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女风流

在哔哩哔哩上搜比利怀德搜出来的一部片子，不得不说译名太抓眼球，所以戳进去看了，全程爆笑且毫无尿点，比“热情似火”和“七年之痒”还要有趣，怎么就默默无闻的多呢？

纵观本片，我觉得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简单。它没想着考观众的智商，耍太多的手腕去讲故事，像“两杆大烟枪”或者“低俗小说”那样，在故事的层次或者叙事的架构上做文章，只是简简单单按照时间的线性去讲述了一个三岁孩子都能看懂的故事。被宠坏的浪荡美国富家女被老爹流放到还处在分隔状态的东西德，结果却爱上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意识形态有着严重分歧的冷战时期，让老爹的德国下属不停的给自己擦屁股。然而仔细想想它的成功也并非简单，其实在这成功的背后，要付出的恰恰是复杂。

1.此故事的背景

故事发生在冷战时期。众所周知，当时大家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对劲，不管是此阵营还是彼阵营。随便拉一件事过来都可以让现在的人捧腹，然而要把它处理好，把所有的笑点集合在演员的台词中，也需要相当的功力才行。

2.每一个故事包袱

什么时候甩哪个包袱，怎样做到一个“波”能得到系统的“三折”效果，足见导演功力。1波：嫁给东德共产党员→1折：耍计谋让其陷入牢狱（计谋运用也颇见功力）→2折：姑娘怀孕→不得不解救小伙子，而此时对方已经被屈打成招美国间谍（伏笔）→虽然对方极度不配合改造计划，然而其“美国间谍”的身份不得不让他服从卡格尼，假扮一个德国贵族。→3折：美国富妞傻兮兮的把自己老公的身份说给了记者，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又起波澜的时候，卡格尼的手下冲进来对记者一个敬礼，原来记者本身是前党卫军成员，被抓了小辫子之后只好服从卡格尼。任何一个转角没有出现，故事都不会如此精彩。

3.演员的选择

大肚子叔叔卡格尼，一副长年身居高位又汲汲营营的中年男人形象，换成任何一个有着闪耀形象的好莱坞影星都不能担当他在片中的角色。他的妻子，刻薄又富有同情心，看看那位女士的高傲的嘴唇，谁能赢过她？美国小姐，一开始活像60年代的嬉皮女郎，一旦真正爱上了奥托，立马脱胎换骨成了美丽温柔的少妇，尽管还是没脑子。一群德国职员也太可爱了，说话行事都有着希特勒时期的遗迹，然而都得到了戏剧化的处理。

总而言之我是对这部片子爱到不行，最爱的黑色喜剧没有之一！！！

一 其它电影的影子

1 James Cagney扮演的男主人公可口可乐西柏林分公司经理麦克拉马拉曾试图把手中的半边水果扔到东德小子otto脸上，这一幕显然是在对 James Cagney本人于1931年主演的经典强盗片《The Public Enmemy》致敬，不同的是，在那部片子里， Cagney真的把半拉葡萄摔到他女朋友的脸上去了。

2 “Mother of mercy, is this the end of Rico?（仁慈的圣母啊，难道这是小凯撒的末日？）”，James Cagney在得知上司的女儿怀孕了之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又是致敬。这句话的原出处是另一位最伟大的强盗片明星Edward G. Robinson主演的经典强盗片《Little Caeser 》（小凯撒）。

3 "Yes, We Have No Bananas"， James Cagney与三位苏联代表在Grand Hotel聚会时，饭店乐队所唱的歌曲。比利怀尔德显然很喜欢这首歌所具有的幽默感，因为《Sabrina》（龙凤配）里，亨弗莱鲍嘉在游艇上用他的便携式唱片机泡赫本时，放的也是这首歌。

4 "I wish I were in hell with my back broken" ， James Cagney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比利怀尔德显然也很中意这句话，他让亨弗莱鲍嘉在《Sabrina》（龙凤配）里说了同样的话。

5 还是围绕James Cagney做的文章，他曾于1942年主演了一部叫做《Yankee Doodle Dandy》（胜利之歌）的歌舞片，并因此片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该片描述了百老汇音乐家George M. Cohan的生平，这位音乐家曾创作名曲“Yankee Doodle Boy” ，而James Cagney用来陷害otto的布谷鸟时钟用来报时的歌正是这首歌。

6 《Grand Hotel》（大饭店），James Cagney与三位苏联代表在东柏林聚会的场所。

7 《The Last laugh》（最卑贱的人），影片中那个在高级饭店里扫厕所的没落贵族让人想起强宁斯在《The Last Laugh》里的角色。

8 《Gone with the Wind》，麦克拉马拉夫人跟James Cagney打电话报告上司女儿斯嘉丽失踪了，James Cagney恼怒地问，那她去哪儿了？麦克拉马拉夫人答曰：我怎么知道，消逝在风中了吧。（Gone with the wind）

9 《La Dolce Vita》,James Cagney在试图把otto打造成伪贵族时，otto气愤地大叫：“这算什么，La Dolce Vita(甜蜜生活)吗？”

10 ” OTTO，这个名字不管是顺着念还是倒着念，发音都一样。“比利老头是在故意开同样从欧洲流亡至好莱坞的Otto Preminger的玩笑吗？

二 关于Frank Sinatra

1 "Ring a Ding Ding" ，流行歌王Frank Sinatra的名曲，这句比利怀尔德爱用的拟声台词含义模糊而灵活，多用来表达一种男女相悦的欢愉和放纵，来自苏联的三个代表在看到James Cagney性感金发秘书时，就用"Ring a Ding Ding"来表达那猥琐的欢喜。《The Apartment》（公寓春光）里，Shirley MacLaine也半含讽刺地哼起“Ring a Ding Ding”，当影片最后舍尔爵克暗示她要去亚特兰大开房时。

2 “The hell with Frank Sinatra” ，James Cagney说“To hell with the revolution and to hell with Khrushchev! （革命见鬼，赫鲁晓夫见鬼）” ，Otto情急之下只好说，Frank Sinatra见鬼去吧。比利老头，您这是在骂人家，还是在夸人家呢。

三 关于可乐这个事儿

1 为什么要拍摄一部以可口可乐公司为背景的电影呢，部分原因是当比利怀尔德还在派拉蒙的时候，他常与派拉蒙公司一位名叫Y. Frank Freeman的监制发生冲突，而这名监制来自乔治亚州，爱和人吹嘘他握有许多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这给了比利怀尔德部分灵感。

2 当然，比利怀尔德自己于1974年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这样的，“I just think Coca-Cola to be funny. And when I drink it, it seems even funnier to me.”

3 琼克劳馥在影片拍摄时曾致电比利怀尔德，抗议他拍摄一部给可口可乐公司做广告的电影，琼克劳馥本人当时是百事可乐公司董事会成员。因此，为了平衡，比利怀尔德把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给了百事可乐，James Cagney从自动贩售机里买了四瓶可口可乐，而最后出来的一瓶却是百事。

四 关于柏林墙

影片有大量穿越东西德的镜头，在柏林墙建成之前，勃兰登堡门是影片里隔开东西德的标志。而于1961年8月13号夜里火速建成的柏林墙正好穿过勃兰登堡门，于第二天早上发现这一事实的摄制组只好转战慕尼黑，利用Bavaria Film Studios的停车场搭建了一个低矮版本的勃兰登堡门，补拍了剩余的穿越镜头。

看完了这片我觉得Billy Wilder运用了很多黑色片的手法，这片很像黑色片的前半部。投机取巧的手法，把种种的问题和矛盾，都暂时压下去，让人觉得表面上所有的问题都摆平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建立在沙漠上的宫殿能支持多久，谁都不知道，比如 东德丈夫真的能瞒多久，俄国是不是会来抓俄国胖子，俄国胖子和小蜜能维持多久，还有宪兵队是否会再来找麻烦，不过这片唯一好的就是在崩盘前就结束。

当然也许观众不是太在意我上面说的问题，在于一是喜剧，不像黑色片那么压抑，二是在后半部里面节奏很快，经常是几个事件轮动，俄国胖子和小蜜，东德bf和老板女儿，老婆的醋意，老板要来，大采购，宪兵来查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来不及思考。


不过个人还是喜欢淡雅一点的《公寓》和《热情如火》。

最后还是感谢ICEbergLee 的字幕。

三个苏联经贸部专员，色咪咪又故作正经的来到资本主义国家代表面前。

这不就是异国鸳鸯的再现么。异国鸳鸯有3个编剧，但是现在看来，写政治讽刺的活儿大概是比利干的。

还有Otto在卡格尼办公室那段关于资本主义的演讲，与Garbo在异国鸳鸯里的表现何尝不是如出一辙？

比利善于写这样的line，比如这段：
苏联特派员：我们跟古巴签了协议，用雪茄换我们的导弹。
卡格尼：你们上当了，这古巴的雪茄是劣质品。
苏联特派员：不要紧，给他们的导弹也是劣质品。

比利是我心目中好莱坞最好的编剧，没有之一。但是很难精确分析出他编剧的特点，他的十大准则，都是一些基本东西，优秀的编剧也能掌握个七八分。不过从比较玉女风流和异国鸳鸯，再回头看玉女风流里的台词，可以感觉到一些模糊的点，哪些是比利想出来的，哪些是IAL的。像夫人在机场拿起一只菊花伪装话筒，这个我觉得IAL的可能性大于比利，而夫人那句好吧我的元首，则更像是比利的。

比利讲笑话喜欢用铺梗，容易出现对比或者排比，卡格尼那句“do me a favor please, bury us, but do not marry us”,就像to be or not to be里面“我爱我的国家和我的拖鞋”，这大概是我琢磨的比利台词的一个特点。比利虽然30大几了才开始学英语，而且他的英语一直带有极为严重口音，其发音是全好莱坞最难懂的，但是他似乎非常善于掌握押韵，掌握语言里一些有趣的相似点，比如bury和marry，

还有类似的：

Mac夫人：maybe we made the mistakes(about the vote)
scarlet：that couldn't happen in russia
Mac夫人：they don't make mistakes?
scarlet：they don't vote

这两个they don't通过转折递进制造笑果，也是典型的比利笑点。

这个戏里还是能看到刘别谦的影子，基本上，比利的喜剧都有刘别谦的影子，film-noir的话则是斯特劳亨。这部戏里，一个工作人员在墙上画销量上升的直线，这是默片遗风，比利没有拍过默片，但是他见过刘别谦怎么拍戏。比利虽然说学不到，但还是学到一些皮毛的，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返回头说比利的喜剧，比利的喜剧和刘别谦的喜剧最大不同在于什么？在于比利是有鲜明立场的，他不是一个允许事情在镜头前发生的导演，他是允许某些事情在镜头前发生的导演。基本上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最明白的，关于柏林他就拍了几部戏，在控方证人里还有一个来自德国的女人。他是不原谅这段历史的，他直面其残酷，因为他从中感到了极大的痛，父亲和继父死在集中营。地理上讲，他又是一个波兰人，无法原谅苏联人对这块土地的蹂躏。但是比利跟刘别谦学会了用笑来做武器，只是他的武器更锋利。

总有一些观点，对cynical这个词滥用，非要把刘别谦和比利归纳为犬儒。我们在使用犬儒这个词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词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犬儒cynicism，来自希腊，有一个学派叫Cynics，这群人的哲学主张是live a life of virtue in agreement with nature，所以拒绝所有conventional的东西，比如财富、权利、荣誉以及社会地位等等，从这个角度说，这群人是道家，主张的东西跟庄子没啥区别。

过了两千年，这个犬儒的提法变质了，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解释，王尔德说它意味着A man who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而乔治奥威尔认为犬儒是对宗教狂热的否定，是一种不可知论。但总体来说，犬儒的含义是对社会价值和道德观的不信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玩世不恭，而不是有所保留的。

我们看看刘别谦，刘别谦玩世不恭么？有一点，但那是Jewish legacy，而不是cynicism，刘别谦不是彻底的，他是有所坚持的，有所保留的，是有信仰的，而不是否定一切的，他是有道德劝化的，而不是破除所有的守则的。

比利，在cynical的程度上比刘别谦稍微强一些，其原因在于生活经历，他出身并不高贵，早年做过新闻记者，来美国的时候住在女厕所隔壁，他苦过，难过，经历过亲人逝去的痛，经历过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经历过一文不名，他对社会的态度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对好莱坞的态度也不是乐在其中的。但是比利只能说是一个边缘的insider，而不是一个彻底的outsider，他还是这个系统里的，还是这个系统调教出来的，尽管他调皮，他嘲笑很多事情，从一开始他就嘲笑，但是他也有所本，不是蔑视一切的，尽管我们很难找到他的出发点，找到他坚持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我不认为有真正cynical的导演，如果有，早期的赫尔佐格可以算一个。本身来说，德国人是过于复杂的，辜鸿铭说他们深刻、广阔，但不单纯，而美国人则是广阔、单纯但不深刻，所以当不单纯的德国人来到不深刻的美国，就会产生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总体来说，那是一种潜意识里的焦虑感，刘别谦和比利只是焦虑感程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