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第一部,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非议之处不是来自镜头对准了妓女这个群体,而是导演在没有知会主人公的前提下将她们许多隐私公布于众。完全没有遮挡的脸部特写,她们的日常作息接客内容,甚至连详细家庭地址都一一曝光在镜头前。或者应该庆幸纪录片拍于2008年,那个网络人肉还没如今这么膨胀恐怖,人潮汹涌的微博还没出现的年代 ——她们得以有时间和空间上喘息缓冲的余地。 几个年轻的女孩,坐在一张仅仅用四沓砖头支撑的薄床上,大大咧咧的讨论昨天的生意。不施粉黛的脸朴实无华,看不出任何印象中的妖艳狐媚。只有在她们夹杂着各自方言口音的普通话里,那些粗鄙俗落的字眼中感受到了一点风尘的气息。从猎奇的角度来说,这一段是最"精彩"的部分。 性工作者之间的谈话,是最接地气,也最多实际内容的一环。从来往的客人职业,看得出她们身处的地理位置;从过夜费的高低廉贵,也大概能衡量出当地物价的大概水平;形形色色的风吹草动,可以判断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生意也随着季节的更迭人流的聚散,而变得时好时坏。这里凝聚着底层边缘人物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张活生生的城市晴雨表。 镜头里的人物不只是小姐本身,还有他们背后的老鸨与客人。老鸨的上下疏通能力与疏财敛财,很大程度决定着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大小。三五成群似流莺,树大招风惹仇家。她们彼此之间了解不多,像一撮抱团的柳絮,像一个城市最边缘的年轮,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延伸扩张,她们随时会消失在变更的轨迹里。 许多女孩身上带着浓浓的江湖气息,做事雷厉风行恩怨分明,会为姐们两肋插刀,也会为了某个上心的回头客争风吃醋。她们排解着男人的寂寞,她们也是寂寞侵蚀的对象,客人找她们,她们找鸭子,用肉换钱,用钱买笑。大多数客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钞票上还渗透着汗滴,城市的余温就在这钞票间传递着,像麦田里的流水沟壑。 这是一个被法律和道德所禁忌不容的族群,但又存在于你我的周围,在深夜里闪烁着点点幽幽的暗红。来自农村,低学历,家境困难,是她们共同的标签。大家从各种报刊杂志小视频里能经常阅读到她们的身影,和各种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白领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同样生活在京城,大概这帮属于"北京女子图贱"。人有三教九流,小姐也分倌魁妓娼。达官贵人间左右逢源的红牌佳人,是风月场所里的凤毛麟角,民工工棚旁边安顿,朝迁暮夕的她们更像是游民们互相依偎的篝火。 导演把镜头更多的留给了她们是一个普通人时的生活。当他们抛开了金钱关系,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吃烤串喝啤酒时,看不出任何的不同。男女之间的交谈,一旦超越了性的拘泥,肤浅的交谈容易让男人阵脚不稳,显得胆怯和畏缩。她直言不讳的指责男人,用鄙夷的语气回敬着对方不经意里透露的优越。有时候,同情是同类中最清高又无用的东西。 她们有着同龄人同样的困扰,青春宝贵四个字在她们身上尤其明显。用更短的时间赚更多的钱帮补家庭,找个合适的对象嫁了,都是刻不容缓的主题。对于爱情,她们说无所谓了不上心,真陷入其中时依旧会黯然伤神。更多的时候,女孩保持着沉默,纪录片忠实的记录着这份无言,很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除了观众,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纪录片画面拍的粗糙,大概和当时的设备有关,颗粒明显,时而躲闪摇摆,颇有地下影片的味道。但后期却被剪接得很有趣,"生猛,鲜活"。脚底的玩具警车爆了胎被踢到一边,田地里茂盛的麦穗迎风摇曳,女孩光洁的脚踏在泥泞的土壤里。这一边,医院里躺着奄奄一息的父亲,淅淅沥沥的愁人阴雨,镜头一转,是生机盎然的庄稼地。麦收季节中女孩两种不同的身份在城乡来回穿插,支离破碎的是外面的世界,完整的沉甸甸的留在了家里。 导演从接触拍摄这群小姐的日常开始,仿佛打开了一扇大门。游民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看起独立成篇,个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好闺女之外,妓女是苗一体两面中的不体面。片子没有交代苗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常理下不明智的选择——镜头里落后的农村、老病的父亲或许能稍作解答。工作即是出卖身体,没有什么贵贱高低。可潮流的音乐,大红大紫的铺盖并不能为她换来一点体面。因“歇逼”而生气的苗,放出的狠话也不过是“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只有偶尔的泡泡鸭子,能让她汲取一些尊严。苗当然也渴望不与金钱挂钩的感情——于是她不可抑制地沉溺在与强的电话粥嘴贫中。苗用着当年的流行语警告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临了,曹大夫用严谨的医学知识宣判了苗老父的死亡,强则用一句浪漫的“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一颗流星”给爱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会知道,苗究竟在为何落泪。臭男人将情节推向了极端的戏剧化,然而可怖的是这是纪录片,是一米巷里潜藏的真实。当年第一次走近炮房的时候,苗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陷进去以后该怎样逃出来?豆友懒画眉的影评里说:“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得过普利策奖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里则有这么一句话:“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流动性予苗们这些“外地来的”以希望,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夺去了他们成家的可能,隐私与安全感自然要么沦为敝履,要么成为奢望。这也是为什么城中村蕴存着无限的叙事可能。
转场很有想法(尤其是警车隐喻),从琐屑的生活素材中剪辑出思路清晰的纪录片,也很见功力。关于这部片涉及的道德伦理,不想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太多。只是烧烤摊外苗接电话时导演那句“扬声器”、苗接完分手电话后“到底怎么回事”的质问,抹杀掉了这位精神嫖客的最后一丝温情。
这部叫《麦收》的纪录片讲的不是麦收,讲的是一个当妓女的姑娘。
她在河北农村的家,她的在同一个老鸨手下的同伴,她在街边理发店的工作,她的从嫖客变成的男朋友,她和姐妹租的民房,她们的粉红色炮房,她的靠她养活的父母,她的话语,她的日常。
不是个敏感小家子气的女孩子,所以能做这样的工作。但也许就是习惯。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工作也就是工作。
嫖客变成男朋友后就有了感情,当男朋友又去嫖别的女人,爱笑的姑娘也会流泪。
民房是郊区小镇街边没有装修过的房子,门前拉着绳子晾衣服。水泥砌的水槽里放着脸盆,龙头里没有热水。小镇的街上尘土飞扬,一下雨满地都是泥。姑娘去检查身体的医院墙上贴的白瓷砖,窗台上有灰土。医生的办公桌边挤满了人。
姑娘有时候穿吊带背心,有时候穿运动装,有时候穿套装,有时候穿绒衣。都是街边上小店里最普通的衣服。
我下了班以后找出这部片子来看,三米问我看什么,我说我看一部讲妓女的片子。他也来看。我们就并排坐着看。
我说,就是一份工作。山米说,是,就是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要工作来维持生活。在中国是这样,在这里也一样。
我用我的电脑工作,山米开车到一个店里去工作。我不工作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我工作的时候山米就排班轮休,在家带着孩子。
时间刚好凑起来,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共同的休息时间。
所以我们已经两三年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了。
但是这就是生活。我们不知不觉就过到今天这样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点闷。但是孩子一天天迅猛成长,丝毫不会等人。生活不知不觉又会变成不同的样子。
我们也都算走过山重水复,这点生活经验已经有了。
只是看着这个姑娘去的地方,住的房子,见的人,说的话,就知道我们俩都起了一样的心思,我们的思乡病又犯了。
脏兮兮的医院,没有热水暖气的房子,灰扑扑的街道,昏暗凌乱的夜宵烧烤摊子,看起来一点都不美好,可是心里觉得亲切。
哪怕其实我没有真正那样生活过,可是那样的生活曾经三百六十度包围着我,浸润着我,不用刻意去看去听,那样的生活曾经是我呼吸的空气和流淌的热血。
我所说的那样的生活,是我人生中见识过的第一种生活。
姑娘住过的简陋房子,我小的时候也住过。姑娘和朋友们去吃的夜宵摊子,我生活过的小城里晚上到处都是。我那时候是好孩子,漫长的青春里竟然只吃过两次宵夜,一次和同事,一次和同学。但是山米吃得多,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夜颠倒着过的。姑娘的男朋友在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我当然没有在建筑工地上的工作经验,可是我的叔叔婶婶和我的堂姐堂妹都常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我的叔叔有一年还白做了,老板跑了,工资没要到手。
姑娘去看病的医院,和我去过的医院没有两样,我也在医生的办公桌前焦虑过,烦躁过,和人推搡过。姑娘去找鸭子的KTV包房,和我们同学聚会时去过的KTV包房也没有两样。我们唱K的房间隔壁,就有人要了“公主”。这些"公主”的工作,和姑娘的工作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价位。姑娘一次一百,包夜三百,大概算是最低档次的了吧。
那样的生活,是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当做天经地义的生活。
是构成我最内核部分的砖瓦和灰泥。
一个人不管怎么蜕变,不管怎么包装,不管怎么建设,不管怎么舍弃,这个最内核的部分是改不了丢不掉的。永远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当下的生活,但是我们来自的生活,从未变成过去。
姑娘家在农村。麦子熟的时候她父亲得了重病,姑娘回乡去收割金灿灿的麦子。
麦子不是我老家的庄稼,我老家种的是稻子。
稻子熟的时候也是金灿灿的。我不是农村长大的,没有收过稻子,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姨们,都是要双抢的。现在老家还有没有人种稻子,我不确定,长辈们都老了,而我知道的我在农村的堂兄堂妹表姐表弟们,都在外面打工。也许老家的田都荒着了吧。
毕竟我自己也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片子是零八年汶川地震那一年拍的。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看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弹幕上说,这个姑娘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这就对了。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日子天经地义就是这么过的。
2016.6.18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