边上还有过一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木牌子，不知道里面出过什么幺蛾子；1981年大世界复业。这部电影拍摄时，大世界已经恢复原名了。
小时候大世界去得不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哈哈镜，全上海只有大世界有哈哈镜，这个记录被保持了很久。我个人的一个记录也在大世界里产生：我第一次见识小偷。当然我没有见到小偷，我在汹涌的人群中被挤来挤去，忽然发现某个哈哈镜的背后角落有一堆钱包，至少有七八个，我下意识地想去捡起来，同伴赶紧拉我走开，并向我使眼色，我忽然明白，那是小偷拿走钱后，把空钱包扔在那里。
大森的姐姐最终决定离开上海去安徽黄山的农场，出行的方式是轮船，具体行程不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坐船到安庆后再转陆路到黄山。十六铺码头，从影片上看，候船室已经有了自动扶梯，毕竟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十六铺码头，曾经是上海重要的普通百姓进出这座城市的口子。飞机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火车一般只覆盖中心城市，跨省的长途汽车实在太慢坐着也太累，高速公路毕竟还没有开建。从上海到某个小地方去，只要可能，就和古人的思维一样，水路出行，成本最低、也比较舒适，慢就慢点吧，反正时间不值钱。


2
厂校老师到丁大森家里家访，丁妈妈在家接待。场景交代，丁妈妈有一女一男，丁妈妈退休后，子女有一个顶替工作的名额，丁妈妈原本打算让女儿，也就是丁大森的姐姐顶替工作，让丁大森继续读书。1982年，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考进大学肯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国家包分配，考进大专或中专，至少也是干部编制，再不济进技校，也是有工作机会的。可是丁大森学习太差，无法继续升学（从后续描述看，不是一般的差，好像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没有）。出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考虑，丁妈妈还是决定让儿子顶替上班。
丁家的墙上有一个“光荣退休”的奖状。说是奖状，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不是因为获奖。但退休的人，墙上挂上这样一幅东西，其荣耀感并不亚于一张奖状，所以这张上墙的退休证也设计得跟奖状差不多。在很多家庭，墙上这张“光荣退休”可能会伴随老人读过余生。退休，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因为体制的关系，很多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工作，能平平安安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是事业的善终，这张“光荣退休”证无疑是单位颁发给退休职工的“终生成就奖”。
我经历过外婆退休的仪式。单位专门派了一辆车，好像是卡车吧，将戴着大红花的外婆从厂里送到家里，沿途还敲锣打鼓（那时单位好像都准备有一支锣鼓队），送行的同事至少有二十个人（外婆人缘好），家里站不下，连外面走廊里都站满了。
我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经历了车间一位老职工的退休，在敲锣打鼓送回家之前，车间会议室里还专门召开了欢送茶话会，桌上放满了瓜子花生糖果，车间领导、班组长、要好同事齐聚一堂，气氛非常放松，话题基本是对退休者的歌功颂德，绝不会说什么工作上的不足。大家发言的用词很肉麻，我感觉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当追悼会上的悼词用。但退休者显然非常享受，谁不想听好话呢，毕竟这样的场景，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丁大森进的是她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这个是由厂校老师的嘴里交代的，他的顶替是无条件的，只要丁妈妈点头，厂里必须收，不需要文凭，不需要技能，不需要面试，只需要政策。从短短几秒钟的丁大森在单位里的镜头看，他腰间挂着一排工具，应该是一名修理工。不过现实中的顶替倒不一定是子女进父母原厂的。外婆退休后，小阿姨顶替进厂，但外婆退休的是一家模具厂，而小阿姨进的是一家服装厂。
顶替的政策是一种过渡性或临时性的政策，如同现在的一线城市房屋限购，因为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之前，大量的城市年轻人以各种名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离开大城市，去往内地、农村、边疆。在文革结束后若干年，返城潮流汹涌，大城市毕竟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但产业水平没有根本提升之前，根本无法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何况，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就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吗？
影片没有交代丁大森的姐姐为何与农场技术员有一段感情，是否丁慧娟当年也是下乡，然后想尽办法返城，却因为弟弟而没有工作。丁慧娟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矛盾焦点，既然无法顶替母亲，就陷入了一场无希望的等待，等待上面安排工作，这个“上面”可能是街道，也可能是母亲老厂。如果不愿意等待，只能像《大桥下面》里的龚雪那样摆个个体缝纫摊了。不过以慧娟的身份（教师），却不方便干个体户。
慧娟想就业其实并不难，她的男友一直来信，希望她去黄山农场的子弟学校教书。但丁妈妈认为，就算在上海失业，也比在黄山农场就业强，所以千方百计偷看她男友的信件，了解女儿的感情进程，准备适当时候出手阻止。丁妈妈的想法，直到今天依然是主流价值观。但按影片的价值引导方向看，显然政治不正确，所以影片以丁慧娟去黄山而收尾。


3
有过“四大绿”的叫法，形容四个永恒绿色的行业：军队，铁路，邮政，还一个记不清了。文革时期的解放军军服，从帽子、上衣、裤子到鞋子，清一色的绿色，被称为军绿。普通列车车厢都是绿色，称绿皮火车。邮政的绿色跟军队一样，从上到下都是绿的，只是色彩上好像稍微深一些。

以前在邮局附近的居民，应该经常可以看到壮观的邮递员队伍。在没有网络、电话还没有进入家庭的时代，邮政是重要的信息传递枢纽。邮局和银行、学校、商店一样，是居民区重要的生活配套内容，一般银行的旁边都会有一个邮局，因为跑银行的基本也经常跑邮局，信件、电报、包裹等，只有通过邮局寄送。
在邮政成为社会主流服务机构的年代，跟邮局有关的，会有很高关注度，比如邮票。很多人都集过邮，很多人家里都会有几本集邮册。记得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喜欢非常喜欢集邮，上副课时经常溜出去，要么去邮局排队买新票，要么去邮票市场淘宝，显然，集邮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这部影片以集邮为背景，非常契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影片交代，世界上第一枚邮票是1840年英国发行的。邮票产生的典故是：某男给女友寄信，因为信件的邮寄费由收信方付，也就是现在快递业的“到付”模式，小情侣为了省钱，约定在信封上画圈表示一切OK，女友见到画圈的信封就拒绝收信及付款，信件只能退回。如此，邮政方觉得吃亏了，改为寄付模式，邮票就是付款凭证。
英国小女生很实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邮差，才促使了邮票的产生。我们的知识青年就狡猾多了，一张邮票可以反复使用多次，方法是，在邮票表面涂上一层浆糊，邮戳盖在邮票上也没关系，收信后，把邮票剪下，放到水里浸泡，浆糊和邮戳就一齐化掉了，晒干邮票后可以再用，当然，还得再上一层浆糊。
中国的第一枚邮票，诞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算起来，比第一张邮票的出现晚了34年，但应该也不算太晚。从晚清全球化进程来看，中国真正实现开放，应该是在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大举进入，铁路、电报等公共设施才开始大规模兴建，十多年后根据通信发展的要求开始发行邮票，也在情理之中。
丁大森找人借邮票，在大世界演戏的演员，搜藏的都是戏剧人物的邮票。张飞，鲁智深，这些艺术人物，无论是以前街头茶馆里评书演员的嘴里说出来的，还是到后来戏剧中的脸谱，再到邮票中的形象，都是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传统文化。相对而言，邮票倒是一种安全而连续性强的传播平台，受各种不确定因素（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
我没有正儿八经地集过邮，不过家里也有几本集邮册，是父母留给我的，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集邮，只是大家都在集邮，成为一种时尚。集邮册里，有很多前苏联邮票、文革邮票，体现那个时代的印记。早先流行集盖销票，也就是盖过邮戳的邮票，说那才有价值。后来又流行集新票，没用过的邮票才有价值。
我之所以对集邮不是太感兴趣，是因为我不认同“集邮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情操”这种说法。增长知识可以去图书馆借书看啊，书本上的知识不是更全面更具体吗？至于陶冶情操之说，我还不太理解情操是做什么用的，而陶冶就更费解了。不过，在传媒及文化产业不发达的年代，邮票还真是很接地气的艺术，邮票图案及简单的文字介绍，是很多人不自觉接受各类文化的途径。虽然建国后文盲率大大降低，但文化的普遍传播似乎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可以用宣传或文化部门的谨小慎微来解释，也可以认为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理念在延续，很多东西是具有一定级别或一些特许组织可以享用的。据说《金瓶梅》在建国后也重新印刷过，并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只发到部一级干部，人手一册阅读，严格控制外流。各种文化协会（比如书协、美协、作协）当然是专业研究文化艺术的，可是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与老百姓好像没什么关系，也就是常说的严重脱离群众。最近有报道，这些专业协会要去行政化了，好得很。
像丁大森这样的青工，其实无从发现自己的爱好，因为他无从知道世上有哪些美好的东西。集邮的确给他打开了一扇窗，发现有比吹牛更好玩的东西。

4
电视台搞智力竞赛，后来各个单位也搞智力竞赛，电影里也出现智力竞赛。这段轰轰烈烈持续时间不长，但非常有意思。竞赛题目五花八门，百科知识无所不包，大多数内容可能源自于中小学课本，但范围并不限于此，因为谁也没有划定范围，所以也无所谓竞赛准备，各单位努力挖掘才子才女，不需要学问有多深，但知识面一定要广。

影片中的几道题目，正好出在丁大森的集邮知识点，所以才有戏剧和喜剧效果：发现圆周率的是谁？双玉读曲是什么意思？鲁迅的著名诗句是什么？一道数学题，两道文学题。说实话，后两道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不是有针对性的准备，全靠平时的知识积累，一般会答不全面。双玉读曲是《红楼梦》第23回的情节，林黛玉和贾宝玉读的是《西厢记》，并且两个人用书中调情的话在相互调情。我也是在听了蒋勋的细说红楼系列才注意并记住其中的细节，如果只是通读，可能记不得是《西厢记》。至于鲁迅的最著名诗句，好像也没有权威说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最。
既然是竞赛，就有优劣。丁大森为自己的厂赢得了荣誉，各单位也的确把智力竞赛的优胜作为单位的荣誉，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客观上，这类智力竞赛，的确极大地引发人们对知识的兴趣。一方面，很多成年人会回头把中小学课本翻出来，重温当初觉得没啥用的知识。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意识到课本的局限性，（比如红楼梦是不会出现课本上的），而更多的利用公共文化资源，比如图书馆。
丁慧娟除了在家帮母亲做家务，基本上就是去图书馆借书看。影片从图书管理员（丁慧娟的朋友）嘴里说出，丁慧娟的惊人的阅读速度和巨大数量。那时的图书馆外借，每次只能借一本书，（现在一次可借10本），也不开架，要管理员拿书给你，草草翻阅一下马上要做出决定，借还是不借，有时候选了好几本书，管理员就会给你脸色看，于是马马虎虎先借一本，回家细读几页就觉得没意思了，马上想还掉。好玩的是，图书馆还书是T+1，最快得第二天还。我有过一次，上午借书，下午还书，结果书进去后给告知，借书卡锁定一天，明天再来。想必借书处和还书处之间单据（借书证）每天清算一次。
厂校老师问丁大妈，丁大森去哪里了，大妈打掩护，说大概去图书馆了。其实丁大森从未去过图书馆，宁愿整天在街头无所事事地闲逛。在街头闲逛的人非常多，包括那两个在弄堂里截住周芹要“交个朋友”的两个小混混。周芹对丁大森最初的好感在于他见义勇为地赶走了小混混，在几次接触下来之后，周芹显然开始全面考察他：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兴趣可多了，踢足球，打康乐球，打少林拳。”
“都是武的，没有安静一点的吗？”
“听音乐、看电影、还有集邮。”
最后一项是胡诌，因为丁大森刚从邻居小孩那里知道有集邮这么个事。而周芹一下子来了兴趣，她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她对集邮者的好感，同时也表明，丁大森那么多爱好中，只有集邮算是正经的。
丁俊晖声名鹊起时，曾经引发一轮小小的公众讨论。小丁只喜欢玩台球，不喜欢读书，成绩自然也是一塌糊涂。小丁的家庭有足够的宽容，索性就在小丁喜欢的东西上投入。在小丁拿下冠军之后，颇为自豪地向大家展示，玩也可以获得成功的。这对惟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个不小的冲击，很多家长感觉三观动摇，如果真照丁家模式，那如何教育孩子？好在虚惊一场，过后的结论基本是，小丁模式的确可以成功，但也不宜提倡。但至少，玩已经不被一律看做玩物丧志了。
在周芹眼里，玩当然就是玩物丧志了，丁大森的几项武的爱好，没一样入得了她的眼，即便听音乐和看电影，也只是无聊时的消遣。只有集邮才是正经爱好，才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才能体现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当周芹发现丁大森的集邮爱好是假的，立即拗断，再也不理睬他了。
说起来，周芹也就是个普通邮递员，凭什么看不起青工丁大森呢？但她的眼光极具代表性。那时年轻女性对男友或潜在男友的要求：要有知识，至少要努力追求知识。智力竞赛结束后，当丁大森沾沾自喜于几道题被他答对，但周芹问他：你读过《红楼梦》吗？你读过鲁迅的书吗？那时的价值观，男人最重要的不是能力，不是责任心，不是善良，不是体贴，而是有知识，至少读过很多名著。影片的价值观体现，也正是八十年代的价值观体现：知识就是力量。

5燕子姐姐
陈燕华拍的影视剧不多，这部《邮缘》之后，因为很成功，又拍了续集，叫《女局长的男朋友》，不过反响平平。还有个《卖大饼的姑娘》，不记得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邮缘》的成功，使陈燕华迅速蹿升到一线，可惜只是昙花一现。《邮缘》没能成就郭凯敏与陈燕华，但却成就了陈燕华与许子东。拍片时，陈燕华还不会骑自行车，扮演男友的郭凯敏居然也不帮她。华师大年轻的副教授许子东刚与陈燕华相识，就经常在人民广场陪陈燕华练自行车。自行车学会了，关系也就确定了，不知道当时许老师是不是集邮。
陈燕华的主业是燕子姐姐，主持儿童节目，电台和电视台都做过吧，她的声音是最有表现力的，远超她的演技。不过在片中少年宫的一场戏，却没有出现燕子姐姐。
影片中的少年宫，是市少年宫，我印象中好像只去过一次，只记得大草坪和漂亮的大房子。少年宫不是少年们想去就去的，得是优秀少年。我自忖还算比较优秀，至少也带过三条杠，但市少年宫还是奢望，区少年宫倒是去过几次的，还曾经做过纠察，现在叫志愿者吧。
影片展示的众多红领巾晚上蜂拥少年宫听集邮讲座，我觉得应该是不真实的。市少年宫的所有活动都是有组织的，并非向社会开放，如同当时的舞会一样。而那么多小孩晚上外出，居然没有一个是由家长陪伴的，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前者是虚构的，那后者也就无需验证其真实性了。
有人这么评价中美电影的区别：美国电影的故事背景是虚构的，但细节都是真实的。而中国电影正好相反，背景是真实的，而细节都是虚构的。这评论不是没有道理。《邮缘》的背景非常真实，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城乡差异，使观众非常有代入感，也能让我在几十年后重温时，产生时代感。细节有很多虚构，比如少年宫。


（20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