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儿女

    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影片通过两个男人的简单故事，表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历史、民族、文化受到冲击、断裂这样的宏大命题，而且又表现得十分艺术十分生动十分自然不做作。
    蒙古人贡巴使者套马杆纵马奔腾那矫健的英姿，辽阔丰美的草原，让人陶醉，可在影片中却更像一曲挽歌。贡巴对祖先成吉思汗的历史伟业，对蒙古族当年纵横天下的豪迈辉煌十分怀念和自豪，可现实却是草原上多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电器，生活方式越来越汉化，从收音机电视机摩托汽车到避孕套。当他骑着马，在旁人惊诧的目光中走在繁华的闹市街头那一幕，仿佛一个古典主义者面临的后现代窘境，也传神地象征着古老文明，民族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的困境。
   贡巴从城里买回了电视机，当他在草原山坡上梦见成吉思汗的队伍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斥责自己使用电视机背叛了蒙古的民俗，要惩罚他的那一幕，体现了蒙古人在自己失落的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挣扎、困惑和无所适从，无限的孤独苍凉。
   另一主角俄罗斯人谢尔盖，同样在内心深处，是本民族文化的捍卫追随者，当他酒醉之后，在有些现代化的舞厅里，脱下衣服露出纹在自己背上的乐谱——《曼楚里山》，他流着眼泪深情而忧伤的唱着，在现代西洋乐器的伴奏下，……为了俄罗斯倒下，为了祖国而死……那一幕无比的震撼！一个找不到灵魂的人在现实的丛里里哀叹，想寻找自己的血脉自己的根，一个被割裂了历史的人，在梦境中努力想看到祖先的荣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好奇他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过去，更没有人会知道这位酒鬼为什么会哭？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因其先进、效率、便利舒适，没有人会拒绝，可是现代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民俗文化多样性的保留、古老文明的消逝、诗意情怀的湮灭又让人无限心痛无限感慨。
    如果有一天，藏区不再有经幡玛尼堆，不再有牦牛酥油茶，拉萨跟内地任何城市一样，全是银行写字楼、停车场洗脚城KTV，藏民们热衷买房买车炒股打麻将，唱着《爱情买卖》这样的歌曲，我想我会哭。
    片尾，曾经的草原如今竖起了巨大的烟囱，无尽的悲凉无奈。
    万里草原今犹在，不见当年铁木真！

1991年，是自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在动荡的年份。从欧洲席卷全球的和平演变，让每一个处于风声鹤唳的环境下的人都自觉不寒而栗。许许多多的预示都在表明，这将会是一次改头换面式的重新开始。而在这一年，从苏联易名成俄罗斯的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只身背上摄影机来到苍茫辽远的内蒙拍摄他的电影。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本人是出生在艺术之家，这也赋予了他良好的艺术修养。在其作品当中，米哈尔科夫更为善于用镜头语言来寓情，在他诸多作品当中充满了对于俄罗斯民族浓厚的人文性的关怀，这也使得他也被俄罗斯本民族所推崇。
米哈尔科夫在1991年拍摄了《蒙古精神》，影片在中国内蒙大草原完成拍摄，画面隽美秀丽。而在表现蒙古人生活画面中，又有很强的人文学价值，甚至也可以作为人文学的标本的以供参考。当然，在关于人文学影片之中，这部作品也被许多人拿来与弗拉迪哈的《北方纳努克》进行对比，然而在我看来，虽然当年弗拉迪哈的《北方纳努克》曾震惊世人，但是最后在考证方面，有许多导演的造假成分在里面，也就及不上这部《蒙古精神》的真挚可人了。
在《蒙古精神》当中，我们可以看做是导演自己寓意了自己的美丽乡愁。1991年，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去注意的年份，尤其是一位处于裂变之后的俄罗斯导演。回视影片，有诸多符号学的象征，那辆陷于水畔的大卡车，恰如其分的便是俄罗斯人遭遇乌云的迷离。大卡车正是代表了苏联的工业符号象征，折身栖于水畔，进退不得的境地。
在贯穿与影片之中的音乐中，导演也精心安排了具有浓烈俄罗斯乡愁式的民谣，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更显得有种夕阳醉马迷途的凄离感。片中的俄罗斯人谢尔盖，不止一次地高谈阔论着自己的家乡，想必也是道述着导演的内心。导演有自己的美丽乡愁，却将其寓意在一个别的民族身上，也不得不说是导演的精心设计。
当然，关于本片，除了含情脉脉地道述导演的乡愁，也对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交融与碰撞进行了有条理的探讨。在刚波去城里买避孕套的这一情节中，恰好就是两种文明的对立。现代文明的计划生育与原始文明中的自然繁衍成了天然的对立面，蒙古族人民在草原上男女造爱，正式喻示着蒙古人自古粗犷奔放的民族精神，只是无奈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而变得软弱无力。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点是米哈尔科夫导演在影片的后半段加入了一段刚波的臆想空间，这也可以被看做是导演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对于两端文明碰撞的批判。在刚波的梦境之中，他和谢尔盖被化身的蒙古骑兵五花大绑，“蒙古骑兵”捣毁了电视机、自行车和卡车，二人接受了应有的惩处。刚波成为了传统蒙古的一个背离者，而谢尔盖则是外来入侵者的代表。导演寄意其中，在这种超现实的手法之下，才更能引发观众的关注与深思。
导演米哈尔科夫在动乱的1991年，依旧不愿因为政治原因而放弃电影艺术，所以便避开了国内复杂的局势，来到苍茫的内蒙古大草原拍摄《蒙古精神》，同时也借助此片完成了他对于俄罗斯本民族历史的繁重思考。
在此片中，米哈尔科夫只是假借了“蒙古”这一意象，他更想表达的或许是在于对于家乡故里的眷怀，就好像是在他的《黑眼睛》里面一样，同样是一个离散国外的俄罗斯人。也许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异域更有一种对于“他的国”的浓浓的依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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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之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静静流淌的河流，而草原之上，是白色的蒙古包，是一家人的温馨生活，这是富有诗意的传统生活，但是那蒙古包外面的自行车，蒙古包里面的电视机，却以一种闯入的方式改变了刚波一家人的生活：电视频道似乎永远只有两个节目，这一边是美国总统讲话，另一边是最具汉文化特色的票友演唱，美国或者中国，英语或者京剧，对于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蒙古草原来说，它们是外来的，是侵袭的，是隔阂的，而端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家三代，以旁观却不安的方式面对这个新事物，他们应该躲避而坚守传统，还是融入而适应现代生活？

在这样的疑问里，答案似乎并不是单一的，当电视机的声音被关闭，当刚波的妻子帕格玛离开，似乎预示着某种独立，但是取代英语和京剧的是老母亲掐着电视包装袋外面的泡泡发出的声音，取代美国总统讲话和票友演唱画面的是牵着马的帕格玛——她在蒙古包外面，她在草原之上，却进入到电视画面里，成为一个现实的影像，而紧随其后的刚波，也一样变成了电视里的人物，他手持那根长长的套马竿，追随着帕格玛骑马越过草原。

现实被影像化了，这是取代，也是融入，这是离开，也是进入，而套马竿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剧情的起点：刚波将套马竿插在山坡之上，夫妻两个人却消失在画面里，他们在山坡的另一面继续着他们的故事：作为蒙古族人传统的放牧工具，套马竿其实也是一种宣示男欢女爱的象征，当他们在草地上插上套马竿，也就告诉别人，他们进入了男女欢娱的时间，远方的人便不要去打扰他们。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天地之间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融于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什么要用套马竿来拒绝别人的旁观，可能会来打扰他们传统而又激情生活的又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谁是旁观者，谁是入侵者的疑问。改变刚波和帕格玛生活的，似乎是一种中国政策，这一对生活在中国大草原的蒙古族人，虽然隔离在中国的城市之外，但是他们依然被政策所束缚，帕格玛是来自城里的女孩，嫁给刚波似乎隐隐的带着城市生活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就是无法自由的生下他们足够多的孩子，因为帕格玛知道，中国的法律规定孩子不能多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这对夫妻似乎已经遇到了生理渴望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在生下最小的孩子之后，已经三个月没有同房了，而面对这样的无奈，帕格玛甚至逃避刚波的追逐，在最开始的镜头里，刚波就是骑着马，拿着套马竿，在草原上追逐着帕格玛，他用一种速度，一种激情，甚至一种愤怒，来抵抗帕格玛的逃避，那手中的套马竿已经不是那个欢愉的符号，而是一种武器，他套住了帕格玛骑着的马，又套住了帕格玛，从马上跌落的帕格玛被压刚波在草地之上，她的头发散乱着，她的脸上流出了血，她不停地挣扎……

现实一种，流血、疼痛和挣扎，渗透进这个传统蒙古人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本来是蓝天白云的诗意，本来是夫妻的恩爱和孩子的欢笑，本来是无拘无束的温馨，但是这样的生活却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而除了刚波一家，俄罗斯人塞尔格似乎也在被改变的命运中走进了这片草原。一个为“国家”修路的俄罗斯人，一个开着卡车的外族人，似乎陷入到比刚波更深的孤独中，他进入这片草原像是一种闯入，那一辆在车身上写着“安全行驶”的卡车却在塞尔格劳累瞌睡中开到了河边，不仅是一次安全事故，更是对于这个异乡人的心灵写照。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作息，也不熟悉这片土地，当他偏离道路驶向那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也像是对于自身命运的一次偏离。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茫然的。从车上下来，他看见了美丽的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他忘乎所以地高声唱歌，他快乐地跳舞奔跑，却在那草丛里看见了惊飞而出的秃鹰，看见了让他害怕的尸体，而在这种惊恐中，他跳上卡车，将刹车当油门，将整个车头都陷在了河流里。

闯进而陷入，对于塞尔格来说，是自身命运的无奈隐喻，而在遇到刚波一家之后，他似乎更无法找到自己。语言不同或者是小事，至少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递信息，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习俗和传统和隔阂。刚波一家为这个远客杀羊招待，但是当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煮好，当刚波一家人端坐在那里邀请塞尔格一起进餐的时候，他却独坐在蒙古包外面，吃着自己带的食物，一点没有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和好客，即使在尴尬之后塞尔格礼貌性地和他们坐在一起吃羊肉喝羊汤，即使他端起酒杯祝刚波的母亲长命百岁祝一家人身体健康，他还是有一种无法融入甚至排斥的感觉，那一只苍蝇掉进羊汤里，他甚至厌恶地自言自语：怎么那么脏。对于塞尔格来说，这是道路的一次偏离，这是命运的一次陷入，让他感觉到孤独，让他体会出隔阂，也让他有了一种远离故土的哀伤。

如果说，刚波一家面对的是政策的难题，那么塞尔格遭遇的则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困境。在蒙古草原上，语言不通，习俗相异，没有自我的认同感，他更像是一个流浪者，而这种流浪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使然。在刚波一家的款待中，触发塞尔格情绪的是刚波女儿在拉手风琴时音乐的安慰，当那舒缓而忧伤的音乐传递出来的时候，塞尔格才找到了一种语言，他坐在草原上，天上是那一轮皎洁的月亮，底下是陷着自己卡车的那一条河流，在静谧的夜色中，他似乎想起了远方。

这种思绪是一种回归，当塞尔格后来和刚波进城之后，在一家中国酒吧里，塞尔格遇到了另一个俄罗斯人，但是相同的国籍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共鸣，当同乡人嘲笑他：“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他突然就陷入到一种哀伤之中，继而是一种愤怒，“可笑，灵魂？灵魂在哪？去你的灵魂，它只不过和列宁像章一样，只值两块钱！”在愤怒中，塞尔格记起了那片遥远的故土，那个遥远的家，那片遥远的记忆，以及那个遥远的自己，白雪皑皑的广袤土地，是俄罗斯的写照，但是在这个醉酒的酒吧里，塞尔格只有失落感，只有沧桑感，所以他跑上舞台，脱掉衣服，让乐队对着自己后背上的曲谱演奏那一首俄罗斯歌曲，这是他曾经作为一个战士，刻在身体上的乐谱，在歌曲世界里，有十字架，有英雄，有死亡，有革命，但是这刺痛了身体的乡愁却又是如此地割裂，慷慨激昂却又无比忧伤，激情四射却早已逝去，而最后被中国警察带离，却也浸透着异化的不安。

而实际上，在刚波以及和塞尔格身上，都有着某种现实造成的隔阂感，卡车的偏离，传统的解构，都成为他们遭遇的困境，而“进城”似乎又加重了他们的这种不适和尴尬，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隔阂和矛盾。刚波是和塞尔格一起进城的，在他极少的进城经历中，这次又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妻子帕格玛让他买避孕套，因为只有这个器具既能使他们享受男欢女爱，又避免尴尬和政策的处罚。但是“买避孕套要问喇嘛”的刚波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种现代文明，他进城也像塞尔格一样偏离了道路。骑着马在热闹的街上，他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被经过他面前的男男女女所吸引，他买冰糖葫芦吃棒冰，他注视男女的接吻和拥抱，他坐一个小时的旋转飞机，当然，他也和塞尔格到酒吧喝酒。

和塞尔格陷入到浓浓乡愁而无法自拔不同，刚波是被这样的现代生活所吸引，其实，面对现实，他们采取的是相异的方法，一种是在自我沉沦中迷惘，一种则是新奇感受中慢慢融入和接受。而其实这两种对待现实冲击的处理方式，在刚波回到草原的那个梦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骑马而归，马上却多了两件东西，一样是城里人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一样则是传递信息的电视机，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沟通的工具——刚波被吸引的那对男女就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所以刚波带回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草原上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象征。当刚波吃了从城里买来的罐头和饮料，陷入到那一个梦里的时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对骑兵，烈烈的军旗，嘶鸣的战马，将他带到先祖成吉思汗的时代，而邻居巴亚图就是那个成吉思汗你，自己的妻子帕格玛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妻子，他们问刚波的问题是：“你是蒙古族人？兵器呢？战马呢？你为什么不进攻？你为什么要进城？”在刚波无法回答的时候，他们将他捆绑起来，而这是塞尔格出现，他的卡车停在山头，正在向这边呼救。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将塞尔格也捆绑起来，两个人被五花大绑，而那台电视机，那辆自行车，那辆卡车，都被毁灭。

一个梦，逃逸在现实之外，却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破坏方式，邻居巴亚图曾经就是一个整天弄得醉醺醺的人，而他的这种醉态与塞尔格远离故土时在酒吧里的醉态不同，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融入，他整天骑着马无所事事，却总是带着小红伞、红箱子，还不断给刚波一家带来礼物，一只玩具喇叭，一个香蕉，一只苹果，一个鸡蛋，或者还有一张自称是在美国弟弟的海报——分明是史泰龙的影视海报，便成为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而当他在刚波的梦里变成成吉思汗，却也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破坏，自行车、电视机，卡车，都不能在蒙古草原上存在，返祖是寻找一种根，但是却是破坏性的。一种是醉态的沉迷，一种是回归的梦，刚波的那个梦其实和塞尔格吟唱的俄罗斯歌曲一样，呼唤着英雄的解救。塞尔格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就是怀念那个英雄的时代，而成吉思汗的旗帜和战马，当然更是对于历史一代天骄的怀念。

在梦境醒来之后，刚波在彩虹之下，跳起了传统的蒙古搏克式舞蹈，而塞尔格也在草原之上，在刚波的女儿手风琴声里再次唱起那首歌，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民族寻根的醒悟，在不断被冲击的现代社会里，在传统逐渐沦丧的生活里，蒙古精神、俄罗斯精神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坚守？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对于个体命运关注的电影叙事，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现实情景，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拍摄这部电影是在1991年，而1991年的履历上不仅写着他的团队创作历程，也写着那个叫做苏联的国家的解体——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似乎在逃避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塞尔格就像是那些流浪的俄罗斯人一样，在偏离的道路上寻找归宿，寻找心灵的故乡。而蒙古，曾经创造了帝国伟业的民族，也在一种历史的翻转中陷入在迷惘里。

“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也许是要延续祖先前进的足迹。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本土与外来、人类与自然，都变成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探寻的主题，但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显然并不是要恢复那种辉煌，并不是希望依靠英雄来救赎，英雄主义只是一个梦，当刚波骑着马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尴尬的英雄，而骑着马的巴亚图甚至穿过了塞尔格约会的那个走廊，穿过了小女孩读着十月革命那些文章的那扇门，也穿过了到处是自行车的街道，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没落的超现实影像。

沉沦和救赎，醉酒和英雄，其实都是一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逃避，而当最后那套马杆竖立在山丘之上，刚波和帕格玛继续着男女欢愉故事的时候，这一种坚守和妥协的矛盾越发显出其哀伤和尴尬，“我就这样出生了，我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名叫铁木真。”第四个孩子是一种继承还是一种反叛，铁木真预示着新的蒙古时代的到来，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当那片草原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当那套马竿的地方矗立其巨大的烟囱，当“我”的声音被电话铃声粗暴地的打断，现实或者是更为困惑的存在，“我已经结婚，但暂时没有孩子，去年和妻子去了贝加尔湖看俄罗斯人，明年还要去洛杉矶。”结婚是一种归宿，但没有孩子，亲近了俄罗斯却也要接近欧美文化，这或许才是最本质的融合和撞击。

把米哈尔科夫导演的电影《蒙古精神》看了两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茫茫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拖得长长的草原歌声的曲调，阴鸷凶猛的鹫鹰，这些元素化成了一种赶不走的记忆，安放在了脑海里面。

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总是包含着很深刻的东西，包含着一种批判的力量、一种对于文化的形上思考以及一股对于逝去之物的留恋和哀愁。这种基调在《蒙古精神》中同样体现了出来，而文明的忧思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1、影片是以蒙古草原上的牧歌式生活开始的，这种生活是那样地奔放不羁、自然朴素，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散漫的、无秩序的别样视域。摄影机运用完全写实的风格，把这种生活的细枝末节、一点一滴都予以放大，把草原牧民这一”无意识的经验世界”改造成为我们的有意识的观照对象，从这种观照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宁静、和谐的“前技术文化”（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8、49页，上海译文2008年版），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像短笛里奏出的旋律那样舒缓，一切都是由人类的双手造就，因而人类于其中可以感受到自身的真实存在，感受到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此时此地”的“灵光”（见本雅明《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59、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与现代文明大异其趣。所以影片在一开始就为观众树立了一个人类世界的“应然”形象——它不受异化和侵扰，它是自由的世界。但是当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实然“相遇时，它所受到的挑战是巨大的。进城是这种草原上的和谐转向冲突的拐点。进城对于刚波来说，是一次精神文化的旅途。在城市里，他的眼睛看到了许多新奇现代的事物，刚波其实并不守旧，他非常乐意去尝试这些事物，甚至达到了很热切疯狂的地步。比如，他看到游乐场的电动飞船，花了很多钱买到了玩儿一个小时的权利。然而，当电动飞船启动的时候，原来的刚波不见了。马上的刚波与飞船上的刚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英武雄壮的蒙古汉子，后者却像是一个误入巫师的魔圈中颤抖瑟缩的小丑：刚波在面对现代文明时显得无所适从，显得无奈又落寞，在一个小时的消费过程中，他最后竟然在电动飞船上沉沉睡去。而此时画外音却是他的妻子与孩子在草原上嬉笑玩耍的快乐歌声与草原上苍凉的长调的混合音响。这种配置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刚波属于哪里？刚波该往何处去？推而广之，在现代文明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古老的文明该走向何方？它处在怎样的地位？

2、这个问题似乎是米哈尔科夫电影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西伯利亚理发师》和《毒太阳》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过探讨。在这部《蒙古精神》中答案显得尤为矛盾和复杂。蒙古精神在影片中起起落落，同现代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对比关系。刚波对于现代文明具有主动性的态度，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拒绝它。但是它经历现代文明的方式却又是一种远距离的，小心翼翼的。有这样一个场景，他在回家的途中，把买来的电视机放在离自己远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似乎在好奇地等待着从屏幕里蹦出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刚波与现代文明之关系的隐喻。对于刚波来说，现代文明仍然是远远地外在于他的一个客体，刚波对于现代文明不是内在地体验而只是外在地、费力地去认识，其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即便刚波把电视机买回家并安装停当，当打开电视后他所收获的仍然是失望：电视中播出的节目对于他来说无异于是外星球的事物。然而，这种文明的挫败感却又在两个地方以蒙古精神的复兴得到了补偿。这个补偿，一在梦境，二在现实。所谓梦境，就是刚波在回家的途中梦见了民族的祖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下，骑兵摧毁了电视机代表的现代文明，勇武的精神复活了，回荡在茫茫的草原之上。刚波醒后，似乎得到了祖先的启示，向神灵附体一般，在草原彩虹的映衬下跳起了蒙古族的古老搏克，那个场景出奇地壮美，给人一种力量的喷薄感，刚波似乎是在以这种方式为祖先的功绩，为蒙古精神的再生操办了一场庄严的祭仪。这一现实的补偿还表现在，刚波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买回避孕套，而是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把带着红布的库伦（套马杆）插在草原上，在大地之母的怀抱中与妻子做爱，人类原始的本能在这里战胜了现代文明对于本能的压抑。这次做爱的结果，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铁木真的诞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而取的，正是因为那个关于成吉思汗的具有神启性质的梦境，才有了刚波第四个孩子的生命。但是，文明的挫败感在影片的最后又弥漫起来。铁木真的声音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当年刚波插库伦的地方如今建立起了工厂的烟囱，而铁木真就在那里工作，今年他将和妻子一起去国外旅游。铁木真的话很短，画面中是一个冒着浓烟的直直的大烟囱，画外一直配着持续的电话铃声。这一切告诉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终于不可避免地侵入了草原，即便是草原的儿女也向这种文明屈服了，和刚波不同，对于铁木真来说，现代文明已经是内化于他的生活方式了。相反，草原的一切已经与他产生了离异，他已经对草原陌生了。那持续的电话铃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信息传递的现代化。铁木真的心已经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奔向了远方，草原留不住他了。那么，刚波在梦境和现实中复活的那种蒙古精神依靠谁去继续，去传承呢？因此，影片中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结局。蒙古精神在影片中时而低落，时而复活，但最终免不了被工业文明压制的结局——这是一首诗，是一首无可奈何的文明哀歌，起起伏伏的节奏，忧伤难忘的旋律回荡其中，把人们带向草原的云端，带向对文明的沉思。

3、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塞尔格。塞尔格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始终不忘那首歌——《满洲里的山岗上》。为什么这首歌对于他来说如此珍贵？因为其中蕴藏着俄罗斯的灵魂，蕴藏着塞尔格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追忆。塞尔格表面上是一个快活的人，但是他的内心却有着难以言说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副产品。在歌舞厅中，塞尔格与自己的朋友有一段激烈却颇具哲学色彩的对话。塞尔格很气恼地说，灵魂？我们的灵魂就值两块钱一个？！当他问自己的朋是否记得曾祖父的名字时，朋友哑口无言，而当朋友反过来质问他时，塞尔格同样语塞。塞尔格在此时神情凝重，默默不语，然后他经过短时间的镇静，走到舞厅的舞台上，脱掉衣服，向乐队展示那印在自己背上很多年的《满洲里的山岗上》的乐谱，在乐队的伴奏下，他深情地唱起了这首古老的俄罗斯歌曲。米哈尔科夫设置了塞尔格这个人物，恰好形成了一个与刚波相对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刚波少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而塞尔格就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他们正好代表了传统文明的两个层面：一个是蒙古文明那样的仍然封闭自足的样式，另一种是俄罗斯文明那样处于现代文明浸染之下的样式。塞尔格的烦恼在于传统信念的丢弃，在于文化传统的失落。刚波不管何时都能够记住成吉思汗这个伟大的名字，可是对于塞尔格来说，自己的曾祖父的名字他都已经遗忘了。现代生活的忙碌节奏和实践理性革除了人们感受自身存在的能力，切断了人们意识的时间之流，使人们忘记了历史而只关注于当下，一切传统和精神的积淀都烟消云散了。塞尔格只能够在《满洲里的山岗上》的歌声中忧伤地追忆，苦涩地品味那俄罗斯的精神传统。

4、结语：《蒙古精神》这部影片，具有浓郁的诗意，草原风光的描绘，原始生产方式的细微刻画，都把人带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具有浪漫的意味。同时，这部影片又具有文化上的哲理性。它探讨了古老文明何去何从的问题，蒙古精神和俄罗斯精神作为古老文明的代表在影片中互相穿插，时而低落，时而复活，形成了起起伏伏的节奏，呈现出旷远寥廓又隐含着追忆的哀愁。非常喜欢片中时而响起的蒙古风格的音响和《满洲里的山岗上》低沉的歌声，它们似乎带着人脱离了现代文明的桎梏，朝向一个神秘的、遥远的、古老的所在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