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15

《聚焦Spotlight》最终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此前的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它两次败给了小李主演的《荒野猎人》。幸好奥斯卡的6000多个评委到底还是慧眼识珠，他们心里明白，无论小李的表演多卖力、《荒野》的景色多迷人，论故事、论剧情，还是《聚焦》更胜一筹。而作为一名在传统媒体呆过多年的“老”报人，看到这样一部讲新闻记者工作的影片，内心真是感叹不已——在纸媒已经日渐式微的今天，《聚焦》叫人重温了报纸昔日的荣光。

这张海报真大爱

一

《聚焦Spotlight》的故事发生2001年，那时候“911”还没有发生，《新京报》也没有创刊，尽管互联网的大潮已经袭来，但中国报业还在蓬勃上升。无数有志的文艺青年怀揣着用真实打动人心的梦想，纷纷投奔到媒体的大旗下（我亦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彼时的我们正当年轻，豪情万丈，相信可以凭自己的一枝笔“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也有着一群相同理想的媒体人。 “聚焦”栏目的性质大约相当于我们央视的“焦点访谈”，就是那种专给社会挑刺的新闻，它所属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下属的一份地方性报纸，创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该报在2002年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刊发了约90篇文章揭露美国各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丑闻，并且指出：教会其实早已知情，却始终在包庇恶行。这一番锲而不舍地穷追猛打引发了全球关注，最终惊动罗马教廷，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便是《罗马教皇接受劳主教的辞呈》。本片正是改编自BG这一组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超长报道。 性侵儿童这个主题一直电影青睐的题材，比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片《素媛》和《熔炉》。就是讲教会内部性丑闻的也不乏先例，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已故的菲利普•霍夫曼合作的《虐童疑云》，还有西班牙大导演阿莫多瓦带有自传性质的《不良教育》——阿导不惜在片中自曝童年曾受神父侵犯的经历。但也正因为此，这个内容也很容易被拍“烂”，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过度煽情的窠臼，何况是非对错一目了然，观众在走进影院之前都已经站好了队，除了再次激起人们心中的义愤，电影还能做什么？

有好几段在走廊里穿行的戏，记者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行进之后寻找到出口吧

二

“聚焦”栏目14年前爆出的丑闻相当震撼：仅波士顿地区涉案的神职人员就高达271人，有的连续作案已经长达30年。这样惊人的故事，影片却处理得极为冷静和克制，没有歇斯底里地哭诉，没有正义天使般的记者，也没有唇枪舌战的辩论和对峙，有的只是媒体人埋头工作的日常点滴。平淡的叙事消解了戏剧冲突，使整个作品呈现出纪录片般朴实的风格。 电影开头，BG编辑部集体欢送老总编离开。大家开玩笑，吃蛋糕，然后镜头随着“聚焦”小组的萨夏和马特一路穿行回办公室。马特无意中提到自己吃不下蛋糕，因为那会让人心情低落。为什么低落？这里面有深意。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台词和细节。关于新总编的消息在办公室里流传：听说他是个难缠的人，听说他在迈阿密裁掉了15%的人。显然在美国的市场环境下，互联网的冲击更快地到来，对BG这种地方报纸而言，打击是多重的：读者数量日益下降，出色的骨干都被上面的老大NYT抽走了，留下来的人还要面对一天紧似一天的裁员压力（数年后的2013年，NYT最终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将BG出售。要知道1993年时，它可是以11亿美元把BG买进来的，还创下了当时报纸收购的最高纪录。20年风水轮流转，纸媒衰落的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不久，新总编马蒂•巴伦走马上任。和BG大部分采编人员都是本地出身不同，这位内敛沉默的媒体人此前甚至没有到过波士顿（“聚焦四人组”私下里揶揄：或许该送他一份波士顿地图）。但上任第一天，巴伦就展现了强大的工作魄力：不仅恢复了上午十点半的谈版会，而且丢给“聚焦”一个新任务——去跟踪一篇专栏文章里提到的神父性侵儿童的案件。这场谈版会的戏前后仅2分多钟，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在普通观众眼里，这不过是一次略为沉闷的工作会议，但有过切身经历的人方能体会到波澜不惊之下涌动的暗流，每一句话都是重重伏笔，看得人惊心动魄，如同《红楼梦》里那些暗藏玄机的对白。

《聚焦》有很多戏份都是室内的会议戏，各种走位和调度其实都有讲究

三

借助巴伦的追问，观众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波士顿，性侵案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76年就有受害人报案，警方、教会、律师都已经知情，甚至还有受害人组织和良知律师向报社投书揭发，BG自己也做过几篇不痛不痒的报道。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明显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遗忘了、掩盖了，施暴的牧师仍然被派往不同的地区任职，导致恶行一再发生。直到有一天，有人终于狠下决心把那些散落的碎片连缀起来，人们才突然发现，真相竟是那样可怕。 “如果养育一个孩子靠得是整个村庄的支持，那毁掉一个孩子整个村庄也脱不了干系。”影片借律师加拉贝迪安的口开掘出“控诉和揭露”之外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体制之恶高于个人之恶”。整个事件不单是少数人的个体犯罪，如此大规模的罪行完全是体制包庇和纵容的恶果。但是，在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传统的城市，一听说要与教会为敌，所有人都望而却步，只有巴伦，以及亚美尼亚裔律师加拉贝迪安这种外来者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揭开丑闻的盖子。 站在商业电影的角度，无疑是《熔炉》之类的作品更通俗易懂，丑陋可怖的校长和柔弱无助的聋哑孩子，这样鲜明的对比太容易引发汹涌的同情。但本片中，主导整个调查巴伦和“聚焦”组长罗比永远都沉着而冷峻，话语中听不到丝毫维护正义的激昂，参与调查的记者几次义愤地想要公布牧师名单，都被他们按下了。因为他们深深明白要对整个体系进行问责，而不能针对单个施暴者做出批判，一旦公众把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那么案件很有可能就像过去一样大事化小：教会出来顺应民意对犯罪的牧师加以谴责，摇身一变成为关心教民、替天行道的好机构，最多只承担约束不力的责任，顺利逃脱惩罚。如巴伦指出的那样，把板子打在个体身上，不能促成根本性的改变，唯有对整个体制发难，才可铲除罪行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BG性侵案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标题选择了《教会包庇牧师多年》，而不是“70名神父涉及性侵”。 相较于韩国电影人的感性，美国电影人对性侵案不止于煽情和煽动，而是提供了理性层面上的反思。面对一个顽固的封闭系统（教会），一个麻木的熟人社会（波士顿），《聚焦》给予了手术刀般的剖析，也成就了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电影。

看完了电影，非常激动，于是和同学连夜把这篇报道翻译了出来。时间仓促，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点击阅读英文报道原文 转载请注明译者，如有侵权请告知 《教会多年放任神父性侵行为》 -明知吉欧根的过往，教会仍然将他从一个教堂调到另一个教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超过130人出面讲述了可怕的童年经历，揭露前任神父约翰·吉欧根30年间在6个大波士顿地区的堂区大肆猥亵或强奸他们的行为。 受害者几乎全是上小学的男孩，其中一个只有4岁。 去年七月，有消息透露，红衣主教伯纳德·劳 (红衣主教是波士顿总教区的最高负责人，译者注) 从1984年开始就已经知晓吉欧根的行径，但劳还是批准他转到圣茱莉亚教堂，那是劳在波士顿担任主教的第一年。小威尔森·罗杰斯，这位红衣主教的律师，在去年夏天为这一次调任辩护道，总教区具有医疗措施，每一次吉欧根的职位调配都是“适宜且安全的”。 但一位下属主教认为1984年对吉欧根的调任是非常冒险的，他写了一封信向红衣主教抗议。聚焦团队 (即本篇的报道小组，译者注)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吉欧根之前的性癖好，总教区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证据包括他在1980年的一段陈述，根据记录，他表示对一个大家族内7个男孩子的频繁性侵并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 事实证明，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是灾难性的。吉欧根被委任负责3个青年团体，包括辅祭（举行弥撒时的辅助者，过去多为男童，译者注）。1989年，更多的性侵投诉迫使他因病离开，在专治神父性侵癖的机构里待了几个月。即便是这样，总教区依然让他返回了圣茱莉亚教堂，此后三年，吉欧根仍然在此持续性侵儿童。 现在，吉欧根将在下周第一次面临两个刑事犯罪指控，即使是他性侵罪行的细节，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许多天主教徒：吉欧根历经三任红衣主教和诸多教堂主教，但竟然在34年之后，这些孩子才终于逃离了他的魔爪。这究竟是为什么？ 红衣主教劳的发言人多娜·莫里西表示，红衣主教和其它教会高层拒绝回应关于吉欧根的问题，她说教会没兴趣知道《波士顿环球报》想问什么。 在1984年前往韦斯顿之前，吉欧根已经屡次因猥亵男童而接受治疗，至少一次接受入院治疗。因为性侵，他至少被从两个堂区调离。举例来说，1980年，他被勒令调离牙买加平原的圣安德鲁斯教堂，因为他承认在那儿猥亵了7名男童。 1981年，在一年的病休之后，吉欧根被派到了多切斯特地区的圣布兰登教堂，看起来他仍然没有受到监管：与他共事三年半的牧师詹姆斯·莱恩告诉朋友，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吉欧根有过性侵的前科。 1984年11月，关于吉欧根性侵儿童的投诉迫使红衣主教劳将吉欧根调离多切斯特地区。过了两个月，红衣主教劳让吉欧根在圣茱莉亚教堂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1993年吉欧根不再担任教堂教职，至此，红衣主教劳已经纵容吉欧根在韦斯顿待了超过8年之久。然而，根据一些对吉欧根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来看，即使这一决定重新安排吉欧根在退休神父之家担任公职，也没能阻止66岁的吉欧根继续寻觅、猥亵幼童。 最终，1998年，教会“开除”了吉欧根，剥夺了他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 吉欧根的犯罪辩护律师，杰弗里·帕卡德，说他的客户对针对他的指控不予评论。吉欧根性侵案的第一起刑事诉讼将于1月14日在密德萨斯高等法院开庭（本文刊发日期是2002年1月6日，译者注）。第二起将于2月在萨福克高等法院审理，他将面临一些更加严厉的指控。至于民事诉讼，吉欧根没请律师，也并不抗辩对他的指控。 红衣主教的律师罗杰斯七月份时曾暗示，教会可能就医生对吉欧根的康复认定进行法律辩护。《环球报》得到的教会记录显示，吉欧根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时确实已经在医学层面戒除性侵强迫症状，但就职后仅1个月，他又再次犯案。 在1984年的时候，许多临床医生仍然相信猥亵儿童的人是可以被治愈的。但其他专家很早就警告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曾经性侵过儿童的神父可能变成频繁作案的惯犯。 除此以外，研究儿童性侵问题专家和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们说，很显然对总教区来说，1984年就不该让吉欧根这种有着习惯性性侵记录的人回到教堂。 “在吉欧根的案子里，教会违背了它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观——保护幼儿、培养禁欲精神。”曾任神父的理查德·西普如是说。西普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研究神职人员性侵方面的专家，长久以来，他认为天主教会在处理性侵儿童的神父上行动迟缓。 聚焦团队发现，有证据表明，一名红衣主教劳的高级下属曾经担忧吉欧根可能会在韦斯顿地区的圣茱莉亚教堂引起更多的丑闻，吉欧根从1984年11月13日起在那里任职。12月7日，主教约翰·达西向红衣主教劳写信，考虑到“一些与年轻小男孩们有同性恋牵扯的过往”，他质疑对吉欧根的任命是否明智。 不到一周，就有两名医生为吉欧根的神职扫清了障碍。一份法院文件中的总教区年鉴记载着，“1984年12月11日，医生：［罗伯特］-吉欧根神父‘完全康复’……1984年12月14日，医生［约翰］：没有精神病问题或者缺陷，不影响他教会神父的工作。” 这些法庭文件中还包含着一封悲惨又带着预见性的信，这封信是1982年8月写给劳之前的红衣主教梅德罗斯的，来自吉欧根在牙买加平原地区时迫害的7个受害者的姨妈。她对自己奉献一生的教会表示了质疑：教会在吉欧根对她们家庭做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竟然给了吉欧根又一次机会在圣布兰登教堂任职。 “不管他或者治过他的医生怎么说，我不相信他被治好了。他的行为明显说明了他并没有，根本就没什么能保证一个有着类似癖好的人可以被治好。”玛格丽特·加兰特在给前任红衣主教梅代罗斯的恳求信中如此说道。 “这让我觉得非常困惑，教会对此表现得这么不上心。”加兰特写到，《环球报》拿到的总教区记录，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加兰特在性侵发生后的两年写了这封愤怒的信：吉欧根再次出现在了牙买加平原，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这一份记录显示了第二个月，“又一封来自加兰特女士的信。为什么没有人做点什么？” 单单就牙买加平原案一个案子，总教区的高层官员就发现了吉欧根对年轻男孩子们的吸引力，并且知道了他是怎样选择受害者的：和蔼可亲的吉欧根通常和信天主教并且挣扎着养活一大家子的妈妈们成为朋友，通常是单身妈妈。他提出要帮忙，通常是提出带孩子们去吃冰激凌或者陪孩子做睡前祷告，毫无疑问，他的提议会被接受。 曾经在海德公园住宅项目居住(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译者注)，帕里克·麦索利在12岁时成为了吉欧根的受害者。那是1986年，即吉欧根被派往韦斯顿的两年之后。 麦索利说，吉欧根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结识了他们一家人。当他了解到自己父亲自杀了，便来拜访并向他患精神分裂的母亲致以哀悼。接着，这位神父就提出要给麦索利买冰激凌。 “我甚至觉得有点滑稽。”麦索利在采访中回忆。“我才十二岁，他是个老头啊。” 麦索利说，在买完冰激凌开车回家的路上，吉欧根安慰了他。但接着他拍了拍他的大腿上边，然后手就滑到了他的裆部。“我呆住了，我没法思考了。他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生殖器上，开始为我手/淫。我吓呆了。”他还补充道，吉欧根随后开始自/慰。 “当吉欧根把浑身打颤的麦索利送回家的时候，他建议把发生的这些事儿都当成他俩的秘密。“他说‘我们都很擅长保守秘密吧。’”麦索利说。 多年以来，麦索利都在和酒精、抑郁作斗争。现在，作为起诉吉欧根的原告之一，麦索利过得很苦。“后来我发现，天主教会其实知道他是一个猥亵儿童的人。每一天，这事都越来越困扰着我。” 麦索利说。 许多文件尚待启封 来自达西主教和玛格丽特·加兰特的信件是《环球报》在查看法院的公开文件中发现的，共有84桩待决民事诉讼起诉吉欧根。但是对于吉欧根的丑事来说，这些公开记录显然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教会对吉欧根监管的证据都被法院令秘密封存了，只允许教会的律师查看。 11月，高等法院法官康斯坦斯·斯威尼下令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于是总教区向州上诉法院上诉，辩称《环球报》以及公众，不应该有权接触有关教会内部工作的文件。但是教会的上诉上个月被驳回了。这些记录，包括主教们的证词和人事档案，将在1月26日公开（本文写在2002年的1月，译者注） 多年来，红衣主教，还有其他五个曾任吉欧根上级的主教，在多个民事诉讼中被控玩忽职守，因为他们知道吉欧根的性侵行为却并未作出行动制止事情的发生。在此之前，从没有这么多的主教需要在针对一个神父的性侵指控中来为自己辩护。这五个主教，如今都已经成了他们各自教区的领导。这些主教是：纽约州布鲁克林地区的Thomas V. Daily，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地区的Robert J. Banks，纽约州洛克维尔中心地区的William F. Murphy，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地区的John B. McCormack, 还有新奥尔良的大主教ArchbishopAlfred C. Hughes。 这起事件是自1992年以来，在美国教区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丑闻。 1992年，在霍巴克河教区，超过100名受害者公开露面，出示证据证明詹姆斯·波特神父强制性侵儿童，而时任高级教士的马德里奥在父母知晓波特的性侵行为之后，只是将其从一个教堂调离到另一个教堂。 1997年以来，总教区共解决了约50件针对吉欧根的诉讼，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但没有公开任何保密文件。 84件待决诉案中的原告拒绝轻易索赔了事，教堂方面的内部文档也必须按要求在诉讼中公开。于是，总教区强行拿走了与监管吉欧根有关的信息，不让公众看到。例如，当其中25件诉案将红衣主教老作为被告人之一时，罗杰斯律师要求法官按下所有关于这位红衣主教的信息，声称他的名誉将有可能因此受损。这一要求遭到了法官的拒绝。 12月17日，总教区律师罗杰斯致函《环球报》律师乔纳森·阿尔巴诺, 威胁如果报道中公开了任何案件中的保密记录，他们将会对报社及律所采取法律制裁。他警告称，如果记者采访涉案的神职人员，他将会采取法庭强制措施。 数十年来，在美国的天主教堂之中，神父的性侵行为被层层掩盖。包括吉欧根在内，性侵儿童的神父大多要求那些身心受创的儿童对事情保密。而发现真相的父母大多感到羞愧和罪恶，拒绝承认事实，试图忘掉教堂所做的种种。少数选择投诉的家长也被要求噤声。与此同时，牧师和主教将性侵行为视作违反戒律而非一种难以控制的强迫症状，他们认为神父可以通过忏悔来改过。 马塞诸塞州的法律甚至也默许这种隐秘的行为，至今仍然如此。在吉欧根猥亵儿童的数十年间，尽管大多数监护人应当依法向警方报告性侵事件，并有可能提出诉讼，但神职人员并不受到这项法律的约束。直到去年夏天，教区才出人意料地放弃长期以来与法律相悖的立场，将神职人员加入到“强制报告”名单之中。但该法案在审议中不了了之。 近几年，尽管教堂对法庭依然有恃无恐，但情况还是有所变化。1985年，在包括红衣主教劳在内的一些国家高级教职人员的敦促下，教会做出了一份针对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的机密报告，报告也预测到了这一点。报告中说：“过去，我们依靠罗马教廷法官和律师保护教区和神职人员，这种日子一去不返。” 十二月中旬，《环球报》要求采访劳主教和其它教会官员。但迟迟不见答复，直到上周五教会发言人莫里西在电话中表明，他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包括书面采访。当被问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总教区对采访问题毫无兴趣的时候，莫里西回答：“对”。 为了准备这篇文章，《环球报》的记者试图采访吉欧根曾经的的上司或同事，但没有一个主教愿意做出评论。同事中，也几乎很少有神父愿意公开发言。其中一个教堂主管神父直接挂了电话，而另外一个人在听到吉欧根的名字时就狠狠地甩上了门。 授职之后的性侵记录 毫无疑问，吉欧根在1962年接受神职于索格斯任职之时，就曾经性侵过儿童。主教区近日就曾经的指控进行赔偿，从《环球报》得到的教堂记录中可以看到，吉欧根在1995年承认，曾经猥亵过来自同一个家庭的4名男孩。在目前的案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是，教堂官员是否已经知晓当时的性侵事件。 前神父安东尼·本茨维奇表示，他曾经警告过教堂高层，吉欧根经常将年轻的男孩带到他的住处。在针对吉欧根的指控浮出水面之后，一些新闻报道中也引用了本茨维奇的话。他曾提到，教堂官员曾经就揭露吉欧根事件威胁他，扬言要将他调离到南美洲担任传教士。 他将故事告诉了近期代理一系列与吉欧根、教堂发生民事诉讼律师的米切尔·加拉巴蒂安，这些都可以在法庭书面陈述上看到。 但是《环球报》回看法庭记录时发现，当2000年10月，本茨维奇前往加拉巴蒂安的办公室准备进书面作证的时候，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成为了他的代理律师。这位律师的父亲正是红衣主教劳的律师。接着，宣誓后的本茨维奇改变了自己的证词。他说自己并不确定吉欧根是否带那些男孩去了自己的房间，也不记得是否向上级报告了吉欧根对儿童的行为。 在最近一次接受《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本茨维奇表示他的确记得吉欧根将男孩们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说，吉欧根总是去找男孩并喜欢让他们穿成神父的样子。但是，他再一次重复了自己宣誓时的证言，不记得就此事通报过上级。 本茨维奇说，宣誓前，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曾经找过他，告诉他教会在试图保护他免于成为被告，并且愿意成为他的代理律师。本茨维奇还说，自己之前同记者所说的话被误解了。 加拉巴蒂安因为保密规定，拒绝同《环球报》讨论本茨维奇的情况。然而，一旦有证据显示上级对吉欧根的性侵行为知情，教堂在未决诉讼中需要支付的经济赔偿将会大幅提高。 吉欧根的第二次任命发生在1966年，他被派遣至圣伯纳德教堂。根据教区提供的吉欧根任职记录详细年表，这次任职为期7个月。教区并没有解释为何派遣记录如此简略。 在待决案件中，吉欧根再次被指控于1967年到1974年间，猥亵其当时任职的辛厄姆圣保罗教堂堂区中数个家庭的男孩。其中一名受害者，安东尼·穆茨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除了自己的这一起性侵事件，他的叔叔也曾经发现吉欧根猥亵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叔叔要求吉欧根离开自己的房子，并且向圣保罗教堂的主管提出抗议。 当时在巴尔地摩西顿协会任职的精神科治疗师西普表示，这一抗议的时间恰恰与吉欧根在西顿协会接受性侵个人治疗的时间相符。但吉欧根并非西普的病人。 派遣辛厄姆期间，吉欧根将手申得更远。他结交了乔安妮·穆勒，一位住在美尔罗斯的单身母亲，家里有四个男孩。根据证词，这位神父再次成为了这家的常客，当上了穆勒的精神顾问以及她儿子的伙伴，这些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 穆勒证实，一天晚上三儿子找到她，坚持告诉妈妈不要让吉欧根靠近他。“我不想让他再碰我的那里...”她回忆儿子当时说的话。 根据穆勒的证词，她询问了其他三个儿子并得知，吉欧根声称要带他们出门去买冰淇淋、帮他们洗澡、读睡前故事，然后便是以肛/交和口/交的形式强暴他们。同时，穆勒还说，吉欧根不让他们告诉别人。一个儿子告诉她，“我们不能告诉您，因为神父说这是在忏悔。” 穆勒说她立刻就带着孩子们去见了保罗·米切利，梅尔罗斯圣玛丽教堂的主教，他对吉欧根和自己家都很了解。 米切利向她保证，教堂方面将会以适当的形式处理吉欧根，并且“不能再做神父”。他还让她对此事保密：“已经发生了如此糟糕的事情，试试不要去想它，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米切利现在是红衣主教劳的内阁成员，他的证词与穆勒所说相互矛盾。他声称自己想不起她的名字，也没有过像她所说的那次会面。但米切利承认，自己的确接到过一个女人的电话，说吉欧根同自己的孩子相处时间过长。 他在证词中说，电话中并没有提到性侵行为。尽管如此，米切利称自己还是前往吉欧根位于牙买加平原的新教堂，当面向吉欧根传达了这位女士的担忧。 需要帮助的家庭十分脆弱 如果说，穆勒无形中让吉欧根得以轻而易举的进入自己家，并趁机接近孩子，那么玛利亚塔·杜索尔德的情况也是一样。1974年到1980年至今，在这位神父的下一站，牙买加平原森林山地区的圣安德鲁斯教堂，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杜索尔德独自抚养自己的4个孩子，三男一女，同时还有她侄子的四个儿子。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居住的社区非常穷困，她希望能有一位令孩子们仰慕的神父。之后，她遇到了吉欧根，掌管教堂的辅祭和童子军。 她苦涩地回忆道，吉欧根很愿意帮忙。不久之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家里，定期带着七个孩子出门去买冰淇淋，哄他们睡觉。这样的日子几乎持续了两年。 但每一次，吉欧根都会定期对七个男孩行不轨之事。根据法庭记录，他有时会对他们口/交，有时会抚摸他们的生/殖/器，或者偶尔在他祷告的时候强迫孩子们摸他的生/殖/器。 一份1994年标有“私人保密”的备忘录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吉欧根即使在静修期间也会待在杜索尔德的家里，“因为他太想念这些孩子们了。他‘会在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抚摸他们，并且摆弄他们的阴/茎来叫醒他们。’”（天主教内的一种宗教活动。在一定时期内，避开"俗务"，进行宗教静修，译者注） 根据法庭档案、杜索尔德的解释以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堂官员，我们得知，杜索尔德最后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孩子们告诉了他们的姨妈玛格丽特·格兰特。杜索尔德吓坏了，向附近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主管神父约翰·托马斯教士投诉。 托马斯质问吉欧根，但被吉欧根的态度吓到了。吉欧根随意地承认了这件事，“他说，对，都是真的。”那位官员回忆道，就好像问他的问题是“你喜欢巧克力味还是香草味的冰淇淋。” 托马斯随即驱车前往总教区位于布雷顿的办公室，通知戴利。就在当天下午，1980年2月9日，戴利致电正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的吉欧根，两人的对话很简短，“回家。” 吉欧根争辩将会没有人来做下午四点钟的弥撒，但戴利说，“我来做。”“回家。”这位官员说戴利后来开车来到牙买加平原并主持了弥撒。 弗朗西斯·德莱尼是吉欧根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的主管神父。在采访中说，他说教会方面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吉欧根会离开教堂。 杜索尔德说，就在几周之后，愧疚的Thomas来到了她家，告诉她吉欧根承认了自己曾经猥亵这些男孩，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只有两家。” 托马斯当时在神父间进行了一次附加礼拜，之后恳求杜索尔德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他说吉欧根学习了很久才得到神职，如果指控被公开，后果很严重。杜索尔德说，托马斯问她，“你知道自己夺走了他什么吗？” 托马斯现在已经退休，拒绝了采访。 1994年的一份总教区文件记录着吉欧根反复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七个孩子的态度：吉欧根承认这一事件，但并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或者是一个有关教区职责的问题。 吉欧根在接下来的几年因病休假，就其强迫性症状接受治疗，但仍在西罗克斯伯里与家人住在一起。1981年2月，他被派遣到圣布莱顿，他任职的第五个教堂。 几乎是刚一到任，吉欧根就开始负责圣餐，也与那些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交友，甚至将那些男孩带到自己位于斯基尤特的避暑别墅。这些父母后来发现，吉欧根在那里猥亵了这些男孩。 圣布莱顿教堂的主管神父莱恩向堂区内一位值得信赖的老师透露，吉欧根之所以可以如此不受拘束，是因为主教并没有告知他任何吉欧根的前科。 这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教师说，一开始，吉欧根愿意无私献出自己的时间同孩子们相处的行为令人欣赏。但是慢慢地，教区居民们开始怀疑，“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教师说，“他只找几个固定的目标。” 吉欧根在这个教区待了两年，犯下了更多性侵案。1984年，他的任期突然中断，莱恩说那时他收到了投诉，说吉欧根对教区的孩子进行了性骚扰。 那位老师回忆，莱恩极为震惊，在告诉自己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痛哭。她说，他对于自己没有得到警示感到非常愤怒，“莱恩神父几乎被这件事情毁掉了。” 莱恩现在已经退休，当《环球报》的记者近期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听到吉欧根的名字就甩手把门关上了。 红衣主教否认自己“转嫁问题” 去年夏天，红衣主教劳在教区报纸上辩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将问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就在这位红衣主教作出的声明之后，就有消息披露他早已知情。我们在一份法庭文件上看到，早在1984年9月，他就已经得知吉欧根的“四岁男孩”指控——性骚扰牙买加平原地区的七个男孩。法庭文件显示，红衣主教劳接下来说，他注意到吉欧根从圣布莱顿教堂被调走，并处在“等待任命”的状态。 这位红衣主教的法律回应函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吉欧根在圣布莱顿教堂地区猥亵儿童的行为，而仅仅回应了起诉的那几起案件。 尽管有不良记录，但吉欧根仍然被派往圣茱莉亚教堂。根据教堂年鉴，在任职的前两年，他主要负责辅祭和教会的青年组织。 吉欧根抵达韦斯顿的三周之后，主教达西向红衣主教抗议，提到了吉欧根的问题，并说道：“我知道最近突然将他从圣布莱顿调离或许和这个问题有关。” 这封信函的复印件包含一段节选片段，直指尼古拉斯·德里斯科尔神父，他在上周承认自己在吉欧根抵达圣朱利亚教区前被调离。但是他的离开主要是因为酗酒和抑郁，并非性侵。因此，达西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教区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丑闻。”如果“有事情发生，”教区居民将会觉得主教“给他们派来了一个有问题的神父。” 达西要求红衣主教考虑让吉欧根“在接受某种治疗的时候”只在周末值班。《环球报》还没有发现证据证明红衣主教劳接受了这一提议。 上周，吉欧根在圣朱利亚教堂的上级，退休高级教士弗朗西斯·罗西特拒绝了本报的采访。但教堂记录显示，罗西特意识到了吉欧根的前科。 吉欧根面临的在米德尔塞克斯和萨福克地区的指控显示，在1984年红衣主教劳派遣他到温斯顿之后，吉欧根至少猥亵了30多名男童，均发生在1989年半年的病休之前和之后。 1989年，吉欧根回到圣茱莉亚教堂之后，又在此任职了38个月，之后才被调离。根据指控，三年后，吉欧根仍然寻找目标，受害者中包括一名为洗礼仪式身着礼服的辅祭。 吉欧根在教堂之间的调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巧合，为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曾经猥亵的一名男童，恰巧是上世纪60年代福尔河教区男童性侵案中一名受害者的儿子。这名受害者以及百位波特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罗德里克·麦克利什向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 麦克利什拒绝向我们提供这一家庭的具体信息，并且表示，尚未对吉欧根猥亵这一男童案提出诉讼。 麦克利什与波士顿总教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罗杰斯声明吉欧根的数次任命均获得医生的安全许可一事，他一直非常震惊。他说：“鉴于教堂已经知晓吉欧根犯下的不轨之事，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都不会认为将他从一个教堂调至另一个教堂是安全的。” Spotlight报道时间线 2002年1月6日教堂多年默许神父性侵儿童 2002年1月7日一位贵客，一个破碎的家庭 2002年1月7日吉欧根选择贫困儿童下手 2002年1月31日数十位神父卷入性侵案 2002年2月24日教会栖身于沉默文化之中 2002年2月24日数百人现在指控神父性侵 2002年3月24日前主教被控在纽约市不作为 2002年5月12日丑闻缠身，教堂失去人们敬重 2002年8月20日 Ariz.性侵案，两名主教涉案 2002年12月1日主教区考虑申请破产 2002年12月1日卷宗之争加剧 2002年12月4日更多神职人员涉案，案件隐秘 2002年12月14日教皇在罗马接受“红衣主教劳”的辞呈 译文首次发布于： 低冷趣味（微信号：dilengquwei） 四页（微信号：fourpages） 欢迎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