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长的一天

演员表演的功力值得认可，毕竟有好些个老戏骨和中生代。但是剧情还是较为平铺直叙，看不出重点的矛盾冲突。相较老版缺少了叛军搜查录音带的高潮，阿南剖腹时也没有了壮烈肃穆的氛围营造。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本片距离日本战败已经过了七十年，当初的痛心疾首，深刻反思淡去了不少，如今再来回顾过去，导演宁愿使用大批的暖色调和温馨的家庭伦理情节来烘托出人本主义情怀，也正因如此，阿南大将变成了风趣幽默，顾念家庭，有大局观的完美形象，天皇更是成为了十全十美，怜惜民众的圣君。这样的电影语言既迎合了日本当代普通民众回避集体战争责任，追念历史功勋的历史观，也符合日本上层精英的既得利益。只是，当役所广司饰演的阿南唯几愉快地向家人提及他在长沙会战时高呼的口号"冲冲冲，不要停"，乃至于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也用相同的口号回忆他时，日本的观众和导演本人又何曾有同样的人本主义精神替中国乃至全世界饱受战争苦难的军人民众考虑呢？这种只要本国人民得利，他人不必顾惜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军国主义亡魂的延续，时至今日仍然在日本主流观念中留存。

其实就是一帮老顽固的终结。为了一个过去日本帝国的大梦，打鸡血一样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不管是二战以后恢复经济，还是重新搞社会救助，都有一种精神失落的感觉，旗帜已经烧掉了。他们是行尸走肉。

老版本我也看过，不像这一版那么直接的描写天皇，还有他热爱的生物学知识。老版本就是讲暗杀的，而新版却简洁得多，连人物介绍都没有很充分。

阿南由役所广司来主演，真是难为他了。紧接着第12分钟的小汽车驶过，飞起片片樱花，那简直太美了，让我们想起世间万物都是过眼云烟。阿南塑造得更亲切。很多谈判的镜头也只是对老版本的复习而已。没有那种紧张的氛围。这是最失败的。

也就是个按部就班的。没啥想法。

虚伪的天皇和爱国主义的反讽

——看《日本最长的一天》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的历史背景。这个电影采取相对诚实和相对理智的态度，展示当时的日本政府承认战败的过程和动机。之所以说“相对诚实”，是由于其中很多情节都有史籍可查；之所以说“相对理智”，是由于其中不只是陈述事件，也对事件的缘由进行了解释。——有些观众觉得，必须把裕仁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描述成禽兽不如的样子，才是“反战”。不过，这种态度似乎还停留在以貌取人的层次上，并不属于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

因此，要认真地反思那段历史，看看这个电影是有益的。“历史是面镜子”，这是个常用的比喻。这面镜子其实照着所有人，并非只照着所谓的敌人。在和野兽撕咬的时候，不要像野兽一样，把理智远远抛开。

之前在1967年，已经上映过这个题材的电影，片名即《日本最长的一天》。旧版名副其实地展示了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之前一天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以“宫城事件”为核心。“宫城事件”指的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些中层军官企图阻止日本政府发布“停战诏书”的军事政变。在旧版里，裕仁天皇几乎没有露面，只是做了几次发言。真等于回避了对裕仁天皇的批评。

与旧版不同，2015版的《日本最长的一天》（又名《天皇在八月》）展现了裕仁天皇面对战败结局的态度。裕仁的态度，可以让观众比较明确地理解当时铃木内阁为什么会抵住压力去贯彻天皇的决定。这也展现了裕仁天皇的虚伪。与领导者的虚伪对应的，是那些狂热的“爱国主义”军官的可笑和可悲。他们自以为试图延续战争的行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做的却是害国的事情。

1- 虚伪的裕仁天皇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从1945年4月组建新的内阁开始。为了更好地操作内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决策，裕仁天皇选用铃木贯太郎当首相。然后，铃木贯太郎选择阿南惟几为陆军大臣。他们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并且最重要的是对裕仁非常忠诚。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两种战争态度，即投降和战争到底。支持战争到底的主要不安定力量来自陆军。陆军参谋部的一些“爱国主义”青年认为即使全民战死，也不能投降，战斗到最后就是“爱国”，投降就是害国。他们美其名为“玉碎”。陆军的统制派军官甚至认为，如果天皇不听陆军的意见，那么甚至可以通过改变“国体”——颠覆天皇权力——来实现战争到底。在影片中，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东条英机训诫那些陆军参谋部军官的时候，把“效忠天皇”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效忠天皇”是完全服从天皇；广义的“效忠天皇”就是不惜发动政变来改变天皇的决策。这等于说，东条英机让那些军官做好发动政变的心理准备。

这时候，影片出现了可笑的一幕。东条英机问那些军官有什么想法。有个军官却说“无论如何努力，亦不及神灵”。这句话相当于说在大势所趋之下政变并没有什么用处，几乎否定了东条英机刚才的说法。怪不得，东条英机会惊讶地说“纳尼”?!

为了让陆军力量不至于失控，阿南惟几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样有很大好处，一方面阿南惟几给陆军的形象是坚定的战争支持者，这样让那些陆军参谋部的军官能有认同感；另一方面，阿南惟几对裕仁非常忠诚。影片中并没有夸耀阿南惟几的战争才能，相反，影片里的一个参谋军官明确指责说阿南惟几害死了很多人却得到了宽恕。影片中，裕仁“关心”阿南惟几的儿女婚礼的情节，并不是为了展示裕仁多么仁慈。裕仁这样做，只是为了稳定这个陆军大臣的忠诚。这是一件非常虚伪的事情。可以说，正是裕仁把阿南惟几推向了不义的地步，把阿南惟几当成工具，以实现天皇家的利益。在两部《日本最长的一天》中，阿南惟几都是里面最显著的悲剧角色。他按照忠义的价值观，选择了最痛苦的自杀方式。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化战犯的嫌疑，毕竟，敌人也是人，也是按照受限于现实的人情来行动的。

裕仁的虚伪根本表现在，他实质上并不关心国民的死活，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我们并不能期待坏人总是明确说自己是坏人，这是妄想。对政客权谋相当熟悉的裕仁，当然会说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决定迎接和平。但是，他实际上做的却是号召全民不惜“玉碎”，以维护“国体”——即天皇统治。在这个号召下，日本军进行了大量自杀式袭击。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死亡换来的只是天皇家族能有更好的谈判条件。

在停战谈判问题上，天皇的内阁和“爱国主义”将士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如何维持天皇统治的“国体”。为此，他们不惜以死掉更多国民为代价，推迟签订停战协议。当时的日本政府在“默杀”波茨坦宣言的同时，实际上也“默默杀害”了更多的人。当然，权术（政谋）就是这样，对于每一方而言都是残酷的。

单纯地妖魔化裕仁，大概也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谋。他不是神，也不是妖魔，或许你可以说他是怪物，但他却还是人。《日本最长的一天》试图把裕仁展示成一个人，还展示了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有人可能会觉得，没有把裕仁天皇塑造成可鄙丑陋的怪物，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然而，现实就是会有这么可恶的事情。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大致而言并非虚构，他确实进行过生物学研究，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有个英国人写的《非凡的生物学家》一书中都有裕仁（昭和天皇）的名字。

实际上，人们没有必要脱离现实地去看待一个罪人，即便是裕仁这样的大罪人。非要脱离现实地看待罪恶，反而让人们误解了罪恶，以为罪恶就总是明显展示成罪恶，明确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人们看到的罪恶，很可能是反讽的，也就是说它展示为“正义”。比如，“爱国主义”在这个影片里也是反讽的。那些企图谋反的军官，他们采取的是“爱国主义”的名义，事实却并非那样。名义上的“爱国主义”与事实上的爱国，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2-“爱国主义”的反讽

《日本最长的一天》中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很多军官在“爱国主义”情绪中变得疯狂的情节。似乎，很多忍不住咒骂日本的观众会觉得这么演，是在赞扬那些日本军官。这样看实在是不必要的。难道，敌人就不能有“爱国主义”情绪吗？似乎，正是因为敌对双方各自热爱各自的国家，所以才会战斗得那么激烈；敌对的双方都把自己人当人看，把对方当禽兽看——正是如此，战争才更加惨无人道。

实际上，这个电影里的那种“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愚昧和非常愚蠢的。他们在必败的结局面前，进行妄想般的挣扎。作为胜利方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地贬低，而应该“以史为鉴”，应该警惕，避免会像他们那样疯狂和无奈。

《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后半部分讲的当时陆军本部的几个军官谋划控制天皇的“宫城事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近卫师团，控制宫城——即天皇居住的地方——避免向外界发出停战广播，以陆军为主导，继续进行战斗。他们无法接受停战的决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到的信息都是“作战到底”，“一亿玉碎”之类的。

这些信息都是裕仁天皇传达出来的。不过，那些军官不知道，裕仁并不是真的要作战到底，他这样动员国民去送死，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个更好的活路。自杀式袭击就是对美军的威慑，当然，美军也不是来传播福音的，各种轰炸，原子弹，燃烧弹，都用上了。在平民大量死亡的时候，裕仁在考虑怎么能维持自己的权威。

那些军官如果能够清晰地认清时局的话，那么将会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大量平民和底层士兵去送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安稳地留在后方。然而，可悲的是，他们早已经被政客宣传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给蒙蔽了。他们也不知道，在裕仁能够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了。相反，在政客目标实现了的情况下，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就会成为祸害。

为了发动军变，那些军官一方面需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认可，另一方面还需要近卫师团（负责宫城守卫）和所属的东部军的支持。这些军官从陆军大臣的表现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以为阿南惟几支持战斗到底，但实际上，陆军大臣只是为了稳定陆军中的不安分力量。《日本最长的一天》中有个情节，当内阁已经确定了停战诏书如何表述的时候，阿南惟几还打电话欺骗那些试图谋反的军官。这一段和《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的描述几乎差不多。陆军的高级军官不支持军变。但是，阿南惟几的说法却给了那些军官根本没有根据的希望。

另一方面，东部军和下属的近卫师团也不支持军变。所以说，这帮被盲目的热情所驱使的军官，非常可悲。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晚上，当叛变军官想要去劝服近卫师团的长官森赳中将的时候，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把这一段演得颇有戏剧性，不仅可悲，而且可笑。森赳中将是一个“好学问”的人，外号“和尚”。为了能说服森赳，叛变军官还专门让找来了能讲些道理的井田中佐。面对那些跑进来劝说他叛乱的佐官，他说：“你们先来听听我的人生观吧”！电影里并没有真的让森赳讲什么人生观。不过，按照《日本帝国的衰亡》这本书的说法，森赳确实讲了半小时的人生观和宗教。这样无非是拖延时间，那些叛变军官坚持让近卫师团长立刻叛变。最终，赶来的疯狂军官把近卫师团长杀掉，伪造命令，包围了裕仁居住的宫城。

那些叛变的军官觉得，裕仁之所以会接受停战协议，那些内阁官员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些军官而言，首相等人是“不爱国”的罪恶政客，只有他们这些丧失理智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军官和士兵疯狂地想要杀掉那些内阁官员。不过，当时的铃木内阁，应该觉得他们自己才是“爱国者”。内阁官员站在国家运作的层次上，考虑的是统治如何稳定，国土如何不至于分裂。平民死多死少，虽然是次要的，但是不能到了危害统一的地步。

当时有官员认为，苏联对日本宣战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给日本投降创造了必要条件。之所以这样想，似乎是因为这些外界威胁可以保持国民的凝聚力，从而继续维护天皇统治的“国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推翻沙皇统治，应该是个危险的警示。

狡猾的裕仁，为了在战后维持自己的统治，选择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首相。按照封建的理解，“国体”即天皇。“爱国”和支持天皇被混淆成了一回事。不过，按照文献记载，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政府并非都这样看待。当时有官员就向裕仁表明，作为天皇，裕仁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维持天皇统治不等于维持裕仁统治，那么为了承担责任，裕仁退位，是必要的。然而，裕仁并没有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无论他说出多么虚伪的话，他仍然是不义之人。

“爱国”与“害国”就这样被混淆了。那些发动“宫城事件”的军官，对“爱国”的理解太肤浅了，他们并没有站在现实的国家整体的层次上去看待国家利益。是什么导致“爱国”变成了“害国”呢？似乎，答案很明显：视野太狭隘。那些肤浅的“爱国”，似乎还停留在非常原始野蛮的“人生观”，他们只是看到肤浅的“对立”，却没有看到“统一”。或者可以说，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失误的根源。那些人生观错乱的人们，把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看成了超越一切的天理，为此疯狂。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很多战争和对立仍然在延续这种失误。

现实就是那么讽刺。很多人都确实需要些“人生观教育”。那样的“国体”荒谬吗？“爱国”和“害国”被混淆了吗？可惜，在国民的认同面前，荒谬也会成为合理。欣赏樱花经常和日本文化联系起来。樱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国民性质。樱花往往是成群来欣赏的，个体在里面显得微不足道，个体被淹没在群体之中。这样：随群，成了值得欣赏的品质；离开群体的个体，就会被抛弃。

其实不只是日本，许多封闭的社会，也都有这样的特点。“群体即正义”，有时候显得那么合理，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荒谬。在《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中，陆军大臣的办公室挂着“走人狂，不走人狂”的句子，也是对这种状况的描述。理智，很多时候需要细致领会，但是，疯狂，却非常容易传染，最后整个群体都疯狂起来了。

《日本最长的一天》非常准确地传达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