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说：「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社会，只有你对社会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而我显然对社会的关注太少，看完这部纪录片，才把杀马特从被戏谑的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一个个的鲜活的人——那些工厂里的年轻人。

杀马特风格的来源、演变、特点都不是片中的重点。贯穿整部片子的，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留奇异的发型，回归到「正常人」，没变的则是仍在底层挣扎。正如导演所言，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 90 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喜欢自嘲自己为打工人，尽管也有共鸣，但这种「打工」和杀马特们的打工，终究是两码事。从留守儿童到十三四岁辍学成为农民工，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所不了解的世界。

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会迷路、会被骗，这里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竞争和算计的利益场，无条件的信任会被看作太天真。

但他们还是要出来，农村已无事可干，只有进城才有改变的机会，或者更现实地说，只有出来才能挣够未来成家的钱。所谓「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最近正好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描绘的也是同一时期的东莞。尽管也写到了农民工的漂泊和艰难，但书中重点叙述的两个主角，都通过努力与运气，从最底层爬了出来，成为「中国梦」的励志代表。但更多的人，还是如本片中这样的杀马特们，工作多年，依旧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工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让人日渐麻木。流水线上重复、不能停的工作，劳累到让人瞌睡误工的两班倒，上厕所要主管签字，没有社保，没有安全保护，化工品让人过敏，惨遭工伤也没什么赔偿，微薄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口述的背景画面，是导演花钱买来的短视频，都是农民工自己拍的：机器的轰鸣，机械的动作，招工的人流，被训斥的工人......一切都让人想逃离。为了拍片，李一凡在厂区里转了很久，感叹道：工厂里很多人都有抑郁症。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城市飞速发展的代价，正是工厂里这一个个年轻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说，每次路过城里那些高楼，他都不会往上看，因为那些光鲜亮丽和自己无关。

在这无聊、穷困的生活中，他们也渴望自由、爱情，渴望获得关注和关心，但他们没钱玩城里人的那些爱好，只好玩头发。杀马特的发型和装束，尽管被许多人嘲讽、鄙视，却是这些年轻人最珍视的东西。奇异夸张的发型，给了他们保护（看上去像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存在感、意义、自信，甚至恋爱对象（对于家里没钱的男孩，找到真爱，能少出点彩礼也是很成功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在冷漠的工厂和从小有隔阂的父母之外，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大家一起溜冰、聚会、在 QQ 群里聊天，杀马特成了识别彼此的信号，成了难得的归属感。在杀马特家族中还可以实现身份的上升，尽管看上去很虚幻，但总比现实中的无望强出很多。因此，当许多工厂要求他们剪掉头发时，他们直接选择拒绝，为了杀马特，宁愿饿肚子。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让我惊讶，也足见玩头发这件事，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多少意义。

可悲的是，就这么一点点自由，最后也被他们奉献青春所构筑的那个「美好世界」所扼杀。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之后，留下的是恐惧，曾经的杀马特们只得乖乖剃掉头发，回归贫乏的正常，老老实实打工。而我这样的人，正是背后的凶手。

二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怀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拼命奋斗；他们面对生活更加随意，随意打工、随意花钱，因为已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关键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失衡的城乡关系，李一凡仍在反复拷问。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图片

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00:0001:07:01

图片

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图片

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图片

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图片

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图片

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图片

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图片

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图片

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图片

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图片

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图片

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用杀马特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杀马特背后的压迫——被迫剪掉的杀马特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淹没》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梨视频对罗福兴的采访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從生存境遇上講，殺馬特確實可以說“可憐”；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他們的語言是非常活，非常有生命的，從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上講，他們的價值完全超過了這個世界普遍的膚淺，是完全無法被這個現代系統排斥語言控制的社會抹消的根本價值。他們更像人。

看完电影和朋友在讨论。她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我说留守儿童这个身份带有很多刻板印象，他们应该先是杀马特，再是留守儿童。

回到家，妈妈问我看了一部什么电影，我说一部拍杀马特的纪录片，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杀马特，妈妈说怪的人。我追问，你说杀马特都是什么人呢。妈妈回答，另类的非主流。我又问，那你觉得杀马特一般做什么工作。妈妈回答「追求个性，做有创造性工作的人。」爸爸回答「就跟你一样的工作！」

从父母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杀马特这个符号是很独立的，当我们提及杀马特，是没有任何城乡/阶级/经济背景指向的。尽管我们知道杀马特是一群人，但它更像一个形容词；好在这个形容词达意，完成了杀马特的愿景。

*

再说些别的。2006-2013年左右的互联网，QQ游戏大厅和百度贴吧聚集着各个年龄段和地区的人，我能接触到这些和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并成为朋友。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就是什么样的人被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非常固定。现实中少见的，在我的网络里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