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

《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

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剧情太丰富饱满！

原本以为是一宗密室杀人嫁祸案件，想看这个新律师如何在当事人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在铁证确凿的情形下，如何通过蛛丝马迹，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故事，这背后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

没想到在第一个蛛丝马迹出现前，编剧先刻画了个三角人物关系图，律师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却是受害者的养子，且在缺失父爱母爱的童年，从回闪片段中我们了解到是这个养父给了小律师内心亲情的弥补，这当下陷入了道德困境，一边是职业的道德操守，另一边则是情感的道德观念？！

冲突设定到这里还没完，在身份冲突上，编剧特意设定了主人公律师是一位新鲜出炉的小白律师，而对手律师确是行业内颇有盛名的厉害角色，也是主人公律师敬重的老师和内心崇拜的偶像。我当然不会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正义的小白大胜邪恶的权威的故事，果真，在关键时刻节点上，这位前辈律师确实对主人公律师从思想上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主人公要放弃辩护时，他让他坚守职业道德；再比如，他说可以替主人公协调法官，判杀害者一个过失杀人罪，这样对双方都好，而且无需在法庭上浪费太多时间；再再比如，主人公律师发现关键证据时，他又说他可以拥有一个如何美好的职业前景。总之，每一次两位律师的接触，都在剧情上起了推动的作用，没有废戏。

正当我以为导演确如我的构想，让律师在了解案情过程中嗅到了一丝反常，从杀害的工具是一把十分不普通的枪，恰巧这把不寻常的枪正是儿时律师在受害者的书房发现过，随着对案件的各种线索的梳理，主人公律师似乎发现了真相，并且终于撬动嫌疑人的口。

原来这是一宗追溯到二战期间，迫害与被迫害的故事。从这里就开始剧情的神展开。受害者在二战中作为德国军官，迫害了杀害人的父亲，此次恶劣性质的杀害是一次时隔多年后的报仇雪恨。凶手真的是凶手，但背后却有着如此前因。其实剧情停在这里也谈不上编剧的优秀。

杀害人在自己动用私刑以暴制暴之前，是曾经做过努力，想要诉诸合法的法律途径来惩治这个残暴地杀害了父亲的军官。没曾想政府曾经出台了一部法律，设置了追溯期，让这些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得到了庇护，他们的罪都已随时间而飘散，飘渺如烟。

更精明的设置是作为对手的前辈律师在还是一位实习生的身份时，参与到了这部法案的编订过程中！这算这位权威的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在证人席上他承认了这部法案的不公平性。有一句台词让我记忆深刻，大意是“你在这里享受你的后来之福，想把我钉在法律的耻辱柱上，而我只是碰巧在这个时间受雇于这个部门而已，你能理解吗？你能想象当时这个国家是如何运转的吗？”

整体案件已经清晰明了，宣判要在明日开庭，我们都在等究竟会如何宣判？结局更体现了编剧的高明。杀害人在这个夜里自杀在狱中，我们谁都永远无法得知这个案件的宣判结果了。

说得清是谁的错？你能理解吗？

题外话：想起了最近沸沸扬扬的现任南开校长曹雪涛论文造假事件。媒体顺势挖出了“曹雪涛与叶天星等人曾于1989年合著“气功外气可阻止肿瘤生长”的论文”这一历史。但随着事情在网络媒体上的发酵，经有心之人或无心之人的以讹传讹，这一经历已经被篡改为，曹校的硕士答辩论文就是这篇“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且被评定为“优秀论文”而破格授予博士学位。且不谈论人言可畏，乌合之众。就单说说，曹校是如何写出这一篇关于气功的论文，你能理解吗？你能想象当时这个国家是如何一头扎进了气功热吗？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

终于，科林尼开口了。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

《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

《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

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其二，增加故事量。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

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

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

《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

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

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

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

《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