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母鸡

导演真是很会气人啊，起这么个名字，差点想跳过，结果发现这又是一部经典。这部和前面的独生子，父亲在世时，可以看做想连的。父亲在世时的结尾，儿子和女友坐火车离开，这一部里面，丈夫去当兵四年未归，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靠缝补衣服挣钱，真贫病交加。 孩子小，女性只能做些缝补的简单工作，日常已经开始当衣服家当，物价飞涨，妻子刚刚把自己最后一件和服当掉，儿子就生病需要住院。妻子没办法只好拿身体去做了一次交易。这真是万般无奈，认识的人都很穷，实在不能再麻烦别人。孩子安然脱险，丈夫二十天后回来了，面对丈夫的询问，妻子想着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就哭着说了。丈夫心里明白妻子没有别的办法，但就是无法接受。我就纳闷了，你有啥不可接受的？你四年没回来，孩子都能满地乱跑了，妻子还在家里守着，你还想怎样？难道你觉得他们在后方喝西北风就能过日子？你能理解别的女性迫于无奈出卖肉体，可以同情可以帮助，但是到了自己的老婆，就希望她三贞五烈，守身如玉，你想的真美好啊。思念在外，妻子苦苦支撑，既然你还活着为什么不写信？如果没有钱，为什么不找你朋友帮忙？你一回来你朋友就主动要借钱给你，你转手就把钱送给了另外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回家余怒未消，把老婆推下楼，而且还要站在高高的楼梯上问，你没事吧。我的天啊，但凡女主你有点经济能力，也不用还一瘸一拐的爬上楼，跪在丈夫面前说对不起，让你受伤让你流泪让你难过了，你想怎样都行，只要你能高兴。我的天哪，我要掀桌子了啊。你才是那个四年里面自己一个人辛苦把孩子带大，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牺牲的人，为什么还要再被伤害一次啊。丈夫的想法是啥？我的老婆被别人占了便宜，我不平衡。我也要伤害她一次，我才能好受。 其实我明白，物价飞涨，大量失业，生活困难，这事社会造成的，社会造成的灾难却要落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身上，一家人都受到伤害，内部消化，继续取暖，忘掉过去，一起走下去。 还是女主朋友说的对，这种事就不该说，过去就过去了。难道你说了，这件事情就能当做没发生过吗？说完了你好受一点，多了一个人难受。话说日本男性找工作真是容易啊，回来就有。女性找工作各种碰壁，还得男性施以援手，马上就可以解决。

故事大纲：时子的丈夫去参战这几天会被遣返回来，本来就已艰难度日的她，屋漏偏逢连夜雨，唯一的儿子得了急性肠胃炎，送去住院急救。

那一夜时子向神祷告，祈愿儿子能平安度过凶险的急性肠胃炎。所幸孩子争气，病情好转。

可刚一露出快乐的神情，命运就露出狰狞的面目。孩子住院要交10天的住院费，时子没钱缴纳，怎么办？

无奈之下，时子只好卖春交换儿子的医药费。时子事后愧疚不已。

这天时子的丈夫终于回来了，丈夫问起儿子是否生过病，医药费找谁借的。时子道出了实情。丈夫会如何看待时子的卖春？他会怎样对待时子？时子和丈夫的关系会走向何处？

1.好像有女人在哭

战后的日本一面是颓唐，一面是高耸入云的国家机器。在巨大到令人震慑的国家机器底下，一群残破低矮的房屋，战后日本的割裂性就此展开。

这种景况于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白天拼命从人群挤上摩肩接踵的地铁，到达高耸整洁的玻璃幕墙写字楼，伪装8-12小时的职业白领。走出玻璃幕墙，月亮高悬，又是无暇领略晚霞的一天。越晚出租屋走，灯光越暗，潮湿狭窄的城中村单间，大城市分给我们的容身之所。

一边是时子扮演的妻子卖掉最后的一件和服，换取二十元的营生周转，苹果只能一个一个买；一面是棋牌室里打牌的赌注，动辄几千的输赢。苟且如蝼蚁，有哪个富人会发善心，救济时子凑足儿子十天的住院费？没有。时子在家被钱逼得毫无办法，掩面大哭。哀民生之多艰。

《奇葩说》中黄执中谈博物馆失火救《蒙娜丽莎》还是就一只猫时提到遥远的哭声，这便是遥远的哭声。被生计逼迫成为性工作者的一名女性发问：“好像有女人在哭”。

不只是时子真实地在哭，日本底层女性都应该长歌当哭。谁不想找正经工作？谁不想保持清白自身？都被周边轰隆隆的机器声盖住，无人知晓，无人问津。

2.还记得年少时候的梦吗？

时子绝望到哭泣，可画面一转，风俗店里轻歌曼舞的声音传来，照进消毒水味的被子。嫖客还在回味刚才的温柔乡，时子的痛苦就这么被带过。

后来小津安排一个性工作者出场讲了她的身世。父母一个患病一个去世，家中还有年龄尚小的弟弟妹妹，她被迫成了个性工作者。站在阁楼的窗户前，听到小学上课的铃声。

“以前我就站在捡树上掉下来的松子。”

学校旁边一家风俗店，曾经天真捡树下果实的小女孩，最后成了窗户前最低贱的性工作者。人生何其残酷，当时的捡果实的小女孩如果知道自己最终会变成性工作者，她还想长大吗？

松子掉下来了，有人会去捡；她掉下来了，谁会在意？站在窗前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愿望，在那棵树下交换了人生。

3.命如草芥

败战而归的丈夫终于回来，时子忙不迭地爬上高陡的二楼木质楼梯。她以为救世主终于出现了，丈夫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可是生活不会空降一个救世主，丈夫回来打听儿子患病的事，时子不想欺瞒丈夫，将卖春筹集医药费的事如实相告。

原本温暖的榻榻米房间像坠入了冰窖，冷得能冻死人。知道真相的丈夫实在痛苦，他要如何自处？时子的生活没有更好，蜷缩在角落等待丈夫的审判。没有等来救世主，反倒等来丈夫的巴掌揉搓。

一瓶啤酒罐从高陡的楼梯坠下，叮当叮当，趴在那里没有生息。

丈夫逼问妻子风俗店的地址，不然他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于是就有了刚才性工作者的故事。丈夫也并非不理解妻子，只不过他太生气了。

明明知道一切都是逼不得已，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一次推搡中，丈夫失手把妻子推下楼梯，

一次吵架后，时子从高陡的楼梯坠下，叮当叮当，趴在那里没有生息。

小津是善良的，时子趴在那里终于起身，仿佛经历第二次人生。丈夫终于和时子和解，我们一起忘掉烦恼，重新开始。虽然很难，但离开你，我一个人也无法活下去。

这就是时子为什么会像丈夫坦白的原因，他们竟然如此相爱。

这是小津的解决之道，很多人可能会骂价值观不正确，但站在丈夫的角度，这种无奈，谁又能坦然处之呢？

这是我看小津的影片，目前极为不满意的一部！我讨厌男权，讨厌大男子主义，当然这不代表我倾向女权，这两者中间有个平衡。这部影片输在了丈夫这个角色上，是极度令人失望的存在，更何况是在小津的影片中。妻子迫不得已，为了家庭与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在当时却是她作为母亲最应该做的事情，且还是在没有任何选择下。所以丈夫是可悲的、痛苦的、有些不堪的。

抛开角色，这部影片仍旧是小津安二郎值得赞扬的大师作品，是他众多影片中不可逾越的代表作。丈夫推妻子从楼梯滚下，镜头与日本殿堂级女演员田中绢代的配合，在1948年必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合逼仄局促的空间感觉，这是属于小津的夹带私货，摄影入画的节奏与构图标准，从未失手过。而这一切，在《东京物语》中，达到了顶峰，也注定是影响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影人的电影大师！

东京物语 (1953)

9.1

1953 / 日本 / 剧情 家庭 / 小津安二郎 / 笠智众 原节子

东方电影中的凡尔赛！

风中的母鸡

不过说句题外话，通过这片子，个人感觉小津应该是反战的，对于曾经侵华也好、参加过战争也好，这一切与电影导演的身份应该是可以分的开的，所以很怪的现象就是，影片中因为丈夫参加战争，导致妻子儿子受磨难与病痛，回家后他也是内心备受煎熬与痛苦。所以若小津是这样思考的，这个现实的内心暗喻从侧面也证明他了的心理应该是讨厌战争的。所以一系列影片中，很多都有战争元素，却也玩笑着战争。尤其是他早期的默片！

最后只能说，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内心或许都是被重创的。无论身份是军人、士兵、百姓、妇孺。因为大环境是可怕的，低层必会有些扭曲与肮脏。（感受而已，这句话无关小津安二郎导演！）

当田中娟代试图向友人解释自己卖身的理由时，镜头反打到后者脸上，那简直是一个韦斯安德森的人物，面对摄像机像面对一个题词机，字正腔圆又富有音调韵律地念出一大长段台词。这样的画面很容易让人反推回小津广为流传的电影观上，即演员的存在价值是通过导演完全的操纵而实现的，只需事无巨细按照导演指令做出动作与表情即可——但，不是的。很明显，在风中的母鸡中，这些毫无共情能力而如道德警察一般的木偶演员，却是为呈现“唯一的人”田中娟代而存在的。无意识似的正反打常常在一张正义凛然的样板戏面孔与一副不可以语言形容的高度情绪化的脸之间不断切换，宛如一个被“军国”包围得死死的人。

归家后的丈夫可以从任何一点点妻子的犹疑中看穿她的过错。“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啦?……你说话啊！……你不能说吗？是不能说的事情吗？……喂！怎么了！?”目睹过这样的画面，观众大概不能完全相信翌日妻子面对质问她为什么要告诉丈夫卖身一事的友人的回答：“我们之间没有谎言的。”这样的信条即使真的存在，也是建立在“谎言不被允许”的前提下吧。

战败归来的丈夫第一次出现时是在睡觉，被儿子的“爸爸”声叫醒后，露出喜悦而幸福的微笑。我总以为小津的战败者应当是茶泡饭之味开头沉着面孔独自坐在吧台饮酒、提及南京便不乏回避之意的落寞男性，此处这位却仿佛只是多年外地借调终于返家，饱含团聚的喜悦。“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不能解释小津为何偏偏要选取这一人之常情来拍，他是真正战败过的人，为什么要刻意扭曲自己的面貌?

战败的社会风貌，在自然层面是空镜中无人的空旷沙地与凌驾于低矮木屋之上的巨型废弃钢架，人的生活方面则是物价飞涨（或不举的男性，坐在妓院里和女人们打牌闲扯），真正参与到战争中的人反而成了最吊诡的存在：一边占据道德制高点把妻子从二楼楼梯上推下去，一边对着背影极像妻子的妓女说“我明白了，你确实很难……过两天我给你找份工作吧”。战争的羞耻感仿佛被转嫁到为支持战争而不断牺牲与剥削自己的平民身上（虽然投射对象为田中娟代，但我不觉得小津是在有意描绘某种独属于战后女性的困境），如大岛渚所言，在战后日本，统治者通过自我批判摆脱了犯罪意识，被统治者却在自我批判中产生了一种犯罪意识。妻子卖身的直接原因是小孩大肠炎而她缺乏收入来源，深层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现实，而细化到家庭的构成上，丈夫的缺席导致仍附着“妻子”这一身份的田中娟代不得不面对道德与现实的两难困境，她只能在舍弃“妻子”身份的情况下卖身，或者在携带“妻子”头衔时保持贞洁。换句话说，缺席的丈夫造成了这一困局，归来的他却变身成清算受困者的角色。

如前所说，从小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看，单纯为战争后方牺牲的女性控诉不平的心理不会是他真正的表达驱动，而田中绢代代表的究竟是被美国俘虏和追责的日本士兵，还是将统治者的战败罪责转嫁到自己身上的、负罪的日本平民，我不太确定，毕竟作为无论从生活还是观念都与军国同频的小津，他做过更多的不是反思军国，而是将社会视为已成定局的事实，垂怜此间受伤的自己。但要求刚从二楼摔下去的妻子“站起来！”“坚强起来，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很难不让人将丈夫的鼓动看作政府无视战争伤痕而急于复苏战后社会的催逼。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从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小津的其他电影里，《东京之女》中，得知姐姐卖身接济自己的弟弟选择自杀，获得消息后姐姐流着泪说，真是个笨蛋。软弱（并以其博取观众的共情与伤感）才是小津电影中典型的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