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理查德伯顿的遗作,他并没有等到这部影片上映。当然,就算他还活着,按照一直以来的惯例他也是不会看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丑男人,讨厌看到他那张很像月球表面的麻子脸出现在大银幕上,甚至仅仅只是出现在样片里。
他在拍摄《雄霸天下》时,工作人员想让他看看他刚刚拍摄完的部分,他却立即拒绝说,"叫我看样片?天哪,还不如割了我的喉咙!"
他曾经在游艇上无意间撞见丽莎正在看他的《埃及艳后》,吓得他赶紧退出房间,掉头就跑。
76年泰勒和他第二次离婚时,乘坐的航班上正好播放他的电影,机组人员听说她来了,赶忙把电影撤下换成别的了。我不由猜想,他乘坐航班时机组人员会不会也照顾到他的忌讳,不再播放他的电影呢?
当然,以他的为人,是不太会让外人知道这个忌讳的,毕竟他在外人面前总是和蔼谦逊的,从来不会有耍大牌这种行为发生。遇到这个情况他只要闭上眼睛不看就是了,没必要麻烦和干扰到别人。
《1984》是他在7月拍完的。为了纪念原著作者George Orwell,这部戏不但特意在84年拍摄,还要赶在10月上映。于是全部后期制作都被压缩在了三个月里,紧赶慢赶才得以按照原定计划上映。
其实按照原著和剧本,奥勃良这个角色是男二,戏份很吃重,所以制片方一直希望可以找个超级大咖来演。
然而第一人选保罗斯科菲尔德(伯顿在67年奥提时的竞争对手,同年影帝)在开拍时摔断了腿,不能演了。
第二人选罗德斯泰格尔(伯顿在65年奥提时的竞争对手,68年影帝)整容失败脸垮了,只好临时通知剧组取消了。他和伯顿同岁,其实这时候他也像伯顿一样得了抑郁症,但他一直坚持药物治疗,所以比伯顿多活了很多年。
第三人选马龙白兰度(伯顿在53年奥提时的竞争对手,54年、72年影帝)一开口就要100万,气得导演说白兰度已经不再好好演戏了,最后只得把目光转移到不是影帝的伯顿身上。
此时剧组已经开拍了一些时日,仍然没有找到奥勃良的人选,不得不把剧本删改了一遍,大篇幅去掉这个角色的戏份。
因为听说伯顿仍然在酗酒,导演很不放心,但还是忍不住派人乘坐直升机去了海地,此时伯顿为了躲避媒体无休无止的追踪而"隐居"在这里。鉴于5月31日伯顿还在瑞士日内瓦作为一个援助非洲组织的主席,出席了一次大会并且登台讲话,所以此时应该是6月份了。
他看了剧本,表示可以拍。为了不耽搁剧组的进度,他甚至直接坐上直升机飞到了拍摄地点。见到导演之后,已经开始最后一次戒酒的他表示,他虽然知道自己只是第四人选,但他还是会演好这个角色的。
我在想,在他听说了前三位人选的名字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三人都是影帝,只有他不是?
但是到了此时,他已有了自知之明,不再对奥斯卡始终不给他最佳男主角奖耿耿于怀了。甚至对于他因为健康恶化再也不能走上舞台,演他最想演的麦克白和李尔王一事,也没有那么深重的怨念了。
现在,身体对他来说都已经是毫无用处的了,又怎么会在乎这些虚名?所以,他在和导演说这些话时,是平和宁静的,就像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从来没有成名过的演员。
尽管导演发现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妙,精神状况更是糟糕得可以,甚至偶尔会胡言乱语,于是怀疑他已经活不长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接了这个剧本,间接加快了他走向人生终点的进程呢?
如果不是因为在拍摄期间和主角约翰赫特成为朋友,他也不会在8月2日把赫特接去他在瑞士塞利尼的家里住下,不会在8月3日因为抑郁症突然发作而被赫特带着去酒吧散心,最终出了事。
但凡意外,总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和巧合碰撞在一起造成的。但受伤之后他明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自救的,却逐一放弃了,放任自己的最后生机在8月4日这一天慢慢消耗掉。
正如他这一生,他的青春、美貌和才华都消耗在了烂片里,到头来没有影帝没有封爵,初恋和最爱都不在他身边,最后落了个两手空空。
能够不用亲自动手就让自己死掉,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在家里看着最后一本书,静静地等待上帝将他收走。
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年龄,以这样的方式突然离开。好莱坞和戏剧届猛然意识到,它们失去了一位最有才华的演员。在塞利尼的万人送葬之后,还举行了四场追悼会。
这四场追悼会的地点都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分别是威尔士,他的故乡;伦敦,老维克所在地;洛杉矶,好莱坞所在地;纽约,百老汇所在地。
一个威尔士演员能够在伦敦西区的戏剧舞台,百老汇的音乐剧舞台,和好莱坞电影届这三个地方先后辉煌,每一次都是大红大紫,如日中天,能说这不是伟大的成就吗?
然而他却始终认为自己无法成为伟大的演员,直到死都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个过气的明星罢了,并且为他那些年拍过的那些烂片感到羞愧自责。
香港报刊说,"李察波顿去了"。大陆杂志说,"从此世上再也不会有他的声音了"。
比起潜伏在他的墓地足足七天终于守到泰勒悄悄前来凭吊的那群欧美的狗仔队,84年时远离好莱坞漩涡的中港媒体,还相对纯真,反而能以真正严肃尊重的态度,来看一个演员的人生落幕呢。
听说他是政治电影之后,我就在犹豫是否去看它。因为政治电影一定会有强烈的暗示和心理驱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和张扬什么,这让人很不爽,就像看电视。但它的名气太大,关于“1984”的字眼经常出现,躲都躲不开。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于1948年的名作。许多人将其归类为科幻小说。但它的科幻对象不是星球大战,不是外星生物,而是国家政治。在书中作者科幻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每个人在这个体制中受到监控、接受意识灌输、扼杀自由思想。我没看过原著,从电影里看,这个专制集权是这样做的:一,国家由党和“老大哥”领导,二,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显示屏幕,一方面不停的播放党和国家的政策消息、通告等,一方面也是监视所有人的监视器,三,对报纸内容严格筛选,精确到每一个词的应用,大量消减语言中的词汇,撰写新的词典,四,鼓励不结婚,鼓励女性作人工授精的受体,鞭笞性高潮,五,发动战争,树立国家的仇敌,六,组建“思想警察”部队,对自由思想进行监控和惩罚,七,发动儿童作为思想审查的前哨兵,八,控制食品,以假咖啡假茶叶假肉等代替真咖啡真茶叶真肉,九,经常举行集会聆听训导、枪毙或者绞死思想犯......种种措施使人们生活在规矩方正的牢笼里,稍有不慎就会被逮捕审讯,而有意思的是对于思想犯并不立即执行刑罚,而是先通过种种残酷的措施改造你的思想,即使是要处决你,也要等到你的思想被改造之后。
有网友说,这是一部看完之后想立即删除的电影。我同意这种想法,因为它讲述的那种生活实在太可怕。但这种想法也正好和《1984》这本书被多个国家被列为禁书是一个道理:对于可怕的东西,删掉它、除掉它、避开它,就好像可以永远避免它带来的困扰。但是,它真的可以被轻易的删掉么?
该片适合于成年,心智健康的人观看。
http://logten.iblog.com/post/3742/270227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
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
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
《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
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
《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
奥斯威尔逊的1984主角温斯顿可能就像1941年以前的丘吉尔对坚信真实客观存在,他每天都会自己周而复始的工作对自己工作篡改历史及其的厌恶。他开始反思这个国家对自己所看到的是否真实“注意这里屏幕一直告诉大洋国和东亚国的战场在印度及马来巴但是画外音的爆炸声却一直提醒我可能大洋国也许只有伦敦大小 ”。宣传造出大洋国的假象类似于战时经济的形式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战争知名消耗社会共产。利用不断出版的新话词典规定人们只能说什么话新话词汇量逐年减少,新话的目的就是减少缩小思想的范围社会主义集权下的统治。从健身操到写日及健身操的表情麻木身体狂热到写日记的逃避现实唯一的精神壁垒回忆找妓是带着少许愤恨纸张慢慢变成妓女的皮肤而呻吟也掩盖了电影中的口号。
战争即和平通过战争来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维持生活的基本能力,即穿的暖吃得饱思想无暇考虑其他。用免费的粮食和低级的娱乐来拉拢安抚贫民。常年的战争加速降低百姓对物质及生活所需,多余的经历正好被用到激进的演讲和爱国情操上,连仇恨都是畸形国家机器下的产物。物质水平和精神匮乏另群众阶级模糊化,打消个体及家庭单位形成原子化,让党有对思想的绝对控制权这也是极端左派的终极目的实例可以看看红色高棉统治下柬,永恒不变的三个阶级统治阶级 外围群众 和无产阶级 这就是和平!
无知即力量无知在电影以及书中都堂而皇之被谈论以及推崇对知识分子抱有嗤之以鼻的态度。政权已经控制了教育的手段片中展示了少年占察队 青年团和 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团体他们以老大哥作为个人崇拜的偶像对揪出思想犯为光荣使命。党的领导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像人民公仆像身边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样亲近。科学文化就是在在浪费时间即党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不需要知道,知识只是对方国家的精神毒瘤罢了。所以无知是一种光荣这种光荣是党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几,知道答案你还要感恩戴德。不需要思想怀疑,当有了双重思想你就变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告诉你苹果不会掉下那它就不会掉来,也许引力就是那第五根手指!
自由即奴役一个自由的人说明他的思想不受社会规则和国家约束,他的行为由个人所负责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自我选择阅读什么样的书通过什么样的媒介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和讯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什么样的思想体系自主选择崇拜方向和对象。电影中这种人注定是要被清洗的,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政权无疑是螳臂当车所以你必须要接受党的存在,才有你个人的存在 不存在自由 自由即是奴役。
即便是派孙思这样思想纯正的人,因为梦话辱骂老大哥被儿子发现举报他他也要感激儿子还好发现的及时,党是反性的,因为性是本能创造了天地非党所能控制所以必须加以摧毁重要的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个人的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好事可以转化为战争的狂热和个人的崇拜。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篡改历史是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有主角这样的人负责老大哥和党犯下的错是不可能的,会统统销毁重新翻印所以你找不到任何证据。权利阶级都离不开一个行为就是播报各种生活幸福指数的上升,如今这种依旧如此比如"明明知道巧克力的供给从三十克降到二十五克,却要和家人朋友欢悦党把供给从二十克提升到二十五克"。甚至记得上周供给更高而感到耻辱。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由来,人人不知过去就没有了和现在生活的参照安心以现在的生活轨迹前行。从温斯顿最终改造来看,和之前被抓的思想犯特征无二。还有电影里温斯顿的妈妈和妹妹应该死了的,这也是温斯顿害怕老鼠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抢了妹妹的巧克力跑后妹妹和柔弱的妈妈可能会被老鼠吃掉。老鼠的存在就是温斯顿的最大弱点,老鼠的食物全是他的卑鄙和自私以至于最后出卖了裘莉亚的灵魂,而最后的一小点希望和自由如同被打碎的水晶破碎在了火炉的边缘。
审讯者伸出四根手指:如果党说这是五根,你看到的是几根?男主:五根。审讯者加重用刑:你撒谎。再问:这是几根?男主:四根?再用刑:几根?男主:你说几根就几根。再用刑:几根?男主:我不知道。审讯者:这次有长进。
很多年前看《1984》就觉得讨厌,讨厌这样的故事,更多的是讨厌里面所描绘的世界,如今看到这部电影,书中描绘的世界具象化呈现在你眼前,那种讨厌只增不减。再联系到最近两年的事,这种讨厌开始演变成呕吐。
1984年拍的一九八四,现实比小说和电影更魔幻
你可能在七点半见过,你可能在某社交网络的热门小组里见过,你可能打开手机电脑书籍就见过~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见过,但是老大哥见到了,他见到了你的一切,所以要用近乎耳语的方式说出简单的三个字,并且期待能传达到另一端
复习了一下约翰赫特的英国版电影,整体而言美术方面更出彩。蓝灰黑的三色调+颓败的废土风,另外士兵的制服颜色选择了二战德国党卫队的黑色,头盔则酷似二战苏军的SSh-40钢盔,可以说相当含沙射影了。
莫名觉着男主长得像“王小波”,但明明又是不像的。男主从小到大都留一个发型,所有成年人都穿一样的连体服,无所谓潮不潮咯~片中出现"BB"(缩写),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李BB,想了半秒钟才觉得是Big Brother的缩写。。。o(╯□╰)o
1984年拍的1984,政治意味浓厚,甚至可以说,太浓厚了。约翰赫特表现十二分适合这个片子,反而是某些情节处理难以认同。三星半。
看了N遍,导演对不住奥威尔啊!
看完的时候感觉背上的冷汗都快把衣服浸湿了,不由得让我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产生了新的怀疑与反思。影片所构造的专制集权统治的思想理念简直天衣无缝,令人不寒而栗。自由真的就是说出2加2等于4吗?那么2加2究竟为什么等于4呢?
约翰赫特演技好得不行!声音控制力也超强!以及他苍白瘦削病态的身躯实在太美丽太适合了!(和奥勃朗也是基得很直接,推开101房门后的场景设置很妙啊,奥勃朗怀里的温斯顿有种脆弱的少年感,抓住奥勃朗的手就抓住安全
《一九八四》是 [英] 乔治·奥威尔 的著名小说,原定书名“欧洲的最后一个人”,后更名《一九八四》曾经与50年代改编一部电影,80年芝加哥某律师代说服作者遗孀取得电影拍摄权,制作新版电影经过加紧努力并于1984年10月上映,《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思想犯” “双重思想”、“新语言”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之深远。“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论家如是说。我没有看过原著,我想原著应该比电影更多内容和对社会的寓言吧,有机会拜读。著作首版于1949年,距今70年
这个电影词条消失之日,就是电影走进现实之时。
历史讽喻。
3.18 政治恐怖,具象化的一九八四,沉重的心和无处不在的注视。没有真,没有假,没有“我爱你”
温斯顿被改造后,以其正统思想在党内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老大哥,改名苏特勒……然后……被一个绰号“V”的面具男击败……远没有小说给人的感觉震撼.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思想警察的钓鱼执法真的很恐怖,奥勃良使用食人鼠在101室磨灭温斯顿最后的人性。“Under the spreading chestnut tree I sold you and you sold me” 在遮阴的栗树下,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这句剧中的歌词,暗示着爱情反抗的失败,悲凉又无奈。
拍的太简单也太多情了,没有展现出个人心目中那种奥威尔式的残酷冰冷,但理查德·伯顿最后的演出实在精彩至极;另外按照原作时间点在1984年四至六月拍摄,紧赶在十月上映,这种进度让影片制作有了丝行为艺术的感觉。
导演延续了乔治小说原著的压抑感,但是仅此而已,相比较书中各种对于集权政治以及反乌托邦思想的描写,影片显得过于片面以及沉闷,导演对于节奏以及情绪层面把握的失败让观影过程相当痛苦,让人感到煎熬,过于文学化的表达限制了影像的在影片中起到的作用,还是期待芬奇的新版吧。
做为反纳粹反人类影片的先驱,本片着实震撼。不停播报的洗脑视频、具化的数据、物资贫乏、文字狱、全面禁欲、抹杀个体认知与历史真相,等等等等。遭受独裁迫害的惨状逐一暴露,令人焦虑心惊,陷入无助的恐惧中轮回。过去现在将来均已死,何等的末世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