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
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
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
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

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
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
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

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
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
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
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
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
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
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
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
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
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
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
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
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

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
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
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
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
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
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
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4岁
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
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
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
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
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

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
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
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
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
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

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
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
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
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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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寻求的并不是一场缝合，而是另一个分裂的起点。在我，电影的第一主题有关女人对“自由”的寻求，但此主题是如此秘密，女人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间几乎不算长，因为电影大部分笔墨基本都花在妻子回娘家之后，丈夫和女儿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琐事和麻烦，以及最后导致最强戏剧性的意外上；但女人从未缺席，她曾经的存在和时时刻刻的注视不停影响着这个余下的二口之家。女人的固执像错误一样显然，却又展示出无法反驳的正当和强大的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全片内从未被正面诠释过。而她要“出”的“国”，那个遥远西方世界，甚至竟从未被提及。

如果说女人代表了未来和理想，男人则代表了一切的过去、责任和现实，然而这一系列现实并不显得庸常。作者处处小心，试图保持中立：决意离开家间接引起系列麻烦和灾难的女人从未受到谴责，不断试图解决问题的女人也从未获得赞扬。而作为非完人的男人出现，遇到保姆，并发生主要冲突，又在仿佛一切矛头都将指向犯错的男人的时候，忽然揭穿此前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保姆一家的另外面目。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恶不明。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网。

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刻画了多少面人性，作者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尤其对女性，比如其中几乎作为旁观的女儿，其参与的戏剧性并不多，但却默默进行着自我构建，并以撕裂的方式告别无辜。其父亲用实际事件训练其成长；而其母亲与其的关系更像一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会，相拥而泣之时，她们几乎像战友。可以想象，这样的女儿，其实映射的是母亲代表的所有意图追寻自己命运的女性的成长过程。

影片的另外一个主题，在我来看就是“平等”，全片第一个镜头就欲建立一种平衡的冲突：男人和女人一人半屏，直面镜头（法官），这是一次分离的开端（离婚）。此后开始着重跟随男人，女人则悄悄出现在男人和女儿的对话中，并在任何需要补充缺口的时候出现、行动。
导演将一个比较开明和有办法的家庭，和一个经济困难，但对宗教有绝对信仰的家庭对立起来，却只给事实，不给观点。作者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状态，并且尽量贴近他们，镜头速度不均地随着他们的运动进退，有时忽然止步；人物完全不是被扔到大环境的背景中任其践踏，而是时常出现在颜色朴素、狭小而令人不安的空间中，例如搬家的房间，以及封闭的审判室。除了展示人性，电影还涉及持有资源、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死亡、公正、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主题，但导演刻意未利用象征主义，也未滥用本国现实，而是巧妙地将这各个主题揉搓在一起，然后用非凡的叙事能力，真诚地讲故事。即便对于妻子意图逃避的宗教，作者也在靠后的一场，保姆因为自身信仰而无法面对古兰经起誓的时刻，对这个宗教和教徒致了大大的一敬。

我尤其喜欢影片的结尾，首先是可见的结尾：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她应当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仿佛是个有趣的开放式结局。

而在我，其实结局在更早已给出：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分离，那么在百般波折之后，我们会问，到底终于大团圆了，还是会出现另一位出走的娜拉？——在最后十分钟内，我十分惧怕导演选的是第一个选项。幸而导演非常干脆，根本未做任何交待地给出了答案：男人女人又重新站到了法官面前，仿佛影片开始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并未因此停止追求她的自由。这让我想到了娄烨的《花》，作为关键词存在的“自由”，只是像呼吸一般在片头掠过，但却决定了女孩的过去，和之后坎坷的爱情经历，即便整个爱情故事似乎与此无关，片中也从未谈及这个关键词，但起因和结局，划出橄榄球一般的锥形，最后都到达了右侧的顶点：西敏和花，两个女人在此点相会，后者仿佛立刻可以继续前者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可能会殊途同归。而我此刻，只感觉导演在背后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女人！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她自己的自由，却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法国连续上映第十四周，媒体评分4.7星（5分满分）。我全场入戏。是为近年来最牵动我情绪的电影之一。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5964718


法国媒体评分

Critikat.com 5
Elle 5
La Croix 5
Le Journal du Dimanche 5
Le Monde 5
Le Nouvel Observateur 5
Le Parisien 5
Le Point 5
L'Express 5
Marianne 5
Metro 5
Ouest France 5
Télérama 5
20 Minutes 4
Cahiers du Cinéma 4
Les Inrockuptibles 4
Libération 4
Paris Match 4
Première 4
TéléCinéObs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