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喜剧

查理·卓别林塑造的最出名的角色是谁？恐怕非「夏尔洛」莫属。那个头戴圆顶礼帽、穿着上紧下松的衣裤、拄着白藤杖、脚蹬破皮鞋、一摇一晃地迈着鸭步到处流浪的滑稽人物。从1914到1936年，从《谋生》到《摩登时代》，夏尔洛出现在了卓别林七十多部作品中。他看似懦弱颟顸，但又驯良仁爱，处处遭受讥笑，却又处处为他人着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夏尔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凝聚起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同情，亦令卓别林的艺术被称为「贫困的美学」。及至默片时代结束，夏尔洛也逐渐隐退。自《大独裁者》起，卓别林开始用一种更加辛辣的方式为世人呐喊。

上映于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是查理·卓别林演执生涯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电影还有段让人津津乐道的轶事。根据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起初是另一位影坛巨擘奥逊·威尔斯邀请卓别林出演此片，但后来因为卓别林坚持要自己亲自执导，便从威尔斯手里买下了版权，并在演职表里列出了后者的名字。不过究竟完全是威尔斯的点子，抑或只是他激发了卓别林早已存在的想法呢？

从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也许是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方面，卓别林从小就对犯罪和监狱题材十分感兴趣，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以及众多廉价的谋杀传说一直都影响着他，而且还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自己创作的犯罪故事。另一方面，片中主角「凡尔杜」的原型，法国连环杀手Henri Landru在1921年受审的同期，卓别林也由于巡演到过法国巴黎，他与杀人犯占据了当时的头条新闻。甚至在同年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文章把Landru比喻成犯罪界的卓别林，经常当庭戏弄法官。而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威尔斯向卓别林发出邀约的十多年前，法国传记作家若尔热·萨杜证实了卓别林曾经采访过当时参加审判的记者。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饰演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杀人犯是他由来已久的念头。

撇开这段幕后故事不谈，作为喜剧大师，怎么用喜剧的方式去表现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的确很耐人寻味。事实上，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差，还遭至了美国富裕阶层的物议哗然，以致卓别林将它冷藏了17年，直到后来才被公认为是一部思想性超前的杰作。

正如其真实原型一样，《凡尔杜先生》中的主角凡尔杜也是一个杀「妻」如麻的恶魔。他原先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勤恳工作，但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从此开始了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道路。他有许多化名和身份，辗转于各个城市，到处寻找一些头脑简单、有点财产的单身富婆。一旦选定目标便展开热烈的追求，与之恋爱直至结婚，然后找机会谋杀她们取得钱财，并以一个古董商的身份进行证券投机买卖。

凡尔杜在影片伊始的个人独白中就提到了自己扮演的是「蓝胡子」的角色（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杀妻狂魔，该形象被许多文学或电影所借鉴，远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近有吉尔莫·德尔·托罗《猩红山峰》）。不过卓别林在电影中没有安排任何一个凶杀或血腥的场景，完全以暗示的方式来交代犯罪事实。再加上凡尔杜平时表现得温文尔雅、口才出众，还时不时穿插几段经典的滑稽噱头，因此就算他身负十四条人命，观众也并不觉得有多少恨意。

更重要的是，凡尔杜是个性格复杂矛盾的人。他有一个残废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需要抚养，这是他铤而走险的原动力。那些靠谋夺和投资赚来的钱财并没有用来挥霍，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甚至他还买下一份房产契约作为给妻子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礼物。同时，凡尔杜一边谋财害命，一边又心怀仁慈，比如在花园里不忍踩死青虫、教育儿子不要做残忍的事。他痛恨那些靠高利贷压榨、过着奢华生活的寄生虫，也会同情那些生活潦倒、品格纯洁的穷人。

最凸显他矛盾性格的是「邂逅贫女」的那场戏。凡尔杜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孤单无助的姑娘，热情地邀请她到家中避雨，还准备了食物和红酒，其实他只不过为了在她身上试验自己新配制的毒药。然而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了解到她曾有个参军致残的丈夫，为了给丈夫治病只得盗卖了东家的打字机，因而被判入狱。现在刚刚出狱，却流落街头无依无靠。凡尔杜见状动了恻隐之心，非但换掉了毒酒，反而还慷慨解囊给予帮助，给了这位姑娘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可见他的人性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在凡尔杜同一位富孀的「婚礼」上，没想到看到了自己另一位「妻子」，虽然情急之下翻墙逃走，不过事情终于败露。后来战争来临，凡尔杜投资的股票全数打了水漂，妻儿也在危机中双双去世，失去全部寄托的他心如死灰。在绝望之余，凡尔杜又一次遇见了曾经帮助过的那个贫女，此时的她已然成为了军火商的妻子。姑娘希望报答当年的恩情，可是经过一番交谈，他毅然决定投案自首。在法庭上，凡尔杜没有回避自己的罪孽，却也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而最响亮的一句则是他在行刑当天说的：「One murder makes a villain，millions a hero（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百万就成了英雄）」。

「杀一人是罪，屠百万为雄」，这与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其相似。由此可见，《凡尔杜先生》的立意根本不在于表现这么一个杀人犯，而是更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凶残的战争贩子。本片诞生在美国电影界大肆展开「驱逐异端」运动之际，卓别林因自己的左翼信仰而遭到了攻击（后来本片在美国被很多影院拒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卓别林也被迫离开美国）。但是，我们在影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垄断资本家、对军火商、对法西斯头子的尖锐抨击。辛勤工作者一夜间家徒四壁，投机资本家和军火商却转眼暴富。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生意凡是要做得兴隆，都必须要「杀」人，可是又有谁来控告这些真正的刽子手呢？

艺术，尤其是喜剧，可以成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从《淘金者》开始，卓别林早期的棍棒喜剧元素就渐渐失去了纯噱头的作用，而是越来越有机地趋向于和每部电影中的具体环境或背景相符合。到了后期的《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喜剧表面下的悲剧张力变得愈发鲜明，甚至在本片中的喜剧元素已不再用于批评讽刺，而仅仅是对过往的提及。

因此，《凡尔杜先生》本质上是一部悲剧，有让人捧腹的时刻，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泪水上涌。法国电影理论宗师、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曾说：「夏尔洛无法适应社会，而凡尔杜却适应过了头。」这话说得真好。夏尔洛和凡尔杜仿佛是人类命运的两种极端，前者是自我放逐、不随波逐流的圣人，他的生活选择是没有动机的；而后者是认清真相、遵循社会潜理的庸人，他选择生活的动机非常丰满。圣人始终是受害者，庸人始终是霸凌者。只是，凡尔杜终究做不到冷酷无情，所以他也是受害者。感谢卓别林的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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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得到听书《电影是什么》

卓别林为什么吸引人？巴赞并没有简单地讨论他如何制造笑料，而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思考，卓别林引人发笑的机制是什么。他发现，这些笑料有一些共同特质，这就是“人与物的疏离”。事物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不再遵循人类规定的用途：本该好好走路的鞋子突然将人绊倒；本该被切开的面包开始围着人跳舞；人伸手去拿闹钟，闹钟散作一堆零件……这是一个处处不正常的环境。一般的喜剧在这里会有停顿，引观众发笑，而卓别林却更加高级，他一切如常地行事：绊倒后爬起来继续走，把面包从空中摘到盘子里……巴赞由此得出结论，这便是卓别林的喜剧性：用简洁的方式表现出小人物与世界的不融洽，最终，主人公用他的智慧化解现实遇到的种种麻烦。卓别林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喜爱。 巴赞对卓别林最精彩的点评发生在卓别林晚年，它体现出巴赞的电影眼光远超同时代人。说到卓别林，人们都会想起那个戴着高礼帽、留着小胡子的经典电影形象。这个可笑的小人物实在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卓别林本人都被他覆盖。然而在晚年，卓别林抛弃了这一形象，拍摄了更尖锐、更讽刺的电影。比如，在1947年的电影《凡尔杜先生》里，卓别林竟然讲了一个杀人狂的故事。影片以20世纪初法国的连环杀人犯为原型，讲述在大萧条中失业的小人物凡尔杜的犯罪经历。为了抚养妻儿，凡尔杜不断骗取富裕老妇人的钱财，再将其杀害，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样一部电影极大地冒犯了观众，票房仅有可怜的五十万美元，批评家也大多认为，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损害了卓别林的喜剧风格。 巴赞却激烈地捍卫他欣赏的人，为此同整个电影批评界展开了论战。他没有简单地为卓别林的社会立场辩护，而是将《凡尔杜先生》放在卓别林的整个创作中看。他发现，凡尔杜的形象正是高礼帽、小胡子的对立面：卓别林的经典形象是个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可怜人，他滑稽又纯真；而杀人犯凡尔杜却摸清了社会最冷血的规则，他可怜又可恨，引人深思。凡尔杜杀死了卓别林的经典形象，却加深了他的创作深度。巴赞将卓别林电影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的卓别林多扮演街头小混混，单纯引人发笑；经典时期的卓别林饰演小人物，激发了观众的道德感，让观众同情地笑；而在晚年时期，凡尔杜这类的人物超越了道德，让观众不仅仅发笑，还能沉思。《凡尔杜先生》非但不是败笔，还让卓别林实现了自己的电影进化。 可以看出，巴赞在评价电影作者时，有自己的方法。他会将电影放在整体中考量。他以突出的风格元素为切入点，以同类型作品作为参考系的横轴，以该作者自己的作品序列作为参考系的纵轴，寻找其中有差异、有转变的地方，探寻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和模仿的一种方法。

卓别林先生的有声电影完全不逊色于默片喜剧，依旧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内在本质，铺垫于现实社会之上展开的，充满悬疑氛围，以喜剧幽默元素点缀的卓别林风格的电影。对世界和人的深入思考与人文关怀是大师之所以是大师的缘故。当然，卓别林精湛的演技更让电影添色不少，看了这么多卓别林电影，但凡尔杜先生跳出框架，使人印象深刻，完全抛却了查理之前的固有形象，营造出极富真实感的角色，他的习惯小动作和表情都带上凡尔杜先生的独特标记，无疑，大师自来的优雅也同在，一贯的脱帽，微笑致意，少了几分俏皮局促，多了精明和冷漠，但魅力不减。大师的演绎是成就电影的重要因素，在其中少许喜剧桥段中依旧能找到滑稽的影子。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连毛毛虫都不愿踩，跟孩子教导扯小猫尾巴会疼的一个人，成为数年连环杀人凶手，甚至将杀人作为一项事业的超级杀人狂。凡尔杜先生在工作的时间内，即杀人时，是极其冷漠的，不像人类，而是赚取钱财的工具，正如他作银行柜员数钱像极了机器一样，他将自己变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杀人工具，哄女人的套话张口就来，去见每位夫人都详细安排上日程表，她们是一个个客户，姓名住址被记载在工作簿上，自愿等待着售卖虚假温情的推销员来蒙上美妙的尸布。 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真实蓝胡子的故事，但卓别林先生用了极其诗意的形式来讲述，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不到任何血腥，肮脏，可怕的镜头，最可怕的莫过于股市崩盘时期人们绝望的号叫，卓别林先生将这些凝固的号叫，空洞的眼神，跳楼前的回望，拿枪靠近脑袋，用蒙太奇一笔带过，这是在悬疑而诗意故事下真实而残忍的世界的一瞥，也正如他在赴死前所述，凡尔杜先生的杀人利器，比起战争和世界危机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 开头邻居在说凡尔杜先生烧垃圾烧了三天，而在那死去夫人的残骸熏烟中，凡尔杜先生在剪玫瑰枝桠，随后这束择好的玫瑰，将被他送给下一位女士。在和夫人的约会中，他不断说着月光，芬芳，鸽子与船长，一切浪漫主义诗意的幻想，然而在照耀恩底弥翁的月光，他喃喃着阿尔忒弥斯那永恒静默的爱意，拿着毒药走进女人的房间。杀人的工作于他而言像蒙了层纱布，半梦半醒，一切像是梦境，然而在梦境里又极度清醒冷静，时时刻刻追赶着火车，银行和账户，来支撑背后在这个破碎时代中虚浮堪塌的家庭，一切只有钱，股票，女人，每一件事都需要尽善尽美，他永远在生死时速中追赶限期，不然等待他和家人的就是死亡。想起了甲虫格里高尔，极度荒谬无厘的形式下是黑暗而绝望的现实，用详述的真实塑造虚假，再用虚假铺垫无处不在的真实。卓别林电影中总有一段罗曼蒂克，总之，这种诗意的运用和喜剧元素，中和掉电影过于血腥的事件和恐怖的背景，电影达到接受性更强且层次丰富的观看效果。 人在时代的乌云下，随着暴雨的倾泻而翻滚，有人拽住最后一根稻草，有人随波逐流远去，有人水中挣扎沉浮，有人沉落水底，有人稳稳端坐完好的小船享受激流的刺激，在这样的时代里，最不起眼的角落都能上演着戏剧性最强的桥段，上帝之手每天撒播无数的挣扎，矛盾，对立与冲突在人间，这是人间戏剧的黄金年代，是普罗大众的地狱，是人性的少了伊甸园的炼狱山。在这样的年代真是什么都不足为奇，而一份杀女人而获取财富的职业诞生了，社会需求产生职业，一战后众多寡妇丛生，而她们需要慰藉和爱意，而凡尔杜先生则提供上永远不变的真爱，毕竟此爱的支撑在于金钱，保管稳若金汤。社会创造了这份职业，社会创造了凡尔杜先生。当然不是说个人的道德错误全部由社会环境来承担，卓别林要重点探讨的就是在社会中的人性。 影片中最具对比性和矛盾性的莫在于漂亮姐姐（忘了她叫啥）和凡尔杜先生的相遇相助。漂亮姐姐戏份虽少，却是这部影片的核心人物和转折点，是十日谈中的猎鹰。她不仅带来了凡尔杜先生暂时的人性回归，还引发了剧中人物和观众的深度思考，甚至是整部影片的光点。卓别林深度批判社会和黑暗现实，但他总会留给观众一点希望，那个希望就是影片中的真爱与真情。一直批判现实，大师却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但并不是傻乐呵，而是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的勇士。漂亮姐姐就是杀人狂凡尔杜先生，且是相对于异化的他的另外一面，是善良，礼貌，真诚，乐观，坚强，漂亮姐姐像极了卓别林的经典电影形象。正如女性总是被塑造的完美理想模范，漂亮姐姐也是如此，当然她的角色也必不可免受大环境影响，因为典当租来的打字机而受盗窃罪入狱，但观众可能都会笑笑然后赞同凡尔杜“你怎么不做得干净点”。她救小猫，尊重生命，因为凡尔杜赠的钱而痛哭流涕，真性情，相信爱情，愿意为丈夫而死去，是电影中黑暗的另一面，必不可少的光的一面。电影中最具讽刺性的情节，漂亮姐姐因为凡尔杜先生的善意而坚定相信这个世界，重燃生活的希望，然而，最大的善意却源于最大的恶意，凡尔杜先生因为拿她当毒药的试验品才帮助她，所以凡尔杜先生回答，善与恶都是暂时的，她相信的东西过头了。以最黑暗的念头点燃最光明的火炬，反而烧起黑暗中点点火星来，很难不触动人心。 最后也因和漂亮姐姐的再相遇而转向了凡尔杜的自首，也算是大家意料中的完美的结局，最后在法庭的一席经典发言再次想起大独裁者那次演讲，揭露与质疑，冒牌希特勒和凡尔杜先生在心灵的震颤中走向死亡。 对于女性的阐释。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确实是个槽点，影片中的女性都很扁平。时代局限，不多说。 最核心即将一切喜剧化，喜剧能让一切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