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让娜·迪尔曼》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它是阿克曼1975年的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它又是一部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它还是一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富革命精神的电影。总之，阿克曼这位拍片数极少的比利时女导演凭借她二十出头拍出的这部电影，就足以让无数的影评人、电影史学家为她 树碑立传了。它的独特、先锋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相信，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观影体验了！
影片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影片其实是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三天的下午，仔细算下来也就两天多一点），影片的拍摄手法也十分“简单”——固定长镜头（影片中的机位选择非常严格，比如说厨房是正面、侧面两个机位，算下来全片也就只有十几个机位），影片场景同样十分“单调”——超过90%是在让娜?迪尔曼所住的公寓里拍摄的。
长篇影评
1 ) 她有个名字
我想起了妈妈，是过去二十几年每天都在重复做的事情，然后得到了一个不理解别人，有病，天真无知的评价。越来越觉得支持她离婚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一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告别负罪感，比什么都重要。人都应该为自己活着，哪种生活都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她的生活就和几组固定镜头一样固定，她的生活只有那几种场景，偶尔照顾一下小孩，去外面买点儿东西都是生活的调剂。和邻居聊天，听别人讲话，她想不想听，是想和别人交流，还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由不得自己。削土豆的画面想起了《都灵之马》，生活就是这样乏味，每一天都一样。在别人看来，她每天生活经历的每件事都是小事儿，她的世界就那么大，可谁又知道逼仄的厨房里，泡咖啡的牛奶让她恶心呢？ 妈妈的爆发选择了离婚，是常态生活下的温和方式，她的爆发选择杀人，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极端手段，二者没有不同。
2 ) what do women want?
「女權主義」這個詞始終有點怪。
女人歸根結底要的不是性自由，而是人身自由。贖金無論是錢是權，或者直接走人，要的不都是抽身麼？
女人到底作為「身份」存在，還是作為一個人存在？
「身份」的subcategory是永遠羅列不完的：妻子、母親、女兒、同事、妓女、保姆。。。
如果性自由到一定程度──比如所謂prostitution合法、墮胎隨便墮、同性戀隨便搞──但還是以完成「身份」為目的，而將本身作為手段的話，還是奴隸一個。這種性自由大概叫性開放比較好，反正現在「開放」是不難的。
「女權主義」，說得誇張一點：不是為了女人，而是從女人開始，解放所有奴隸。（我個人一直持這個觀點，反正這東西受誤解很大）
這片子絕對有「國際水准」：不用字幕，不用懂法語，一樣看的。也許這就是藝術。
3 ) 《让娜·迪尔曼》:个体于家庭中失序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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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戏影场编辑部（来自豆瓣）
个体于家庭中失序的常态
香特尔·阿克曼
《让娜·迪尔曼》在影像时间与空间上是极具实验性的先锋之作。导演香特尔·阿克曼选取生活框架中最为本真的琐碎事件，延续了与真实生活高度一致的节奏来表现，并且不断重复。与此同时，将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尽可能的留白，固定时间出现的嫖客，敲门、开门、穿外套、出门，仅此而已。
简而言之，基本上迪尔曼一餐饭花了多久，影像中就呈现出多久。
而以往常规的戏剧架构都被抛诸脑后了，全片固定镜头，房间里的每一处机位甚至都不曾被移动过。兴许导演想表述的第一主角是时间本身，也未可知呢？
影片开始两小时之后，笔者一直在焦虑得等待着，女人像是砧板上的肉，被反复挤压变形多次，态度全无。她怎么还不崩溃呢？她就这样忍受下来了了吗？
后又想起了青梅竹马，以极端化的暴虐行为表达个体的反抗，成就一出悲剧。
迪尔曼被放置在去戏剧性的极端理性的框架中，畸形的个体，生活的荒诞感充斥在空间中，以拖沓的时间线呈现在画面里，没什么美感可言。就如生活本身是毫无逻辑的，《让娜·迪尔曼》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过度的真实带来的残酷性昭然若揭，红色的室外框架与女人家庭的阴郁的浅色调形成反差，暗示潜在的暴力因素。
全片唯一一段未留白的迪尔曼的性交场面，她一直试图推诿，未果。男人强硬得掠夺获取了肉体的满足感，迪尔曼从头至尾除了疼痛，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我们从迪尔曼的梳妆镜中，看到了行凶的场景。
事后的男人倒头就睡毫无防备，女人的身体遮挡住了剪刀穿破肉体的瞬间，没有丝毫血迹喷射出来的，一场即时性的凶杀案已然结束了，整个画面中寂静无声。“迪尔曼”作为个体绽放的一幕凝结在了充满女性意识的梳妆镜中。作为影片的重场戏，时长甚至不够她做一餐饭。
佩索阿曾说过：“人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庞,没有比自视自己的嘴脸更为可怕的事情了。自然造化给人的礼物,就是人无法看见自己的脸庞,也无法对视自己的眼睛。人只能在河流或湖泊的水面中看到自己的脸庞,在这里,他不得不采用的姿势甚至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他必须弯腰,向自己鞠躬,以便为看清自己的脸庞这一自辱行为而谢罪”于是他最后说,“镜子的发明毒化了人类的灵魂! ”就像卡利古拉最终癫狂着打破了镜子，镜子作为人像的载体，往往承载了不可言喻的形与像。
大抵是因为反抗的无用性，也已诚然无需赘述了。
戛然而止的影片没有交代女人的下场，冲破了生活框架的同时打破了法律界限，后果毋庸置疑，最终留给迪尔曼作为个体寂静的固定场景。画面右侧方赫然陈列着她装满嫖资的瓷器。嫖客的血弄脏了她纯白的衬衣，血从她左心口的位置，缓慢而厚重的往下流淌。
迪尔曼贯穿始末都不是一个纯洁的人，却又无比真实得无所适从，她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母亲，一个好邻居，一个妓女的角色，观众找不到其中的哪一处是独属于“迪尔曼”的。家庭框架将她填满了，满得无所适从，最终个体与家庭的矛盾被一次卖淫事件激化，促成了矛盾至暴虐的转化，作为个体她捅下了那一剪子，捅坏了她苦苦支撑的单亲家庭表面的平和，完成了现实层面的自我毁灭。
出于这一角度，这一刀的对错似乎也就不重要了。嫖客必然罪不致死，但是生活中千千万万个“迪尔曼们”到底应当何去何从呢？
在我们所熟知的东方观念中，群体为大的观念甚嚣尘上，你我是否需要保持理性看待问题的眼光？
当涉及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如何在群体中留有个体的一席之地，还是融入进去就失了自己？
哪怕没有答案，生活也迟早会逼得我们无路可退。
循环往复的生活真的就此无解了吗？
个体与家庭生来矛盾？
还是人物的特殊性酿成了这一必然悲怆的结尾。
影片没有给我们答案，镜头外的你我会否得出基于个体差异性的答案呢？
【2017.12.3】
“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郁的暴雨，偶尔被灿烂的阳光射穿。”
4 ) 女性的觉醒，女性的悲哀
三天的生活。起床，做饭，洗澡，洗浴缸，做牛排，煮胡萝卜豌豆马铃薯，烧水，冲咖啡，与儿子聊天。这几乎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丈夫不在身边，来自远方亲戚的信，枯燥而平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我注意到的是，影片中有许多她放空的镜头，静静地坐在桌边，像等待着某种神秘又绝望的审判，喝着咖啡（在我看来，这咖啡已没有滋味），等待着。全片就是一个又一个固定机位拍摄出来的场景，这让我更贴近她的生活，更能感受到她的痛苦。
儿子仿佛是她唯一的倾诉对象，但她对儿子并没有那么亲近。在饭桌上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不要看书，在儿子问出那些问题的时候拒绝回答。儿子也是麻木的，周而复始的行为动作，专心于书籍，似乎没什么新鲜事。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瓷罐，里面装着钱，可以说是她的积蓄。而这积蓄从何而来，看到最后可以发现，是她出卖身体换来的。最后的爆发，正如她对生活的挑衅。终日无聊的生活，让她疲惫不堪。
可以说女性在过去是被忽视的，在现在，我们需要给她们更多的关注。
我想起每一个母亲，我仔细地观察了我母亲的生活，早上起床做饭，洗衣服，买菜，煮饭，睡觉，看电视，打麻将，跳舞。同样是单调的重复着昨日。这不仅仅是生活的单调，而是来自内心对生活的绝望。她们的灵魂已经死了。
影片的最后，我看作是女性的觉醒。这是让娜迪尔曼的新生，她发出一声吼叫，震撼了世人，也震撼了自我，她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他仿佛在对世人说：去你妈的生活。
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女人的史诗。她教给我的，是学会关注，或许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要去理解，或许我们想逃避，但是我们必须面对。
世界不是因谁而转的，但每个人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女性也是。
5 ) 这是拍摄它的唯一方法: 避免将女人切成一百块碎片，避免把动作剪到一百个位置上——Camera Obscura 评《让娜·迪尔曼》
本文为1977年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珍妮特·伯格斯特罗姆（Janet Bergstrom）为《让娜·迪尔曼》撰写的评论文章《让娜·迪尔曼，布鲁塞尔1080商业街23号，香特尔·阿克曼作品》，出自Camera Obscura, Vol.1, No. 2(2), fall 1977, pp.115-121。在这篇小文中，珍妮特提纲挈领地把《让娜·迪尔曼》中被创作者重新装配起来的观看方式，和破除对活动影像的执迷联系起来。幸又不幸的是，这篇半个世纪前的小文似乎一如《第二性》那样在各种意义上都没有过时，故以母语译出，在「女性主义」愈发可见的纷乱当下，以饲有心且潜心致力于女性主义、女性电影的读者/观者。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暗箱》杂志就《让娜·迪尔曼》与阿克曼做了一次访谈，访谈摘录译文可戳←。本文作者珍妮特·伯格斯特罗姆也是《暗箱》这本知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期刊的创刊编辑。
更更更值得一提的是，《让娜·迪尔曼》的幕后纪录影像《围绕让娜·迪尔曼》（Autour de Jeanne Dielman, 1975，可戳B站中字在线观看），记录下了香特尔·阿克曼制作《让娜·迪尔曼》期间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珍贵的影像直到2004年才由阿克曼本人和阿格涅斯·拉沃（Agnès Ravez，声音剪辑师）从萨米·弗雷（Sami Frey）拍摄的60多小时素材中剪辑出来。演员萨米·弗雷是该片女主演德菲因·塞里格当时的伴侣，也是该片剧组中少见的男性之一。在1976年和卢比·里奇的访谈中，阿克曼提到和女性班底工作是困难的，但她仍更爱这么做。《围绕让娜·迪尔曼》无疑体现了阿克曼提到的这种困难：剧组成员必须为了每一场戏的细节进行缠斗。尤其是在我们的导演和主演之间，我们将看到，阿克曼总希望滑过对角色的分析并让演员精准地执行剧本中的动作指令，而这对习惯于「方法派」训练的德菲因而言几乎是无法接受的。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谋杀场景」的拍摄现场，「拍摄杀人」简直和「杀人」同样令人窒息——没人想再拍第二条——它不能发生两次，哪怕是虚构的。
让娜·迪尔曼，布鲁塞尔1080商业街23号，香特尔·阿克曼作品
珍妮特·伯格斯特罗姆（Janet Bergstrom）
出自：Camera Obscura, Vol.1, No. 2(2), fall 1977, pp.115-121
《让娜·迪尔曼，布鲁塞尔1080商业街23号》是一部看上去绝对一目了然的电影。在3小时20分钟里，我们观察一位比利时中产阶级寡妇生命中的三天，寡妇由德菲因·塞里格饰演，她和她16岁的儿子住在一间小公寓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公寓里独自度过，操持一连串做不完的家务事，包括每天下午的卖淫。与伊冯·雷奈尔和杰姬·雷纳尔（注：Yvonne Rainer，美国女舞者、女导演、女演员；Jackie Raynal，法国女导演、女演员。上世纪七十年代，二人经常与香特尔·阿克曼、乌尔莱克·奥汀格、德菲因·塞里格等女性电影人一起合作拍片）那些更具隐喻性的电影不同——她们的电影中，单元序列或单元镜头的结构允许观众在再次思考影片时重新排布这些单元，而在《让娜·迪尔曼》中，电影的感觉很大程度上依赖事件严格的时间顺序。一项家务及其习惯性动作紧跟在另一项之后，形成一套第二天也早已了然于胸的例行程序——让娜各种姿势（gesture）的精确和效率，几乎寂静的声音（由此我们能辨认出她在公寓里来回走动时高跟鞋的声音），水槽里的水流声，橱柜门开关时的声响。事件的线性顺序如此严格地被描述出来——例如，准备晨间咖啡时的每一步，制作晚餐时的每一步，从杂货店购物到清洗碗碟，再把它们放进抽屉和橱柜——以至于第二天，当让娜的客人离开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精确地梳好头，这就意味着她的秩序被打乱了。然后，她发现土豆烧焦了。紧接着，无意识在姿势平面上的滑动逐渐加速，直到第三个下午，让娜几乎无法确认她的例行公事，于是我们终于被允许目击那个「色情场景」——让娜面孔扭曲，身体被男人盖在身下的鸟瞰镜头。完事后，她以一种特有的沉默和机制（economy），用一把剪刀刺死了他。最后一个镜头持续了很久——在沉默和近乎黑暗之中，让娜在餐桌边坐着，外面射进来的光在房间里闪烁，每个细节都是我们熟悉的。
图像陈述（enunciation）的机制与让娜的动作、声轨的贫乏相匹配。摄影机几乎总是和人物保持中等距离。镜头持续时间长，镜头总是正面的、不动的。为整部电影设定的机位非常少。实际上，每间公寓的几个房间都只定了两三个地方，摄像机总在这些地方拍，保证一个稳定的、中景的场域——房间及其物件的这一空间——演员们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穿梭移动。由此我们才能看到那些取代传统叙事性事件的姿势。当我们重新思考《让娜·迪尔曼》时，卖淫这一事实以及谋杀的视觉化，在某些方面就与许多传统上不太重要的图像有着同等的意义：让娜削土豆；让娜将肉糜捏成肉丸。随着虚构的展开，这些图像承载起高度的焦虑。每一项家务都像一个封闭但又流畅连接起来的叙述单元，在持续的时间和细节中，再现了一种强迫性的精准、且等同于自然主义的表演。我们在运动真正持续的时间中看到了它们，这使我们愈发注意到它们的构造和意义。这些事件通常是被忽略的，或者发生在电影的背景中。它们是一系列的省略符，但被人们对主流电影的注视所取代了。例如，我们直接看到让娜在浴缸里洗澡的中景镜头（浴缸的正面镜头，她的侧面镜头）；之后，我们看不到她走出去挣扎着穿上衣服的图像。直到她已经穿好一部分内衣和裙子，图像才重新开始。前两个卖淫场景被省略了；我们只看见门开着和关着。而且，正如克莱尔·约翰斯顿（注：Claire Johnston，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女权活动家，与劳拉·穆尔维一齐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73年发表的《作为反电影的女性电影》，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决定虚构进程的关键事件在空间和叙事上都被省略掉了。
诱惑在于一步接一步地重述情节，似乎这一连串姿势和省略的明晰性，承载着对电影的力量的理解，也承载着它对女性主义电影制作的重要性。《让娜·迪尔曼》之所以成为一部重要作品，其出人意料的焦点不仅在于一个女人的姿势，且是那通常被认为（以及被表演为）是毫无戏剧性、平淡无趣的姿势。确实，给予一个几乎完全被社会角色限定且自我抹除的女人如此严格的关注，这意味着什么呢？让娜，在图像中持续在场，实际上已将自身从日常活动中刻画出来，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她的儿子，为了男性的象征性位置，为了大写的父亲才演出的；卖淫就是让她的客人在结构上和经济上占据她死去的丈夫的位置。
现在，女性主义电影和文学作品的核心问题是：女人是否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欲望？当她说话的时候是谁在说话？例如在伊冯·雷奈尔的电影《有关一个女人的电影》（1974）中，女人的想法是通过男性画外音说出来的。女人和她自己的语言相分离。从字面上看，她就是被男人说出来的。在《让娜·迪尔曼》中，问题是通过叙事的沉默表达出来的。尽管对女人声音的压抑被虚构自然化了（naturalize）——让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她和她的儿子只需很少的言辞来维持他们的关系——然而镜头和虚构的持续时间，以及图像陈述的缺乏变化，使得对女人声音的压抑变得去自然化了（denaturalize）。（让娜「本能的」精准动作也是如此。它们被虚构自然化，又被持续时间去自然化。）同样缺席的还有电影作者的声音，不像戈达尔在《我略知她一二》（1967）中塑造的耳语——这是一个启发性的例子，也不同于阿克曼在《我你他她》（1976）和《家乡的消息》（1977）中自己做的选择。
掌控性话语是由目光而非声音构成的。在观看者（摄影机/导演）与被观看者（角色的动作、角色的空间）之间运作着一种辩证法。不同于大多数电影中的观看网络——主要通过视线的匹配和其他类型的匹配剪辑进行调解，在这部电影中，观看者/被观看者的逻辑绕开了虚构。主观镜头系统被排除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空间匹配的逻辑被不同角色的旨趣所合理化。镜头组织的逻辑回到了摄影机和及其明显的掌控者，一位女性主义电影人身上。
角色和导演之间在这里便存在分歧，有两种话语、两种女性模式：缺失的女性（the feminine manquée），在父权制下适应了新文化；女性主义者，积极关注她受压迫的客观条件——她在家庭中的位置。正是正反打的缺失担保了逻辑的分离。摄影机的看不能解释为任一角色的视角。其旨趣延伸超出了虚构。在其平稳性及可预测性方面，摄影机自身表现出与让娜相同的精准性。然而，当摄影机自始至终都延续着它的逻辑，让娜的秩序却被扰乱了，随着谋杀的发生，文本也走向了它逻辑的终点，因为让娜完全停止运转了。即便让娜已经象征性地摧毁了阳具，阳具的秩序仍可见地围绕在她周围。
有人或许会提出反对：对导演和角色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外在于电影文本的。如何从电影自身就能得知掌控视线的人是女性主义者呢？但人们难道可以忽略正是电影作者的声音在《我略知她一二》、《第二号》（1975）、《此处与彼处》（1976）（注：此处提到的都是戈达尔的电影）中进行叙事？这些认识就是文本的一部分。
另一种答案将指向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该研究试图描述一种特定女性主义话语的要素和语境关系。此处所用的话语（discourse）不仅仅指的是言说（它不等同于女性角色的对话），更指向一种行动的逻辑，指向连贯性原则以及断裂点，由此观众才理解虚构。无论我们能否明确文本中是「谁在说话」，是父权制的声音还是女性主义的声音在说，无论「女性」是生理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目前研究的术语（虽然有争议但很大程度上仍是直观的）都远远超出了对女作家和女电影人的主题/风格分析。不是所有女人都说（做）一种女人的话语。这里的问题之一在于，女人创作的具有女性主义社会意识的、明确试图打破主流表达形式的作品仍然太少了。
《让娜·迪尔曼》通过一种女性视角，引我们进入女性凝视的话语。令《让娜·迪尔曼》在形式上以女性主义脱颖而出的，正是这种掌控目光的特质和旨趣，而非个别特定的形式特征，如正反打或持续时间的缺失。这种话语是在沉默中实现的，沉默为话语增添了说服力。谁知道一种非异化的女性语言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让娜·迪尔曼》是在一个女性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导演、主演、摄影师、工作人员都是女人。摄影机/导演的看是放任的，允许让娜有完成其动作所需要的空间和时间。阿克曼说：「这是拍摄那部电影的唯一方法——避免将女人切成一百块碎片，避免把动作剪到一百个位置上，仔细地看且心怀尊重。画面意在尊重她的空间、尊重她自身，尊重空间内部的她的各种姿势。」这也是一种对「看」本身旨趣的强迫和痴迷，就像让娜对她动作的强迫和痴迷那样。《让娜·迪尔曼》是一个看起来带着执迷而行动着的古老形象（image）。看的绝爽（La jouissance du voir）并未被否决。
END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小把戏去冲浪（deux_puces），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6 ) 偷窥他们进餐，感到无望
《让娜·迪尔曼》是比利时杰出女导演阿克曼的杰作，采用最直白的时间顺序和固定长镜头，描写中年让娜两天半的生活。
阿克曼抛弃花哨的技法和章法，如水平静地将镜头对准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让我们产生对真实生活的偷窥感来。偷窥引发一种对生活无望的强烈共鸣——不仅弱势女性让娜·迪尔曼，而且我们每一人都要面临这种无望感。
《让娜·迪尔曼》，是“慢电影”，是需要你投入情绪的。倘若不戒除浮躁，可能不易于体会它：90%的室内镜头，让娜在房间里走动、操持家务、照顾儿子、接待嫖客，生活单调重复，即使偶有波折，也用极其克制、冷漠的方式处理。
比如影片中的两场进餐：
1，儿子放学归来，两人收拾餐桌，让娜细心整理餐布，摆放餐具。先端上两盘汤，两人坐定，拿起勺子喝汤。喝完，让娜走进厨房，盛两份主餐，关灯，回桌，再各自用餐。两人几无谈话，儿子边吃边歪头看书，让娜劝说儿子用餐时不要看书，儿子把书收起。
2，第二天晚餐，儿子仍然看书，被再次劝说后收起。
这两段镜头看起来单调冗长，却让我有莫大感动：对于让娜来说，生活只有惯常的琐碎，细致的晚餐像是一场每天进行的仪式，仪式代表生活的延续，即使漫长、仍将继续下去。或者说，晚餐，意味着给枯乏生活上一次发条，手一松开，新的一天还将继续运转。
对于我来说，生活也是如此，对你来说，恐怕也是。我们都像是自己生活的机械人吧。
但是，让娜选择在第三天晚餐前结束这种延续。如果第三天的晚餐仍照常进行，让娜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永远不会发生，电影也将不复存在了。
不再上发条了，我们每天都在想，换一种运转方式吧，让娜在重复了千万次之后，发出行动了。在克制冷静的电影语言下，巨大的情绪积压等待爆发。
让娜的另一身份是早年丧夫的妓女，从固定的嫖客那里获取生活所需的金钱。妓女的身份，我认为并非“女权主义”的用意，电影并未着重于这身份，而是同等对待“母亲”和“妓女”两种身份，或者说，这两种身份对于让娜并无差别。
我们能看到，“妓女”让娜并无半点“性”的味道，在她无表情的脸上，只有无欲望的冷淡（对性无欲、对生活也无欲）。她对待嫖客也与对待儿子一样细致、体贴，但冷漠：接过他的衣帽，一件件挂好。
第三天清晨开始，变动发生了。
让娜规律而平淡的生活出现了斑点——给儿子擦鞋时鞋刷掉在地上，咖啡煮坏了，在咖啡馆常坐的位置被别人占据。这些细斑预示着变化。细微的变化，剧烈的腐蚀。
与前两天不再相同，让娜接待嫖客时，并没有如常将卧室门关闭、关灯，镜头缺失了习惯的结束点，无法结束：只能对准卧室内让娜的面部，一段3分钟的特写，让人清楚地观看一张被压制、被蹂躏的，苍白的、无望的脸。
接着，她起身梳头，手边有一把剪刀，仍然面无表情地，她转身将剪刀插入嫖客胸膛。嫖客闷哼一声，没看到多少血，就一动不动了。在克制的冷谋杀下，生活从一种绝望，转向了另一种绝望。
杀人后的让娜回到客厅，呆坐了五分钟。漫长而焦虑。窗外的蓝色霓虹灯映照着屋内的玻璃橱窗，也映照着迪尔曼苍白的脸。我们无从得知，这五分钟里她在想什么，但能想起，在第一天傍晚，让娜同儿子读完亲戚的来信，两人诵读波德莱尔的《敌人》的场景：
我的青春是一场阴郁的暴雨，
偶尔被灿烂的阳光射穿。
倘若没有迪尔曼最后的刺杀，这首诗放在影片里，将失去回音。
看完影片后很长时间，我都将这部影片关联到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虽然风格迥异，但我都喜爱的，就是对进餐场景的窥视：《都灵之马》中，马夫与女儿对坐在昏黑的屋内，两只餐盘里各放了一个白水煮的土豆，老人迅速地剥皮，土豆很烫，想必也索然无味，他却吃得很快，神情间透露出一种“完成仪式”的庄重感，一种拧紧发条的决心；这让我感到某种相似的恐惧，与无望。
我们也许要慎重考虑一个问题：当生活的机器久转之后，它将被动地、悲剧性地停滞，还是我们可以主动为其转向？我们对无望生活的控制力，到底有多少？
看了三小时你就受不了了？那她是怎么忍受几十年的呀。
7/10。阿克曼把家务处理成含有性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含义，第一次嫖客按门铃前，让娜正在煮土豆，和嫖客回到走廊时她很快开灯，紧接沥干土豆上的水继续正常生活轨迹，第二次由于性交的兴奋，送走顾客后忘了开客厅的灯，同样忘了炉子上煮的土豆和盖好盖子，直接去整理卧室、洗澡，重复的情节动作暗示性造成家庭秩序的混乱。汤盆和霓虹灯光成为妓女身份的象征，每当客人离开，让娜把钱放进一个汤盆里，闪烁的灯光打在餐桌后面的玻璃橱柜上，母子吃晚饭一幕也伴随闪烁的灯光，让娜手边若隐若现的汤盆掩饰了母亲/妓女的双重生活。最后一天让娜回家发现姐姐寄来的包裹，接客前让娜从包裹里拿出一件粉色睡袍举到胸前，外在得体的睡袍令让娜厌恶肮脏的卖淫，诱使杀死嫖客，她只此一次放松下来，坐在屋内阴暗的餐桌旁，身后那束灯光保留了内心残存的一点体面。
看了100分钟，快进了90分钟，越到最后反而越好看了，看了最后7分钟，沉寂的生活孕育出杀机。still image，阿克曼果然跟阿彼察邦、王兵是一路人。（论自然光对于转场的重要性。）这部电影属于阿多诺所谓的“抵制美学”，为了凸显当代生活的琐碎以及无意义的重复，导演选择放大并重复它的琐碎于无意义，直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观众在埋怨的同时，也会意识到该谴责的其实是那个使存在变得琐碎而无意义的体制。
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为了梳理清楚自己的观点，我还试图用这部电影举例，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幻想，有没有一座城市的广场会日夜不停的放这部电影呢，这就是女性的存在。这部电影是香特尔阿克曼导演的前期集大成之作，将自己喜欢拍的事物和自己主张的表达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容器盛放，因此十分自然。我很喜欢电影里吃饭的场景，因为它很少被打断，是真实的，比起劳作场景更为难得，现在我们的吃饭场景常常是导演要玩花活的舞台了。
固定机位，平淡生活；一个女人，开灯关灯。去除了技巧，没有任何修饰，这样的处理特别贴近生活的本来面貌。但如此白描并不等于无节制地铺陈，影像仍然在隐晦地传达着导演的意图，凌厉突然的结尾，瞬时幻化出各种五味杂陈的情绪，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故事的升华。
安迪沃霍尔附体，太考验耐性了；表达空虚无聊的最佳方式，就是直接展现；三个小时无聊的不仅仅是观众，还有主角，但正是这一行为艺术，让片尾的行为变得情有可原。
「所謂的清醒與否，也僅是一種錯覺。當個體認知的資訊系統夠多，彼此衝突，不斷提出新的問題而且彼此毫不相干，超過他的心智（先不管是不是喝了太多酒）所能處理的時候，他將會在他自身構築的理論之海中，溺水。」（李奕樵〈另一個男人的夢境重建工程〉）
生活是写实的，杀人是写意的。静止与生活的暗流。没有什么“女人的生活”，而就是生活，如果说本片是女权的，也就是因为它把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三天当成了生活本身吧。希望有一座电影院全天不歇止放让娜·迪尔曼，每个在日常琐碎里打转的人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意义。
我们凝视三个半小时的主妇生活如坐针毡，却对自己庸庸碌碌的人生无动于衷。电影不应该只有荡气回肠。
阿克曼说并没想要拍一部女权电影，里面的女性完全可以是个男的。可是我最喜欢看人做家务了。哦维也纳牛排。里面的厨具都想来一套。三小时完全不觉得长。可能因为人美做什么事都好看。
在沉默中爆发的熵增片，现代的强迫症的女性主义的关乎生存尊严的；这要是放以前看大概会觉得冗长无聊，然而现在过着类似居家宅女生活的我却感同身受，静默繁杂的日常routine真是有力量；低机位固定长镜头、略有夸大的环境声；开灯关灯、出门回家、做饭睡觉、卖淫养儿、寄信收件，对生活没期待最残酷。
坚持住是看这片唯一忠告
【上海电影节展映】上影节收尾。长达3.5小时，一位单身妈妈，家庭主妇，兼职妓女的3天日常生活。对白少到几乎可忽略。足足190分钟的枯燥琐碎、反复压抑与隐忍，方汇聚成一瞬间的爆发。中间小睡片刻，其余看得认真。若非在影院真难一口气看完。想到做了20年家庭主妇的我妈及无数如此一生的妇女
我想为它建个小组叫做“我快进了”
犹如仪式般的重复场景之间，涌动着日复一日累积酝酿的无数念头，终于一刺解千愁；相当大胆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初看闷，慢慢地会溺水其间。
焦虑与崩溃在看似琐碎无休止循环的家务劳动中逐渐累积，波澜蕴含在最微小的动作细节里。看完第一个念头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她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当然这部电影远远不止这些，它说的是我们知道却不屑提起的每一个普通人。被深深地震到了。当年的阿克曼才25岁，天才啊
真难想象这部对时间和空间语境超级前卫的电影竟然出自二十岁出头的女导演之手，这部女性电影的特殊性在于除了主角身份的变换之外，还有隐性的故事分支，十分钟的结尾将前面三个多小时的情绪突然释放，平静的震撼。
空间通过节奏显现，出神的时刻往往最接近真实，可以对照无家电影，阿克曼永远走进了她眼中的阴影里 #SIFF20#
等待晚上迎接白天，白天打扫晚上睡觉，日常生活没有烦恼，做菜吃饭购物接客诸如此类，看完一场电影，没见过谁的微笑，直到最后一个镜头，一起坐着发呆。要不是那个晚上，心血来潮宰客一刀…做菜吃饭购物接客诸如此类，妈妈和妓女，千秋万岁
十颗星。令我窒息想想都要哭出来的，整个人都不好了又燃起无限斗志。天才的、深刻的、革命的。一定要耐着性子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