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谈两句《悲惨世界》里的足球元素（剧透慎看）

电影是以描绘去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时法国民众的反应开场的，印象里最开始那些黑人小孩还在聊奥斯曼登贝莱和姆巴佩上不上场的话题。

了解这只世界冠军的朋友都知道，以姆巴佩、博格巴（坎特）、乌姆蒂蒂（瓦拉内）为首的三条线都是黑人，还没有算上登贝莱、勒马尔、马图伊迪等等主力球员。法国队决赛的首发11人阵容里更是有超过半数的6位黑人，毫不夸张地说是黑人少数族裔给法国拿到的大力神杯。这就不难理解导演设置这个片头的用意，不只是通过所有人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欢庆胜利的宏大场面营造气氛和引出“悲惨世界”的酷炫片名，更是暗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打响了，即这到底是谁的法国。

这里还必须提一个小细节（也是一个逗的我笑出声的细节）。粉红猪小队刚开始在市集里有一段闲聊：粉红猪说金球奖就是他了吧，团队的黑人小哥说是姆巴佩吧，粉红猪否认说他觉得是莫德里奇。很不经意的一段对话，但信息量很大。

首先解释下金球奖是足球个人的最高奖项，过去十年都被梅西和c罗垄断。再看两个人选：姆巴佩是法国人，世界杯夺冠最大功臣之一和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以及黑人少数族裔；莫德里奇是法国队决赛对手克罗地亚的核心球员，世界杯最有价值金球奖（不过这个奖项近几届被视为对亚军的安慰奖），以及白人。然后回看那段对话，作为法国人的粉红猪宁愿把金球奖颁给对手也不给自己国家的黑人球员，那种不可调和的种族矛盾通过两句话传达出来。事实上电影最后交代给我们的正是无法调和的结局。（有趣的是，当年金球奖最终得主正是莫德里奇，姆巴佩排在第四，第三是他的国家对队友格列兹曼。）

最后想说的是，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悲惨世界》的原因的一个缩影。它太工整了，连足球元素都用得没有一点点废戏。每场戏都像是精心算计的组成部分，最后更是用某种看似升华的方式作结。而我对这种高考作文似的表达没有感觉，甚至有点抵触，这还是在没讨论人物弧光的前提下（事实上最后的大战因为人物坍塌在我这也是减分项）。

到底是谁的法国

写于2019年6月24日

将要发于公众号 深邃的电影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 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 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 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

《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

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

《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