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本文原载于第十放映室】

华人导演阮凤仪的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于本月初上线网飞，本片一度被视为钟孟宏《瀑布》的最大对手。

但在最终的大奖评选中，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均惜败于后者。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两部影片实在太像：它们都聚焦于疫情之下的母女关系，映照出台湾眼下普遍的社会心态，基本属于同一题材、不同表述；

二是就故事的戏剧性和文本的精巧度而言，《瀑布》也优于《美国女孩》。

这从豆瓣评分上也能看出端倪：《瀑布》是水涨船高，从匪夷所思的不及格一路升到7.6；《美国女孩》却是高开低走，从开片的8.2直降到7.6。

原因何在呢？

《瀑布》的冷遇首先源自《阳光普照》珠玉在前的印象落差，其次在乍看之下，影片“巨型蓝口罩”的高概念和疫情下的众生与主角命运的联动容易被人忽视——很多人只把它当作描绘亲子关系的家庭片看待。

反观《美国女孩》，就真的只是一部家庭片。SARS只是背景而绝非主题。

《美国女孩》改编自阮凤仪随家人从美国移居台湾的亲身经历，这属于她自己的

「童年往事」，是一封缅怀过去和亲人的私人日志。对于成长于90年代或有相似移民经历的人来说极易共情。

所以影片的总体评价取决于人是否会被它传递的私密情感打动。它的主题是模糊且吊诡的生活日常，而非借疫情展开的宏大叙事——

那些隐匿在混杂与暧昧下的秘密、时光凝固的遗憾、无处安放的焦灼和内心何去何从的撕扯才是阮凤仪想着力呈现的。

也就是说，《美国女孩》众多的社会表达：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潜滋暗长的校园歧视、千禧年后经济下行的生存压力......这些决定生活的外部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造成的主观结果：一家四口层层郁积又互不通融的各自情绪。

能细腻真实地展现四个迥然不同之人的内心世界绝非易事，这不比故意营造冲突、刻意斧凿情节的常规做法更加简单。恰是阮凤仪对隐蔽的生活流呈现得太好，由此可能会招致的不满是：

所谓「生活日常」，就是这般剪不断、理还乱，喋喋不休又无的放矢的样子。既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而要花100分钟的时间与陌生人一家共情呢？

倘有人嫌这样的表达索然无味，不满于这种介于疏离与捆绑间的小家庭格局也没关系。

但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点：通过「马」这一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阮凤仪还是在不断变幻的生活表象下提炼出了些许哲理，她试图阐述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自由与责任的相互依存及转换。

正像片中女老师的那句台词：“爱与恨是一体两面”。这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到亲密关系中，究竟为什么会「一体两面」？值得进一步讨论。

01 自由与责任的悖论

什么是自由？

按照萨特的讲法，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责任——自由本质上是主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

可当死亡降临时，自由与责任的悖论就会出现：

对母亲莉莉而言，死亡不是她选的，而人也无法在死后继续履责，因此她势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家人去承担——

无论是希望孩子离开自己后能健康成长还是老公能将方仪送返美国。面对这种强加的责任，再亲密的人也会出现逃避心理。

这正是每当莉莉谈及死亡和交代身后事时，父女俩人都显得十分抗拒的原因，不止因为儒家文化圈讳言死亡，更因为死亡的结果同样不是他们选的。

只不过相较任性冲动、喜欢针锋相对的青春期女儿，父亲的逃避方式就只能是以拒听的姿态默默燃起一根烟，化解心中的悲苦。

集中体现「自由-责任悖论」的来自方仪帮妈妈搓澡时的对话戏：

当莉莉说“一家人就该在一起”时，方仪发出了她的灵魂拷问：“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方仪的意思是：当初要去美国的是你，如今回来的也是你，自由都让你占了，我的自由在哪啊？

可莉莉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对啊，早知道就不会带你们去了。”莉莉此刻想的是：要不是去了美国，大概率也不会患上癌症。

紧接着她又说了句自怜自艾的话：“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当方仪听到母亲这一回答时顿生不悦，起身走开——

在此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女儿年幼不懂事。因为莉莉虽然罹患绝症，但她在人生的把握上却是自由的，无论是去美国、回台湾还是买家具、换房子的一系列未来规划，她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除了“被动”面对死亡这点。

可方仪却一直在为母亲的自由买单：

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家乡、等对异国他乡产生眷恋时又被贸然带回台湾、她被剪头发、被送入女校、被体罚......她的人生是“被动进行时”，她一直被迫接受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母亲的自由，其实是以损害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她无形中剥夺了女儿选择的自由、父亲渴望一家团圆的自由。

而小妹方安之所以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显得拥有超龄的成熟，反而是因为她的年纪尚处在完全的依赖阶段，谈不上什么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孩的特点在于还分不清自我跟他人的实质区别，因此更能与人「共情」。

“马”是自由的象征，它指涉的不是美国梦的具体含义，而是更抽象的人生自由——

这从父亲“我才不要吃什么汉堡当美国人”的不屑可以窥见。

当方仪的同学问她骑马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方仪说“就好像世界停了一下，什么都不重要”——这是对无忧无虑的自由的向往，她想摆脱步履不停被人牵着走的感觉。

理解了马的重要含义，也就明白了片尾方仪的转变为何如此之大。

有些人讶异于女儿的一夜长大，认为这是铺垫不足、收尾仓促。其实不是的：

与「splash」的对视，让方仪隐约意识到了一点——

这匹马不愿被套上马箍、不愿被束缚，而人的自由驰骋恰恰要以它的不自由为前提。这是方仪此前从未想到的。一个人自由的代价，必有另一个人来付。

将心比心的她终于记起：自己的梦想是下辈子当马，而妈妈的愿望却是不再当妈妈（莉莉说“下辈子想当男生”）。

人马对视、心心相印堪称神来之笔

所以从马场归来的方仪再次看到母亲无助哭泣时会面露不忍：

原来我固然是不自由的、可你的自由也已不复存在。只谈自由，一家人便无法成为一家人；母亲转嫁她的责任是身不由己，可我明明有履责的能力，为何不愿承担而一味逃避？

再者，方仪的「恨母」也不是一种人设或性格，而是青春期的逆反与混乱捏造的自以为是的谎言——

不论是“深思熟虑”的演讲稿还是口不择言的气话，我们都不能当作一种成年人的成熟认知去理解。

方仪的内心深处是爱母亲的，不然她不会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追问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吧”，也不会在面对妹妹“你知道妈妈爱你吧”的询问时陷入沉默。

无论母亲还是女儿，都是心口不一、内心分裂的。如何展现人物迷惘纠结的复杂情绪？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匠心独运的镜头语言功不可没。

02 影片的镜头与剪辑

除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新演员外，《美国女孩》最意想不到的斩获当属最佳摄影。

须知它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堪称大师的钟孟宏，还有《浊水漂流》的梁铭佳——后者也是位资深摄影，曾拍摄过《念念》、《叔叔》等多部知名影片。

《浊水漂流》的街景处理是欧洲文艺片风格

表面上看，《美国女孩》的镜头技法平平无奇：

多以室内中景固定镜头为主，辅以少量移动长镜头的使用。这是影片刻意要与主人公一家保持距离、力求真实记录而非夸大煽情所致。但当我们读懂蕴藏在画面中的丰富信息、留意到省略跟留白的妙处，就能感受到影片制作上的大巧若拙。

譬如老师想邀请方仪的母亲来听演讲时，方仪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显现出她此刻的犹豫挣扎，我们发现：影片利用镜面帮方仪打造了个「分身」——

在不知道母亲会来的第一次谈话中，这一「分身」并未出现。

同样用镜子展现内心矛盾的还有以下这个场景：

宗辉提出想返回大陆赚钱时，莉莉正坐在梳妆台前独自承受化疗的痛苦。这时的取景很妙，二人虽在交流，可莉莉却背对着宗辉、远处的宗辉面容虚化，反而是镜子里莉莉的神情一清二楚——

这让双向的沟通沦为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表现两人虽同处一室，却无法交流。

此外，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只为展现日常生活的闲笔也大有深意：比如方安被邻居吸引、帮他喂鸟的情节。鸟跟马一样，本应享受自由，不该被关进笼子。可幼小的雏鸟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只能靠人喂养——

此刻的方安，就是那只小鸟。自由，总得能自食其力才行。

第三方的旁观镜头，看似是很简易的方法，但这里涉及到些细微差别，究竟有没有想法，一目了然：

当方仪与思婷还是朋友时，二人的交流以同框中近景居多。但当思婷的母亲对此感到不满、两人因成绩的不同而日渐生疏后，虽然依旧同框，距离却越来越远。

类似的设计简单吗？简单。可太多电影就连如此契合人物心境的简单设计都做不到。他们貌似只认一点：越是声嘶力竭、声泪俱下的感情戏，摄影机就必须离脸越近。

方仪与思婷的友谊渐行渐远

再说说影片的剪辑，留白跟省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过于繁冗的交代只会让混沌生活的细节显得更加凌乱与琐碎。我们具体看看影片是怎么处理的：

注意父亲在机场接家人的镜头：

我们看到他先是躲在车里抽烟、远远看到女儿后吹起口哨打招呼。早在父亲刚一出场，这个人依靠抽烟缓解压力的习惯和吹口哨的爱好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后便是汽车已然在行进中，我们看到家人见面、母女上车的画面了吗？——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方仪在车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那边现在几点？——

这说明了哪才是她心心念念的“故乡”。稍后的几句台词，方仪先后提到了美国朋友杰西和马术营，这在之后的情节均有呼应。

可以说影片在伏笔的运用上相当成功。

至于全片最高潮的那场三人吵架戏，是一个精准的长镜头调度，为的是给观众带来最猛烈的情感冲击。

可在这之后的剪辑节奏却非常快：

伤心的方仪夺门而出，紧接着她搭乘公交车前往马场，注意此时座位上方「紧急出口」四个醒目的大字——

对刚挨了父亲一巴掌、感到整个家庭行将分崩离析的方仪来说，她确实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紧急出口」。

紧随其后的画面就更绝：

方仪逐渐从黑暗走廊的尽头现身、随着马啸声的方向前进。唯有Splash，能引导她从黑暗走向光明。

而在马场的情节过后，护送方仪回家的是警车——

去时独身一人，回时警察护送。后者代表社会规范，这里含蓄地暗示观众：方仪长大了。

方仪从黑暗中寻找“光明”

与能省则省的剪辑宗旨相对应的，是影片含蓄而克制的表达。

正如方仪来校的第一堂课是文言文《木兰辞》。这里暗含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国古诗来印证「美国文化」的水土不服；二是那句「不闻爷娘唤女声」所表现的正是思乡之情。

新人导演能体现出这样的镜头把控力和叙事执行力，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将最珍贵的记忆和生命历程搬上银幕，是很多人在第一部作品中都会选择的路。不是越真实就越动人，而是要看回顾能不能疗愈当下并为未来赋予新的意义。

《美国女孩》告诉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如期待般完美。所谓「距离产生美」，太过靠近当然就“不美”了。就像方仪与父亲更为亲近，不是因为父亲的关心比母亲更多，只是因为父亲常年不在身边。这个道理，《孤味》就已经讲过。

方仪向窗外的父亲打招呼

我们无法选择与谁在同一屋檐下，而人与人又毕竟不同。人若坚称「我觉得她能做得更好」，便是无视了「这已经是她最好」。

最终，唯有相对无言地接纳不同罢了。因为我们本不该将理解看得太重。

我们往往高估了说话与聆听能抵达的实际效果，就像请你听我演讲还不如让你给我掏耳朵。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就干脆不要面朝彼此碎碎念——陈绮贞的那首片尾曲，就叫《尽在不言中》。

理解是对外人讲的，理解诉诸的是理性，对外人我们调动理性沟通即可，不需要一起生活。人的痛苦在于搞错了亲密关系的重点：

忍耐与牺牲才是一切。一味追求理解，一切就无法可想。

更何况：真理解了，又能如何呢？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

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

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

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

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

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

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

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

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

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

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

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

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

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

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

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

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

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

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

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

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

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

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

《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

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

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

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感恩讨论里的豆油，让我能在第一天就看到正片TT 回家计划和妈妈妹妹一起重看！

（有部分剧透喔^^）

导演自编自导，改编自己的成长历程。 真实最动人。

阮凤仪导演和演员们都很棒！看到了大家的用心！美中不足就是ending太仓促了，总觉得哪里没交代好（仅代表个人看法）。也许是导演特别的设置，戛然而止也不一定，理解理解～ 落泪三次... 其实妈妈很温柔，就是有点情绪化，但不知为何我感觉，这是生病给她带来的。小妹妹芳安好可爱，说英语也可爱，还会反击嘴欠鹦鹉学舌的无聊小男生！芳仪可能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性格比较直，不遮不掩。自私，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再因为青春期，就更是可以理解了。 我和她的生活有某些片段类似（吵架、怄气不理人、一度家庭关系紧张、一样有一个小妹妹、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还有体检结果让人担心，那时脆弱爱哭的妈妈，以及彼时无助的我），看到就特别有感触，会哭。另，爸爸做番茄酱蛋炒饭的情节太好笑了，妹妹的形容也好玩：“看起来像蛋死了，把血喷在饭上”（后面妈妈才揭晓，原来妹妹最讨厌番茄酱，委屈她了，哈哈）。

机智厨神

可爱妹妹

SARS已经是我出生年代的故事了。前些年问过妈妈，她说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天天上班。和当下的视觉结合起来看，不禁感叹：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p.s.实话说，是因为绮贞的歌（《尽在不言中》）才来看的这部电影，也期待了很久。从上学期末到现在一直都只能通过mv后台播放听歌，第一次听是在中午没人的教室。当时天气有点凉了，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够。把窗门紧闭，外面是呼呼风声，每听一遍都被感动到无声落泪。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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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写到这突然明白为什么歌名是《尽在不言中》了！剧情里，芳仪虽然写出了老师赞许的演讲稿，但因为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也有点怄气的关系，不希望妈妈来。只能在全家因为妹妹隔离的事情慌乱时，不赶巧地旁敲侧击一句“妈妈，你不来吗”。术后恢复期心累体虚的妈妈每次被芳仪激到，都完全抛掉温柔关心的形象，和女儿陷入争吵。和“一根筋”的爸爸也是一样，虽然彼此依赖、心怀对方，还是免不了嘴硬、误解的僵局。这样一看，好像就剩下妹妹最坦诚了。还好，最后大家都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坦白了心底的话。And，幸运的是在不幸的疫情下一家团圆！

人在生大病之后，心境总是会发生变化的，爸爸得了癌症之后，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心情却很低落，他也会经常问自己“我会不会不久之后就死掉”这些问题吧，家庭在没有降临大难前都是分崩离析的，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把力气往一个地方使，争吵开始变少，关心开始变多。

不知是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变的成熟，还是妈妈开始用成年人的思绪去跟我讨论问题。现在两人之间的吵嘴已经几乎没有，在外地上班，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回家妈妈都会很忙，忙着做饭，忙着给我洗衣服，忙着清洗我身上的灰尘。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疼在心里。我一直都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只报喜不报忧，我会很亲切的称呼妈妈，我会在我想要表达爱意的时候亲吻她的脸颊，我会像小孩子一样跟她要求抱抱，要她跟我分担我的苦恼，我爱她，我也想她知道我爱她，如果我失去她，我会很难过很痛苦。

最近都说人与人的相处都是间断性的关系，友谊如此，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分为实用友谊、享乐友谊和主要友谊，他说主要友谊是历经时间考验的相互信任，它需要时间，友谊的长度也保证了友谊的稳定度。很庆幸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朋友，很多年，我们都不会因为不常联系而出现隔阂。

影片内容真实，是很多家庭的映照，演员的表现也很好，是我喜欢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