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下部游击队

    街头又一次看到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衬衫的人，于是突然冒出再看一遍Che的想法。当然，主要目的还是想弄清楚，英雄人物数不胜数的今天，为什么切格瓦拉（下文简称切）会成为东方世界的宠儿，热血青年眼中的偶像。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个人对切的性格分析就八个字，桀骜不驯，革命到底！这样的性格注定会成为英雄，但不一定会是伟人。有人将他比喻为拉美世界的毛泽东，其实不然，他距离毛主席的功绩实在相去甚远。他有战术素养，但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战略眼光！
    缺乏战略眼光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只着眼于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对于战后国家制度，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没有明确定位。这点影片中也有体现，即切最初参加革命是“七二六运动”的一员，而并非古巴共产党。而他又是在与古巴共产党合作之后才逐渐了解斯大林主义，即社会主义。所以古巴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是根据国情确立的，而是与美资本主义的敌对关系，导致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2，土地改革实行初期，地主阶级土地被征收，交于个体农户，同时禁止国外集团占用古巴土地资源。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摆脱了封建制度，使农业产量在短期内大幅提高。然而在刚尝到土改甜头的格瓦拉却在土改还未完善的情况下，大搞工业化。于苏联进购了大批设备，占用了大片甘蔗田，用以炼钢，采油。从而导致1962年古巴农业遇到了土改后最大的瓶颈期（当然也有自然灾害的因素）。直接导致1963年古巴政府颁布了第二项土改法，将农村资产阶级的土地全部转化为国有财产。看似是彻底消除了剥削，实质是为缓解因工业化建设而导致的农业损失。
    3，切格瓦拉离开古巴的时间，1965年。这也是古巴难民涌向美国的第二阶段。这一趋势迫使1965年9月，卡斯特罗单方面宣布允许古巴人从卡马里奥卡港离开到美国。这从一个侧面恰好反映了，此时古巴改革遗留问题依然很多，获得自由的民众却没有获得满足温饱的生活。而此时的切，却离开了古巴，转战刚果，继续着他的“圣战”。这不禁让我产生了疑问，他革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独立？
    回过头来再看对他的评价，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个人认为有偏差，应该是人道主义革命家。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而是为自由民主而战的圣斗士。他战死沙场，以英雄的形象谢幕，而并非领袖。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特求切粉勿喷。
    最后聊聊切的扮演者：本尼西奥·德尔·托罗，一个被好莱坞甚至世界低估的好演员，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长相酷似布拉德皮特，但他的演技比皮特更老练内敛。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获得小金人一座，为更多人熟知！

“我感受到生命中一些强大的东西，这不只是股强大的生内在力量，还可以传给他人。我的使命有种宿命感，让我从所有的恐惧中解脱。”——切·格瓦拉

世界上确有那么个别的人，他们的知觉告诉他们，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自己的苦难去换取别人的幸福。他们天然的背负有拯救所有人的重任，并且他们必将为此丢失生命。艾内斯托·切·格瓦拉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萨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人。其实他们必定不是完美的，但他们是最高级的人类。他们无视自己的得到的和可能失去的，而只为所有人获得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而牺牲，而救赎。

格瓦拉中枪倒下的时候，影片的主观镜头从清晰到模糊，代表瞳孔的发散，意识的结束。但那一刻电影里响起的类似耳鸣的声音，却让我肯定，导演感受到了格瓦拉感受到的强大生命力量。那是力量的一种表达，一个生命的结束，而他看到了自己将在未来千秋万代的青年中成为不落之星。

总是觉得他没有死，总是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

一个玻利维亚战士对游击队里动摇的当地农民说：拉蒙（格瓦拉化名）本应该和他家人，和他的汽车，在古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来到这里，他想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你们的孩子可以学习读和写。我只不过是个面包师，我曾是个奴隶，但是有一天我会自由。

看到这里，眼睛不由自主地就湿润了。一个人，能够得到了尊重和名利，然后从纽约联合国的讲台走下，来到原始丛林，抛弃一切，不顾生命，为的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受压迫者，甚至不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又是什么。

对比其他以革命名义的人，不仅自己有了想要的，连自己的子孙都可以享有那些以革命名义得到的东西。一切昭然。

他没有死，我坚信。因为这样的人如果死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再延续下去。

1
当年轻的切格瓦拉从阿根廷进入古巴，投奔卡斯特罗的7.26运动阵营时

他只是被安排在后勤部队里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军医

人们都亲切的叫他“埃内斯特医生”

他却带着标志性的微笑，不厌其烦的更正“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在山区挑选可加入游击队的农民，没有挑选三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却选了一个妇女和两个16岁的孩子

因为只有他们三人会识字，能阅读，

切格瓦拉说“我们在山上不只是打仗，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不会识字阅读，就容易被人蒙蔽”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

甚至在与巴蒂斯塔的政府军交火最猛烈的日子，他也带着一本歌德传，停火时就靠在树荫下阅读

他，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灵魂

他从不抢掠粮食和女人，就算在游击队最饥饿的时候，他用钱去向当地农民买牛奶

当农民害怕被盖上支持叛军的名目而不肯收钱，只是让他把牛牵走，他却毅然两手空空走了

既然对方不愿意，那么就做不成生意交易，虽然他身后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

他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自己，尊重了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队伍是军人，从来不是强盗

 在获得在哈瓦那的最终胜利后，切格瓦拉于1965年，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信，

辞去高官职位，放下开国元勋可享有的一切待遇，然后远赴玻利维亚，继续战斗，继续无尽的游击战

他从没忘记向世界解释“我不是医生，我是个战士”

切格瓦拉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完全在于其本人，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从不迷惑，如此坚定

多么美丽的灵魂

2
记得威廉华莱士上断头台前说过

“必须有一个人用死，才能唤醒千千万万人”

人类中总是有人，把自己的死看得极度透彻，看透所谓死的意义

例如逾越节前的耶稣，还有1963年越南西贡街头的释广德

人类历史上，站在当局的立场来看，最最愚蠢的处决，有三宗

处死耶稣，刺杀甘地，枪决切格瓦拉

对于刽子手来说，与其说主动屠杀了他们的肉体，倒不如说，被他们强烈的意志吸引着，

却帮助完成了他们理想道路上最伟大的一部分--用死来影响后世的千千万万人

有什么比圣贤与领袖的死，更强烈的冲击旁观者的心灵呢？

愚蠢人希望从世上抹去他们的肉体，可结束对他们的恐惧，却现实却令人讽刺的适得其反

3
切格瓦拉有两张照片最广为流传

 一张是阿尔贝托·科尔达拍摄的头戴贝雷帽的照片

 一张是弗雷迪·阿尔波塔拍下的，他去世时的照片

两张都极其耐人寻味

第一张目光坚定，被誉为“最伟大的游击队员”，被后世的摇滚界发展成一种标志

第二张中的切格瓦拉，逝去得如此安详，骨瘦如柴，头发蓬乱

对于这张“切格瓦拉之死”，评价得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玻利维亚当地的一名修女

她不知道军队为何交火，也不知道被枪决的是什么人物

在目睹切格瓦拉的尸体被抬出时，她说

“这个人死去了，看上去好似耶稣”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最后切又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有的人奔波一生做了很多事情，有的人碌碌无为未着一笔，有的人在等待中坚持一个信念，有的人在挫折中实践唯一的信念……

    号称爱他的人很多，曾经千千万，曾经人们急切把他的挂在胸前背后，生怕有什么不符的地方被人嘲笑。在这样热情的期待中，人们昏昏欲睡应付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说太失望了，就算给自己曾经荷尔蒙冲动画上一个虚伪的句号。
    时尚找到他，铺天盖地，在他走过的阳光大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越偏越远。有人说这是切的悲哀，我说切一直昂然屹立在阳光的方向，只是这个浮躁的时代给他穿上这样那样的花花绿绿，而浮躁的人们同样的虚伪，如浮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抱怨自己流离的追逐而一无所获后，从未追问自己的信念是什么。这不是切的悲哀，是人们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流水一般的纪实如陈年老酒，从浓郁的美洲弥漫到我的小房间直至心房。
    电影让我产生了幻觉，本尼西奥•德尔•托罗已经不是本尼西奥•德尔•托罗，明明就是切，雪茄、气喘、简短的话语、坚定的眼神。

    说自己是理想主义不难，做理想主义也不是那么难，难的是一辈子的坚持。当革命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随着洪流一直走下去，或者我们怀抱理想，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收获胜利，于是我们安然自得的躺在胜利的成果上享受荣华富贵，认为这是应得的，于是忘记了当初的理性，于是抛弃了理想主义，于是豪言壮语也成了过眼云烟。
    切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抛弃的不是信念、理想，抛弃的是胜利这个容易上瘾的毒品，拿起枪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理想虚无如空气，坚持或放弃存乎一念，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只是一件简单是事情。

    任正非退役后，开办了华为，将华为打造成一只饥渴的狼，在国内夺城掠地，成为显然的老大，名声鹊起。然而任正非没有就此停步，时时疾呼“冬天来了”，时时刻刻打好行军包继续前行，跨出国门，从亚洲、非洲、拉美到欧洲再到美国……
    
    理想主义从未过时。

    我是个后知后觉的人，但还是庸俗的在潮流的尾巴上认识切，开始也不过将其当做一个时尚的符号，虽没有将他挂在胸前背后，却将一个发黄的军旅黄布包从大一背到大三。随着逐渐深入了解，切慢慢深入我心。当人们逐渐忘却的时候，心逐渐老去的我却想穿上有你头像的T桖表达信念。
   
    有的人以为传奇应当是不平凡的活着，而你却用纯粹朴素执着追求理想谱写传奇
    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

《切·格瓦拉传》 Che: The Argentine & Guerrilla

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

主演：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

戛纳电影节时，赶制完成的《切·格瓦拉传》足本放映（《切·格瓦拉传》=《阿根廷》+《游击队》），四小时片长让不少观众在场内呼呼睡去。如果你有打算在周末下午看掉上下两部分，这例子就提醒你千万要养精蓄锐一番，跟困意好好战斗上四个小时。从故事内容上考虑，《阿根廷》跟《游击队》两部分没有紧密联系，一个在古巴一个在玻利维亚，独立分开。如果再加上《摩托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格瓦拉另一段意气风发的人生，它们又可以互为参照，构成一个完整的切·格瓦拉。

在消费时代，格瓦拉的头像已经不需要注解。他以巨幅海报、T恤图案和个性纹身出现，成为一件商品或通行符号。人们早已不关注他身为战士跟革命者的事实本身，他的生与死、理想跟追求都不再重要。影片尝试塑造一个接近平凡人的真实格瓦拉，他来到纽约在联大发言，力排众议。在丛林里他哮喘病发，暴怒刺马。如果用革命浪漫主义来解读，后者绝对应该被忽略处理，要么就是再紧接一组英勇就义的伟人姿态，理想不死，斗志犹在。

《阿根廷》里格瓦拉的古巴岁月跟出席联大交替出现，叙事时间自由穿行。索德伯格不想提供时光机，他无非是要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丰满的格瓦拉形象，既要暴力革命还不忘治病救人，更直白点说叫能文能武。在古巴与卡斯特罗的并肩战斗是投身行动，他在密林里打游击持枪冲锋。联大上表达己见是他的思想反映跟实际追求，这些言语既用身体力行的段落加以证明，也为下半篇《游击队》的生死战斗打好了基础。《阿根廷》止于革命成功前夕，也预示着格瓦拉不再是一名普通的阿根廷人，他成了古巴的战斗英雄和革命领袖，散发着光辉与魅力。

严格来说索德伯格没有省去格瓦拉的从政经历，他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就是身份改变的缩影。不过多数人对格瓦拉的从政也没有太多兴趣，他能舍弃一切从头再来才是本色一面。《阿根廷》还在讲英雄是如何炼成的，《游击队》就要转向格瓦拉的悲剧性一面。不可否认格瓦拉能成为传奇是有着超强的人格魅力，也跟他忠于理想、过早遇害的命运密不可分。死亡让革命者如圣徒殉道一般得到升华，死亡崇拜的影响又持续了几十年。受难的格瓦拉没有走出玻利维亚，他的尸首跟随飞机俯瞰了这个国家的面貌。确切说格瓦拉栽倒在他一直试图唤醒跟拯救的农民身上，他们不信任游击队员，不愿合作还偷偷告密，简直就是小农劣根性与局限性的现实版教材。一旦遇见这种宿命安排，英雄主义与个人传奇也该落下帷幕了。

这部影片里不见大家看法和个人见解，只有关于格瓦拉的一切，他的付出与努力，迷茫与挣扎。《切·格瓦拉传》追求平稳，影像风格上没有制造太多亮点，像《游击队》里游击队员涉水遭伏击的镜头值得一提，只是导演也顾忌一旦多了，无形中就破坏了苦心营造的真实感觉。【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nddaily.com/8/3f/83fa5a432ae55c25/Blog/036/896768.html】

这部电影一丝不苟，完成度很高，然而导演太执念于文本记载，忘记了给观众来点激情。 ——Peter Brunette（《好莱坞报道》）

索德伯格尽可能将革命浪漫主义从片中除去，仅有的一小部分也是为了弱化它的存在。 ——Owen Gleiberman（《娱乐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