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

我不算胆子很大的人，但是很少能看到会把我吓住的恐怖片，小时候看的《画皮》、《蝙蝠》除外，因为不管编剧怎么编，我都知道那些是假的，当我关掉电视，一切就都消失了。然而最近我却看到了两部真正的恐怖片，看得我手脚冰凉。

第一部是韩剧《华丽的休假》，取材自1980年的“光州民主运动”，政府腐败导致群众运动，政府出动军队实施镇压，主要镇压对象是大学生，看到这里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些什么，不过后来的发展却不一样，一个退伍军官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和政府军打了一场毫无胜算的仗，并全军覆没，此事件最终导致全斗焕军政府倒台。

第二部叫《卡廷惨案》，说的是1940年，苏联人有组织地屠杀了两万名波兰战俘和群众，电影通过几个波兰家庭的命运，展示了这件惨案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放大、歪曲，纳粹、红军都以此互相指责，纳粹完蛋之后，老大哥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所有的血债都记在了希特勒头上。

因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所以异样的恐怖。在《华丽的休假》里最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任何道理地将路边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他们之前可能是街坊、校友、远房亲戚，我想像不出这种变态一样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士兵里也许就有韩国的许三多、史班长，在第二次有组织的屠杀中，一分钟前，群众还在和士兵开玩笑、唱国歌，一分钟后，就变成了枪林弹雨、尸横遍野。光州民主运动最终争取到了好的结果，一切的牺牲还是有意义的，而《卡廷惨案》里的牺牲却什么都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在电影的结束，仅仅出了一行字幕，1992年，俄罗斯将秘密档案交给波兰，真相终告大白。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补偿，没有意义，这才是彻底的恐怖啊。

最最恐怖的是，这两部片子我是在一个下午连着看的。

 
    “凯恩死了，‘玫瑰花蕾’代码的发送人消失了。任何关于‘玫瑰花蕾’的阐释，都只是一种可能的臆测，其意义都无法得到最终的确证而呈现为脆性状态。唯一可能置身于这种历史迷宫之外的，看来只有摄影机了。”
                                                                                                            ——奥逊.威尔斯

《桂河大桥》中，时时将“It is principle”挂在嘴边的尼尔森上校遥望着自己含辛茹苦建成的大桥在刹那间灰飞烟灭，那目瞪口呆的绝望表情洞照出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西线无战事》中，追逐蝴蝶的手突然定格尔后痉挛，描摹出一个梦想的死亡；《猎鹿人》里，一场惊心动魄的俄罗斯轮盘赌暗喻了战场上的生命博弈，以及无法摆脱的生死攸关的战栗。

在战争影片的叙述范式中，个体生命的彼此对抗隐喻的是某个团体、民族或国家的命运较量。战争片作为一个时代的全景图，其叙述结构自然也就追求一种史诗般的宏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战争片在所有叙述范式中无疑将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

在二战中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的安德烈巴赞说，“在一个已经受过、现在仍在受着恐怖和仇恨困扰的世界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现实只是作为政治的象征，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维护。”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对堕落现实的抗争与对历史意义的回归。巴赞认为，历史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超越时间而臻永恒。

1940年春，约2.2万名波兰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被苏军秘密地集体屠杀。关于历史事实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直至1990年4月波兰总统访问苏联之际，苏方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全权负责。“卡庭事件”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波兰人民的心。

于是这段惨痛的历史开始习惯被直视。于是有了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依达的电影《卡廷惨案》。因这部电影本身关乎追究历史的态度，它的真实性便更加值得我们探讨。就叙事层面来说，物质的时间是单向流动和不可逆的。但是在影片里，叙述者可以对本文中的时间进行改造。本片讲述了自1939年波兰受苏德两国夹击起到卡廷惨案发生后几名牺牲军官家属的不懈寻求真相的故事。在影片最后通过一本日记再现了1940年发生的那起惨剧，进行血淋淋赤裸裸的时间复原，同主人公一样的摄影机限制性视点给人强烈震撼。

在角度选择上，导演并不集中笔墨刻画惨案发生前后的状况，而是在军官家属的流亡与追寻过程中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影片开头，桥这边的人群眺望着桥的另一边，而另一边却涌来一群欲逃向这一边的人。纷乱的步伐，惶恐的双眼，未知的前途与未来。前有饿狼，后有猛虎，波兰人民陷入绝境之中。

波兰国旗被扯成两半，红的留下飘扬，白的当裹脚布。

他撕下海报。她立起墓碑。他开枪自杀。一幅悲壮的历史群像。

影像用于记录真实，然而在这部揭示真相的电影里却时常出现掩盖真实的影像。将军夫人拒绝为政治宣传录音作证，却又不幸地看到苏联栽赃德国的纪录片。她说，这是个弥天的谎言。与她交谈过后的杰西上校在酒馆喝得大醉，他喊道：“人们是不能被堵住嘴巴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当他被推出酒馆，苏军还在广播：“我们的兄弟残酷的死亡，他们被抛弃”，杰西上校开枪自杀，当作对泯灭真相的强权统治的最大抗争。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指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除了是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够接触历史。人所认识的世界，是以语言来命名和表现的。任何历史的叙述，都只能是叙述人的叙述，叙述人的动机、欲望和潜意识将不由自主地嵌入话语，使得历史话语不可避免地偏离现实。个人永远被囚禁于历史中。如《罗生门》一样，几近透明的摄影机仍逃脱不了话语的操纵而在破碎的历史中起伏。

卡廷屠杀遗址被德军发现，无奈却成为了反苏宣传的器具。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苏军却反咬一口污蔑起德国。波兰成为了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

历史是政治的权柄。《卡廷惨案》这部即使在多年后终于能够被搬上荧幕的电影还是遭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与限制。《一代人》、《下水道》、《灰烬与钻石》、《克扎克医生》、《塔杜施先生》……在波兰反体制电影与道德焦虑电影浪潮中扛起大旗的瓦伊达穷尽一生对战争与历史进行不懈追问，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坚持拍出了《卡廷惨案》这样发人深省的作品。

世界电影史上游戏说的流行，使得人们对历史的讲述的关注点从现实本身转移到了经过逻辑处理的历史之上。历史话语的语法本身就蕴含着权力的暴政。试想我们的历史，又有多少是完全真实的、不包含任何情感与陈述取向的呢。世上又有哪个国家能够敞开心扉还原最真实的影像呢。历史自产生起就注定等待被蒙蔽和篡改，想到这里不禁令人心寒。

卡廷事件曾是“历史空白点”，但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我们教科书上英勇挫败法西斯的苏联红军，竟也有这样残暴冷酷的一面。而跳出这一话题的框架，波兰也曾参与德军强占苏台德的分赃。作为一部主观叙述的电影，究竟该如何陈述理应客观的史实，这是每个导演都竭力思考的问题。

解密历史的过程中，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这样的一个笔记本，忠实地一一记录当时的一切，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影片里，它无疑是揭开历史面纱的敲门砖。谎言被揭穿，真相随之破土而出。影片接近尾声，女主角看着亡夫生前记下的日记，不禁悲从中来。笔记本沾满血迹放在桌上，随风一页页翻开，如同那即将昭示天下的历史。影片中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里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他们无疑是高度浓缩的代言人，是在可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艺术升华。

瓦伊达没有安排哭天抢地的恸哭，只有那样一些冷静的镜头穿越历史，镇定地见证了一切。斯大林画像下，军官们一个个被简要核对，之后便是一声枪响，鲜血喷洒了满地满墙。一桶水泼下去，换了下一个进来。

从卡车里下来，满目的尸横遍野，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恐惧，镜头直视之下脑袋便开了花。推土车轰隆隆碾过，遮住了午后的阳光。

DV般的镜头摇晃起无尽的不安。流水线作业如此秩序井然，令人难以遏制地震颤。

那么便来说说这部片子的视听语言。

多数镜头为近景平拍，颇具历史真实感。流亡途中手持镜头记录了流民的迷惘。追问的时候，瓦伊达也会舍弃暧昧的景深，给一个洞穿心灵的特写。整部影片色调清冷，光照晦暗，交响配乐阴森可怖，彰显波兰学派的阴郁与残酷。

塔奇奥拒绝为迎合当权改动档案，他愤怒地撕下政治蛊惑海报，在逃窜过程中出车祸而死。一个热血青年死去了，一份刚刚萌生的爱情死去了。他嘴角渗出鲜血，仰面躺在马路上。特写的表情定格于对天空的仰望。主观镜头里，最后一秒的世界逐渐模糊下去——他没能与心爱的姑娘一起，看那场名为《世界的嘲笑》的电影。

阴暗局促的关押营里，被俘官兵们还在期盼着回归战场，还在企盼着回家。他们齐声唱着祈福的歌曲，镜头升上去又降下来，似乎他们已是无力再斗、厄运已定的困兽。

约翰·肯尼迪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一个负责人的大国是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的。历史会被掩盖一时，但不会被尘封永久——它们终有一天将真相大白。那么，便是摄影机来审判一切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