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芷宁写于2011年12月16日）
    有深刻寓意的影片大多是通过不断详尽地再现典型事件本身、剖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弊端、解读人性的弱点与阴暗面，以试图带给观众一些有益的提示和思虑，并通过光影化的思辨，力求寻找到通往更美好平和生活的路途。
    而写实类影片也往往是很多无法替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有力代言，德国影片《当我们离开时（Die Fremde）》根据真实发生过的恶性暴力事件改编，通过这部影片，观众仿佛看到土耳其裔女性生活现状的艰难和苦痛，而当忍耐到极限，反抗一旦觉醒时，她们不仅会遭遇四面楚歌，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更令人感到无望的是，如此这般生命的代价，却是大家族的集体决议，这让这部影片在凝重之外，还带着几分撕心裂肺的沉痛。
    该片导演菲奥·阿拉达戈曾表示，自己有责任把这种生活的真实一面拍出来。她做到了，此番，这位女导演将精准的笔头和冷静的镜头对准了穆斯林女性所生存的环境，即便遭遇家暴，也得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一旦逃离既定的轨道，即便需要娘家的帮助与庇护，于老旧的传统和所形成的社区氛围而言，这都是碍眼的，不能被接受的，于家庭利益而言，亦然。因为这会使家族蒙羞，让家族成员举步维艰，在这种大环境下，再美好的亲情也难经得起考验。
    在德国有不少的土耳其裔，他们在这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依旧遵循着自己的传统，即便某些约定俗成缺乏人性与理性，与现代进步背道而驰，他们的主流依旧会遵循，并果断维护，且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而跳出这个框框的人或事，才是他们感到不妥的，不仅不妥，而且必须除之。
    众口铄金在如今的地球也不是什么古老的稀奇事，人一旦被所处的圈子非议排挤，便预示着他将无法全身而退。片中嫁到伊斯坦布尔的Umay（西贝尔·凯基莉饰演）年仅25岁，已是5岁孩子Cem的母亲，为了儿子的未来，她决心离开只会用拳头和老二对待她的暴力丈夫。当她带着孩子回到位于德国的娘家时，起初的天伦温情很快便被她所说的实情“撕毁”，大弟立刻暴跳如雷，而此后发生的一切让Umay完全陷入到无助的境地，她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起初亲密的妹妹因婚约差点被姐姐这个污点毁掉而痛恨她，Umay一手带大的小弟也在父兄的暴力式“调教”下、周遭态势的严峻变化下渐渐改变了态度。
    Umay出现在妹妹婚礼上的戏是全片的重点之一，它表现了一个家庭对一个柔弱无助女性的无情。父母的漠然，妹妹的厌恶，小弟的驱逐，大弟的大打出手，都让Umay对父亲诚挚道出的“血浓于水”成了一个可笑的传说。
    在德籍土耳其裔导演费斯·阿金的影片《在人生的另一边》中饰演耶特一角的诺塞尔·柯丝，出演了片中Umay打工餐馆的老板。柯丝仅仅用几个面部表情就表明这是一个善良而有阅历的老板，她深知土耳其裔家庭的特点，她冷静地告诉还对与娘家和解抱有幻想的Umay，在社区和Umay之间，父母只会选择社区。言外之意，Umay是孤立无援的，她等待父母手足回头的想法从根上就是幼稚而错误的，在男权族权高于一切的传统穆斯林家庭中，Umay的选择无疑是在挑战传统和权威，勇敢的她、很爱儿子的她选择了一条注定要被族人“判定”为死罪的路。
    片尾，病床上父亲的道歉比小弟所持的手枪和大弟所持的匕首更显得残忍，他老人家一句“对不起”便是对努力生活中的长女的人生交代。纯真孩童的血来得突然，也来得触目惊心，当一个原本可以不存在的悲剧发生时，人们会追究反思，只是这个追究反思也会走得很艰辛，有时候，在有些地方，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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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y这个人物，总共台词也没多少句，失语的表现，在父权/夫权社会下话语权被剥夺。面对暴力丈夫可以逃离，但是面对父亲，拒绝弑父的她只能选择自戕。

    整个家庭宁愿选择社区而放弃自己的女儿，认为出嫁从夫，属于丈夫拥有的物品，包括儿子，因此私自逃回家的女人被人们诟病。最初，母亲和弟妹念着亲情接纳她，兄长作为父亲的辅助或正形成的新父权加入到暴力劝其回家的过程。但是随着一连串的事件因为umay的狼籍名声而牵连到其他家庭成员，母亲和弟妹也改变了初衷，成为父权的维护者和帮凶。

 

    Umay总共3次离家：

第一次离家：因为丈夫的暴力，带着儿子从土耳其返回德国娘家

第二次离家：父母兄弟姐妹蒙羞迁怒于其，勒令她把孩子还给丈夫，Umay报警让警察解救母子

第三次离家：兄弟找到隐居的妇女之家，捣乱

 

      Umay唯一一次在妹妹的婚礼上公开发言，表达自我，却遭到兄长的当众驱赶，而无人阻拦，完全被放逐出所属社区。无家无国。

 

      结局过于残忍，如希区柯克的《破坏》，因男孩被炸弹炸飞的情节，有悖于观众的心理期待，成为导致票房惨败的原因之一。在本片结尾，男孩跑去捡枪，设想中的结局是枪在他手中走火，错杀了母亲，形成一个新一代父权的继承和确立、女性最终仍没能逃出悲剧宿命的寓意。现在这样的安排，只是把孩子/未来作为两性之间争斗的牺牲品。Umay最终哭号抱着儿子走向川流的道路，失落无助，被放逐出家庭的女人仍得以存续，是否暗示女性的维权行动将不息进行下去？

离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离婚本身，也不在于因离婚所损失的那部分好处，而在于三人成虎。

进城不容易，出城会更难，当你打算出城的时候，肯定是有一部分原因让你不得不出去。比如说无爱，比如说无性、比如说无能、比如说出轨、比如说家暴。如果不出去，你会生不如死，看见对方那张整日在你面前晃悠的脸就觉得反胃。如果就这样也还罢了，关键是他还会不停的对你提要求，你失去了婚姻的权利，却不得不继续婚姻的义务。

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之前的付出，等等等等。直到真的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未必好合，但时间也要熬过百年。

也有人选择了维持婚姻的体面，在外面偷偷成立一个小家——我自逍遥我的，该回家的时候再回家。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这样表面的和谐伤害或许会更深。

也有人选择了破釜沉舟——老娘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你。比如说电影里的主人公，也比如说生活中大部分的离婚女人。电影里的主人公带着满身的伤痛和年幼的孩子回到家乡，本指望亲人能够接纳她，却不料父母在舆论的压力下，一次次把幼子送还给那个恶魔般的丈夫；比如说大弟弟、二弟弟直接抡起拳头打她；比如说妹妹拒绝她参加自己的婚礼。

——唯一的原因是：她是一个离婚的女人。

纵然婚前有百般好，离了婚的女人就是满目苍夷，谁都可以嫌弃，活该被瞧不起，不得不永远低下头做人。能认清形势便也罢了。如果万一拎不清，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还试图得到家人的谅解和接纳，那就只能拿真爱和幼子的性命来赌了。当然，结局是她赌输了。这可以理解，因为任何赌博都有输有赢，你不够强大，何苦去赌？

所以，如果真的打算离婚，就远离之前生活的圈子，把自己放逐，静静的疗伤，免得让那些你爱的人再次伤害你。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份能养得起自己和孩子的工作，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然，离婚的另一个代价就是，你不得不东搬西挪，为生计发愁，从而让孩子跟着你一起吃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女人，即使婚姻已经一团糟了，却始终不肯离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贵国的大部分亲朋，一听到有女人想离婚，第一反应是劝和而不是劝离，即使婚姻本身已经死亡。

那么，我的态度是什么呢？离！当你真的认为离婚更好的时候，要坚决离掉，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止损非常重要，不然你会因此短命十岁、迅速苍老，这样活着远远比死了更痛苦——前提是你够独立，能承担起离婚的代价，也能独自处理因离婚带来的的麻烦！

Die Fremde，德文原意是“局外人”。

片子的开端，不过是一般女性励志电影的老生常谈：

为了逃离暴力的丈夫，结束压抑的婚姻，嫁到伊斯坦布尔的25岁德国籍土耳其裔女子UMAY，偷偷打掉了腹中的胎儿，领着幼子CEM，回到柏林的娘家，决心从此和父母及弟妹共同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即便在德国这样开放进步的国土，土耳其移民社群却仍然牢牢地被男权社会的固有观念所禁锢：结了婚的女人，是属于丈夫的，孩子，更是属于丈夫的家族。即便长期遭遇暴力，也应该循循善诱，等待丈夫浪子回头。

离开丈夫的女人是下贱的婊子。而一个离开丈夫又抢走孩子的女人，更是应该千刀万剐万劫不复。这样的女人回到娘家，简直使整个家庭都蒙上了奇耻大辱。

诚然，她的父母和弟妹们是爱她的，也爱她的孩子。只不过，在整个土耳其社群和男权的价值观面前，他们对她的爱就显得苍白软弱，微不足道。

她怀抱着独立自主的美好愿望强势回到父母家中，并反复申明：我的家就在这里！她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血浓于水”。她不信神，她想要左右自己的生活。她要工作，同时继续中学学业，然后上大学，然后……

可惜家人们并不配合她的意思，在无奈接受她与丈夫复合无望的现实后，便要遵循传统“道德”，强行将小CEM送还给男人的家族。为了保护孩子，她不惜报警，在德国警察的护送下，她和孩子住进了妇女收容中心。在强力社会福利系统的笼罩下，她如愿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还认识了对她关怀备至真诚相待的金发德国男友。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UMAY的生活渐入佳境的同时，她的家庭却因她而蒙羞。作为“名誉受辱”的家族，她的家人们沦为整个土耳其社群的笑柄。弟弟因受辱与人斗殴。而妹妹的未来公公，更是因此要求解除婚约。谁知小恋人早已珠胎暗结，婚礼势在必行。腹背受敌的父母只得“破财消灾”，重金请求男方家长收回成命，婚礼终于如期举行。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婚礼上，UMAY竟身着盛装，带着儿子不请自来，使妹妹尴尬至极。家人驱赶之，却一来二去，被她披头散发奔上舞台，夺过话筒，泪如雨下地向众人诉说道：“你们说我玷污了家族的名誉，你们说我下贱，但我的儿子CEM是无辜的，他今年四岁了，是个好孩子。他有权利出席小姨的婚礼！……” 她仍然深信父亲从小教导她的“血浓于水”，并恳求父亲重新接纳她和儿子。

UMAY要自由，传统家庭观念毕竟却深深地种在她的脑海，她接受不了无“家”可归的现状。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要家人的垂爱。可惜世事往往不能够尽如人意。UMAY的母亲不过是个无知的女人，只是有句话她没有说错，UMAY要的太多了。

但UMAY是个倔犟的女人。她想要的，一定要得到。于是她三番四次地返回父母家中乞求修和解。而她的反复出现，却犹如一记记重拳，使得家族原本不堪的名誉在土耳其社群中层层抹黑。因此她的父亲和弟弟含泪决定清理门户——将荡妇杀死，将孩子归还，以挽回家族的名誉……

结局就不透露了。这种荒唐不可思议的谋杀，叫做“Honour killing”，指的是女性被一个或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維护家族名声的理由杀害，这类事件在封建制度女性地位低下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我国旧时将通奸妇女投入“猪笼沉塘”。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每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名誉杀害事件高达5000起。在这样的环境下，长辈管教孩子，男人管教女人，噼噼啪啪几记耳光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最危险的武器。意识，才是最致命的瘟疫。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教育孩子？
人的身体被禁锢的时候，还有思想可以是自由的。可是当人的思想被禁锢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希望呢？
UMAY，是个想要突破传统，实现自我的女性，却仍然摆脱不了自幼耳濡目染的传统家庭观念，仍然被对“家”的强烈渴望所束缚。她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局外人，也是西方开放社会的局外人。她想与社会抗争，却不能够彻底，摇摆着铸成了悲哀的结局。

我国女性也呼吁平等。
每每怀孕女孩被男友抛弃的时候，我们就谴责男人的不负责任。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要求男人为自己的自己的身心负责。就好像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责一样。
当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这两个人之间还能有什么“平等”可言？

所以当妙龄女子嫁给年长的男人，我们说她爱的是钱。年长的女人和年轻男子做朋友，我们又说她样小白脸。作为男人责任范围内的产物，女人只有被抛弃的时候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同情为基础的认可，多么可悲。

男权社会，世代相传。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男人和女人的地位真正平等的那一天，并不是女人非要做和男人相同的事，而是承担得起相等的责任。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明白……

“而那个被Umay提到的叔叔，他终于在片子结尾出现了，落魄的村庄、低矮的房屋、昏暗的光线、蜷缩在沙发上的一个身体，仅此而已。”——摘自豆瓣置顶影评

这电影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豆瓣影评。

如果情节真如此设置的话，电影想表达的意义就很让人费解了。也难怪，中国观众若没听说过“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 的话，影片最后一段隐晦含蓄的情节，会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因而，冒出上文这样似乎很合理却没有逻辑关系的解读也是情有可原了。

电影中，Umay的父亲不远万里回到故里见那位住在破落寒舍里的“叔叔”，他们之间谈了什么，电影没交代。父亲回家后，召集兄弟们在客厅议事，女人除外，电影给了每个人一个特写，父亲、俩兄弟，三人表情极为严肃和沉重，似乎刚听说了什么特别严重的消息。父亲心脏病突发，Umay去医院向临终父亲道别，父亲说“原谅我，孩子……原谅我，孩子”。没想到从医院走出后，Umay最疼爱的小弟弟已经准备好一只手枪等着她了。好在亲情战胜了“理智”，弟弟扔下手枪逃走了。观众刚舒了口气，紧接着，大点的那个弟弟赶了上来，手握一把尖刀毫不迟疑地刺向了自己的亲姐姐。

通过以上这一系列委婉含蓄的情节，电影向观众暗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Umay被判了荣誉谋杀。“荣誉谋杀”虽然听上去新鲜，却并非伊斯兰教国家独有。封建礼教束缚过的中国就曾发生过，女儿未出嫁，而未婚夫已亡，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贞洁名声”、“烈女头衔”，父亲把自己的女儿关在房里任其活活饿死的事，其无人性的惨烈程度更胜于此。

说到荣誉谋杀，通常是指为了挽回家族荣誉，由家族成员共同或少数重要成员做出决定，指派某一家族成员对另一损害“家族荣誉”的家族成员执行死刑的一种社会习俗。比如，我们熟知的大义灭亲。普遍以法制立国的现代社会已用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私刑是被禁止的，荣誉谋杀虽不合法，却难以在某些地区绝迹。其凶手多为男性，而受害者则大多为女性，被害的原因与失贞、不检点相关，如果女性被强奸、被怀疑不忠、行为出位、提出离婚等理由，都可能被家族以私刑处死。这种陋习不仅发生在土耳其、阿富汗的伊斯兰教的保守地区，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也有。不过，似乎土耳其电影更青睐这样的题材，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问题。

电影中的Umay也是一位荣誉谋杀的受害者，她父亲千里迢迢去面见的“叔叔”并不是一位住在寒舍的失败者，相反，他应该是家族一位颇有权威的族长级人物。父亲回家后带给两个弟弟的可怕消息，正是他向Umay父亲宣布的，即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处死Umay。前面提到的那段，Umay父亲羞愧地对女儿说的“原谅我，孩子”并不是他的临终前的潘然悔悟，相反，联系前后情节，已能看出他早就知道两个弟弟会等在医院外对女儿下手，也不打算做任何事去阻止这一切。Umay走出医院，弟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对准姐姐的行为，即能说明谋杀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加上后来大弟弟冲过来补的那一刀，都能表明这一切行为都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谋杀。

文化隔阂是电影被误读的原因之一，而电影缺乏表现家族荣誉与亲情两难的缺陷更加剧了这种误读。在电影开头部分，Umay刚回家那段，观众还能看到到这个家庭在亲情上的流露，后面的情节则很少有所表现。不仅如此，电影着力表现Umay试图修复亲情关系的努力，和家人对她的冷漠和决绝的对比，更使Umay的家人表现的更像是毫无感情的一群冷血动物。电影缺乏表现这个家庭对亲情与理智的两难抉择，让观众只关注到事件本身，而忽视了“荣誉谋杀”这一社会陋习的普遍存在，电影的深刻性被大打了折扣，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遗憾之处。比较之下，虽然这部电影够沉重，我还是更青睐《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对这种题材的处理。

随附一则新闻，是一起发生在2005年德国柏林的“荣誉谋杀”案件，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根据这则新闻改编的：

今年2月7日，晚上9点，在柏林市中心腾姆帕霍夫区的一个汽车站，一名女子头部中弹3粒死亡。一周后，她的3个兄弟被捕。警方称，这3个兄弟是合谋作案，一个负责搞枪，第二个负责望风，第三个下手开枪。

9月14日，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刚开始，3兄弟中19岁的小弟弟让律师宣读他的一份陈述，在这份陈述中，他承认是他杀死了他的姐姐哈同.叙吕库。他说，他姐姐放荡的生活方式损害了家庭的荣誉，只有她的死亡才能让荣誉重新返回家庭。而他的两个哥哥也宣布，他们跟此案毫无关系。

按他的说法，枪是他花了800欧元在动物园火车站（西柏林的主要火车站）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买来的。他说，此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他对他的哥哥们也不满，认为作为年长的兄弟，修复家庭荣誉本来是他们的事。

哈同.叙吕库小姐是在德国长大的。1998年，她在土耳其被迫跟她的堂兄结婚。在她的儿子出生前，她来到柏林，再也不愿回土耳其去。她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单独生活。今年23岁的她，已经基本结束了电工的职业学习，但她始终拒绝搬回父母那儿去。她突破了家庭，过自己的日子，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传统思维。

哈同跟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3个兄弟中，有两人已经多年跟她没有任何联系。据说，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暴力行为，甚至强奸。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711274,00.html

影片的結局對cem實在心疼不已。

他乖乖的跟著媽媽去過不同的家，每次他都看著不說話，小心的問，在每次離開的清晨，安靜的跟在媽媽身邊，但他卻成了反抗的犧牲品。他是矛盾的起因，也是矛盾的結局。

每種文化下都有沉重的枷鎖。尋找自由，就好比翻山越嶺。umay挑戰的豈止是家人，她挑戰的是她所在的整個人文文化，宗教背景下的文化。而她卻是孤軍奮戰。可以說，umay這個角色代表的是在這個給婦女扣上沉重枷鎖的文化背景下，要掙脫的婦女群體。出於各種原因，她們放棄掙扎。因為下了這座山去爬那座山，很多人會因此而放棄念頭。

她沒有做錯，卻要一直承受痛苦。這就是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