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少女

哪怕放在当下看，《红衣少女》依然能够像那件“别出心裁”的红衣一样，出挑，而且刺激。

出挑，是因为在思想复苏还没有彻底成型的大环境下，与众不同的打扮往往容易引来非议，但又正是因为美以及相对应的意识觉醒、思想解放，是刺激到私人的缘起，更是刺激到社会的武器，这就使得 《红衣少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同样难得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依旧发人深省。

1983年，26岁的铁凝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再过两年，由此改编的《红衣少女》登上银幕。故事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四口之家，父亲作画，母亲是个小职员，24岁的姐姐安静在杂志社当编辑，16岁的妹妹安然则在求学阶段，但经历过想起就会“心里一阵阵发寒”的“是非颠倒的年代”后，每个人对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也面对着不同的波动。

小说以姐姐安静作为视角，让一个成年女子，夹在父母辈以及未成年的的妹妹之间，来审视时代烙印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思想如何枝枝蔓蔓地变化。而电影则转而借用少女安然的视角，让一块璞玉的“被”雕琢与“被”染指，来映衬成长，尤其是女性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而展现荒谬的社会环境对人有着何等荒谬的改造。二者互通，在更为细腻、直白、丰富的影像中，兴许能有更深的触动。

最重要的人物安然，外貌虽不出众，但是道德观很值得瞩目。她信奉着最早接受到的信条，即“青年人最重要的是正义感和诚实”，而为了真理，不去算计的她往往表现得不够“世故”，这个“太过于”直肠子的“非传统”女孩子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老师把“莫邪”念错，会在作文簿里愤然写下“红人”班长的不当，会当即拆穿母亲顾左右而言他的套路。而往往，以自己“吃亏”告终。

安然最明显的参照系，是班长祝文娟，学习成绩好之余，“群众关系”也好，因为她更知道如何顺从老师韦婉的旨意，也知道如何在同学之间的纷争中，选择柔软甚至是虚假的应对，进而最大地保全自身。

但这些，恐怕是安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学透的“本事”。只可惜，似乎在极其漫长的人情时期，那都是所谓的社会染缸所要给人布设的去向。安然的母亲兴许就是祝文娟长大后的模样，曾经还能写下深情诗句的少女，经历过各种运动与斗争，开始变得消沉、暴躁，直到重复的刻板生活磨得自己更加怨天尤人，甚至刻薄冷漠。而她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代表的，正是被“现实”所复刻出的战战兢兢的群体，习惯性地把社会的陈规、他人的眼光看得极重，以致于常以“复杂”一词来形容违背所谓纲常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的初衷或去向都如此纯粹。

《红衣少女》在显要层面的讽刺，就体现在这些人设上。但更有冲击力的，往往是不知不觉下的变动。 少女安然原本对世事已有懵懂的认知，但是仍然愿意守住做人的原则与底线。只是哪怕她再大大咧咧，也会逐渐触碰到生活上的反噬，譬如同学们会认同质疑权威不过是在炫耀显摆，母亲会指斥私下跟男孩子出去玩就是不当行径。委屈与懊恼始终在这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心中累积，电影很讨巧地，把最大的爆点放在评选三好学生这样一起寻常事件上。

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个对日后升学有不小促动的荣誉，多少带有点争权夺势的味道。祝文娟之流为了稳守江山，继续不动声色地“笼络人心”，而安然得不到韦婉青睐，哪怕成绩斐然，也不在考虑之列。局势的扭转源自安静对妹妹的关爱，催动她去重新联系关系一般的昔日同学韦婉，并通过赠送珍贵的电影票以及发表对方糟糕的甩膀子诗，为安然暗中争取了机会。殊不知，这带给安然最沉重的一击。本该是最亲密最知己的姐姐，竟然也参与这种肮脏的“成人”勾当。而这，还是在她经历过同学们近乎上纲上线的指责之后才知晓的。

安然情感防线的崩塌，《红衣少女》处理得很细致。就像是给观众展现了一张白纸，然后认真地记录下每一个褶皱的出现，每一次下笔的摸索，最终，观众追随安然，抵达成人世界的边缘，看到被各种美好所遮掩的丑陋变得更加触目惊心，看懂了成人的虚伪与粉饰，而大家几乎忘却了羞愧。

就像是安然对红衣的处理，同样充满淡然的唏嘘。这件安静南下出差给妹妹捎回的礼物，原本是时新、美好的象征，但在彼时的眼光之下，前面没扣子，后面有拉链，都足以判处一件衣服“标新立异”，主人“不够安分守己”。安然最初只是出于喜爱而穿，后来则出于一种不屑于屈服权威的骄傲，但当她摘下自己的最爱，又换上之前包裹着时代之于性别、个体的漠视的“假小子”衣服时，多少带有种梦碎的苦楚以及无声的抗议。

到此，就算《红衣女孩》留下一个淡然自若的结局，但安然已经不只是一位八十年代的偶像了。

铁凝写，“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是振聋发聩的一句宣言，而在如今，却会发现，那么多状貌，居然依然没有改变。 （原载于《看电影》）

等待的路上荆棘丛生。做认为正确的事，就永远不会错。但却不会被理解。于是，便只好这样安慰自己，做正确的事，终有一天会被理解的。西方文化强调自我的满足，自身有完全的自足性。它就是它自己。

而东方文化却强调个人必须在他者编织的认识罗网找到一席之地，必须被他者所接受所认同，个人才能够得到这种自足性。 但问题在于作为判断的标准的大众它本身是缺乏判断力的，不必讳言的说它本身是庸俗的判断。因此，强调个人在这一价值体系里得到认同和接受，固然可以拒绝大恶，但大善也同样被拒绝了。

而问题在于，一些固然人人都知道真善美的讲述被官方意识形态放在明面上，可在官方伟岸光明的阴影下，是永远不可见其形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于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人真要是按照它所推崇的这套价值过活，就真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菲薄、沦落、羞辱和背叛了。《红衣少女》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类菲薄，这些生活在光明阴影下的鬼眼。就好像人人都自知自身的鄙陋，可却人人锦衣绣袄，华裾鹤氅，绮罗珠履 了。

总有人要牺牲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说神话英雄传奇的时代个人可以因着个人的牺牲得到死后的光荣可以勉强抚慰自身被毁灭的遗恨。但神话英雄传奇的时代已经走远，日常庸俗的生活填补了史诗时代逝去的权力真空。个人的善再不能在一些彻底的大是大非中显现，而是在中心失落，主体丛生的生活不断显现的咬啮式的小痛苦和烦恼中多元价值判断下混淆是非对错。人人都有理，但却人人都是片面。 而《红衣少女》里借安然显现的正是这种片面，而这种片面却似乎蕴含着主旋律的寄托。但这种主旋律却要被无处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潜规则中被结构。这好像是主旋律的自哀之曲，但与其说是自哀，不如说影片正点出了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剧烈。

而官方意识形态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群民，要改造的就是这样一种顽固而封闭的文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借安然表现了自我的立场。不应该要某种不实的东西去满足荣耀己身的愿望。影片最后好像是安然屈服了，向这样的文化低头了，要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样的庸俗环境中慢慢被改造，慢慢被驯服，她好像要放弃掉自己。当然最后安然的这种决定显然可以足见这种文化的强悍，而她对这种外在界定“三好学生”的缺席显然是对“自我”的回归，她的好像被改造和驯服召唤的正恰是文化的自身的进步和改造。

而这一切都终究不会有答案。于是最终只能在安然和她姐姐安静渐渐离开，模糊她们的身影，走向远方中以她们的逃离去呼唤着在场。而这逃离却不是真正的逃离，她们走向远方，不是远方同样的混乱和无序，远方是她们正是在出走中找到了自己的别处所在。但形式上却终究是逃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