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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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从大陆迁往台湾的一家人，在表面平静的日子下，各怀心事。祖母（唐如韫）对大陆念念不忘，一心想回去；父（田丰）母（梅芳）虽也有“外省人” 身份的尴尬，却也清楚知道回大陆只是梦一场；姐姐（萧艾）差不多已当自己是台湾本地人，偶尔伤心落泪是因想起为替父母分重担放弃了念大学；小孩子阿孝咕（游安顺），则只想着自己如何玩得痛快，完全没有大陆的概念，而对父亲的死，他只觉突然并无太多伤心。 可是因为家庭的特殊，懵懂中阿孝咕也知自己并不完全相同于同龄人。尽管表面上他做着多数成长中男孩都会做的事（四处打架、开始中意某个女孩子），内里却已埋下会突然裂变的种子，只等某个契机的来临。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自由坠落极端份子原始生活21天第四季墨西哥绑架丑闻：真戏假做90年代秀 第三季绿箭侠 第三季新推销员之死人不彪悍枉少年圣诞变身寒战2(粤语版)
长篇影评
1 ) 童年往事
阿婆在大陆住了大半辈子，老了老了，跟着一起儿子举家搬到台湾。其实中国本来就很少会有这种举家的迁徙，一是因为路途不便，二是因为较为亲密的亲属和邻里关系。关于迁徙，我一下就想到《三国演义》里经常被拿出来讲的，证明刘皇叔如何如何之仁义，带着一城的老小撤退的段子，不知道影片中的这段的背景和三国那会儿有多少异同。影片前段，阿婆叫了辆三轮车把自己拉回家，然后向家人道歉，说自己不认得回家的路。这可能是阿婆第一次叫三轮车回家，但是打这以后三轮车夫便成了他家的常客了。阿婆不只是不认得回家的路，阿婆是不认得回大陆的路，不知在她百年以后，是否已然梦回故土。
父亲置办的藤条家具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跟他搬到台湾，其实 “工作”这种说法更有些含混不清。父亲以为不久就能搬回大陆，所以只帮家里置办了藤条材质的比较简陋的家具。父亲爱着家里人，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与家里人亲近，家里的孩子们小时候对父亲只有一种敬畏的态度。父亲心中的爱无法表露，所以就算本来身体无碍也是会被压出病来的。到童年已经成了“往事”的时候，孩子们才得知父亲的苦衷，孩子们在抽泣，不仅是在抽泣自己缺失的童年。父亲的去世带走了本就恍惚的父爱，也同样带走了可能迁回大陆的未来。
母亲对我们娓娓道来
父亲远不能挑起全家的重担，起码母亲会替他挑起另外半边。父亲的话很少，只是在实在有必要说两句的时候才会说两句，母亲的话似乎也不多，我倒是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侯孝贤的风格使然。不过偶尔也能听到母亲娓娓道来，在那些偶尔的时候，她需要卸下身上的重担。
瘦哥哥和俏姐姐
母亲说哥哥出生那会儿，家里境况不好，哥哥早早断了奶，身体弱了下来，后来就再也补不上去了。第一次看见哥哥的时候感觉他是个唯唯诺诺的家伙，瘦了吧唧像是刚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的，绝对没有阿孝那么俊俏。不过到后来，及时瘦哥哥真是如何唯唯诺诺，也会拿来侯孝贤特有的悲悯情调。阿孝考上中学向家里人报喜的时候，俏姐姐跪在地上擦凉席，慢慢地说自己当年考学的情况。姐姐说出来的内容虽然满是抱怨，但姐姐知道父母无奈，父母知道姐姐可惜。大家都知道，但谁都没有办法。
阿孝咕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阿孝的名字便是借了导演侯孝贤的名字，《童年往事》便是侯孝贤和朱天文的童年。阿孝的整个童年就在台湾，他是台湾的新一代，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是身后却是一个断了代的家族。阿孝聪明，考取了重点中学，但因为家庭的变故，他失去了方向。阿孝做起了小流氓，穿起背心在自家附近引领风尚。他有着一帮和自己臭味相投的朋友，其实并不臭，应该是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阿孝还未成年便遭遇了三位至亲的离世，他没有愿望说想回大陆，他没有工作，没有生病，没有学习动力，没有未来。至亲的离世和断代的一切使阿孝在台湾这样一个看似亲切其实陌生的地方举步维艰，直到后来，《悲情城市》中梁朝伟的妻子走近了他的生活。所以阿孝才成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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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岁月深处无尽的苍凉——侯孝贤《童年往事》
正如每个人都有的青春记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童年往事。
有一天觉得，年纪越大，越愿意想过去，有些过去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童年的往事最深的植根在记忆的深处，如同祖母，最后老糊涂了，总是念念不忘回大陆去，如同阿孝总是想起那年夏天和祖母一起走过的那条乡间小路。我们兜兜转转在世界上，有时候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最想做的还是童年的一个梦。
我细数着看过的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童年往事》，都很喜欢。最喜欢的是《恋恋风尘》，蹉跎岁月哀婉事，有些忧伤总是能理解。喜欢侯孝贤这种沉静的电影，欣赏的时候，不自觉的把你带入情境，复现几多回忆。
电影是在阿孝的回忆叙述中展开，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记忆里有对他特别好的祖母，而尤其是关于父亲的一些印象。这部电影有着侯孝贤导演自身的自传性故事，父亲的神圣浓缩着那一代人的乡愁。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台湾，却因为1949年的改朝换代再也回不去了。故土之情就像余光中先生的那首《乡愁》，从此日夜蚕食在这代人的心中。
阿孝记忆中的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在家里的竹椅上，似乎也不和他们亲近，他也并不懂父亲。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姐姐清理遗物发现父亲的自传，他给家里买的好多都是便宜的家具，因为父亲心中一直觉得只是在台湾住个三四年，到时候回去扔了也不可惜，父亲有肺病，怕传染给孩子们，所以从来不与他们亲近。父爱显得那么无声。我想起龙应台关于1949的那本书，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命运，原想到台湾躲躲雨，结果这一躲就是六十年。
童年的阿孝是顽皮、懵懂和无忧无虑的。家里的责任有比他更大的哥哥和姐姐承担，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祖母特别喜欢他，总是给他讲起大陆的事情，想带着他回家去祭祖。一起走在乡间路上的往事不经意间成为阿孝一生都难忘的回忆。电影中祖母的形象总让我想起家中慈祥的外婆，还有自己小时候和外婆的童年往事，长大后漂泊，似乎只能在梦里再重温那样的回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段乡愁就这样凝结在心里。
我在回顾总结人生的成长历程，有三个标志性的时段，认识死亡、认识两性关系、认识到责任。阿孝的成长也是如此。
国小毕业的时候，父亲猝然长逝，幼小的孩子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成长，见识到了死亡。在生命旺盛的时段，死亡的阴影并没有停留多久，青春的阿孝更加的叛逆，混社会，打架，拉帮结派，暗恋女孩儿，打台球，即便在陈诚副总统大殓的日子，仍然和台湾老兵打架，砸人家的玻璃。当阿孝在风尘场所给了自己的第一次以后，青春期的生理成熟，完成了成长的第二阶段。
阿孝的大姐结婚远嫁，姐姐的青春也有很多惋惜，传统对女孩儿的轻视，使得学习很好的她没能继续自己的学业，更多的承担了生活的重任。哥哥阿忠身体一直不好，去读了师专，本该到了立事年龄的阿孝照样混在街头。即使母亲得了喉癌生病。对责任的承担与认识始终没有前两个阶段那么快。
母亲因为喉癌痛苦的离世让长大的阿孝更深的体味到生命中那沉甸甸的生离死别。他开始有了变化，本来要去当兵的他因为自己心爱的女孩儿一句话：“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从此选择了参加大学联考，侯孝贤的电影像生活，不是戏剧式的浪漫，阿孝没考上大学，心爱的女生也虽家人搬走了，好像《恋恋风尘》中的伤怀一样。电影中饰演阿孝喜欢的女孩儿的是辛树芬，她一直出现在侯孝贤的几部电影中，是那个纯情年代永恒的回忆。
祖母在不经意中死在了榻榻米之上，死前大小便不能自理，手上爬满满意才被发现。入殓的师傅清理遗体的时候，发现贴着地面一侧的肉已经腐烂，然后狠狠地看了几个孩子，好像在斥责这几个不肖子孙。这是一代人的老去，也是一个时代的消失，我们忍见了岁月中，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叛逆的青春期，一切的一切也都随着如烟往事消散。人是不是总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成长，成长中遗憾和阵痛是不是总是不可避免，我们听着阿孝在话语中道出的心中的愧疚，是啊！生命能承担多少遗憾和忧伤，童年的梦幻就这样破灭，阿孝选择了入伍，故事到这里结束，我们的生活还在延伸，路途通向何方，侯孝贤在谈到这部电影中，用“苍凉”这个词来形容影片的结局，那是有着壮阔的凄美，忧伤也是有节制，在侯孝贤平实的叙事之中，影片很好的把握住了那种哀而不伤的艺术水准。在表现这种平时之中，侯孝贤的电影镜头也多是那种固定机位，中景镜头，呈现出一种平实的记录与观察，影片的政治背景也很明显，广播中空战的战报，骑马跑过的的军人······一切的一切都有着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一种人文精神重新关注昔日走过的岁月。
生、死、离、别，就是这沉甸甸的四个字，多少人生的感悟都蕴含在其中了。
3 ) 侯孝贤的童年回忆
整部电影在沉静的男声旁白中展开，侯孝贤记忆里的童年在南风轻扬的夏天里，在夕阳时分祖母一声声的呼唤里，就像每个人脑海里自己的童年，充满了玻璃弹珠的五颜六色。然而侯孝贤在许多细节中透露出大时代的动荡：国民党在广播中大力宣传与匪机同归于尽的英雄飞行员，民众依然相信反攻大陆有期；父亲收到大陆来信，共产党正轰轰烈烈大炼钢，结果炼出了无数的废铁；阿孝打台球的时候被老板痛斥，只因陈诚副总统离世带来的哀恸。第一代随蒋介石远逃台湾的人不但要面对自己背井离乡的哀愁，更要接受“外省人”这个充满了隔离感的称号，人在异乡身为游子的情怀浓得化不开。侯孝贤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外省人复杂的情感，片中他的父亲本打算在台湾居住四五年，因此连家具都选择竹制品，这样走的时候处理起来方便。祖母更是常常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大陆，心中时刻惦念着海峡对岸的故乡。
《童年往事》充满了侯孝贤的个人风格，舒缓写意的长镜头，朴素如歌的乡村风光，许许多多关于童年的描写让人觉得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童年时的阿孝在路边卖馅饼吃的画面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初中时候我家里穷，所以从来不买什么零食，一天放学和同学经过一个路边摊，他请我吃了一个五毛钱的烧饼，我当时肚子十分饿，觉得那个榨菜馅的饼是人间美味。再后来我因为一件小事和他打了一架，还被老师拉到路边罚站。初中毕业大概九年后，听说那位同学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辞世，令人无限唏嘘。
整部影片的基调偏忧伤，并没有多少欢乐的场面。阿孝的父亲、母亲先后因病去世，阿婆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自己直到遗体爬上了蚂蚁才被人发现。这三段死亡成为了阿孝童年时代的三个标志，他也在这新老交替的人世变迁中从懵懂无知的小孩成为了幡然醒悟的青年。这样的故事结构让我想起了《小毕的故事》，然而毕楚嘉在多年以后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官，阿孝的故事却戛然而止。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在片尾，阿孝联考落榜，祖母去世，喜欢的女生吴素梅全家搬去高雄。这略带酸楚的结尾让人心中满是怅惘。阿孝说，“或许只有我一个人陪祖母走过那条回大陆的路，那天下午我们采了很多芭乐回来。”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视频，多年以前一个冬天的清晨，我和表弟陪外公一起走到石桥边的田地，外公在田间走来走去观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而我和表弟则忙碌地不断点燃路边枯黄的野草，火苗冲天而起，烟雾迷蒙了我们的眼睛，一晃之间昔日的孩童都长大了。如今外公已经作别人世，园中的野草却年复一年生长茂盛，托根于我旧时的脚印，给童年时光披上青春的彩衣。
4 ) 童年夏梦之死．
剧情并无多大起伏．许多情节也可料想．比如从一开始小老太太在盛夏干燥的街道上用长音一遍一遍喊阿孝咕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以后她必定会面临的死亡而忧伤起来．即便小老太太刚出来的镜头着实让我温暖了一下．随后这种忧伤一直伴随到结尾．而面对最后一个长辈死去站成一张全家福照的孩子们的安静，我以为童年就在这里消失了．是彻底的消失了．终于一泻而下．
这种悲伤，究竟是来自于对十几二十年来相伴为命的亲人们相继逝去的伤心，还是对消失的童年的不可挽回之殇，或是对于未来要独自面对社会人生的恐惧，大概是不能只择其一的．
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这个是英文片名．比之中文片名，我更惧怕也更推崇这个．泛黄海报上一老一小走向的那条路，与其说是寻找回大陆的路，不如看成是人生之路．那天阳光很好，晒得地面有些发白，关系颇好的祖孙俩走在这条路上，还采了许多芭乐，小老太太还有一手的杂耍本事．那个场景，有些温暖，有些夏日里难得的安静的快乐，甚至我还想到菊次郎的夏天．而瞬间突如其来的感觉让我措手不及．死亡与成长在一条小道上狭路相逢．带着暖意，带着笑脸，谁都不曾去想，它们终究会分道扬镳．在自然界，这是何其自然的万物更新之道，而在于情商富足的我们人类，该如何去释怀这种感情，又该如何去遗忘成长里难以磨灭的记忆．
这样的分明对比，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阿孝第一次洗内裤的那个夜晚，挂满蚊帐的幽暗灯光下，母亲抹着眼泪给姐姐写信诉说自己的病情．眼泪打在信纸上．初长成的少年在一旁呆立．死亡和成长在这里以更直接的方式相遇．喘不过气来．又无计可施．长镜头给你缓气．
于是这样．贯穿整片的停滞镜头开始让人明白，那不是影片的拖沓，也不是想把观众你弄得昏昏欲睡（即便我在看的过程中的确因为镜头过慢而思想走神过），而是不得不如此．想必观看的同时，你一定想起过自己的童年，那些在夏日里永远停止不了的蝉声，路边聊天喝茶的扇子手们，清凉坚硬的木质地板，跟踪过的初恋姑娘，阳光曝晒下孩子们永不疲惫的嬉戏．这些种种，在记忆库里渐行渐远，摊贩子们拉车回家了，台球馆游戏厅打烊关门了，黄包车载着和你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从那个拐角消失了，远方来的信件带来了喜讯或者噩耗，太阳下山那一声一声回家的呼喊声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定格在无数的某个瞬间，陷入沉思，缓不过神来，怕回忆起来会忧伤，又怕再也想不起来的悲哀．
虽说是自传形式的片子，多少还是能看到自己的童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又是一种对未来不可名状的茫然．
一直以为，童年在一个人的生命阶段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便童年在九十年代混的我不能完全理解阿孝的那个时代（一部分是对政治因素产生的心理的难以嚼咽），也明白＜童年往事＞对侯孝贤作品的重要．我是说，这部影片对他来说并不只是一部成功的影片，也是促使其他影片成功的根基．
童年是根基．哪怕带有杂质（画面感上也有体现，不管是85年的技术有限还是刻意，都是恰到好处的），哪怕打过架进过红灯区作过弊表白被拒绝还差一点被警察逮捕，也哪怕甩开竞争者考上名校，都不能以其表定其性，童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在那冗长的时光里浸染出来的．一片阳光一个夏天，一段死亡一次成长．流着泪，有不舍，既踌躇，又坚定．
啰啰嗦嗦叨了一大堆，该是收笔了吧，却总感觉意犹未尽．看见童年走过来擦身而过又渐渐离去，像是从未谈及过的那样，永远的留在了岁月里．
虚梦一场．
醒来已满是泪花．
5 ) 818是枝裕和最喜欢的导演是什么样的画风
整理硬盘发现一篇2年多以前写的关于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的论文，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反复看一部电影了。最近在重读一些书，细嚼慢咽是一件幸福的事。
从《童年往事》看侯孝贤电影的视觉风格
摘要：本文以侯孝贤早期代表作《童年往事》为例，从色调、布光、镜头、表演、声音等方面分析了侯氏电影的视觉风格。侯孝贤的电影对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引发深刻思考、承继中国古典美学等方面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引领着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侯孝贤 童年往事 视觉风格 艺术电影
《童年往事》拍摄于1985年，是一部以侯孝贤本人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经历为蓝本的自传体电影，也是奠定其电影风格的早期重要作品之一。整部影片以父亲、母亲和祖母的死亡为节点划分为三个段落，每个段落有着不同的基调，运用侯孝贤擅长的长镜头，将特殊历史背景下台湾民众的真实生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兴衰和一个孩子的成长中，平淡疏离的光影中汹涌着对命运、人生与历史的喟然长叹与深刻理解，闪耀着普世的人文关怀。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这部电影的视觉风格。
1. 色调与布光
这部电影的主色调是洋溢在童年时代金灿灿的黄色，但在三个段落中有不同的明暗变化。
从阳光的强度、植物的状态和人物的衣着可判断，尽管时间跨度约有8-10年的时间，但所有的剧情都发生在夏天。为尊重生活的常态，准确表现真实性，侯孝贤善于利用自然光，于是整个故事都沉浸在夏天金黄色的阳光和树影里。
黄色在原始社会中被认定为男性的象征。在《侯孝贤画传》中，导演这样表述：“台湾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社会，雄性竞争非常激烈，像《南国，再见南国》里的那种黑社会的力量很多，我喜欢这种原始的爆发力，像狗一样，有个带头的，彼此撕咬。”在他的电影中，这种偏好是一贯的，也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如同《童年往事》里我们所看到的，青少年时期的阿孝指派同学教训没有经过他们准许在城隍庙摆摊的布贩，与动物族群中将入侵者驱赶出去以保卫领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同时，黄色给人一种繁华、美好的感觉。开场几分钟通过几个长镜头对家庭生活进行了展示，近处父亲坐在书桌前一边吃藕片一边看书，两个弟弟在客厅玩闹，母亲热火朝天地做着饭，姐姐在后院削瓜，一派繁华的景象，这应该是阿孝记忆中最美好的家庭时光。
另外，不同明度的黄色可以对时间和空间有暗示作用，对于不以剧情取胜的电影，能够提供重要线索。例如，在城隍庙后的弄堂里打弹珠时阳光明亮，夜晚提着砍刀去打架时路灯散发的光十分昏暗。通过这种调节，也能烘托人物的情绪，渲染相应的氛围。
色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个段落明亮耀眼的金黄色渲染了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氛围，如阳光下我与祖母一起“回大陆”，在路上摘芭乐，祖母童心大发，用芭乐玩杂耍给我看；第二个段落运用更多昏暗的现场光，最好的例证就是父亲在停电后死亡这个转折，灯光骤然熄灭，黑色空镜头持续了几秒后，跳出昏暗的烛光，这时灯又很突然地亮起来，父亲已经去世了；第三个段落的阳光又温暖起来，变成中调的黄色，如我骑着单车给暗恋的吴素梅送情书，她说：“等你考上大学再说。”这个镜头中，人物从头至尾都在阳光下，仿佛历经世事后的成长。
除自然光外，侯孝贤也运用布光对画面做修饰。通过开篇展现家中格局的空镜头可看出导演对前后景的空间透视关系相对讲究，后景一般通过窗户和室外的院子来保持透亮的状态，获得有明暗层次的画面感。大部分室内影像通常会设置两到三个光源，使人物形象更立体，实现唯美的视觉效果。
2. 镜头
影片开端是黑底白字的职员表，同时能听到欢快的鸟叫声，给人以肃穆又轻盈、压抑又灵动的感觉，这种反差无时无刻不蕴藏在电影中。正如剪辑师廖庆松对侯孝贤电影的评价：外表是冰山，内心是火炉。《童年往事》集中展现了侯孝贤的镜头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2.1 长镜头
长镜头，又称长拍镜头，是指一个比较长的镜头连续对某一场景进行拍摄，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镜头段落，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时空里，相对全面地展现动作或事件[1]。在长镜头与被摄物的关系中，空间与人的张力在慢、静、松散的结合中生出一种常态的连续性，如同日常呼吸一般的心理节奏，自然、平缓、波澜不惊。
长镜头起源于巴赞的理论，他认为电影可以由若干比较长的、对拍摄的事件具有可靠真实性的镜头组成，由于这种镜头没有破坏事件发生，保存了空间与时间的连续性，所以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2]。这种真实性与写实电影的需求不谋而合，侯孝贤所坚持的就是拍摄在自然法则下人的真实活动。
2.1.1 景深长镜头
侯孝贤的电影戏剧性很大程度上依赖画面的空间与景深，用固定机位造成单点或多点透视，一个片段的描述都在这里完成。如我因偷钱而被母亲追打到客厅，镜头从院子往屋里拍摄，近处是父亲仰躺在竹椅上打盹，屏风后是弟弟在写作业，我先从屏风后被母亲追打到屏风前，自镜头左侧出，后又回到画面中再追打一回。父亲在整个过程中只是微微抬头看了一眼，弟弟也似乎习以为常。简洁明了地将人物性格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2.1.2 固定长镜头
固定长镜头是侯孝贤最得心应手的拍摄方式，像“带着镣铐跳舞”，却暗合了其克制、自然、平静的风格。在《童年往事》中，固定长镜头频繁地用在不同场景里。我带母亲和姐姐去找埋在树下的钱，发现已经被偷走了，从母亲对我的责骂，到祖母乘车由远及近，陈述走失经历，再到车夫推车随我们回去拿车费，一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镜头中，我们透过摄影机注视着这一切自然地发生，像一个观察者，看剧中人走向自己的命运。
还有一个印象较深的固定长镜头是拍姐姐出嫁后回家与母亲坐在一处聊天，镜头设置在左侧一个微微仰拍的角度，能清楚地看到门外瓢泼的大雨，与母亲诉说的悲伤过往相互应和。侯孝贤没有使用最普遍的正反打，通过近景和特写拍摄母亲与姐姐的表情来影响观众，而是退隐在一边凝视着画面，静静地倾听，时间和空间都在此刻隐去，只剩人世的无尽苍凉。
2.1.3 运动长镜头
法国导演让雷洛阿提出“多重架构”法，即通过摄影机从侧面横着连续移动来呈现不同层面的现实景观。这与中国绘画中的“移动焦点透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像摄影机在模仿国画手卷形式移动，你会感受到时间的缓缓流淌和空间的徐徐呈现。这种自然连续的表现形式，可以让人逐步欣赏丰富的内容[3]。
祖母喊我回家吃饭的镜头在街道的侧面拍摄，祖母先出现在街道的前方，沿着马路一边走一边呼唤“阿孝咕”。镜头设置在一个小孩的目光高度上，跟随祖母移动，隐藏着强烈的自省。每一个观众都是童年时期的“我”，远远地看着祖母从街头走到街尾，感受着她的焦急和迷茫，恨不能替无动于衷的阿孝咕应一声，更让人感受到一种俯瞰苍生的慈悲眼光。
据侯孝贤自己解释，这种隔着距离的俯瞰的眼光来自童年时期，那时常常爬到县长公馆庭院里的芒果树上偷芒果吃，一边吃一边坐在树上观察四周，注意力和角度与平日生活中完全不同，所以逐渐养成了这种看世间的眼光。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朱天文推荐的《沈从文自传》，他这样描述：“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观点让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4]。这种观点不仅渗透到他的电影叙事中，也融入每一帧镜头里，让人真切地感到那种质朴、包容、平淡与苍凉。
2.2 取景
侯孝贤惯用中远的取景，与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拉开距离。就如马尔丹所阐述的：“在一个全景中，人物有时被处理成一个渺小的形象，使人感到人物被世界所吞没，成为物的猎获物，人被“物化”了。这时，全景就产生了一种相当悲观的心理格调，一种颂诗式的戏剧情调”。
这还不够，在摄影机与人物之间，总隔着一些障碍物，看不真切。如我步入青春期的一次遗精后，起床洗内裤，先是隔着蚊帐，透过半遮半掩的门看到我脱下内裤；我从洗手间出来后，又隔着两顶蚊帐顶部才看到母亲在台灯下写信。这种空间上的跌宕与曲折增加了画面的深邃感，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弥补了叙事上的非因果连续性。
侯孝贤在对沈从文的评价中说：“他的那种观点是很光亮的，什么事情在他写起来都好像变成一种过程，一种成长，并不需要我们痛苦地投入它，然后把自己陷在那情境里面。”这或许也是他刻意营造一种距离感的缘由，他希望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过往的经历，而不是时时刻刻陷在回忆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
2.3 视点
“视点”源自西方美术术语，指创作者的观察位置[5]。这部电影中的视点较为特殊。
在整部影片中，摄影机与人物的位置很少正面相对，一般都是侧面或背面的中远景镜头；即便是正面相对，人物也不是一个直面镜头的表达，而是陷在情境中，任由人去观察。
开篇不久，摄影机从背面拍摄母亲在厨房做饭，然后她转到侧面洗锅。下一个镜头是姐姐的侧面，她在院子里削瓜和烧火。最后，姐姐进入厨房，二人进入同一镜头，姐姐的侧面和母亲的背面展现在观众眼前。此外，我多次洗澡的画面都是从背面拍摄，父亲的镜头也几乎都是从书桌的两个侧面来拍摄。祖母在找我回去吃饭的过程中有一次正面镜头，但她依然左顾右盼，面目表情有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特有的焦灼与历经磨难后的沧桑感。这个画面尤为苦涩，是祖母终其一生寻找归乡之路的写照。
从拍摄的角度能体察导演的良苦用心，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展现生活的原貌，也刻意制造一种“冷感”，用“冷眼看生死”的方式静观一切，包含着深沉的悲伤与最大的宽容。
2.4 构图
侯孝贤的电影构图，尤其外景，严格遵守“黄金分割”的标准，坚守在审美上的严肃性，如同一幅中国古典山水人物画。
《童年往事》中还常常将门框、窗框等摄进画面，让人物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在“画中画”里进行，形成更丰富的空间和层次，拉开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观众就像在观赏一幅画，而由这幅画可管中窥豹地联想当时台湾社会的整体风貌。
2.5片段组合与空镜头
因为侯孝贤的影片从根本上说不是构筑在因果叙事基础之上，而是由情绪气韵笼罩的片段组合[6]，甚至在一些前因后果呼之欲出的时候，也被克制地隐去了。如我在树下埋钱的时候从身后的路上来了一个骑单车的孩子，但并没有表现孩子有所察觉，反倒若无其事地回了家。后来我发现钱被偷走，片中也并没有交代是谁做的，这个片段便到此结束。侯孝贤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注重把故事讲完，而只讲其中最有意思的细节部分。
侯孝贤在拍片过程中的即兴创作很多，剪辑时又极其挑剔，即便是必要的情节，只要不满意就舍弃掉，这对影片的连贯性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时空镜头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效果，也渲染了电影的氛围，凸显了侯孝贤独特的视觉风格，大大削减了这种片段性的表达对电影完整性的影响。
3. 表演与声音
在演员上，侯孝贤知人善用，他解释说是因为年轻时常常跟别人打架，要对人的表情、动作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他很会“观气”。他任用的很多都是非专业演员或刚出道的新演员，早期来看，更多是出于节约拍摄成本的考虑；另一方面，这些未经雕琢的演员更能自然而平实地传达他需要的东西，与其电影的气质相得益彰。
因此，我们在侯孝贤的电影里通常看不到夸张的脸谱式的表演，更像一部纪录片中天然去雕饰的展现，并且在某些一触即发的情景下显得收敛、克制。这部电影中，有三个眼神非常耐人寻味。第一个是母亲从台北看病回到家，佝偻着病重的身子，抬头看了一眼阿孝。这也是一个室内的全景，并未刻意表达母亲对我的失望，但在后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母亲劝诫我“不要变赌博鬼”。第二个眼神是母亲葬礼时我忍不住地痛哭流涕，哥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甚至没有拍哥哥的脸孔，只是这一个回眸，似乎充斥着好奇与讽刺：你也会哭！第三个眼神来自为祖母收尸的殓尸官，因为在我们发现祖母死去时，她半边身体腐烂了，殓尸官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像在控诉：不孝的子孙！
这些极致而强烈的情绪都只是通过眼神来表达，力图避免激烈的戏剧冲突，就像国画里的留白，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与思考，发挥了无声胜有声的作用。
在采访中，侯孝贤透露，他一般不让演员背诵台词，而只是设定大致剧情，让他们进入状态，自己去反应。这也造成了电影中的对白基本都是朴实无华的日常对话，表现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让他们在相对自由放松的状态下演绎出最真实的互动。
在《童年往事》里充斥着自然中的雨声、鸟啼蝉鸣，生活中的锅碗瓢盆、机车和火车声，还有唯一一首配乐，都通过联觉的效果参与了影片视觉氛围的塑造。
影片中一共下了四次雨，而且雨的强度直接与气氛相联结。如母亲病重，我在大雨中把母亲抱上人力车，不仅营造了沉郁的氛围，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4. 意境营造与历史成像
建筑在视觉风格之上的，是侯孝贤独有的意境营造与见微知著的历史成像方法，前者是在感性层面上对观众心理产生的影响，后者是理性维度上引发的推理与思考。
4.1 意境营造
“意境”一词据说源自佛教，佛教中的“境界”指“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所辨别的各自对象，同时也指佛家所能达到的某种造诣[7]。可以这么说，侯孝贤的电影拥有儒家入世的内核，运用道家的表达方式，抵达了佛家出尘外的境界。
意境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理论范畴，它绝非客观景象的机械描摹，而是经写实、传神而至妙悟的一种心灵境地的折光反应。昭示着艺术家对有限物象的超越，中国美学不受囿于具象描摹，而在于传递无限神韵[8]。
巴赞在《电影语言的演变》中提及长拍及深焦的运用，是基于尊敬戏剧空间及其时间的连续性”[9]。侯孝贤的长镜头借鉴了法国新浪潮的长镜头理论，但其电影旨趣却已经完全不是巴赞所推崇的以再现事物为宗旨的现实主义，而是充满中国古典美学趣味的宁静诗意[10]，在镜像中以一种东方静观默察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侯孝贤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学习，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技艺的。
从渊源上说，他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电影拍摄训练，完全凭借直觉来慢慢摸索，表达着他个人的感受与思考。他的长镜头美学中，更多的是从生活实践的观察中来，依据生活本身的形态加以组织[11]。他的电影语言中透露着深厚的文学性与诗性，常有人拿他与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风格比较，他们二人都承继了东方取向的审美志趣。东方诗歌和山水画的意境“要求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出整个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情趣和氛围”，并且“重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整体境界给予的情绪感染效果”。
侯孝贤通过镜头的静，传递的是心境的沉着与能量。按照东方哲学的说法，外冷内热，正为其深，才不轻易表露。他的电影“距离中有温热，漠然外含悲悯，涉而不溺，疏而不离”，已达“忘我而万物归怀，由静观以致达观”之境[12]。
4.2 历史成像
格式塔学派认为， “艺术活动是理性活动的一种形式，其中知觉与思维错综交结，结为一体”。这种艺术效果既是生理的——观众头脑中保存着的视觉形象所致，又是心理的——观众的感情对前后镜头意义的外延之反应[13]。因此，人可以通过“完形”来完善自己所感知的不完整的事物。由此可见，对于电影的“言外之意”很多时候是不言则明的，侯孝贤也非常善于这种点到即止，甚至不点即止的手法。
侯孝贤这样描述自己的拍摄经历：“整个东西要靠表面来衬后面。以前直觉很强烈的时候，能够把表面的东西做出来，后面的扩散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现在又故意不去注意后面的东西，其实后面的东西又一直在自动告诉你”[14]。《童年往事》所要表达的也远胜于镜头之内的景象。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两岸的特殊局势之下，反映了台湾两代人的乡愁。一是父辈从大陆迁往台湾客居的有家无国之愁，反映在姐姐读父亲自传后才明白，因为父亲本以为在台湾待两三年就要回大陆，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最便宜的竹制的，到时丢掉也不可惜。二是成长在台湾的新移民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乡愁，如火车这个意象反复出现在侯孝贤的作品中，它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童年往事”也表达了以导演为代表的一代人对台湾乡村故土与淳朴民风的怀念。
祖母三番四次地找回梅县老家的路，却在寻觅中迷失，这何尝不是对当时反攻大陆宣言的有力讽刺，平淡中不乏强烈的冲击力。
母亲去世时以基督徒的身份举行的告别仪式，折射了人在那样一个强调集体与个人牺牲的社会环境中，在坎坷困顿的人生旅途中，对信仰与宗教的依赖。
电影中的一家人住在一座日式的建筑中，暗示了台湾结束日治时期不久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广播里的战争播报、往返于两岸的书信、陈诚逝世时年轻人被阻止参加娱乐活动等等，都表现出当时台湾社会物质上的贫困、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迷茫。
侯孝贤将中国古典美学与异常简约的电影语言结合在一起，静静地呈现自己的童年时光，饱含对生命的尊重与包容，以及超越个体之外的苍凉历史感悟。
在以商业片为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侯孝贤所坚持的艺术风格似乎有些与之格格不入。但他的电影对反映社会历史现实、引发深刻思考、承继中国古典美学等方面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引领着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赵倩琳.侯孝贤电影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4
[2]刘昌奇.程玉悦.静、隔、远：侯孝贤电影镜像语言分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袁玉琴.中西融通的电影学派管窥——侯孝贤电影的长镜头风格与意境创造.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
[4]李道新.为生而死与向死而生——对侯孝贤影片《童年往事》的一种读解.电影新作.2002
[5]朱熠.光影中的屋檐——侯孝贤电影对家庭形象的建构.美育学刊.2011
[6]张振华.略论电影艺术的视觉心理机制.文艺研究.2000
[7]孟洪峰.侯孝贤风格论.当代电影.1993
[8]郭小橹.一种影像:关于小津,关于侯孝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
[9]臧金英.赵士萌.浅谈侯孝贤影像风格的美学特质.今传媒.2015
[10] 陈旭光.李雨谏.“长镜头”的“似”与“非”：语言、美学与文化——侯孝贤与贾樟柯比较论.电影新作.2013
[11]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侯孝贤画像.1997
6 ) 苦闷与悲情的消逝，最后再唤一声阿孝牯
时间或许要推回到民国三十七年，因父亲工作举家搬到台湾的侯孝贤，那时尚在襁褓。台湾在几经易主之后，终日处于一种惶恐难安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许可从侯孝贤一家的生活细节中得以窥见：本以为来台住一两年，因此只买便宜的竹制家具，那样走时也可丢掉。
就在这种随时可能会离开却始终不知道那个日子究竟会在哪一天会来临的时候，台湾禁严，于是异乡人和台湾原住民一起，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 也许是导演的父亲本身多病早逝，直接影响到了他影片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而我们又可见这种父亲形象似乎一直处于某种“受伤”的状态：《风柜来的人》里的父亲因意外变得痴傻瘫痪，从前威风的父亲形象只出现在其死后的追忆里；《恋恋风尘》中唯一出现的父亲的场景是因其腿伤，主人公拿着拐杖去迎接。而父与子之间又始终是无言的，本片中仅有的父子默契也只是阿孝守在拆信的父亲旁边，眼巴巴地接过信封上的邮票。 这种无言的气氛弥漫着整部影片，侯孝贤的片子一向不重于叙事，而是动用各种元素和感官去营造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往往最终指向一种苍凉无力之感。 在正片里，随着几个固定镜头和画外音的结束，影片中人物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个全景固定镜头，出现一副台湾乡土的图景：人们在树下摆上桌椅闲聊，来往的人不断，很快出现呼唤着“阿孝牯”的声音来源――阿婆，镜头跟着她四处寻唤，最终定格在她焦急的脸上。 而被呼唤的人――阿孝，和一群孩子在不远处玩玻璃弹珠，之所以是不远处，是因为在环境音中还隐现着阿婆的呼唤。 以表现家庭关系和长镜头风格，又时而在片中出现门框构图，因而又常与日本古典大师小津安二郎联系在一起。但是相对于小津叙事的严谨，侯孝贤的影片显得更加随意散漫，这种散漫在《童年往事》里尽显无疑，琐碎的对白，随意撷取的日常片段，几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人物的大段台词往往没有回应，成为一种独白，从而成为影片气氛的一部分。 种种散漫构成了阿孝自在而又压抑的童年时光。这两种对立来自于两种环境，前者是外部――伙伴之间的玩闹，后者是笼罩在家庭的无言的气氛。 侯孝贤的书里写：“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其实就影响到我后来的电影。” 如果我们揭开家庭变迁和日常琐碎的幕布，就会发现影片凝聚情绪的源头并不仅仅在于人与事在岁月长河中一点点的流逝所带来的哀愁。 广播中台湾的双十国庆，从村头树下着军装的人骑着马匹奔腾而过，年幼的孩子兴奋地说出“反攻大陆”，在台湾某领导人逝世日子闹事而被子弹房老板教训的主人公，以及家人留在大陆的孩子。 这些隐在家庭生活背后的时代背景，共同构成了“异乡人”家庭的种种惆怅。 这种种惆怅和不安，在父亲去世的晚上表现得也许最为直接。镜头跟着小主人公移动到洗澡的屋子，突然一声来自母亲凄厉的呼喊，使阿孝惊恐回头。这时镜头长久定格在这张带着恐惧不安的面孔，紧接着，没有任何转场镜头，画面直接切到成年阿孝的脸部特写。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理解为这种惊恐状态在阿孝成长时代的一种延续。
于是我们又从中体味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家庭关系，背后透视着当时台湾的普遍的不安心态。 成年后的阿孝呈现出某种“牯岭街少年”的状态，寻衅滋事，拉帮结派，跟着心仪的女孩，一路无言。如果说这个阶段的不安一方面是来自于成年，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母亲――母亲的患病。 在阿孝半夜梦遗起身发现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经过设计的镜头：伏案写信的母亲的脸映在墙上父亲的遗照上，形成了重合。这不仅仅是在预示着母亲的重病，更在构图上形成了两人，或者是三人的对立，也是青春与衰老，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是成人时刻与预示死亡和死亡的三重奏唱。
与台湾另一位大师杨德昌不同之处，在于候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传统文化的因素、家国和故乡的思考。《戏梦人生》直接以传统布袋戏为题材；《刺客聂隐娘》使用文言对白，画面传达出一种禅意和空灵；史诗巨片《悲情城市》以开阔的空镜头俯瞰山河，让人不由心生感怀山河故土之情。 在一部纪录片中，侯孝贤提到一次香港的台湾电影节，那时的香港是连接台湾和大陆的一个枢纽，他说当时看到大陆的片子只觉得感动。倒不是因为片子内容，而是“他们的讲话，大陆的景色。” “意识还是大陆的教育，像见到故乡一样激动。” 可这并不意味着能把他和政治上的倾向划上等号。他也坦言对大陆并无印象，从地域的区隔上，自己也是一个台湾导演。 说到天天都要回大陆的阿婆，导演抹了把眼睛。 阿婆从一开始就出现在银幕中，一直处于一个呼唤的角色，在阿孝丢钱被母亲教训的时候，阿婆坐着人力车归来，“迷路”的这一特征随之出现。于是呼唤、迷路、大陆，这三个毫无关系的名词同时出现的时候，会使我们产生某种富含意义的联想。 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似乎就透着一股豁达，阿婆闲来无事便一直在包银钱，说是死后可以带去用。而从导演的纪录片中，阿婆也是觉得祖坟不在台湾，始终不是家。 根深蒂固的认祖归宗感，使阿婆一次次独自走去回大陆的路。第一次阿婆说带阿孝回大陆时，阿孝拒绝了，随即去追挑衅的玩伴。镜头跟随阿孝，在画面上抛弃了阿婆，观者并不知被拒绝的阿婆后来如何。
第二次阿孝考上中学，阿婆再次苦口婆心让阿孝一起回大陆。 “沿着大路走，没过多久，过了河坝，就到了梅江桥，再走几步路，就到了湾下了。” 阿婆的这段乡音婉转得像是一曲童谣。 在阿孝陪同阿婆的这一路，也许是影片中最为温暖的一抹亮色，祖孙二人一路走，摘下沿途的芭乐，在路人家里喝水，一时兴起的阿婆玩起了丢芭乐的杂技活儿。 但我们早已知道这条路是不可能行通的，阿婆在向本地人问路时，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均无法听懂对方的话。这可能映射着当时台湾的某种尴尬境地，而这种尴尬在《悲情城市》里直接表现为梁朝伟所饰演的主人公的失语。 此后阿婆多次迷路被拉车的送回来，但影片并未言明原因，只在一次无意中，从阿婆手中散落一地的芭乐，让我们再次回想起祖孙二人共回大陆的那个极其温馨的午后。 温馨，却苍凉。
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小津风格的是枝裕和，处理起家庭关系的风格习惯，某一时刻与侯孝贤的方式能引起共鸣。同样的静谧无声和闲散，对物的固定特写，空镜头的转场，镜头里积蓄的情绪力量。 但看完侯孝贤的影片，你很难去握住一些东西，你甚至很难用语言去复述一件完整的叙事，仿佛整部片子处处是闲笔，处处是情绪。 经历了两次送黑发人，儿孙又各自长大的阿婆，终于在影片中渐渐沉寂了，这种沉寂是阿婆本人的消沉和存在感的剥夺。甚至躺在竹席上死去，手背上爬上蚂蚁才被发现。 在此，影片所有的情绪――起起落落的归于平静，人事消逝的苦闷，生命无常的哀思，以及昙花一现的温情，都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但同时这种爆发的力量却极其温柔，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悲哀和安宁。
直接引用我导师的话吧：“看过《童年往事》，你会明白，故乡为什么会那么刻骨铭心，那是因为故乡记得住自己的身世，倾听过自己的成长。”“片尾兄弟几个人呆坐在地上，已经欲哭无泪，看着死去的祖母；失去的苦痛和无奈，在时间和空间中飘散，青春竟可以是如此‘法相庄严’（阿城语）。”
我开始在新绿的树叶下慢步走，一面允吸着充盈着叶芽和树液芳香的空气。我小步走着，将公文、办公室、主任统统抛在脑后，只想着一些肯定会遇到的快乐的事，想着种种尚不知道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原野的芳香使千件童年往事涌上我的心头；树木被六月骄阳晒得暖暖的，用芬芳的魔力、颤动的魔力，浸润着我。
闷人皇帝啊~这片子是在看到最后面我才觉得心里面堵堵的，然后想倒回去重新看一遍。人生的生老病死就在侯孝贤的平淡与忧伤中缓慢的前进，没有特别想要表达什么观点，就是回忆，就是人生。
自然派的温情被侯孝贤把握得很好，镜头语言细腻、亲切。
“一直到今天，我还常常会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还有那天下午，我们采了很多芭乐回来…” 。跟阿婆走在乡间小路那段，是最美好的童年回忆。
最喜欢前半段，，其实也并没有讲述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日子就像流水般悄无声息地逝去，真真切切地带我回到了童年故乡的小镇：明晃晃的阳光下，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雨后湿漉漉的街道，白背心，蓝裙子，台球室，空地，赤脚疯跑，充耳不闻家人的呼唤，天空无限高远，夏天仿佛永远不会结束。
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世界上没有唱不完的舞曲，没有走不完的岁月。少年终要长大成人，远走的岁月不再复返。人生的旅程上，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向青春作最后的告别，留下了记忆，带走了云彩。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候孝贤成了检验影迷和其他影片的一杆尺。
写实的摄影只剩构图可见功力，整个故事就如勉强还有时间顺序作辅的琐事杂记，零零散散，却有一股浓烈的情绪作为凝聚一切的力量，感知到它便会喜欢。我猜侯孝贤不仅是拍自己，而且也是给自己看。好比他在胶片上书写自传，你说这部电影不好，就跟指责人家的童年活得不好一样幼稚。
父母是一座又远又近的山，父母去世，山倒了，你就要面对真正的世界。山去了哪里，在你的名字里，在芭乐的味道里，在满意或不满意的生活里，山消失了，你一直在山里，这就是人与父母的关系。
最美是阿孝陪祖母走长长的路，一路蝉鸣，阳光把马路照成河水，走不回大陆我们摘了好多好多的芭乐。结尾处祖母的死，我最不能够释怀。
似乎所有人有关童年的回忆都是相似的，玩过的游戏打过的架，炎炎夏日消磨过的时光。今日端午盛夏，去江边看完赛龙舟，蒸枧水豆沙粽吃，把脚搁在书桌上，风扇吱呀吱呀响，我又看完这部电影，像回了小时候一趟。
侯孝贤和是枝裕和的镜头里都有这么一条长长的路，步履不停的走着一位要回故乡的老奶奶。
侯孝贤前期代表作，自传式成长题材影片，展现了导演童年至青年时期的琐碎回忆及家中三位长辈的先后离世。本片叙事较为零散，但质朴恬淡的气质足以令观者动容。侯孝贤的低机位摄影、灵动配乐和叙事风格都有小津安二郎的风范，而固定长镜头的应用更是别具一格。台球,弹子球,群架,芭乐,情书。（8.5/10）
侯孝贤模仿小津安二郎模仿得很尴尬
看到父亲，母亲，祖母一个个离世，我才知道，原来是亲人撑死了我整个童年。一开始有点看不进去，后来缓缓的音乐响起来，亲人的离开也从灰色的变成雾蒙蒙的米色，它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客观。
看最后蚂蚁爬上婆婆的手背，就想到了熊谷守一里观察蚂蚁的段落，分外动容，生命的繁盛与衰微，不过如此。想一想自己二十五岁了还把自己当孩子，心态与十年前几无差异，原因也不过两点，没有经历至亲的逝去，没能建立自己认可的亲密关系。总的来说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幸运多一点吧，衰老是生命必然的规律，着什么急长大呢？想起那天对同事说的话：你想缅怀青春尽可以去，我不需要，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挺青春呢。
弹玻璃球、打台球、反反复复的打架、看的这几部都有类似的关键词。没有什么太完整的故事线，松散的记录着回忆中的一些碎片，从中总会找到一点你的、他的、或是更多人的。
成长就是失神的阿婆手中掉一地的芭乐。那天个快乐的下午，足以与奥雷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下午媲美。
跟六年之后的牯岭街有太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侯孝贤柔和些，一切归于平静而非暴力。侯孝贤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伤心事，不孝也不贤，可这就是童年，失去方知珍贵，过去才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