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8岁月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简中文学爱好者群体中毫无意外地掀起了一股阅读埃尔诺作品的浪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今年，埃尔诺和她的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共同完成了一部影像回忆录式的作品《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8），该片早前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并将于今年12月中在法国院线上映。虽然作品本身并未在电影节上掀起太大波澜，但随着埃尔诺获得诺贝尔奖，这部仅60分钟的影片肯定也将重新出现在全球电影观众和文学读者的视野当中，进而成为理解其文学作品的重要切口。

法语片名“Les années Super-8”实际上是“超八”与“岁月”的组合，而后者正来自于埃尔诺代表作的名字《悠悠岁月》（Les années）。可见，在这对母子创作者尤其是母亲看来，影片和她早前的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甚至延续性，“超八”（Super-8）则明确地标识出了此次创作的特定媒介——影像、胶片、家庭摄像机。

对笔者而言，《超八岁月》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悠悠岁月》的有益补充，熟悉埃尔诺文学作品的读者会在这些家庭影像中找到不少有趣的对应，比如《悠悠岁月》的主体结构就是架设在一幅幅家庭或个人照片之上，而《超八岁月》则建立在大量胶片即所谓“活动影像”之上；《悠》中的某些段落也可以与《超》形成互文，如书中提到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乡村，远离‘污染’‘乘地铁、工作、睡觉’的单调生活、‘集中营’般的郊区及其‘小流氓’”，影片里则有非常具体地呈现；《悠》中虽然提到买了“一台超八毫米贝尔摄像机”却极少提到拍摄的内容，这些都在《超》中给出了答案：孩子、父母、家庭生活……在埃尔诺的文学叙述当中过于私人的、近乎是被有意排除掉的部分，由影像意外填充。

当然，正如埃尔诺自己在片中所述，这些影像内容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她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基本都由自己的丈夫（后来的前夫）所拍摄。二人离婚之后，前夫带走了摄像机，却留下了拍摄过的所有胶片及其承载的记忆。在通过文学性画外音文本对影像进行说明和解释的过程里，埃尔诺毫不吝啬地行使着自己对共同过往生活的“最终解释权”：画面和声音之间始终保持的某种刻意为之的距离，甚至构成某种悖反；画外音与其说是在解释，不如说是在纠正，两种视角和观点之间激烈角力。通过这种方式，埃尔诺反思那段过往岁月，反思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的婚姻，也反思自己的性别身份，忧郁而不满地向过往岁月展开“反击”或“复仇”，虽然最终效果有待商榷。

相比起激进的、斗争的、同时也相当自洽的《悠悠岁月》，《超八岁月》是一部充满内部斗争和裂痕的影片，这些裂痕一部分来自于上文所述的创作者自身的主观意图，另一部分恐怕也是画外音创作者埃尔诺并未想到的——作者性的意外失效：在《悠悠岁月》当中，埃尔诺创造性地使用了“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她”和“我们”取代了“我”，写作者与文本拉开了一定距离，从而让更多的集体性、社会性得以渗透其中。《超八岁月》试图延续这种方法，通过大量充斥着“她”和“我们”的画外音语句来对影像进行抽离，让观众进入到一种集体性的回忆当中。然而从实际效果上看，这种方法并没有埃尔诺的文学作品那样奏效，因为画面本身是极为具体的，无论如何通过声音制造距离感，私密和家庭的本质都难以被抹杀。

所以，当《超八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回响起埃尔诺的口中的“我们”时，那种神秘、抽象的集体性，那种埃尔诺精心构建起来的模糊性，无可避免地被“夫妻二人”的具体指代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观众恐怕很难在影片当中找到与其文学作品等量或近似的共鸣感。

如《悠悠岁月》封底所说，“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因此无论什么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和最清晰的记忆”，该书能够给人带来共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创作者以大量的记忆碎片、反情节的细节提炼出超越时代、阶层、性别的“法国经验”。《超八岁月》则无时无刻给人带来截然相反的印象，个中原因除了上述“无人称”手段一定程度上失效之外，影像本身强大的纪录性也始终反对着画外音的控制，画面始终极其诚实地暴露着自身，隐含或散发着特定历史时段中特定阶层的趣味。

事实上，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段落是一次又一次的、贯穿全片的度假和旅行：（阿连德治下的）智利、摩洛哥、西德、阿尔巴尼亚、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莫斯科，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超八岁月》就是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休闲度假连缀而成的。这当然与家庭录像本身记录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性质有关，但也忠实地向观众表明了埃尔诺的资产阶级属性。诚然，埃尔诺清楚自己身处消费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我们为之庆幸或哀叹的确信，这是摆脱不了的”，但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对于眼前的一切，她能做的只是“无奈”或“欣然”接受——“五月的一切理想都在转变成物品和消遣”，接着，“我们怀着合乎情理的目的……买了一台超八毫米贝尔摄像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超八岁月”不仅意味着超八拍摄下来的岁月，更是“超八”这个物件所象征的资产阶级岁月，与超阶级的“悠悠岁月”显然存在本质不同。

更耐人寻味的是，片中记录的绝大部分旅行，在《悠悠岁月》里几乎都是被忽略的，哪怕在提到的极小部分里，也只是一些非常简略的印象，比如作者对西班牙旅行的记叙：“这次在西班牙的旅行将留下的时刻如下……”；埃尔诺也肯定不会在《悠悠岁月》里提及的是那些被摄影机一五一十录制下来的“冰雪运动”，因为她知道这种运动在70年代只属于“法国的中上层阶级”，而一边冰雪运动一边投票给左翼候选人密特朗，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或者一个中式的表达，知行不一）。也许是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埃尔诺竭力透过画外音为自己的表情、心态进行解说，试图揭示自己内心对生活的不满，指出自己出身于工人阶级的过往，为画面赋予其本不具有的“事实”，但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完全徒劳，也很难不让人产生对其叙述的怀疑，毕竟“眼见为实”，画面上的埃尔诺总是恬静、美丽，很难看出不安的迹象，时常像是好奇的外星来客，以与其说是“左翼”，不如说是“左趣”视角，窥探着法国之外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魅惑一隅。

归根结底，文学的埃尔诺是她自己建立的帝国的女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裁剪出符合其对自身想象的文学生活和文学世界（这也并不意味着虚假或虚伪，仅仅意味着虚构），而胶片影像却无时无刻不在拒绝这种想象，拒绝语言的规训，在自己的轨道上平行、逆反、多义地运动。这种创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部电影，2021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影片《乌斯特雷姆》（Ouistreham）。影片当中，女作家为了获得创作素材，化身成为乌斯特雷姆港口渡轮上的清洁女工，体验了一段于她而言完全陌生的底层生活。但在影片结尾，当工友希望已经完成文学创作的她再次登船共同劳作时，作家却只能痛苦回绝，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她的左翼创作使命，至于生活本身——还是别那么“大众”为好。

见《文艺报》

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凭借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安妮·埃尔诺共出版了二十余部作品，其写作特色主要是从个体生活切入，关注社会问题，聚焦个人与时代的联结，并且创造了一种融合个人史和时代史的“无人称自传”。除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新头衔之外，今年安妮·埃尔诺还尝试了“第一次跨界”，她和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导演的纪录片长片《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 8）于5月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上亮相，并计划于12月在法国院线上映。全片时常约1小时，原始素材来自于1972年至1981年间他们家用一部超八相机拍摄的影像，后期经过剪辑，并配有安妮·埃尔诺本人亲自撰写和朗读的旁白。

安妮·埃尔诺生于1940年，在诺曼底的小镇伊沃托（Yvetot）长大，她的父母在当地开杂货店营生。埃尔诺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主攻文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法语教师。60年代前后，她嫁给了菲利普·埃尔诺（Philippe Ernaux），并生下两个儿子：哥哥埃里克和弟弟大卫，后者也就是本片的另一位导演。197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1983年出版了《位置》（La Place）并于次年荣获勒诺多文学奖。在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中，作家抛弃了第一人称“我”（je），而是采用无人称泛指代词 “我们”（on）进行写作，通过一张张照片引出对过去的回忆，将个人的小事与时代的大事融合在一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堕胎合法化、性解放、萨科齐当政等等，时间在她的笔下无情地流逝着。《悠悠岁月》一书出版后斩获多个法国文学奖项，并且成为一代法国人，特别是一代法国女性的集体记忆。安妮·埃尔诺的文学成就不一而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生于1968年，先后在安纳西和塞尔吉-蓬图瓦兹长大（正如在纪录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在大学期间他主攻科学方向，毕业后从事相关新闻节目工作，他参与了电视节目《E=M6》和《原来如此》，还为一些数字教育平台编导了《机器剧场》、《语料库》、《艺术与运动》等迷你剧。

事实上，纪录片《超八岁月》也可以看作是一曲“六手联弹”，因为其素材几乎都是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菲利普·埃尔诺拍摄的。表面上看，它是埃尔诺家的影像档案，记录了一家人在生日、圣诞、假期的日常图景，但同时，它犹如一扇窗户，同时呈现出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征。正如导演安妮·埃尔诺所言：“当我回看我们在1972年至1981年期间拍摄的超八胶片时，我意识到它们不仅是一份家庭档案，也见证了1968年后的十年间一个社会阶层的品味、休闲、生活方式、热爱与期待。我想通过引用我在那些年写的日记，把这些无声的影像融入到个人、历史与社会的交汇叙述中。”超八相机拍摄的画面均没有声音，安妮·埃尔诺为它们撰写了文本，可以说，纪录片《超八岁月》和作家的其它作品一脉相承，并且因影像的介入弥补了文字的短板，进一步拓展了其文本维度与丰富内涵。

作家笔下的几个典型元素在纪录片中清晰可辩。首先是社会阶层。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担任安纳西市副秘书长，一家人住在市政府分配的房子里。她在纪录片中介绍称，在当时，超八相机是一件比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更令人心动的东西。菲利普·埃尔诺拿到相机后热衷于拍摄住所的装饰，包括精美的墙纸、从古董店淘来的小玩意儿等等，它们和超八相机一样，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中产阶级的象征标志。不仅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闲钱”的中产阶级还热衷于去远方旅行。超八相机也记录下了他们一家前往智利、摩洛哥、阿尔巴尼亚、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国家的画面。1972年，在《新观察报》的邀请下，埃尔诺夫妇二人来到智利，彼时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了一系列“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包括进行大型工业国有化，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土地改革等等。在智利的所见所闻触动了安妮·埃尔诺，她想起了自己在20岁的誓言：我要写作，为我的阶层复仇。镜头之下，个人的游历与时代的变迁合二为一，安妮·埃尔诺以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视角窥探着法国乃至世界的变化。

在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安妮·埃尔诺母亲的身影，这一人物形象曾出现在《位置》、《一个女人》（Une femme，1987）等作家的其它作品中，而母亲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正是作家拼命想要叛逃的阶层。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离开伊沃托来到安纳西和他们一起生活。然而镜头下母亲的形象略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对家中墙上的装饰有不同的见解，常常身穿一件带口袋的花罩衫，或许是受到贫穷出身以及战争期间饱受饥荒之苦的影响，她总是要在口袋里放一条手帕和几块方糖。安妮·埃尔诺说，母亲和丈夫代表了其社会旅程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安妮·埃尔诺无疑实现了她的“阶级叛逃”，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她想要说的话还很多，甚至可以认为，她的文学之路恰恰开始于她有意识地对“阶级叛逃者”这个社会学概念的探讨与回应。

在《超八岁月》的独白里，安妮·埃尔诺称，她常常在没有课的下午进行写作，写那些教育和文化如何让她叛逃自己所出生的社会阶级的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在一个温柔的年轻母亲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迷恋写作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全部写进一本让人感到震撼的小说之中。只不过，她的写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她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丈夫也好，母亲也罢。当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动时，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屉里的创作手稿，它宛若一颗定时炸弹，悄悄埋在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内部。夫妻二人的情感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超八相机拍摄的家庭画面越来越少，亲密时光似乎不复存在。安妮所接受的理念是自由和男女平等，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奶妈”，是“沉默的后勤管家”，甚至在纪录片开头，当她提到超八相机多是丈夫在使用拍摄，一部分原因也是根据夫妻共同生活里的性别分工而定。1980年夏天的西班牙之旅，安妮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在他的生活中已然是多余”。念完这句话，独白便戛然而止，镜头转向一场斗牛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只逐渐筋疲力尽的公牛，最终躺倒在地，被拖出斗牛场。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整个国家处处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喜悦气息，然而，随着《被冻结的女人》（La Femme gelée）的出版，家庭关系愈发紧绷。次年，二人分开，丈夫带走了超八相机，把之前拍摄的全部胶片和投影设备，还有两个儿子，留给了安妮·埃尔诺。

时间流逝，胶片在角落里静静地沉睡着，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安妮·埃尔诺和儿子再次观看这些影像。尘封已久的回忆再度开启，镜头里的很多人却早已不在，包括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和前夫。在安妮·埃尔诺眼中，这些在时代大背景之下于不经意间拍摄的家庭生活碎片构成了一段无声的时光，而这段无声的时光需要用词语赋予以意义。于是有了这部《超八岁月》。在纪录片的最后，安妮·埃尔诺用温柔却充满力量的声音动情地说道：“这是一个家庭自传的片段。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能让我回望人生至关重要的那几年的契机，重新找寻一点点洒在过去之上的光芒，一束金色耀眼的光芒，就像那些年乔·达辛在歌曲《秋老虎》中唱的那样。”

《悠悠岁月》中译本出版后，安妮·埃尔诺特别撰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她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无独有偶。在作品合集《书写生活》（Écrire la vie,2011）的前言中，安妮·埃尔诺写道：“既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他人的生活，甚至不是某一种生活。生活的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人们以各自的方式经历着：身体、教育、对他人的归属、疾病、哀悼。”纪录片《超八岁月》远非简单的怀旧，它见证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个体的光芒照亮幽暗的历史，集体记忆构建于个体记忆之上，今日的《超八岁月》与彼时的《悠悠岁月》遥相呼应，成为一本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译者:YAN.Y 02年生，中国美院艺术理论在读，业余影迷

作者：Fabien Lemercier 原文链接： //www.cineuropa.org/en/newsdetail/425827/ //www.cineuropa.org/en/interview/425941/#cm 在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的帮助下，作家安妮·埃尔诺用一部精彩的家庭档案纪录片，以其美妙且独有的分析风格重温了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由Les Films Pelléas制作的《超8岁月》由Totem Films在国际发行。 "1972年的冬末，我们买了一台超8相机。那时我们刚满30岁，有两个孩子…相机是人们最想要的物品之一，因为它能够捕捉生活和世界。"安妮·埃尔诺的小说最近成为许多电影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正发生》（2021）、《纯粹的激情》（2020）和《我想生活在这里》。然而，在2022年，这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决定尝试做一次导演--事实证明她确实完成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她指导的《超8岁月》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中亮相。这部引人入胜的档案纪录片展现了家庭生活缩影以及女性在寻求解放时的存在如何与法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均由安妮·埃尔诺本人微妙而崇高的画外音娓娓道来。

《超8岁月》剧照

影片的出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其中重要的原因来自安妮的个人魅力。作为作家，她独有的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对环境近乎批判性的观察（有时甚至通过最不起眼的细节构建出一幅揭示性画面）和充满争议的存在主义追求—争议大多来自人们对她成功演绎作为人类尤其是作为女性命运的希望。她在丈夫于1972年至1981年期间拍摄的超8影像中找到了理想的表达领域，并充分展示了作为女性导演的艺术个性。 随着影片在观众面前一点点推进，层次逐帧展现。首先，它描绘了安纳西（法国东南部小城，译者注）一幅新兴资产阶级背景下的小家庭肖像；然后在塞尔吉-蓬图瓦兹（法国巴黎西北部瓦兹河畔的小城，译者注），家中的两个男孩长大了，而她和丈夫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变得麻烦起来；当看到一位年老的母亲和她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时，她的女儿回忆起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在阿尔代什与公婆度过的夏天。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旅行录像—那是几段一家人向世界张开双臂的时光。1972年去了智利，甚至还在拉莫内达宫（智利总统府，译者注）采访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前总统，译者注）（可惜的是没有拍摄下来）；去了丹吉尔（摩洛哥北部城市，译者注）附近的度假营地还有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去过伦敦、西班牙、葡萄牙；1981年前往莫斯科，那是大家首次乘飞机旅游。除此之外，它还记录了法国大选的政治生活（从蓬皮杜到密特朗）以及一位家庭主妇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 "这既是快乐的，也是令人感伤的。它是我，同时也是我们"。通过这些历史片段，安妮·埃尔诺和她的儿子坐上时间与回忆的秋千摆荡—影片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切的开端、营生时的颠簸、他们曾一起度过生命的地方和已经离世的人们。这些重新组合带有明确的偏见，使得整部纪录片具有非常个人化的风格；安妮以此赋予生命意义，并对整个时代进行一位独立女性视角的观察。（2022/5/23）

《超8岁月》剧照

安妮·埃尔诺："当我为电影写文本（对电影而言用“剧本”一词或许更准确，但导演在下文点明这部影片是一种“非常规的电影化产物”，因此采用“文本”一词。译者注）时，我是用影像的方式写的。" Cineuropa：一起着手拍摄《超8岁月》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大卫·埃尔诺-布里奥：我的孩子们希望看到他们的父亲小时候的样子，也希望看到他们的祖父，实际上我们很少在其中看到他，因为是他在用超8相机录像。所以我组织家人们进行一场放映会，拍摄了屏幕，并记录他们看录像时的评论—尤其记录了我母亲的话，她是家庭记忆的持有者，能够还原几乎所有的事件、人物等。通过回忆这一切，我开始思考其中似乎蕴含着一些有电影价值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些触及到了普遍性和集体性的维度。因此，我向母亲建议写一篇文章，并用我父亲拍的家庭录像来制作一部纪录片。实际上纪录片这个词或许也并不合适，不如说是一种非常规的电影化产物。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有多少档案材料？你是如何处理这些原始材料的？ 安妮·埃尔诺：起初有一个较长版本的文本，因为大卫告诉我可以写大概一小时长度的文本。因此我写了它—但前提是我不停止地读，它才是一个小时的长度。那是一个不间断的故事，因为它必须给人一种时间感。这多少有些基于我的书《悠悠岁月》—一部使用过去式写的、连续的、没有间断的故事。而后我们显然必须考虑到影像化对象的限制，因为超8相机的片段本身就是断续的，不可能在完全未经剪辑的影像上讲故事。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是如何选择和平衡文本的不同层面的：家庭层面、一个女人的层面、一个国家的层面、通过旅行了解世界的层面？ 安妮·埃尔诺：这对我的写作来说并不新鲜，而且对现在的我来说可能还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在3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还不知道答案。这是部与我在2008年出版的《悠悠岁月》一书相差不大的作品，尤其是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摄像机出现在一个家庭的时刻--现在它被呈现在荧幕上了，你可以看到拿着购物袋、和孩子们一起向你走来。这就是写作的魔力。 我在2019年为这部电影写了文本，那是一场与影像为伍的写作冒险，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它让我着迷，因为既要呈现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东西，又要渲染更普遍意义上的东西，同时还要不断向自己发问。我在写作时经常停下来问自己，甚至经常把这种质疑带到书内容的写作中。 此外我也时时想对影像发问，我丈夫拍摄时在寻找什么？而我们又在期待着什么？对保存幸福时刻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也相信有一种渴望在其中，这是许多人共有的渴望，即用影像来重构一个美满的家庭神话。影像也能够加强家庭神话的构建。很明显，在某些时刻，当我丈夫拍我较少的时候，强烈的距离感随之诞生，表明家庭纽带正在断裂。

《超8岁月》剧照

Cineuropa：你后来去了在当时（作为度假目的地）并不寻常的国家（特别是智利和阿尔巴尼亚）旅行，这种角度又是怎样的呢？ 安妮·埃尔诺：那是电影的另一个驱动力；突然发觉我们的旅行有一定的政治导向时我意识到其中的可贵之处，特别是在智利。但我一直很清楚这次旅行非同寻常，它正好是在阿连德被暗杀的一年半前—因此我们在智利的录像优势在于它同时也是一份历史文件。阿尔巴尼亚，我总是倾向于忘记这次旅行，尽管它也有与前者相同的意义；它在当时也是一个亲中国的国家。这部影片展示了1989年之前的世界状况。 （20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