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2017

“The Founding Fathers gave the free press the protection it must have to fulfill its essential role in our democracy.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not the governors”

梅姨似乎很喜欢演这种大女主的片子，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里面卸了妆无助的坐在楼梯间却不得不去考虑自己的孩子们的场面。在“女强人”为主题的电影中，女性总是逃脱不出家庭与事业的制衡，就算是铁娘子如撒切尔夫人，也被人挖出作为女人脆弱面大加强调。而男性就没有这个烦恼。 看过一个访谈，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女性，她们最佳的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都说是在清晨或者深夜：因为那时候孩子睡了，丈夫睡了，没有家务的烦恼。而男性作家们爱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还能吩咐妻子给自己做好三餐送进来。生理结构带给女性的弱点被社会强加的刻板印象再加一道枷锁，于是大部分女人都被困在家里为琐碎的家务事操碎了心。 电影中的几个能突显性别上权利不平等的场景被导演刻意的强化了：在与投行谈判的时候谈判桌上只有Kay一个女性，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的投行精英和董事会成员，无一例外都是男性。在公司上市的时候女秘书们被关在门外，在家庭聚餐结束后女人们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一起讨论孩子和家庭，而男人们则是去隔壁讨论“更重要的事情”。在最高法院遇到女性助理员，即使很有能力却只能被上司使唤着搬材料。 最后就连Kay身上的压力也是Ben的妻子，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却为家庭奉献了大量时间只有深夜才能去自己工作室创作的女性，一语点醒了他，也点醒了影片的观众。Ben的妻子大致说，“她太不容易了。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你只是会失去你的工作，但是你很快能找到下一份。可是她，她就什么也没有了……”她能够理解Kay作为女性身上还有一层更深的压力：如果你失败了，是因为你是个女性，女性天生就是做不好什么事情的。甚至在电影的前期连Kay自己也觉得，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这个位置上的。 我的豆瓣好友对这部电影的影评也很有趣，多数人都是集中评价了舆论和国家权利的制衡，新闻自由的探讨，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也许他们觉得“女性的抗争”这个点在电影里面太小或者是太“政治正确”，但是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最为闪光的一点。 虽然电影的背景是70年代，同样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我存在于一个白人男性占极大统治权的行业，大部分女性在行业里仍然是被认为花瓶，即使和男性做到了同等的职位也仍然处于弱势。各个公司这些年里致力于强调自己是“women friendly”，增加diversity的项目和女性的俱乐部，还强调每年自己升多少女性合伙人等等，但是亲身走进去发现对女性障碍仍然真实而残忍的摆在台面上。至少“生孩子请假”这种问题就是必须考虑的。我们在面试聊天的时候一位senior就与我说：“在非诉部门的女性太不容易了，因为工作时间这么差，她们很难兼顾家庭和孩子。” 同时存在的是大环境对于女性价值的否定。在我面试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够看出男性面试官的恶意，“亚裔，女性，长的不够惊艳，PASS”，敷衍的态度明显而不加掩饰。而什么样的女性能够吸引他们呢？长相甜美的白人女孩，或者是任何普普通通的白人男子，不论他们的成绩单和简历有多难看。女性真正的想要为自己挣得一席之位就要变得很激进，很主动，被人冠上“aggressive”，“不好相处”，“gunner”的名声，除非是极少数的专业背景实在过硬无人能够取代。连我们在帮人mock interview的时候也在说，“IBD招人的时候到底挑什么呢？大家简历ok，水平ok，就看脸了。” 更不用说国内，衡量女性的标准就剩下了年龄身高外貌和工作是否稳定。大部分同学毕业了都去了银行，考上公务员就可以在家族里高人一等，聊天的时候大家多围绕的话题也都是“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上次的相亲对象怎么样？”。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要挣破头去华尔街呢？其实和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去学女性研究然后写一些田园女权文，或者在微博上宣称女性应该争取所有权利包括吃饭不付钱的人比，被批评的在华尔街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是可以为这件事情真正做出一些改变的。至少可以争取做最早推开那道门的女性，不是吗？

该片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取材于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事件之一，即水门事件发生前不久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华盛顿邮报》内部核心人员在事件前后面临的挑战是影片的切入点。《华盛顿邮报》是由梅姨的父亲一手创办的，之后她的丈夫负责报社运营，丈夫过世后梅姨接管。然而，在这个白人男性主宰一切的时代，虽然身为发行人，但她却遭到忽略和轻视，她并不被真正认可，董事会成员将她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虚设。 影片并没有将梅姨塑造成一成不变的形象，而是极度关注其转变过程。从一开始，她便不断争取、试图在男性霸权主导下的场合里有一席之地，观众能明显地感受到她的无力感。在最后，她勇敢无畏地发声。为这位求女权的女性致敬。

影片另一位关键的人物则是汤姆·汉克斯出演的报社执行主编本·布莱德利。与梅姨相比，本的形象较为偏平固定，但并没有削弱其把真相放在第一，有职业操守，彻夜工作，为新闻事业奉献自我，并始终为捍卫新闻自由而努力的魅力。 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电影，光是有技术不够，有好的导演和演员也还不够，它更需要一个社会土壤。感慨的是，人家的媒体和记者在冒最高的风险，不惜与最高权力机构为敌，为的是还公众一个真相。在想到最近的一些社会热点新闻，不禁会想，我们的媒体和记者又在做些什么？现在的媒体只要能搞大新闻有利益，就胡七胡八的带节奏，还管你事实真相是什么！“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他应该呈现现实，而不是收割愤怒”

在女老板义无反顾决定发行的那一刻，泪目。“开国元勋给予媒体自由的保护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媒体在保护民主政体中的作用， 媒体是服务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也说得好。

电影，仅仅能作为公民意识觉醒的工具，而无法成为我们改变现实的力量。记者和新闻，都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对观众和读者进行客观合理地呈现。而哗众取宠的标题党大有人在，很多黑暗面仍然被压在水底下，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还是相信会越来越好。

最近被许多朋友安利美国电影《华盛顿邮报》，讲述了该报纸一干人冒着极大风险，报道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不为人知的黑幕。

今时今日，无论是《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商报》，都难逃被信息革命逼入历史墙角的命运，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报社关门，报纸停刊甚至都算不得人咬狗的新闻了。

时代演进，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新媒介代替旧媒体的趋势无法悖逆，但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不会消解，报纸停刊了，twitter，微博出现了。假如有一天他们也消失了，必然会有其他的信息传播载体出现。

归根结底，信息交流以及基于信息的新闻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现代人精神需求的一方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道理恐怕没有人会不同意，除非是在希特勒时代。而更为复杂庞大的社会团体，政党，负责一国一地的政府，犯错的机率恐怕比个人会高很多。

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媒体作为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都不同程度被承认，虽然在不同的时空节点，加之权力顶点的认知差异，对这一作用的承认程度时高时低。

问题在于，即便是政党或者政府知道媒体的监督从根本上利于统治和管理，但涉及具体的利益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一样，存在局部的利益诉求差异，进而形成对抗。

即便是在标榜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自由的美国，自由的得来也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电影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为了追寻真相，将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黑幕曝光，他们不惜冒着与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最有权势的人为敌的风险。

电影说保护出版自由最有力的做法就是出版，这个判断的逻辑在于在新闻自由和强权利益的博弈中，你进一步，他便退一步，你退一步，他便进一步。如若不坚守阵地，不战斗，不勇敢的说不，那必然会被不断拉低底线。

被监督者天然不想被监督，所以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抗衡监督者，例如新闻审查，例如威逼利诱，尼克松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威胁是赤裸裸的，如果报道越战新闻时媒体屈服，权力得胜，那么水门事件的历史很有可能会被改写。

所以，无论东西，追寻新闻自由的道路都是充满荆棘的。他们若干年前筚路蓝缕穿越重重荆棘，才得来了现在相对宽阔的话语空间，而我们的新闻领域，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样，还在实现诸如衣食无忧等更多天赋权利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现在做的多一点，以后的路就好走一点；我们多做一点，我们的儿孙就少做一点。

当今，媒体环境一片肃杀，作为维系媒体职能的记者，被困于经济窘迫和理想幻灭双重重压之中，逃离成为常态。他们放下理想，为了亏欠的理想以外的自己营营于现实社会的“正途”，闭口不谈自己曾经是一个记者。也有一些人，力图寻找另一条道路，成为律师，学者，甚至商人，以图殊途同归，做一个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人。

一个社会，总有人试图走上权力的顶端，享受万人为其俯仰的荣耀；有人期待富可敌国，创造物质，享受物质；但总有一些人有宽广的胸怀，悲悯的心地，力图以促进社会进步作为生命价值实现的具体注脚。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及华商报的记者，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以记者为具体职业，履行新闻监督职责，或多或少促进社会进步，甚至是推迟黑暗来临。

这样的人，始终存在，并将一直存在。即便此时金星低垂。

抛却新闻自由新闻伦理这样一个久经挖掘的主题，对我而言《The Post》真正的新意在于它所塑造的一个常见的却不常以这样的展示角度出现在影视作品的女性形象，一个极具代表性，具有矫正作用的女权范式——Kay

影片开头，Kay磕磕绊绊的演练着与银行家周旋的说辞，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她是不善言辞的，不通商业的，甚至毫无野心和谈判气场的，颠覆了我臆测中职场女魔头的形象。但随着影片的推进，我越发认为有些笨拙的老阿姨Kay比雷厉风行的职场女强人更具有人像塑造的意义，因为Kay的成长空间，契合了这个男权语境下多数女性面临的尴尬。

女权运动不是平地崛起，而是在多数要位由男性手握权柄的先决条件下寻求平衡。影片对于男权的表现十分坦率，聚餐时，当男性们开始讨论政治，太太们走下餐桌讨论时尚与文学，也有董事会成员直接对Kay表露出对她女性管理者身份的不信任，甚至是Kay本人，也从不觉得管理者的位置是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应得的，Kay不会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因为她是男权中的受益的安逸女性的代表，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她精明能干的丈夫Phil离世，才将她生生的从被保护的上层阶级“太太comfort zone”里拖向职场。所以Kay最终做出的决定，体现的不仅是女性的勇敢，而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下未经社会锤炼的柔弱女性的勇敢，而我相信这比从一开始就在职场上与男性分庭抗礼的女性的勇敢更具有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新闻专业出身的人都不会对“五角大楼文件”这六个字没有印象，我还记得自己大二的新闻史期末闭卷考试中，就有这么一道填空题——最先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的媒体是_____。

因此，自去年11月份在豆瓣得知这件事被拍成电影后，就想好好地通过书来了解这件事。所以，断断续续花了3个多月把“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一些亲历者传记读了一遍，基本缕清了这么几个问题：

1.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为什么要泄密这份绝密文件？ 2.《华盛顿邮报》为公开这份文件冒了多大风险？ 3.尼克松政府为什么要为这份文件向媒体们宣战？ 4.为何《纽约时报》员工们对这部电影颇有微词？

通过个人传记来进入历史，或多或少会有偏颇，但事件亲历者的回顾无疑是第一手的材料。

Q1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为什么要泄密这份绝密文件？

作为兰德公司的防御研究员，为数不多能接触到“五角大楼文件”的人，身处旋涡中心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无疑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但电影只聚焦了邮报一方，对这位泄密人的关注实在太少，有必要头一个讲。

作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量级的泄密者，埃尔斯伯格当年泄露文件的影响，可能丝毫不逊于21世纪的斯诺登曝光“棱镜计划”。但泄密后，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埃尔斯伯格虽然被指控违反《间谍活动法》，但由于当时民众普遍的反战情绪和尼克松的自身难保，埃尔斯伯格最终被判无罪。之后，他将这段经过写成自传——《吹哨者自述》（吹起对不义之政和暴行的哨声）。

吹哨者自述

8.0

埃尔斯伯格 / 2005 / 中信出版社

第一个问题也主要是基于他的这本自传来回答。

答案我们都知道，因为反战，反对美国继续在越南的战争。当时尼克松政府刚刚上台，通过竞选时承诺结束越战的他，在上台后非但没有结束越战，反而打着“越南化”政策的幌子，加大海军、空军的投入，并入侵柬埔寨。

但为什么埃尔斯伯格一定要通过向媒体全文披露的方式来传达这个观点？要知道，他并非普通的越战士兵，普通的反战人士，他是哈佛学者，兰德公司的专家，他能接触到国会议员，也几次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交流过，他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冒险的方式。

因为都失败了。

早在1969年9月，埃尔斯伯格就违反了保密协定，开始秘密复印“五角大楼文件”。他知道这么做“会奔赴监狱，而且早已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值得自己孤注一掷”。

在复印文件中（因为文件量很大，复印持续了很久），埃尔斯伯格联合其他5名兰德公司同事，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纽约时报》，“呼吁美国在一年之内单方面撤军”。这封信函只是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涉及绝密文件。

但这份呼吁帮助他联系上了联邦参议员J.W.富布莱特。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富布莱特是国会中主张从越南撤军的重要人物，他对美国国会通过任何对外关系法案或决议上，有重要影响力。埃尔斯伯格告诉富布莱特自己有这么一份文件，能揭露前几任政府在越战中采取了蒙蔽、欺骗议员及民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

富布莱特对此非常兴奋，但因为来路不当，向国防部长正当索要又渺无音信，作为参议员的他最终选择避免在公开场合、在听证会上，非法地提到这份文件。

埃尔斯伯格又尝试直接劝说基辛格阅读“五角大楼文件”，让他“在阅读中发现，将越战扩展到柬埔寨的做法不过是老调重弹”。但基辛格回答他说：“但是，我是否可以从研究文件中学到一些东西呢？”他坚信自己“所做的决定与以前完全不同”。

再次失败后，埃尔斯伯格决定在一次法庭审判中，作为专家证人，将“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记录在案。但他一开口说约翰逊总统说谎，法官就警告：“不要在法庭内散布批评政府的证词”，但埃尔斯伯格仍坚持指出总统进行的越南战争是非正义的，法官看出他的想法，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如果胆敢再次提出政府隐瞒事实的证词，我会视你们藐视法庭。”

在国会、政府、法院三条路都走不通后，埃尔斯伯格在富布莱特等人的建议下，决定将文件交给报社，希望能全文刊载。

Q2 《华盛顿邮报》为公开这份文件冒了多大风险？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部电影最浓墨重彩的地方，这里我主要摘录一些本·布莱德利（时任《邮报》总编辑）和凯瑟琳·格雷厄姆（时任《邮报》发行人）个人传记的内容作为补充。

在电影中，主要就两个角色布莱德利（汤姆·汉克斯饰）和格雷厄姆（梅姨饰），我们能感受到格雷厄姆的焦虑和害怕，却没太明显感受到作为总编辑的布莱德利有何不安。

最危险的总编辑

7.3

本·布莱德利 / 2006 / 中信出版社

但在布莱德利的自传《最“危险”的总编辑》中，当他听到司法部副站长电话里的警告后，他的“手和腿都在发抖”，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很严重的指控——“《反间谍活动法》的指控与我的预期并不相符，我所知的第18款给我带来了麻烦。那可是刑法啊！”

此外，在决定要不要刊登文件前，布莱德利也陷入过迷茫——“我真是进退两难，快要‘走投无路’了。我还必须要安抚律师的情绪，更要做好毕比（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长）的工作，劝他们至少要采取中立的立场，同时我还要阻止记者以免把毕比逼上绝路。”

最终，布莱德利找了一位相识20多年的辩护律师，并“把一切如实地和他和盘托出”，最终，这位深受布莱德利信任的律师在沉默很久后说：“嗯，本，你必须迎难而上。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这是你的工作。”这之后，这位总编辑才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个人历史

8.2

凯瑟琳·格雷厄姆 / 2010 / 中信出版社

在决定是否刊登的那天，格雷厄姆正在家里为《邮报》的老员工举办欢送会。在她正举杯说祝酒词时，有人突然把她拉到电话旁，要她做“最后决定”。对此，格雷厄姆也十分疑惑，她问完一圈，得到了不统一的回答后，问道：“我们难道不能讨论一下这件事吗？连《纽约时报》都花了3个月才作出的决定，为什么我们非得这样匆忙地拿定注意？”

是的，确实是匆忙地拿定注意。布莱德利在自传中回忆道：“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让《纽约时报》保持沉默后，我们几乎立即作出决定：我们要在6月18（周五）发表一篇文章，在12小时内完成《纽约时报》用3个多月才完成的工作。”

Q3 尼克松政府为什么要为这份文件向媒体们宣战？

在豆瓣的热门影评中，最热的这篇《有人在寻找汤兰兰，有人却在捍卫媒体人的良知》，可能是影评的缘故，文中有几处事实性错误，其中最明显的一处是：

这篇新闻只是几千页的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完整报告将历数过去30年白宫是如何在越战问题上撒谎的，从杜鲁门（第33任美国总统）到艾森豪威尔（第34任）、肯尼迪（第35任）、约翰逊（第36任）、尼克松（第37任）全都在撒谎，严重误导了国家。

这个错误之所以无法被忽视，是因为它直接关乎很多人的想当然：尼克松政府是因为文件揭它的短而发怒的。

但实际上，这份文件和尼克松政府八竿子打不着。

事实上，无论是布莱德利，还是格雷厄姆都在多年后还百思不得其解：

20年以后，究竟为何五角大楼文件成为当局宣战的原因还是让人捉摸不透。——《最“危险”的总编辑》

现在回想起来，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和他的手下对刊登这些文件感到如此恼火，这些文件记载的是尼克松掌权之前的政府作出的决策，没有任何内容有损尼克松的名誉。——《个人历史》

针对这个问题，通过阅读《尼克松：孤独的白宫主人》一书或许可窥一二，该书是基于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各种材料以及录音带、日志、访谈等写成的。

尼克松

评价人数不足

[美]理查德·里夫斯 / 2014 / 商务印书馆

《纽约时报》刚刊载文件时，尼克松并没有太多关注，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这份文件中，因为这项研究完成于1969年1月15日，他的就职典礼在5天后才举行。而且尼克松还觉得这对他来说“可能利大于弊，因为它说明是民主党人把这个国家带入越南的。这是历史。”

但随后，他不这么看了。

基辛格打电话给他，说：“它说明你（是）个窝囊废……这些泄密者在稳扎稳打地、有条不紊地摧毁我们……它可以摧毁我们实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如果其他大国觉得我们不能控制内部泄密行为，他们就不会同意与我们进行秘密谈判。”（我们知道基辛格这个时候正和中国进行秘密谈判）

对，“最重要的是保密”。

或许，这件事是最令尼克松头疼的。喜欢秘密行事的他，不喜欢“数十万在政府部门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获准查看‘绝密’文件”。在尼克松看来，“泄密就是不支持政府”。

顺带一提，与美国政府的绝密像筛子一样漏出去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匈牙利一名记者因为拿走了一本国家年度预算而被判以“出卖国家”罪，这项数据本应在各国都唾手可得。感兴趣可以读读这本书。

布达佩斯往事

7.8

[美] 卡蒂·马顿 / 2016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Q4 为何《纽约时报》员工们对这部电影颇有微词？

最后这个问题也是来自豆瓣短评中较热的一条：I heard folks down at the NYT are really annoyed by this movie。

这个问题可能直接看别人的文章更直接。其中《纽约时报》员工说的最好玩的一句话就是：这就相当于在说是《纽约时报》报道了水门事件一样。

不过，在当事人的传记里也能窥探一斑。

首先，这件事就是《纽约时报》挖掘的：

《华盛顿邮报》可没有文件的副本，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只能拾人牙慧，改写别人的文章。《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每隔一段都不得不提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每个字都是“血迹斑斑”呀。——《最“危险”的总编辑》

在所有的报纸中，《纽约时报》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吹哨者自述》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美国媒体竞争激烈，做新闻可不能一团和气，虽然有时会抱团取暖，但此时两家仍在竞争。

周二，司法部起诉并且发布了一项针对《纽约时报》的禁令，禁止报社提前出版某些文章，这在共和党历史上尚属首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至少《纽约时报》暂时收敛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开始缄口不语了。——《最“危险”的总编辑》

毋庸置疑的是，尼尔及《纽约时报》将双双获得普利策奖。他们理应得到该奖项。对我来说，将五角大楼文件交给《华盛顿邮报》定会削弱《纽约时报》的地位。——《吹哨者自述》

此外，在推动司法进步上，《纽约时报》的功课也做得更足一些。《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中，最后的最后也提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案。

批评官员的尺度

8.9

[美] 安东尼·刘易斯 / 2011 /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但最终，《华盛顿邮报》成为了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媒体的大赢家——此后，“世人把《邮报》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格雷厄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