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 前篇

昭和64年，也就是1989年，裕仁天皇病逝，由皇太子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于是昭和64年仅存7天。小女孩翔子的绑架案，便在这期间发生。新闻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着“天皇病逝、新旧年号交替”这样的“大”事件，没人关注这起绑架案。在精明的设计下，绑匪成功拿到赎金并逃脱。而小女孩翔子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厂里被找到，冰冷地躺在狭窄的后背箱里。前篇后篇加起来4个小时的电影，便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此悬案在县警察局里交接了14年，还有1年便要过公诉期了。警局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个派系都想在上层领导来视察时，扳回一局。翔子绑架案，成了派系斗争中的一个切入点。曾参与此案的刑警三上，现作为宣传官，再度去拜访受害者家属，传达上层会来慰问家属的消息。

曾经忙碌的工厂，早已颓败，一片萧条。工厂最里面是翔子一家人的住处，一幅幼稚孩童的画，挂在门口积了薄灰。门口还放着一把鲜亮的小伞，这个家似乎还停留在那七天里，未被时间洗刷过，就那般矗立在那里。翔子的父亲雨宫，一头凌乱的灰白发，木讷而又苍老，夫人去年因脑梗去世了。雨宫对于所谓的慰问很不满，这令三上觉得另有隐情，陆续找到曾经的办案人员，了解事实的真相后，三上很愧疚。同时他身在的宣传部门，也深陷在各种麻烦中。一名孕妇撞了人，上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求隐瞒孕妇的名字，以及老人赖川亮次已在医院去世这件事。记者协会的记者们对于当局的作法相当不满，起头闹事。正义良知与官僚主义，让电影变得厚重，人物内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激发的外在显现，使得人物变得鲜活与复杂。不盲目扩大人性中的某一面，不加滤镜的遮掩，把生而为人的悲哀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并没有因为电影时长的局限，把那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女儿对父亲三上的不满离家出走，父亲在家庭里显现的另一面的暴戾，妻子表面上的波澜不惊，两个办案人员因疏忽以及官僚作派的弊端而自责与不安，雨宫的绝望与无奈，这些在两极边缘上的人物，生活的疲惫感如影随形。被各自不同的皮肤包裹着人们，在人情冷漠的世界，努力把生命中的空白填满。

三上最终还是公布了孕妇撞人案的详细内容。而这些强调着公平公正的记者们，只关注孕妇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以及县警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于车祸中去世的老人赖川亮次，无人问津。努力生活，最后还未被命运善待的老人，死后无人认领尸体，渺小的他仿佛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妻子去世后便独居，没有可以回去的故乡，没有孩子。三上去了老人生活过的地方，老人用的毛巾还在晒在那里，在风中惴惴不安地飘荡着，老人经常去的小酒馆里，大家有说有笑，没人在意这样一个老人，是不是还在人世，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听着默默无闻之人的琐事，不依不饶的记者们，毫不罢休。三上要求他们听完整个故事，老人其实是个色盲，为了能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此时会场一片沉默。就如再无人关注的绑架案一样，只有父亲雨宫在电话亭里，从电话薄的A开始，不论寒暑，默默地拨打着电话，食指指尖磨出了老茧，电话上的数字也被磨掉了。在听见绑匪的声音那一刹那，他无声地崩溃了。

那个绑匪出现在电影后篇里，面带凶煞，在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绑架时，却露出了软弱的一面。作为推理片，它不够曲折与刺激，冗长而又压抑，大义凛然时带着牵强。人自身矛盾的内化处理很到位。总以为雨宫在找到绑匪后会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或许他想过，所以才去找了绑匪的小女儿，最后又痛哭流涕地把女孩送回了家。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一种介乎于正义公正与法网恢恢之间的暧昧。

敏感的人刀刃永远是向着自己的。感伤主义者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残暴的人强迫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冷漠的人习惯冷眼旁观。

剧情过于压抑，但一些细节令人震惊。

昭和64（1989）年，居然还有渎职切腹的理念，故事的时间线是14年后（2003年），宣传官和记者组的对抗显示的是日本体制下的民主自由制服和精神。

愚昧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进步的希望，相比之下，这种对抗更具进步的价值。

记者要曝光事实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正义和记者操守吗？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和背后媒体的盈利，头条的价值是利润。警察隐瞒实事的动机是什么，在高层的腐败，在三上是对孕妇的人文保护。

善恶难以区分时，就要靠制度来实现“现实”公平，在一个组织，一个体制里，最终的价值体现还是制度本身

〈昭和64年〉由横山秀夫的著名小说改编。 影片以昭和64年（即1989年）发生的绑架撕票女孩翔子事件为主线，这个未破的悬案一直是县警察署历史上的最大污点。警察署的新闻发言人三上在平成14年为了重查这桩旧案，而与警察公关部、记者协会、刑警部等起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然而人性的光辉始终在黑暗里隐隐出现，父亲坚忍不拔，三上的执着，给了黑暗现实一抹亮色。

横山秀夫的别名可以叫“警察局一生黑”。这部改编其小说的《昭和64年》有着非常明显的横山招牌：从一个突发的离奇案件切入，案件本身却并非重点，而是以点辐射，形成一张交错密布的警局人事网，逐渐暴露每个个体面对种种集团力量的铰合，各自小心翼翼地谋划与抉择。 表层对警察体制的批判最终导向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尖锐观察：关切与冷漠，集体感与自私——就像菊与刀般，看似矛盾其实只是表里两面。存有私心的个人多是无意识地伪装成一种与周围人相同的姿态，表面礼貌实则冷淡，例如已成惯例的下跪公关法，又或是对他人客套的关切——以上种种都不过为的是不凸显自己，从而躲在各自封闭的套子里但求无恙。 所谓的“昭和64年”快捷得仅有7天。那一年初雨宫年幼的女儿绑架被杀，同日，天皇驾崩。画面里电视小屏幕里的大人物与大银幕上痛哭的小人物形成绝妙的对比——表面上人们好像更关注耸动的大新闻而忽略对身边小人物生死的关注，真正可怕的是，实际上他们除了自己，什么都不关心。 所有这些从离奇案件切入引人，再由负责过本案的三上警官的中年危机作线，一方面三上要在警局内部的各方角力下处处周旋，展现作为整体的环境对个人的牵制掣肘，一方面家庭内部与失踪女儿沟通无效则昭然揭示个人又是如何将自我封闭。 影片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推理本身，而是来源于逐渐显山露水，对整个国家、体制、警察局、家庭溃于蚁穴的那种崩坏感的暴露。微妙之处在于，人人总希望独善其身，而人人又无法逃脱独善其身引发整体崩坏后为自己带来的连环恶果。 影片在四分之三处就揭露出罪犯，显然，揪出某个真凶式的推理绝对不是影片的重点和终点，更何况影片本就是要说人人皆有恶。当案件的罪犯提前揭露，想要继续维持叙事的张力就需要别的因素加持。 横山给出的办法是以细致的笔触描写内心来持续抓人，电影在这方面当然难做了些。过分追求横跨十四年两起案件形式的相似和扣合，又过分强调拨电话破案的偶然解题法，回头想来到底是有点经不住推敲，只慢吞吞堆情绪，终有些微拖沓。 但幸好永瀬正敏饰演受害者的父亲深情却不滥情，多处煽泪无数，长相绝对不算高大威猛英雄类的佐藤浩市也很适合三上的角色，动人之处是完全将面目模糊善恶难辨中一点点人性亮光照出来。《昭和64年》的卡司太强大，连配角都是横跨偶像与实力两派的瑛太和三浦友和，就算不是迷妹都觉得要被星光晃瞎。 结尾看似干了碗“我们彼此关切与相拥”的鸡汤，但一切真的会好转吗？动情是有代价的，罪犯因为动情而露出马脚，受害者父亲因为动情而搭上了时间——他被永远地留在了昭和64年，恰恰说明这种深情的关切与现实情形的全然相隔，至于三上的前路也未可知。而多数人则在其中摇摆挣扎，就像电影里那些来来去去的小人物，还有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