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花

《姊妹花》：之所以输给《渔光曲》

1932-1937年属于中国电影的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明星”公司的重要编导中，郑正秋显示出了积极的姿态，于1934年2月13日公映的《姊妹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电影不乏亮点，但也显示了一些不足与桎梏之处。

这部影片的亮点之一也是一个重大卖点：人气明星胡蝶一人饰大宝和二宝两个角色。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了，在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连集影片《啼笑姻缘》中，她就一人分饰两角，分别扮演了交际花何丽娜和穷女子沈凤喜。胡蝶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在大宝偷钱家小少爷的金锁时，有一段面部的特写，主要位于额头眉脚那个位置，展现了大宝内心的挣扎；在大宝与二宝相认的那场戏中，大宝的一系列情绪变化和语言表达都恰到好处，另外说一句，胡蝶的酒窝很吸睛。不过，在我心目中，还是更喜欢阮玲玉的那种气质。

1934年，这部影片被评为最佳有声片。郑正秋的艺术煽情手法也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同时，他所开创和坚持的国产电影民族化叙事方式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导演想要去批判一些东西，但批判性不够，比如说对于对立阶级矛盾的批判，从大宝二宝相认开始，就将社会矛盾小化到了家庭内部，而且富人阶级的软化未免太过于容易，结尾总是想要寻求团圆（虽然影片最后留了个悬念：大宝是否能够被救出），但还是很明显地看到了郑正秋所一贯使用的通过富人心软，继而接济或帮助穷人来消除矛盾寻求团圆的结尾手法，这是他跨不过去的老一代式的创作理念。

其次，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美学特征也在随之发展，而这部影片在这一点上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叙事，而且包括剪辑、跳接都手法运用地还是稍显粗糙，我想，这也就是这部影片逊色于《渔光曲》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郑正秋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师父。

拓展：《姊妹花》公映后，创造了连映60天的记录；之后上映的《渔光曲》，则在没有明星、宣传力度很小等诸多不利因素下，打破之前的记录，创造了连映83天的新纪录；并且，这两部影片都被推送到国际电影节，《渔光曲》获得了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

电影之外，这是郑正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也算是帮他书写了一个闪亮的结尾，他于1935年去世。还有的是，胡蝶饰演的二宝和她在《啼笑姻缘》中饰演的何丽娜出现了撞衫，这点仅供娱乐。

老师开始一定要我们看《渔光曲》，我忍着无聊看完了。不就是小猴小猫落难记嘛，这个少爷心还挺好。

老师当堂讲了视角的问题，我好像有点懂了视角的不同影响的影片的主题内涵不同的意义。

看完《姊妹花》，这个想法愈发清晰。

这个更是忍着看完的..

但是郑正秋在三十年代这样拍摄出来已经很不错了。让我惊艳到的是胡蝶一人分饰二角，原来这么早中国电影就有这种手法了。(●°u°●) 」摄影上肯定很难处理，摄影师是董克毅。

宣景琳也让我很意外，妆造上也很突出，真以为是个老太出演。以前她是凭借风流出圈，多演妩媚的女性。《都市风光》女主张新珠她们俩长得好像嗷。

回到叙述视角问题上。

《渔光曲》中善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少爷是富人的代表但是也可以帮助穷人，并非说穷人穷就错在富人，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姊妹花》中将善恶对立，有很强的阶级属性。特别是运用对比蒙太奇讲大宝二宝的故事穿插，让人们对二宝老爷产生仇恨心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般的富人比比皆是。

其实如此看来，前者的主题更深刻。

最让我反感的是过于穷苦化的描述，过去穷人的生活放到今天断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种东西夸张化戏剧化地搬到大荧幕上去，是不讨喜的。

如此做的目的，是将穷人的受难作为反抗的依据。在那个年代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但是借鉴至今，拍摄小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但不可整篇肆意渲染。

这就说到了主体性。

我之前好奇为什么描述一类人非要这类人发声？（可能很智障这个问题..）

现在觉得他们发声才更真实，才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更多潜在的问题才会被发现，电影也就更有社会意义。

郑正秋对电影的看法是教化，但是富人看到这个电影会变吗？我无从得知，但是我确信“穷人”看到后会愈发愤怒。

这跟微博热搜的某些内容有着神奇的相通之处。

左翼阶级政治现实电影加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方面也没有很深。很难想象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的郑正秋，做出这样的片子。作为话剧太平，作为电影没有分镜头。（有勇气后才写的，没有勇气一直想下去，本来是很有信息能量潜力的）也没啥分镜头逻辑。就是导演的内心。但是一直在拍。也没有成长得特别厉害。最后的奇观还可以。情感奇观。情节奇观。但是还没有Hold得住。最后是女人的联合，亲情的胜利，超越了阶级的厌恶。女儿的转变有些牵强。导演要她转。家庭伦理便是浅在了这里。只有情节，无思考。贫富对立，孝顺，之类希望他有思考的地方，很快就转到情节继续的波折了。大宝和二宝冲突还有意思，有贫富可怜的意味，但是偷东西又的确犯法，维护私人财产是必须的，难道因为是穷人偷东西就值得悲痛平吗？请了农村的奶妈，她穷，就可以偷东西吗？有点滥煽情，同情穷人的左翼电影的感觉了。要思考的是，二宝打她，是对的，不给钱，是对的，厌恶穷人，也没做错，二宝没有做错任何东西，而电影试图让我们同情的大宝，实实在在偷了东西，打了人，是的确有罪的。这个导演觉得罪恶的二宝做的一切罪恶的行为都是合法且对的社会，她怎么做都合理，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社会，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看待它，才是希望看到他思索的地方，可惜他没有。

一直在想，已经偏了一年，获取到了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电影本来有的，但是偏了原来的规范，获取了很多。推翻了原来的。又有新的（些许的出轨很好但是还是不能脱离原来的轨迹，但既然已经脱了，一定遵守原来的轨迹还有必要吗，都脱了，前面的已经不成立了，还是去试图去坚守都力量是什么？孝顺对我们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安全的感觉，爱的感觉，被爱的感觉，归属感，确定感，有什么雷同之处？我感兴趣这个。超出了这个纯情节的片子的诉求了），是不是也有被推翻的可能？随便看看，就能获取这么多，像严肃地完成考试作业那样对待，反而获取不了什么。世界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打破了原来既定相信的轨迹。甚至获取的还多，虽然不一定丰盛但是很多。以前逼自己看红楼梦，也许没有先买随便看看获取的多。一定要“那种”安静图书馆环境，沉浸在里面看吗？不这样就得不出东西吗。大家都这样说。但不小心我得出相反且有意思的经验。正常看可能不会有这种兴趣点和现在看的状态和感悟。

但是共同的女儿的受难这点，加一点点亲情。共同的苦难和亲情的温暖，战胜了阶级。只要女儿的转变合理，这个就可以合理。但是不是纯亲情的也，也有共同的，对人类苦难的体察。没有这种情怀，只有亲情，也会像父亲一样。这是我看这个封闭的故事看到的不封闭的部分。

在家庭伦理片的框架里内嵌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以一对姐妹在穷人、富人不同阶级的命运遭遇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全片情节结构紧密，在主线发展之外通过闪回方式补充人物背景、展示心理活动。大宝到二宝家做奶妈的巧合让两个主要角色命运交叉，并最终因为大宝借钱救济伤残丈夫被妹妹掌掴、偷金锁误杀军阀的妹妹、姐妹相认、二宝决定帮助姐姐求情中达到戏剧高潮。姐妹相认这一幕高潮戏拍得不算出彩，估计是技术原因，同一人饰演的姐妹的同框只能用中景模糊化处理，全片中姐妹同框场景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尽管如此，这应该是当时很敢突破的拍摄技巧）。老母亲作为和事佬催化姐妹相认和解的功能角色，在其中穿针引线，镜头在母亲-大宝对话、母亲-二宝对话两个组合间切换，大宝和二宝间甚少同框和直接对话，无疑削弱了戏剧冲突和阶级对立的火药味。

胡蝶一人分饰两角（赵大宝、赵二宝）演绎一对双胞胎姐妹，全片三位女性角色，大宝最立体，母亲和妹妹二宝更多的是功能性角色，一个是催化剂，一个是矛盾对立面。胡蝶具有丰富层次的表演，为脸谱化的角色设定增添耐人寻味的思考。当大宝得知自己身世时，因为难以置信而陷入痴呆，继而失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还有一个做官太太的妹，还有一个做老爷的爸爸。“接着大声失笑，自嘲，哭泣。老母亲在旁边不知所措，害怕好不容易与官太太二女儿相认，求二宝救姐姐的苦心，因大宝的失言得罪二宝而付诸东流。大宝勉强喝了二宝敬的酒，对妹妹二宝说：“太太，你敢敬你这位爸爸吗？要是那时候我长得比你好看，不做活，也许我在做人家的姨太太了！你，也许在我家里，做我的奶妈子！”接着站起来捂着被二宝打过巴掌的脸。因为现实状况，不得不求打过自己一巴掌的人救助自己，这本身就是屈辱，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控诉命运不公、妒忌富人、不得不屈膝求人……种种复杂的情绪使这个角色充满人性矛盾。

第一次从荧幕上见到胡蝶，真漂亮。一人饰两角，天壤之别。一个是千金太太，一个是穷家妇女。一个演出娇柔尊贵不近烟火，一个演出困苦潦倒饥劳奔波。在三十年代就用“留景移人”的原始特效，真眼前一亮。大宝哄孩子的摇篮曲，颇有昆曲的味道～ 但片中无情节的心理活动的表情留的太多，且多半是特写。大宝的妈，宣景琳岁数太年轻了，语速过慢，很坠节奏。 片尾姊妹相见把高度提了上去，不仅质问穷人富人的不公天，又把“老老实实吃苦”受穷挨饿、“造枪害人”发洋财的现实问题直接逼问——“到底是我犯了法呢，还是你犯了法？” 又一升华则是“倒霉的是穷人，倒霉的还是我们女人呐”，借大宝之口，换位调置，靠身姿当上的官太太本也是苦人，若容貌两换，命运差矣，在当时背景下，更苦的还是女人。 不过结尾太迅速，姊妹和母亲上了车就结束了。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