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也没有。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

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

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

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

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十岁的小女孩，天啊。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我还能怎么办呢？”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

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

《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

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

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

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

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

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

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

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

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

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

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

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

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

补充：

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

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

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影片那种不慌不忙，冷静如风的气质，很深得我心。其实也很大来源于演员们的表演，每个人说话都是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片中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大快人心，没有伸张正义的激情，也没有泪眼朦胧的煽情，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事件的过程，结束就是结束了，不会有多余的矫情。正是这种克制舒缓还略带温柔的调性，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高级不流俗。

我也喜欢它的结尾，当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去拜访曾经帮助他的皮卡尔时，并没有对他道谢寒暄之类的，而是直接向皮卡尔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衔的要求。

因为皮卡尔在军队外八年被称为“执行任务”，照样也升了官衔，而同样遭遇的德雷福斯官衔仍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一段非常能体现德雷福斯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又有点固执可爱。也使得这场戏显得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想笑。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风情，但更多我们会感受到一丝无奈：德雷福斯尽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待遇和尊重。

结尾有种特别自然平淡但又感慨万千的感觉，甚至觉得还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嗯？这就没了？

离别两人站在一起时，脸对脸，非常严肃。在军事学院上学的德雷福斯因为皮卡尔给他的学分太低，质疑他时，两人也是这么站立着。但让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是现在的他们，两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义。他们一个都没有丢。

我们也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德雷福斯没有对皮卡尔表示感谢。但我们可以从两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尔自始至终是赢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皮卡尔也配得上这种尊重。结尾的温柔和伤感，让人有些不痛快：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不再来一个陈词感言吗？这种“不过瘾”在最后一个镜头被扔出之后，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无声的：

我控诉。

有一说一，这招挺厉害。

首发在：几点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