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梦工厂

纪录片最后，曹德旺在一群中方人员的带领下，视察福耀美国工厂的工作车间。工作人员信心十足的向曹德旺汇报：明天这里要撤掉几个人，后天那里要撤掉几个人，因为他们美国工人太慢了，还是机器效率高。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了纳粹的大屠杀，行刑队挨个枪毙，你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但是你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反倒希望顺从可以死的舒服点儿。

当然，这个比喻有点过分了，毕竟自动化也不算一件坏事。人类社会要进步，下一代人要追求更高的幸福，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没人愿意当农民，大家都以工人身份为荣一样，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也没几个愿意当工人，大家都希望当白领，当自由职业者。

时代的变迁总会产生一些牺牲者，而自动化牺牲的就是那些四五十岁，除了流水线作业啥也不会的工人们。

自动化好，自动化就没人当工人了。

乡镇企业家那么喜欢让工人排队操列，机器的动作更整齐划一。

影片的视角很中立，曹德旺也不忘最后在片中装一次逼：我生活在过去落后的CN时，我觉得很快乐，当我跨入今天的社会时，虽然现代化各方面物资都上来了，但是总有一种失落，就是我很难回到原来蝉叫蛙鸣的时代。

熟悉不？像不像马云那句“我最怀念当老师一个月领91块的时候。”

大佬们装逼的创意太贫瘠、太雷同了，把你们的豪宅家产捐出来，分分钟可以去蝉叫蛙鸣、归隐田园。

说这种屁话，除了暴露你们的虚伪，什么也体现不了。

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讲福耀的，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家乡，很开心，但是看到反应的内容，就有点五味杂陈了。

作为一个福清人，对福耀还是有些认知的，毕竟这么牛逼的一个厂，在我们这个四线城市，还是能好好拿出来吹一下的，毕竟福清也没有出过什么明星，能让国人认识一下的人物估计也就林绍良，曹德旺了。

没在福耀厂上过班，不过也有听身边的人说过，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里，工资确实不错，特别是十几年前，多少人走亲戚关系，就为了把孩子放在厂里上班，我师范毕业的姐姐家里也劝不要去当老师了，去厂里做仓管也不错。

电影一开始看到福耀在美国设厂的时候，激动，中国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去发达国家建工厂，让老美回头给中国人打工，但当我看到镜头里的福耀时，内心就有点五味杂陈了，跟所有工厂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人工的压缩，对于成本的控制，福耀完成了在美国办厂，却也暴露了中国传统行业的问题。

电影有一句话是“我们不想进入工厂到中国上班，我们想在美国上班，以美国的方式”，全片最大的矛盾即是工人效率与企业的利益，因为有福耀国内厂的对比，这个问题尤为明显，站在福耀的角度，凭什么同样的人数，国内付的工资更少，但是产量更多，我们来美国办厂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做慈善的，这样看来，福耀对于工人的做法也并没有错，而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是来赚钱的，要按照法律来，该有的福利不能少，该有的保障也应该到位，我们拿钱做事。但矛盾就在于，在中国，很多利益是不用考虑的，就像在国内的福耀厂，不需要护目镜，也不需要防割手套，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小心一点，而即使国内的工人划伤了手，多半也是怪自己不小心，因为人家叫你捡的时候都告诉你要小心一点了。

在美国员工来中国参观的时候，中国员工说，你们一个月放8天已经很幸福了，我们一个月才两天，那中国人是贱吗，活该干到死，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

对，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因为人会习惯，即使一开始不适应，但是做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作为一个工地狗，最开始7.30上班，后来改成7点上班，后来变成6.30上班，受得了吗？刚开始受不了，后来就习惯了，生物钟适应了，想多睡都睡不着，人还真是贱啊。

当看到福清福耀厂的军事化管理，不知道是自豪还是悲哀。我们的工人能够做成做成这样，对比美国工人，开个早班会一个个懒散的样子，但看到那一个个唱着企业歌曲的人，看到一个个喊着口号的人，第一反应就这不是做销售的套路吗，无疑在办厂的角度，福耀的做法赢了，所谓的企业文化也不过是更好的把控一个人罢了，也许对这样的传统行业，机械臂才是最好的出路吧。

纪录片没有给出任何判断，甚至没有总结导演想描述的问题，非常感谢导演的克制。这是一部真正想要引导阅者思考、使荧幕外也向着弥合冲突努力的纪录片。不同人的理解会处在不同层面，但导演的克制和尽量中立、曹德旺的开明、奥巴马夫妇的投资、各个人物的真诚，让我自己重新组织了对于冲突的理解和认知。感谢他们。

《美国工厂》展开最核心的推动力就是交错层织的“冲突”。最明显一对冲突的双方，是两个一厢情愿的角色：以为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组织方式在美国生产盈利的福耀、以为可以不做改变就回到中产光辉岁月的破产工人。把一群人抽象成一个“个体”是会损失很多特征的，但在本片这两个冲突方的角色上，使用这样的抽象来方便于讨论是可以接受的，影片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的。

双方的关系像一对还不了解对方就匆匆开始恋爱关系的恋人。激情的爱恋开始双方都对自己和对方充满了理想化的想象、并享受着因此带来的愉悦。但是愉悦散去，现实里冰冷存在的不同却让双方都陷入失望、甚至困境。

福耀和工人们方向不一致，但其实在做同一件事：设定好对方应该做什么，随时随地每个细节都把对方拖进这个设定之中检验，当对方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矛盾就开始在各个细节展开了。从厂门的朝向、顶棚是不是要设置、车间里两个人的冲突、到美国工人群体和中方管理群体的冲突，都是双方对美好憧憬的幻灭带来的不满和发泄。矛盾本应该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却被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专横推向了升级，逐渐侵占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正如车间主管解决争执时的那句话，“他们不是想解决问题，他们只想确认错的是对方不是自己”。

双方具体的“专横”内涵并不一致，管理人员的专横是无礼、威压、逼迫，以开除威胁员工顺从；员工的专横是不合作、不改变、以造成损失威胁工厂应答自己的需求。无数大大小小的冲突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让步或者至少以一个更高层面的视角去理解双方，最多是装作妥协，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制推广给对方不论对方是否认同。

就像不甚精明的恋人互相冲突、甚至造成真正的伤害。但恋人可以分手，迟早一切痛苦都会消散。工厂和工人，在纪录片此时的语境下不能失去对方，即使对对方极端不满意。

对于双方来说，单方面内的本我、自我、超我（我对双方具体的“我”理解在文末）已经存在一定向内的冲突，更不用说当两个群体互相碰撞的时候、当工厂和工人需要互相接纳变成一个“个体”的时候，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之间一定会向外猛烈地冲击、破碎和重建。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双方各自都非常煎熬。

当美方团队来到福耀总部，冲突最剧烈地爆发了。一套完全不同却也运转良好的观念及生活方式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美国团队面前。镜头呈现的离奇怪诞场面，让作为本土观众的我也深感尴尬和不安，更不用说未曾触碰过这一切的美国团队。当成员情绪迸发、流下眼泪的时候，我的情绪也很复杂：这大概是一种对于陌生的无措，早已超越了双方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本能不适和蛮横粗暴改造冲动。此时美国成员形成了对于冲突核心的最直观认知，“我们是那么地不一样，但我们是一体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也不知道怎么接受、处理这一切”。“面对和我不一样的事物就要消灭对方身上引起我不适的差异”的本能，在如此强烈、摧枯拉朽的认知失调面前，非常幼稚和无力地直接破碎了，但是“我”没有找到新的答案，我能面对的只是最本能的无助、无知、无能、害怕、绝望、失措。

人类想尽办法、耗尽一切努力都没有可能真正理解对方，只会被关在自己认知的监狱中，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绝望到哭出来合理，绝望到哭不出来也合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深层、微妙的问题，能精准地表达来源于导演的精致设置和深度思考。

然而现实是如此冰冷和残酷的，当双方观念冲突时，他们都用自己最熟悉的、但多数会把冲突推向恶化的方式与对方抗争。这是两个群体，始终不能简化成两个个体。两个人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沟通形成理解和默契、把各自冲突的观念无害化，建立一个足以容纳六个我的共同领地（就这个都非常难实现）。但两群人毫无可能。

于是刚开始消解自我的界限去容纳对方的努力纷纷失效，双方之间可以有空间的弹性及默契逐渐瓦解，力量不平衡的双方都开始追求更多控制权。

福耀的努力：“入乡随俗”、美方领导人负责 FGA、不设置加班、加薪 工人的努力：积极接纳中国资本、接受中方的管理方式和教育、刚开始默认不接受工会的要求

福耀争夺控制：监控并施压有工会想法的工人、辞退美方领导人换成中国人 工人争夺控制：形成管理层不满的群体性意见；开始谋求工会的帮助、起诉 （并不是全面总结，只是举例）

当中方领导向中国员工介绍美国人民的“过度自信”时，他的姿态和表达是排斥和拒绝的。也许并非他的本意，不过总是顺从了中方人员易于理解的方式。当我们和其他的群体发生差异，会发生“你和我某一点不一样，你不是我们，你是外部的、被我们拒绝的”，也可能发生“我们是一体的，我发现了你和我不一样的地方，这让我们的一体更加有趣和多样”。很可惜，多数选择了前者，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很多特点并不是有害的特征，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解读会形成迥异的评价。有震撼力的材料能建造深刻的共识，也能铸造深刻的偏见。对于双方都是如此。

凡事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驱动着工厂和工人把对方当敌人。即使合作有利于双方，但在这个大型囚徒困境当中，现实中从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诞生过。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无可逃脱的诅咒。

意料之外的是，结尾出现了冷漠的新现实：先前的矛盾冲突已经不重要了。机器人取代了低速、复杂的人力资源，工厂和工人的一体关系容许被断裂开来了，工厂能更高效迅速地建造只容纳“本我”一个“我”的空间。冲突从未消弭，冲突本身不复存在了。工厂和工人，以后也获得了可以直接分手的自由，只不过是单方面的。

经历了剧烈冲突、观念破碎的哑然和某些认知失调无法调和的绝望之后，“技术进步”的降维打击连问题带答案一起消解了，我感到另一个层面的失落：不用担心随处存在的人和人冲突带来的焦虑和不适了，在一部分人拥有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另一部分人的能力之后，后者没有任何可以尝试改变的选项。

整部纪录片在多个层面都占开了围绕“冲突”的叙述，包括：资本与劳工、中美差异（不限于：各自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政府管理方式、现代生活方式）、代际差异、不同角色自身的教育素质和个人经历冲突、某几个角色自己与自己内向的冲突、甚至一些抽象概念之间（效率与民主、公平与自由）等。因此整个纪录片呈现出非常多样、复杂、互相冲突、层次交织的观点样本，这是影片最大的优点，也是最感谢导演的地方。针对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细致充分地展开讨论，但每个细节都在提醒我最核心的问题：面对差异，是不是我们只能“什么都做不了，最后漠然地机械地消灭对方”？

纪录片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而我自身也是如此的幼弱和无知，有限的认知无能于抚平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冲突，更没有资格出于“为任何一方好”进而把自己的判断当做真理让所有视角都接受。“没有答案”，大概是人类生存中的常态。

我对双方的心理动力学理解：

如果把双方只当做个体来看待： 对于福耀， 本我：不计条件地盈利 自我：在现实世界中盈利，并且满足员工的需求 超我：让跟工厂有关系的每个人（客户、员工、拥有者）都获得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实现，当工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和拥有者创造财富的时候，大家都能获得满足

对于工人， 本我：不用付出地享乐 自我：通过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获取优渥的收入，实现自我生活的理想 超我：个人的实现、工厂的盈利、社区的发展全都符合道德的要求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近期，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美国工厂》（Netflix出品）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2019）海报。

《美国工厂》导演史蒂芬·博格纳尔、茱莉亚·赖克特与奥巴马夫妇。

片子讲述了什么呢？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福耀”在美国衰败后的“铁锈地带”上建厂，雇请上千蓝领员工，随后发生冲突，并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开始逐步使用AI自动化替代人工，实现盈利。

这是一个新故事：不是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外国资本与中国工人，而是中国资本与美国工人。

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参加建厂开工仪式，图片来自《美国工厂》。

企业管理方式、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全球化新变革等，是围绕《美国工厂》讨论较多的话题。美国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制造业大国，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产业向外转移，到本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来，包括“福耀”建厂地代顿在内的一批工业城市出现工厂关闭风潮。而从生产角度看，无法避免的自动化实际上才是最大的致命冲击。即便“福耀”初期到代顿提供了工作岗位，无论中美员工差异有多大，就像片子结尾所预示的，自动化装备将成为最大的替代者。

AI自动化生产，图片来自《美国工厂》。

那么，这些自动化制造业，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制造业”吗？在人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印象里，制造业是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制造业之所以重要，通常不只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也是提高就业率以实现一种社会秩序的需要。

它还是“制造业”，但自动化正在改变定义。这是一场艰难但又无法回避的抉择。

在人类工业史上，任何一次产业转型或重组都不是风平浪静的，那些惊人的、华丽的转身往往只是一种事后表述。这显然是一个风险迭起的过程。而风险承受者既包括可能破产的企业所有者、管理者，也包括被迫失业的、长期以此为业的产业工人。

今天，书评君从一个美国故事“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天”说起，去感受制造业衰落后对工人的影响。派克笔公司总部所在地叫“简斯维尔”，关闭的工厂还包括通用公司旗下的一家大型汽车装配厂。过去那种依靠在制造业上班就能让一家人过上中产的生活早已渐行渐远。工厂或转移到海外建厂，或被全自动化。现在，我们从以下三本书中去看美国工厂故事，那里的失业，那里对“制造业”的重新定义，以及如今“先进制造”的出场。

原文作者| 艾米·戈德斯坦 等

缘起

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天：一个美国故事

《简斯维尔》。作者: （美）艾米·戈德斯坦；译者: 徐臻；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5月。

2010 年的第八天，派克笔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资产被清理，工厂整体迁往墨西哥。

即将到来的周五，是琳达·科尔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个日子在她实现了一项重要个人目标的三个月后来临。秋天，一位同事退休后，琳达成为公司留下的 153 名员工中最资深的人。得到第一位，琳达花了 44 年。

她和派克笔公司的关系始于 1966 年。那年春天，就像那时的每个春天，派克笔公司人事部为了招聘毕业生，直接来到当时简斯维尔唯一一所高中。派克笔公司会举行一项敏捷度和速度测试，三年级学生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参加。大部分参加者是女生。

结合当时城中的情况，幸运的男生如果接到通用汽车的录取通知，就会去生产线上班；而幸运的女生如果接到派克笔公司的录取通知，就会去阿罗公园中整洁、友善的工厂上班，而制造、组装钢笔部件，需要娴熟的动作技能，这是女人的手能够胜任的好工作。

琳达参加了测试。她需要将一些钉子插入木板。她是 600 名毕业生中，20 位能够灵巧地完成任务的人之一，她被聘用了。琳达在 8 月 1 日入职，43 年后，她依旧清晰记得 18 岁那个清瘦的自己，金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城里的人们问她做什么工作，琳达总是自豪地告诉对方，她是派克笔公司员工。给出这个回答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简斯维尔。

那时在简斯维尔，珍贵的派克钢笔或者上好品质的圆珠笔是特别有意义的礼物，赠送者很可能亲手参与制造，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制造，或至少认识派克笔公司的某个人。

现在，她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15日——已经来临。琳达很难接受——实际上，对城里的许多人都是，派克笔公司的名字很快会成为简斯维尔历史中的一块碎片。

工厂关门前，琳达和其他库存部的同事需要装箱，免费派送多余的钢笔。它们被寄往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工厂，纽约一家忠心耿耿的百货公司，以及其他数个地方。直到库存部的一位同事问负责人，是否可以留一些笔在这里，捐给食物银行、ECHO、救世军，甚至简斯维尔的学生。

谁会拒绝一支漂亮的派克笔呢？最后剩下的是一些造型优雅的圆珠笔，纯银制造，它们也计划被送走。琳达的一位同事走进最高负责人的办公室提议，库存部的女士们是在派克笔公司工作到最后的一批员工，难道她们不配得到一支纯银笔吗？最后一天，琳达和其他人每人得到了一支圆珠笔。

琳达时年 51 岁，单身，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她从没想过在其他地方工作。因此，新雇主纽威尔乐柏美旗下的桑福德表示，需要 65 人往世界各地生产的笔上印标识时，琳达申请了。这次，员工将在位于城市北部的制造车间工作，比派克笔公司小得多。65 名工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就像当年她高中毕业时一样，琳达很荣幸被选中了。

之后 11 年，65 名员工增长到 153 名，琳达依旧在库存部工作，她成了部门负责人，这意味着她既要管理，又要处理库存业务。她的薪水——时薪 18 美元，是工厂最高的。

通用公司（GM）在简斯维尔的一家汽车装配厂。《简斯维尔》一书讲述最多的也是该厂。

一切井然有序，直到去年 8 月 19 日，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桑福德在简斯维尔的最高负责人来到工厂。为了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他，他脚踩在一只木箱上宣布，公司决定关闭工厂。

之后，公司一名公共关系部的经理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文章写道，简斯维尔的工厂是产能过剩的牺牲品，一家墨西哥从事印制标识的工厂会接下所有工作。“这个决定是公司对市场趋势变化过快导致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文章继续写道，“绝不是因为不满简斯维尔工人多年来杰出的表现。”

对琳达而言，这不是结构性问题，而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她经历的半个世纪。她很快就满 62 岁，如果现在离开，拿到遣散费后就可以开始领退休金。因此，虽然她还可以在工厂留得更久一些，就像多年前派克笔公司关门时一样，她选择了放弃，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事，好让她们再多撑几个月。

重识

究竟何为“制造业”：一个变化中的概念

《美国制造》。作者: （加拿大）瓦科拉夫·斯米尔；版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10月。

“通过一系列的机械、物理或化学过程，将材料、物质或零部件转换为新产品的生产部门。对于工业品零部件的组装，除应归属于‘建筑业’以外的活动也被视为制造业。”

这是美国统计局对制造业的定义。此类定义将制造业描绘为：以动力驱动机器及材料加工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厂、设施、加工厂等制造型生产机构，这就涉及制造性活动具有机器和人类两个要素兼具的特征。此外，个人或家庭作坊以手工方式将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产品的活动，以及面包房、糖果店和零售店等直接向普通大众出售上述产品的个人或家庭，也被纳入到制造业的范畴。

这个定义确实有点含混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

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

尽管现代工程创造的很多产品在表面上依旧没有摆脱其鼻祖，但现代产品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是由一系列零部件和服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汽车就是这种巨变的典型示范：尽管它们依旧是复杂的机械构造物，但是到了现代，从发动机运行到气囊配置等各种功能则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实现，而它们所需要的软件甚至比战斗机或喷气式客机的操纵软件更复杂。

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1936）中的传统制造业画面。

毫无疑问，对制造业作出更符合现实、客观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不仅具有统计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考量整个门类的真实绩效，为制定行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

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

其次，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这种现象还会因“原产地”概念而显得越来越弱不禁风。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机器设备也可能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材料和元件同样有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因此，任何试图指定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如果按目前的通行做法，将原产地指定为完成最终组装工序所在的国家，这就会人为扩大该国的出口额。2009年，安德鲁·拉斯维勒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物料清单进行的分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

iPhone的关键零部件包括内存卡、屏幕、摄像头、收发器和接收器，这些元部件分别来自日本的东芝（Toshiba）、德国的英飞凌（Infineon）、美国的博通（Broadcom）和恒忆（Numonyx）以及韩国的三星（Samsung），而最终组装则是由中国台湾鸿海精密科技集团通过旗下设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富士康公司完成的。 2009年，按全部制造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进行的组装工序费用在全部成本中占据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 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实现了价值转移，其中3/4以上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未来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不得不出场的“先进制造”

《先进制造》。作者: （美）威廉姆·邦维利安 彼得·辛格；译者: 沈开艳；版本: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9年3月。

21世纪的前十年对美国制造业来说痛苦不堪。生产岗位下降了三分之一，制造业产出、投资和生产率下降，制成品贸易逆差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出现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问题：在需求方面，太多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信息、资源和知识来部署新模式和新技术，以跟上国外低成本竞争对手的步伐。

在供应方面，大型企业在“轻资产”金融模式的驱动下，未能为其供应链中的小企业提供支持。随着制造生态系统日益薄弱，小公司越来越“孤独”。

在此期间，约有6万家工厂关闭。这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严重打击了美国工人。后来行业状况有所好转，但称不上健康，仍然面临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要解决经济不平等和创造高质量就业等挑战，就需要持续改进，其中的关键是驱动制造业强力创新，这有助于逆转停滞的生产率水平，提高效率，提高该行业应对国外低工资和低生产制造商的竞争力。 自动化与“先进制造”。

美国的创新体系，就像它在战后时期所演变的那样，是围绕着制造业以外的技术挑战而组织起来的。战争结束后，美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已经确立，主宰了世界生产，所以制造业不是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前端”研发体系，延续战争期间已经启动的工作。因此，主要在战中和战后建立的美国创新体系从未专注于生产创新，而是侧重于一系列其他技术挑战。

如上所述，其他国家并未采用这种方式，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已经围绕制造业组织了创新体系。美国为未能更好地组织生产创新体系付出了代价。 在2010年至2015年大衰退的余震期间，制造业新政策开始出现。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经济中的生产”研究发现，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弱化不仅会危害制造业，而且会危及作为美国重要比较优势的创新体系本身。

美国总统提名了一个由制造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大学校长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即先进制造业合作伙伴（AMP）小组，以仿效德国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组建先进制造研究所，开发一系列先进制造业技术范式。 2015年的美国国家工程院报告提供了更宽的视角：先进制造业将融合服务和生产，建立新的经济“价值”模型，成为未来经济的核心。最终，国会通过了制造业法规，批准了制造研究所和先进制造业项目。与此同时，多个竞争国也开始制定自己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动新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任以来，尚未就制造研究所的未来发表明确的立场。国会为2017财年的14个机构提供了全额资金。政府继续支持强大的美国制造业和新的学徒制，但它对制造研究所的支持不一致。政府2018财年的预算继续包括由国防部支持的研究所项目，但作为削减能源部预算的一部分，建议削减能源部支持的研究所数量。为了生产创新项目继续产生影响，需要对制造研究所的持续支持和更强的参与。

过去制造业是受过高中教育的男性重要就业途径，尤其是白人男性。然而，1996年至2014年期间，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的人均收入下降了9％，白人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则增长了22％。2014年，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年收入仅为36787美元，而大学毕业生则为94601美元。

“铁锈地带”地图（黄色部分）。

制造业岗位也是非裔美国人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中心，以及通过南部纺织和家具等部门步入中产阶级的关键。制造业衰退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尤其严重。这些地方显著出现了中等收入阶层受损和社会不平等的征象。高中毕业但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全年就业率从1990年的76％下降到2013年的68％。完全不工作的男性的比例从1990年的11％上升到2013年的18％。

重要的是，这些男性的平均收入在1990年至2013年间下降了20％。在2016年激烈的总统选举中，重振制造业成为重要话题并非偶然。美国梦意味着给予所有人越来越多的经济福利。制造业衰退是传播社会失望情绪，并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反映了这一现实。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在1987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制造业竞争达到高峰时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制造业很重要》——现在的制造业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创新驱动的“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无视制造业并允许其继续衰落，但它似乎会影响到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民主价值。

本文内容经中信出版集团、机械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授权整合自《简斯维尔》《美国制造》《先进制造》等书。整合：罗东。编辑：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出版社和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题图素材来自《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2019）画面。

原载公众号「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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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美国工厂》选取了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事件——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去美国开设大型工厂，这个主题天然就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简直可以立马联想起那些会因为刻板印象和文化壁垒而产生的矛盾，影片也的确为我们展示了大量这样的场景，有的你用奇观来称呼它们也不为过。

但这部纪录片之所以火，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关心汽车玻璃的生产，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那些冲突场景让人有猎奇的冲动，而是因为它本质上触及到了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终极危机和挑战。

美国、中国、欧洲，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先照例简单讲一下背景，有着中国玻璃大王之称的曹德旺，在考察了多块场地之后，终于在2015年，于美国铁锈区、俄亥俄州的代顿市郊区的莫雷恩前通用汽车废弃厂房上，投资数亿美元，新建了福耀玻璃美国公司。

在通用汽车倒闭后，以该公司为当地支柱产业的代顿，一度进入非常萧条的状况，超过半数的当地人失去工作，政府也失去了大批税收来源，甚至没有钱修缮基础设施。而曹德旺的到来，将为当地带来2000人以上的就业岗位。

莫瑞恩政府承诺，只要曹德旺雇佣的美国员工超过1500人，政府就从2017年也即工厂开始运营的第三年开始，每年给福耀发20万美元补贴，五年至少100万。俄亥俄州政府更是承诺只要福耀解决1500人以上的就业，就在五年时间内补贴近1500万美元，再加上莫瑞恩政府免去了福耀办公楼15年近800万美元的的产权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

曹德旺在这里办厂基本没花钱。这看起来是个双赢的选项，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当工厂在当地投入运营以后，是带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问题很快出现了。中国人在美国开工厂，双方出现互不理解的冲突是预料之中的。有些是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比如片中最开始展现的，美国主管无法理解曹德旺关于风水的偏好。曹要改大门的朝向，美国主管一脸懵逼，已经签好合同了，说改就改？中国主管告诉他，我们得改。

再比如去中国总部参观的美国代表们，对那种中国式集体文化活动，表现出了看戏一般的惊叹反应。像是理发店&中介风的半军事化晨会，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美国主管回去以后尝试照搬这个管理模式，美国人根本不买账。又或者是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质感的年会，工人带着家属参加表演，女工们打着快板用红歌的气势唱着「智能精益是趋势，各行都得往上靠」，甚至还有职工新人举办集体婚礼。

这种中国式奇观让美国主管震惊，年会过后的采访镜头中，他的话语之间有长久的停留，似乎在思考着怎么组织语言。最后他说：「我们是一个大星球，有些分裂的世界，不过却是一体的，今晚就是一个例子。」

这才刚刚只是开始。

如果这些差异，只是让美国人们感到不解和猎奇，那双方在之后所面临的冲突，则是更加直接的，那关系到作为工人群体的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加班、效率、安全、福利，以及整部影片贯穿始终都在讨论的……工会问题。

这是比文化和习惯更加不可调和的深层制度矛盾。

比如去到中国总部参观的美国代表们无不惊讶于这里的工人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中国效率」，一个人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美国工人一天的活儿，流水线上的他们就像是机器，一个月只休息一两天，一年才回一次老家。这种几乎是永不停歇的密集劳动和不知疲倦追求效率的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历史遗留产物。没有经历过那种热火朝天年代的美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以效率为自豪感的集体主义心态，和中国人不能理解工会的抗争是同一个道理。那些在工厂年会上卖力演出的青年，穿着婚纱的新人们，也是这种集体主义心态的一部分。

美国人接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模式，工人们开始抱怨时薪太低，工厂太过于追求生产效率，工作环境也不够安全。但也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站在美国模式的那一边。有非常了解中国工人工作状态、说着流利中文的美国主管评价自己人说：「美国员工就是太烂了……如果把胶带封在他们嘴巴上，我们的效率就会上来。」

这种关于工时、效率、集体主义等等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和关于工会的冲突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美国工人对工时的要求直接和工会的保护挂钩，但不在乎加班的中国工人以此换来了中国效率，也根本不在乎工会这件事；美国人的散漫自由是他们的文化保护下的私人空间，但在中国这里，进入到集体主义里，能带来归属感、荣誉感和纪律性，从而间接提高效率，这是工会做不到的。

就像片中那位中国主管说的那样：「但在中国这是强制的，美国人要怎么想我不管，爱去告随便你，但是周六全部要滚进来上班」。所以，在这种复杂又多层次的不同面前，双方关于工会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成为了必然。

工厂剪彩仪式那天，一位议员上台表达了对工会的支持态度：「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工人努力组成工会。」台下的曹德旺却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之后明确表示：「工会进来，我关门不做了。」

关于是否建立工会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影片，作为暗线的文化冲突也内化其中，《美国工厂》选中的这个切入点微妙而精准，我们和片中的人物一起产生疑惑，也被投入这种巨大的文化漩涡之中。

作为制造工业代表的福耀在片中所呈现出的种种水土不服，到它在片尾所实现的某种阶段性的胜利，最终导向的其实是一个疑问。

中国工业逻辑和美国工业逻辑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差异?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之中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个相当成熟的前工业国家，制造业更是占据了最大比重的行业，二战之前全球制造业的71%都集中在英美德法四个核心国里，二战之后的美国更是依靠强势的工业达到了顶峰，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改变了这一切。

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从这些核心国家向低收入国家的转移，在实现全球化分工的同时，让资本获取更高的生产利润。

在这样的去工业化大潮之下，美国产业向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虚拟经济领域迅速转移，本土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发展中国家外流，「产业空心化」成为严峻现实。从新英格兰向西绵延覆盖宾夕法尼亚州和五大湖区的美国老工业心脏地带成为了铁锈带，通用汽车也正是因为此，留下了大片废弃厂房。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个拐点，这时的美国开始意识到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弊端，于是开始号召「制造业回流」，福耀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去到了美国。

从这个进程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美国已经走过了非常漫长的工业化历史期，其资本主义逻辑已经相当成熟，而他们的工业逻辑，自然也是脱胎于这种成熟的资本逻辑。

美国的工会就跟他们的资本主义一样成熟，早就走过了那种充满血汗和黑暗，需要「天桥之战」的年代，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更是全美最为强势的工会之一。

所以有不少人因此视这场建立工会的战役为理所当然，就像片中负责谈判的工人说的那样：「我们70年前打过这些战役，我们70年前就拒绝了。」

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或许也会带来不公平，工会带来的也未必都是正面的影响，比如近来年频发的工会高层受贿丑闻。

就像片中也有美国工人说：「工会唯一会做的，就是留下烂员工，而我们这样的优秀员工只能随波逐流。」

工会带来的庞大支出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和UAW长达七十年的斗争已经说明这一点。

这三家公司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难以为继，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通用更是直接宣布破产，就被认为是由于工会力量过于强势导致的企业高支出所致。所以也会有媒体直接认为，整个汽车行业就是被UAW拖垮的，「它们是这个行业的活癌症。」

这绝不是说工会就不可取了。

这里面的重点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即便在有着工会悠久历史的美国体系里，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被简单直接地移植到福耀这个由中国人开办的「美国工厂」里来，也不能简单地用「文化冲突」来解释。

因为，中国人所秉承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工业逻辑，其核心植根于我们的具体文化，正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那部分对效率和成果的极致追求。

此外则是历史阶段的问题。

就像曹德旺说自己在1990年第一次出国卖玻璃时候的感受那样：「把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经济，我发现我们跟美国差100年。」

抛开文化层面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这条大历史进程上，我们所处在的历史阶段，是美国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工业上升期，资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阶段。

所以《美国工厂》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更是一个过去的历史阶段，与当下的历史阶段发生碰撞之后产生的结果。

那必然是不可调和的。

影片的最后，福耀似乎为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寻找到了暂时的解决方案。

反对工会成立的一方以投票的压倒性优势取胜，作为交换，福耀给美国工人每小时增加两美元的薪水，算下来，美国工人一个月能多挣三百多美元。但是没有工会。福耀反复强调，我们能给你们那些工会所不能给你们的，比如薪水。

一面加薪，一面取消工会，有目的地「淘汰」掉那些支持工会的员工，解雇掉那些操作太慢的员工，留下的不得不面对庞大的工作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也有人因为能重新拥有一份工作而感恩。不过所有的一切的确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事实证明曹德旺的这种强劲手法有奏效之处，前期亏损的福耀，在2018年实现了盈利。

这是一种成功吗？或者说中国模式的胜利吗？我们想很多人都不会这么认为，包括曹德旺自己。

这场中美模式的冲突，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反应出来的，并不单单是制造业的不同管理模式的差异，而更多是整个国度、甚至更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处理自己产业结构的问题。

美国的铁锈带、失业潮，包括如今对制造业回流的号召，都是这种问题的体现。与之相对的，中国模式同样有着它的问题，那些奇观化的管理手段，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诸如《大都会》这样的电影。「福耀玻璃美国」其本身，或许也就是一个在妥协和融合中试图探索出居中道路的案例。

影片的最后，曹德旺视察车间，主管向他解释说，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某几段生产线上的工人将被拿掉，以机器取代。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美国农业人口在1900年代占41%，如今已经只有不到2%的变化。如今的制造业，不过是在走当年农业大批量自动化的路线罢了。

不管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不管你一天能工作几个小时，是勤快还是懒惰，将来都会被机器工人取代。

但自动化会是解决效率问题的手段吗？这就其实和福耀现在是否解决了中美模式矛盾冲突是同一个问题。自动化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成倍提升，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升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会部分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些问题，反正都不用人了嘛。但并不是说人没有了，与人有关的问题就会随之消失。自动化在生产领域中的全面普及，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其实不远了），那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安置失业员工？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新一波的失业浪潮？

下岗再就业培训？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被淘汰的工人基本很难找到收入和原来持平的工作。

从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来看，《美国工厂》所导向的某种暗示，已经超出了所谓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谁更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谁又将最终取得胜利这些议题的范畴，转而指向了更深一层的忧虑。

影片之所以在中美两地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也正是因为它以相当克制的姿态，尽量客观地展示了两种工业体系和文化习惯给制造业带来的影响。

它体现了深刻的问题意识，但并不把答案指向这场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如果你只看到美国人遇到了困难等着我们去解救，从而产生虚妄的自豪感，那这部纪录片就白看了。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看完影片之后都不得不暂时抛开民族本位立场，承认自己的体系存在某些结构性的缺陷；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得承认，即便固守原有阵地做再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也终将于事无补。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智慧去寻找世界的全新解药，因为这是任何历史经验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