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获奖的鲁本·奥斯特伦德

虽然有人呼号，有人哀叹，但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是同一种键盘敲击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摘得戛纳70周年金棕榈”。此时的我坐在媒体中心的高脚凳上，大概是整个屋子里最闲在的一个人。怀着些许失落，我翻开笔记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导演。之后才发现，不仅我一人如此，奥斯特伦德在国内的关注度确实不高，这可以从他在豆瓣上少得可怜的观看人数中窥得一二：除了2014年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出尽风头的《游客》（Force Majeure），其他几部作品的评价人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百。

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把他之前拍摄的影片掏出来进行一番梳理，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更让人惊叹于他对人与世界的认知。要知道，奥斯特伦德两个月之前刚刚过完43岁生日，而去年拿到第二株金棕榈的肯·洛奇已经81岁了，哪怕是他第一次拿到金棕榈的时候，也已经是70岁高龄了。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他究竟还能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带来多少惊喜？简直是个可怕的问题。

奥斯特伦德从九十年代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在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友罗伊·安德森。奥斯特伦德深受其影响，在一些访谈中，他多次提及罗伊·安德森喜爱的布努埃尔（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偷自行车的人》，而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镜”的拍摄方法都成为奥斯特伦德早期创作的重要参照。直到2004年，奥斯特伦德终于拍摄了第一部虚构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在这部影片中，奥斯特伦德第一次展现出他对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的高度兴趣和对固定长镜头的娴熟运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广场》。

通观奥斯特伦德在《吉他蒙古人》之后创作的数部长片和短片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片子中的人类行为各异，探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所有问题的指向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某种“困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但两种都不是好选择。”总体来讲，这些困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而且通常来自于恐惧。在奥斯特伦德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本能进行殊死搏斗，比如短片《自传场景：编号6882, 2005》（Scen nr: 6882 ur mitt liv）里，本来为寻求刺激想从高桥上跳进河里的主角在路过行人的劝说下退缩了，最终却被朋友的一句嘲讽激怒，冒死从桥上跳了下去。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游客》中（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就是对上述短片的某种扩展）——男主人公眼看雪崩袭来，在本能（也就是另一个片名“不可抗力”）的驱使之下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逃离现场，造成了夫妻关系的巨大膈膜和裂痕。通过恐惧，奥斯特伦德展现出本我和超我的错位，以此描摹出“人之为人”的困境。

雪崩来袭时抢先逃跑的父亲，《游客》

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奥斯特伦德又将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扩展到社群范围，开始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在这之中，《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 2008）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力作。全片由数条线索穿插而成，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说明人是如何被他所处的群体改变的。从裙子上一片怕人看到而必须擦掉的污渍，到眼睛被烟花炸伤却不愿在聚会期间去医院进行处理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再到所有乘客为了让司机开车胁迫小孩承认错误的卑劣行径，导演向观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别人的评价会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吗？面临群体性危机时，人还能够恪守利他主义的信条吗？——这些困境构成了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中观层面，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此后，《游戏》（Play, 2011）将奥斯特伦德式困境带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人类文明之中。这部作品里，一切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被五六个非洲移民男孩打破，他们恶作剧性地劫持了三个瑞典本国男孩，并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掠走了三个小男孩身上的所有东西。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固然是奥斯特伦德探讨的重点话题——这与《吉他蒙古人》中几组病态的瑞典人可谓一脉相承，但影片关注的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事件的态度。尤其是在结尾，被劫持小孩的父亲动手向黑人男孩索要手机，却被围观大妈指斥欺负弱小，甚至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大妈创造性地表述为“双倍的弱小”），奥斯特伦德由此勾画出一条“文明的界线”，标示出“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运作之间的巨大沟壑。

新作《广场》基本包含了之前所有影片曾经涉及到的问题，这也使得该作成为奥斯特伦德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称人类行为的百科全书。影片以双线结构展开：一面是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希望通过“广场”（the square）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唤醒人们对弱者的尊重和同情，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钱包失而复得却引火上身的尴尬处境。从开头在广场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观众呼吁宽容对待的秽语症患者，再到整部电影的高潮——上层社会的猩猩晚宴，每个段落都展现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过，与迈克尔·哈内克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快乐结局》不同，《广场》不像是个人元素的简单拼贴和回顾，而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而这样的统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因如此，尽管在戛纳放映时笑声不断，媒体对《广场》的评价却没有观感本身那样强烈。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广场》体现出更强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一方面来自于双线结构的对比和剧作中无处不在的观照，另一方面也与奥斯特伦德拍摄风格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从《吉他蒙古手》开始，奥斯特伦德就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经由两部作品，最终在短片《银行事件》定型。这部短片仅有12分钟、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但传达的意涵却极为丰富。摄影机本身固定在三四层楼高的位置上，视角与监视器类似；通过横摇和推拉，奥斯特伦德不断对画框进行调整，聚焦几组重要人物，同时又将背景囊括其中。大量远景去除了观众的代入感，给人以旁观和偷窥的感觉，使整部影片变成一种冷静清醒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而这又与他对人类行为的探讨若合一契。

《广场》中饰演猩猩的泰瑞·诺塔里

自此以后，奥斯特伦德逐渐打破这种定式，移动镜头的比例逐渐增加，远景开始向中近景以至特写过渡；监视器视角也逐渐减少，正反打和主观视角在他的影片中显现。到《广场》时，观众几乎已经很难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者，而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困境的体验者。比如在“猩猩晚宴”中，摄影机时而随着猩猩艺术家（泰瑞·诺塔里饰，好莱坞动作指导）移动，时而以宴会者视角被安置在桌旁；“猩猩”的一举一动都对摄影机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也由此成为恐惧的分享者和权力结构中的受压制者。可以说，这种身份的逆转产生了极强的荒诞感和讽刺性，而躲在摄影机背后的奥斯特伦德一定也是嘿嘿一笑，因为他肯定在借此发问，如果我们身处其间，如果困境恰好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我们果真还能笑得出来吗？

作为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广场》毋庸置疑是一部水准之作，甚至是近几年以来最值得玩味的一部作品之一。除了其对人类行为的超高敏感性，奥斯特伦德也对作为媒介的影响有着相当深刻的认知和体察。从《银行事件》、《游客》里作为重要证据的手机影像，到《广场》里导致克里斯蒂安主动请辞的Youtube视频，当代影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构建出来——它们不仅是观察现实生活的利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然节点。人再也不可能作为孤岛而存在，事件也不再可能是孤立发生的，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无可避免地进入奥斯特伦德所关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范畴。

影片获奖之后，人们不断强调导演对中产阶级和当代艺术的嘲讽，却忽视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在奥斯特伦德生活和创作的瑞典，大富豪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中产阶级”的社会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存在了——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特伦德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表现的所谓中产困境、躁动、病态，其实就是人的困境、躁动、病态，简而言之，就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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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二刷后补：

作为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夺得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方形》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质量最高的那部作品，但一定是今年最具话题性、争议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的一部作品——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影片到底想要说个什么，因为它虽然有一个主线情节存在，但每个场景又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方形》又绝非是一部让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其实又在一个更为宽泛、抽象的概念上达到统一。

这里所说的“概念”，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尴尬”。《方形》并不易看，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成体系且含义复杂的表意系统，更源于主角经历在观众身上的投射，源于观众自身在观影过程中以至走出电影院后都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感。

在片中，“公众人物”克里斯蒂安不得不面对的是“公众”一词对他的诅咒，他必须面对公众对他的道德批判，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孩子的质问责难（而且不无道理），必须在鱼水之欢过后面临女记者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的不信任，甚至他对乞丐的一番好心也要受到指手画脚。而克里斯蒂安显然只是某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的符号性象征，是某种普遍化的经历的具象体现。在瑞典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手机定位、油管视频甚至是摄像机镜头（也就是晚宴中的“猩猩”）之下。那个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被默认的伦理和规则在新的场景中被重新评估和定义，新问题的产生使得真实可感的人类和他们头脑中的契约骤然撕裂。在这个权力关系发生吊诡逆转的时刻，人该怎么办？人会往何处去？这大概就是《方形》想要呈现，但也毫无能力解决的终极问题。

奥斯特伦德的问题或许有些超前，但这无疑是一个全体人类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说不定哪一天，难民危机终将变成欧洲危机，政治正确终将化为一种政治禁锢。

其实，一切都在须臾之间。

难民、罗姆乞丐、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特定阶层的伪装、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公关的悖论。。。Ruben Östlund在2个半小时中要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是其从瑞典社会内部看到的问题，有些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投射。与更有聚焦、主题更脚踏实地、手法更大众化的前作《游客》比起来，本片显然刻意不讨好大众，而是趋向那条众多“装逼”欧洲导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的严肃“政治艺术片”道路，不为娱乐大多数人，而是只拍给“看得懂”的少数人看——只是在穿插冷暖幽默和尴尬桥段时才照顾到我等局外人的观影体验。一句话，这样的出发点和成品，未受标榜大众口味的好莱坞的青睐自是意料之中，或许也在导演计划之内。

那么Östlund真的是想让大家懵逼吗？那我们就偏来试试能不能看懂。

难民

影片开头，男主角亲历的那场“托儿”行窃记在瑞典这个北欧社会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生活在福利社会中的公民还需要去偷个钱包和手机来养活自己吗？虽然小偷二人组（抑或是三人组？）一看就是瑞典人，但后来黑人小哥助手帮忙手机定位找到的那栋难民移民楼却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联想和推测。在这栋楼里群发控诉信的奏效还有之后那个气势汹汹地出现、要找男主角讨个说法并为小哥鄙视自己移民口音愤怒不已的沥青发色小男孩（实在是佩服这位小演员黑帮大佬般的派头和演技）以及男主角对他的态度则将瑞典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导演想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似乎是，难民难道是所有犯罪问题的罪魁祸首吗？考虑到前几年瑞典成为全球人均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被不少国外非主流媒体看好戏地按上各种夹杂着恐惧、偏见、幸灾乐祸和别有用心的误报，被天朝人骂“圣母婊”，那么客观地问一句，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勇气将问题摊开、一分为二的说，而不是一味政治正确以至更加激起非议的逆反心理致使后者蒙头奔到黑呢？在影片的最后，男主角是不出所料地与自己对难民的嫌隙和解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罗姆乞丐

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习惯用“吉普赛人”称呼那个似乎只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欧洲流浪民族时，西方早已摒弃了这一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代之以更“人性化”的“罗姆人”。随着欧盟内部边界的开放，血液中貌似流淌着随遇而安基因的罗姆人自然不能落后于其他因工作、学习、家庭等原因在欧盟内部搬家的公民。于是乎，只要你两年前去瑞典，几乎在每座城市的每家ICA超市门口都会看到一名坐在门口泰然自若地乞讨的罗姆人。你说，这让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闻名的瑞典情何以堪？政府不能下达命令驱赶这些罗姆乞丐，但人们又不能无视这一道道让人尴尬的城市风景。在影片中，作为从丹麦来的成功移民代表的男主角和这些不怎么受待见的罗姆移民的几次互动就非常值得玩味。前者是一副西装笔挺的人模狗样，后者则是衣衫破旧的乞丐相。然而，一开始高高在上的人模狗样却两度被乞丐相强行拉低了姿态。但导演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讽刺和说教，两个前后出现的不同乞丐的对比像难民一样，将罗姆乞丐问题也一分为二地展开了。第一个乞丐可以在7-11便利店里向男主角理直气壮地提出点单要求：chicken ciabatta（一种鸡肉三明治），还不要加洋葱。第二个却在向男主角乞讨遭拒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他向其他衣着光鲜的商场顾客求助无果后，帮他看管大包小包购物袋，以便他去找女儿。有了这一对比，你还会觉得罗姆乞丐讨人嫌吗？是也不是。就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没有谁可以一概而论。

性别平等

说性别平等这个词可能有点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主角和美国女记者在对两人（性）关系的处理上。在#Me Too风起云涌的当下——更不用提在以男女平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瑞典——男主角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揭露的对象：利用自己X-Royal博物馆馆长的地位和身份，诱使与他有工作联系的女记者上床，之后销声匿迹。但事实上，一边，男主角似乎实在是对自己说不清有多少真实欲望又有多少勉强配对的酒后乱性感到尴尬；另一边，在经历了这段一夜情之后（或者在经历之前就已潜伏着萌芽？），女记者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感情，并希望进一步发展。说到这里，是应该讨论是否更多男性可以有不带情感的约炮，而更多女性则会选择与喜欢的人约？还是应该探讨某一个性别的社会身份在对异性的吸引力中究竟会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再加上有颜值呢？结果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权力博弈？孰是孰非，就和Catherine Deneuve在#Me Too风潮中带头的那股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逆流一样引人争议，也让人深思。

家庭关系

影片中男主角和两个女儿的关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讨论两性的家庭责任的《游客》。在那部前作中，父亲因为在以为要遭遇雪崩时，本能反应地扔下妻子和儿女，自顾自地一溜烟跑了，在剩下的旅程中一直被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嫌弃，整个夫妻关系甚至陷入了危机。本片似乎是前者的续集，父亲最终没能保住婚姻，在轮到他照顾两个女儿的这一周里，从一开始女儿之间的争吵，到被女上司训斥、被难民小男孩堵在家门口讨说法而对男孩粗暴相向，种种这些都尴尬地被女儿们看在眼里，直到最后他带着女儿主动去那栋难民楼里试图找男孩进行和解，才给他和女儿的关系勉强画上了一个圆圈。

特定阶层的伪装

时尚的西装、炫酷的特斯拉，甚至潮流的红边眼镜，都构成了男主角博物馆馆长的社会形象。但这些华丽的衣着下面，却是一个因为被偷了手机和钱包就把定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工作要务的俗人，一个可以一边在自己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信任和关爱问题、一边却看到罗姆乞丐就说没带现金的两面派。插一句，在现实生活中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这样的俗人，也当过这样的两面派，无所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影片中，以男主角为代表的这个特定阶层（称之为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好）的伪装在那位猩猩模仿者的酒会表演中被彻底撕开了。在充满了原始动物性和攻击性的“猩猩”面前，这群衣着光鲜、正襟危坐的客人都在等着用牺牲别人来自保。在面对某些个体受到攻击呼喊救命时，担心受牵连的周围人的全体噤声或许无可厚非，就像电影镜头一遍遍掠过的那些乞丐和流浪汉，一次次出现的“拯救一个生命”的画外音，如果这些别人的厄运与己无关，那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会主动去伸出援手？这里再次无关身份和地位。但影片中另外几处尴尬却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当一群VIP前一秒还在或静立或姿态优美地半转身端坐台阶听博物馆馆长发言然后掌声雷动，下一秒换厨师上台就不顾礼貌地乌央乌央散去，致使厨师忍不住大吼一声时，当与“镜子和碎石柱”艺术家的对话被一位所谓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的秽语辱骂不断打断，主持对话的博物馆女士（本人也是被辱骂的对象之一哦）却还要说“无论观点如何，欢迎所有人”，有观众甚至一本正经地向其他人呼吁“请大家宽容一些，那人正遭受神经紊乱的困扰”时，厨师和患者显然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剥开了这群涵养优秀人士虚伪的外衣。

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

当代艺术似乎从来就不是以让普通观众看懂为目标的。影片一开头，女记者对男主角的提问说出了像我这样一向对所谓当代艺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逆反心理症候群的心声。她让他解释博物馆官网上的一段话：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An evening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exhib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in the spirit of Robert Smithson’s site/non-site. From non-site to site, from non-exhibition to exhibition, what is the topos of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in the crowded moments of mega exhibition?”

“展览/非展览

一场本着Robert Smithson的场所/非场所精神探索’可展览的’动力学和公共性的建构的夜谈。从非场所到场所，从非展览到展览，什么是宏大展览拥挤时刻的展览/非展览传统主题？”

这样一段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当代艺术展览的介绍中。来看看作为博物馆馆长的男主角是怎么回答的吧：

“如果你把一个物件放到博物馆里，是否就会使这个物件成为一件艺术品？”“例如，如果我拿走你的包，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否会使它成为艺术？”

这个回答太实诚了！按照它的逻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例如，在“碎石柱”展区不小心把展览物件（碎石）当垃圾扫掉的清洁工小哥（害得博物馆女士差点要去找保险公司处理），或者那位在观众席中犯病的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也可以是把金发乞丐女孩投入方形并将她炸得粉碎的公关公司，甚至是在酒会上“配合”猩猩模仿者演出的所有在场VIP们。那么当代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愉悦或刺激观众和消费者的视觉体验，美化或丑化他们的生活，抑或是向当代社会提出实质性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这些效果都达不到，那么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公关的悖论

话题性是传媒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而投合传媒的喜好又是公关的一大生存技能。那么如何制造话题性呢？影片中的两位公关小哥选择了利用女性、残疾人、受种族歧视人群、LGBT人群、乞丐、儿童。。。这些在社交媒体上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弱势群体。但这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小心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旦利用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沦为政治正确社会的众矢之的，就像影片中的展览宣传广告一样——在把瑞典乞丐小女孩炸上天的同时，也把男主角从受人尊敬的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但与此同时，由此争议话题引发的大众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却恰恰达到了小哥们的公关目的。那么此次公关运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以上没有将信任和政治正确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主题单独拿出来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前者我个人不感冒，后者又太复杂和艰深，在自己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不敢造次。

最后说一个电影最让我审美愉悦的亮点，那就是贯穿始终的阿卡贝拉和古典乐相衔接交织的背景音乐——亦庄亦谐，与画面的节奏相呼应，很好地衬托或反衬了视觉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

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

2、采访

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不知背景墙那句“you have nothing"算不算一种讽刺

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

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注意牌子上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过N遍，贯穿首位

4、广场丢手机事件

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之后还会反复出现）

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往下看——

5、两组参观者

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

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高在哪，听我道来——

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注:刚好俩年轻人说话，身后老头提着孩子来了

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

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

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

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只有矛盾。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

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

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

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还有画面。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

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

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

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

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

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

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

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

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

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

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

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注意：争吵中导演反复用了这个空镜头（楼梯方框）

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

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注:这个镜头画面隐喻很强：馆长处在垃圾中央，所有雨滴打向他

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

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

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

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

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 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注:孩子一有危险动作，四个黑衣教练就进入圈中保护她们

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

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他们去了那栋楼。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我都快被转晕了）

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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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

我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和2017年拍出来的许多其他电影相比，《The Square》的立意和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会成为人们一时间在社交空间里乐于探讨的话题。不仅是茶余饭后，可以想见在更严肃的场合比如课前演讲，大学教室，或者就在博物馆本身，《The Square》中的一些片段都可以轻易被拎出来拿作对当代艺术和当今社会进行反思的文本。鲁本·奥斯特伦德借此片一举摘得金棕榈，想必也是对影片这一“社会”作用的大胆肯定。另外同样值得稍加玩味的，是不同受众对这部电影定位的不同，在《The Square》还未成为“话题”本身的戛纳首映期间，观众大呼过瘾但影评人的反应却褒贬不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和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相比，《The Square》无疑是一部体量更加庞大，笔法更加辛辣的讽刺喜剧。同样是家庭和事业两条线并进，但后者通过段落式的切割与叠加为整部影片营造出了《托尼·厄德曼》中难以企及的思想纵深。电影一上来的访谈“尬聊”，广场上对陌生人的施出援手，手机失而复得的全过程，策展推广视频和后来的致歉，高潮段落发展到失控的开幕晚宴等等……虽然彼此都不直接关联，但导演全程都在有意识地提示我们，这些碎片式的趣事逸闻，皆是对现代艺术和被捆绑在这个语境下现代文明人的讽刺和敲打。在观看过程中我们是笑声不断的，但稍加停顿便知，自己的笑无非就是潜意识中对这所谓艺术和文明“伪饰”的一面不假思索的嘲弄与指摘。

这些嘲弄首先围绕主人公展开，“The Square”艺术装置所标榜的价值观和Christian在处理手机丢失过程中“本性”的暴露，为我们揭示了其博物馆长身份和对艺术概念侃侃而谈的背后言语与行为上的脱节。然而影片着眼的并不是Christian一人，除了他之外，第二大主角就是茫茫人群——这些人不一定是Christian的拥趸，但无疑是博物馆和当代艺术的追随者，消费者。他们出现在Christian对“The Square”项目的介绍会上，被刻画成一群比起项目本身其实更加关心晚餐什么时候开始的“吃瓜群众”；他们出现在“The Square”的开幕晚宴上，戴着黑领结正襟危坐，屏住微笑认真“欣赏”用行为艺术包裹起来的“开胃前菜”，直到一位女宾的衣襟被撕开才打破沉默；他们还出现在博物馆“沙堆”装置（名为"You have nothing"）展厅的入口处，他们跟我们跟Christian一样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天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穿行于地铁口出来的广场上。

除却艺术的“生产者”（即Christian，和他背后的团队，媒体与资本力量等等）和“消费者”，《The Square》同时嘲弄和反思的是这些个体和群体背后潜在的社会语境与“思想牢笼”，“政治正确”这个母题在影片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被点出，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命题：对边缘群体的认知与容忍，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现代艺术是否“无用”和缺失社会功能。简而言之，奥斯特伦德直指的是当代文明人经过高等教育和价值观洗礼之后，在更直接尖锐的社会问题面前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艺术作为工具本身对解决这一困境的苍白无力感。开幕盛宴上长达数分钟的紧张与沉默是尴尬的，另一幕里面演讲人对台下无理取闹的容忍也是尴尬的，Christian和小男孩在楼梯上总还是达不成共识更是尴尬的。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艺术作为精神指引对这些难题有任何帮助的可能。这种苍白无力与Christian式的自我沉浸形成的反差，构成了《The Square》中最旗帜鲜明的反讽元素。

在2017年，聊一聊现代文明的虚伪，艺术家的矫饰，和诸如“The Square”与“沙堆”这类装置的不知所云，一定是件讨巧的事情。而在这中间，再戏谑嘲弄一下背后的“政治正确”本身，无疑就更加“政治正确”了。

然而，我仍旧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因为，《The Square》立意上的精巧并不能让我们回避它作为电影本身表达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精巧立意本身的进一步怀疑。先从剧本上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成也“段子”，败也“段子”，《The Square》观感上的精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段子”之间的互不关联，感官上不断的新鲜刺激，是支撑我们坐下来长达140分钟却丝毫不感到疲倦的缘由。但是，这些“不间断刺激”却并没有为我们编织成一个完整和自圆其说的故事，不仅是角色设置本身（比如Christian的女儿，美国女记者等），就连人物和情节背后所指的概念和寓意，也让人感到零散混乱，缺乏整体的统一，更缺乏善恶间的平衡。概念上的尖锐并不能掩盖影片在美学角度的不足。

其次，是人物的“木偶化”和扁平化。虽然在黑色幽默喜剧中这一现象并不少见，但作为《The Square》这样一部具有相当思辨野心的作品来说，没能塑造出几个血肉丰满的角色的确是一件憾事。不管是Christian还是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记者，他们都只是衔接剧情的工具，是奥斯特伦德剧幕中的玩偶，导演指向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尤其是后者，她出现的段落基本是自成一体，与电影的内核毫无关联。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思考“Christian们”的困境时，会发现电影其实并没有为我们完整地描摹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而他们的困境又如何成了我们共同的困境。当我们想要将“Christian们”的尴尬推广至整个社会的尴尬时，会发现这些人物单薄得让这个话题无从谈起。这也是为什么个人认为从电影文本的角度来说，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虽然立意不如《The Square》深邃，却做得更好的一点。父亲和女儿的角色在那部电影中更加鲜活，有真正对话和情感，也更能让人又爱又恨。相比之下，奥斯特伦德则多少欠缺了些诚意，在“话题”和“角色”的权衡中优先选择了“概念”。《The Square》中人物的扁平和抽象化，大大削弱了主题潜在的普适意义。

诚然，情节编排和人物塑造不应是评判《The Square》出色与否的最根本因素，不过导演在这两方面的选择，却成功确保了影片足够“出彩”，叫座，和喜闻乐见。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奥斯特伦德在《The Square》中最“机智圆滑”的一点。回顾影片谈及的话题，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众多可供严肃讨论的社会焦点中，把最不痛不痒的当代艺术及其“消费者”单独拎了出来，极尽玩耍和嘲弄。而这，也是《The Square》中最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

如果说《The Square》告诉我们中产阶级是如何伪善，困惑和避重就轻，那么奥斯特伦德呈现他们的方式本身就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注脚。表面上看，嘲弄和抨击“Christian们”似乎最“政治正确”，但其实仔细想想只是最不费吹灰之力而已。这群人被当作“活靶子”，遮挡着许多更值得去关注的对象：社会机制的不公和失能，阶级族群间天然的不互信，言论边界背后的话语暴权等等，它们都悄悄地藏在“Christian们”的背后，躲避着观众时不时投来的目光，并最终湮没在大篇幅的中产阶级自嘲与对“博物馆人”的讽刺之中。显然，为了让步于影片的“喜闻乐见”，奥斯特伦德在最该发力发狠的地方狡猾地收住了手，使得影片空有剖析的框架和提出问题的智识，却缺少几分进一步探讨的胆量和坦诚。

《The Square》这部电影表面上令人讨巧的立意，恰恰是它让我难以信服的地方。想必在2017年，消费中产阶级的自嘲总要比消费艺术本身更受欢迎吧。但这自嘲与自我剖析，和急于将“Christian们”推向风口浪尖的姿态，不过是另一轮稍加修饰的自鸣得意罢了。联想到观影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笑声，和这笑声背后轻易作出的结论，我不禁要问，Christian和他身后的瑞典X-皇家博物馆，真的值得这样大书特书吗？且不论这群“精英”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也放下他们是否真正有义务和能力推动社会进步不谈，站在荧幕另一面道德制高点的我们是否真正“笑对了人”呢？

Christian所历经的狼狈，和这个社会真正狼狈的一面相比，实在是太不值得一提。如果说导演的初衷只是为了刻画一群像Christian一样的“博物馆人”，而无意触碰更宏大的社会命题，那倒还说得过去。但如果立意的落脚点是后者，那么将影片中着眼的人物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一选择就显得不那么妥当了。《The Square》看似辛辣尖锐，却也十分冒进和浅尝辄止，甚至可以说是畏首畏尾。影片里面我们看不到Christian背后那位“老大哥”的影子，看不到整个系统是怎样“失灵”，也看不到时代是否有其内在局限，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奥斯特伦德究竟是否有意去深挖和探讨这“局限”本身，或者去深挖和探讨“人性”本身。到头来，我们只看到导演狡黠地把Christian置于标本盒中央，当作这个时代的切片进行放大解剖。到头来，所谓的中产困境，不过是这位博物馆长生活的琐碎与日常。如此的遗憾，无疑与影片材料安排松散，“饼铺得太开”，和人物刻画粗糙脱不了干系。

“The Square is a sanctuary of trust and caring. Within it we all shar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纵观整部影片，我其实并没有觉得“Christian们”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群与这句本就不存在的口号有什么相冲之处，至少从奥斯特伦德阐释的角度来看没有。退一步讲，当代艺术又何德何能需要为社会层面上的困境与停滞不前买单呢？阅罢奥斯特伦德版本的后现代寓言，闹过笑过之后，只想套一句《Nashville》结尾的歌词作为回应，“You might say they are stupid, but it don’t worry me.”

导演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思想观点，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观点不够新颖或表达过于直接，都将影响到观众对作品的接受。电影里的这种情形在其它艺术门类中是一致的，放置在美术馆的艺术作品同样需要接受这种考验：观众能否舒服地体验到作品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导演以何种适用于作品的方式让观众接受。从这点上看，鲁本·奥斯特伦德在《方形》中表现得明显过于直接了，不仅背后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带过：“方寸见人心”，传递这个观点的形式（即剧本上的建构）也非常直接，这恐怕是导演让人觉得“不真诚、操纵观众”的真正原因。

如果电影换成一件在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静态的绘画、雕塑，还是动态的装置——恐怕都不会触发此类的反感。原因不只在于电影是在黑暗中延续两个小时左右的观看，观众需要付出全神贯注的精力，相反艺术品的观览往往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不会“强迫”长时间的专注；更重要的是，电影似乎已经将自己从严肃的艺术作品中区隔了出来，走向“大众”（“大众艺术”本身就是具有悖论性质的表达），因而需要以尽可能亲切、适度的方式走入观众的内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学会如何于电影中隐藏观点，将电影拍得越来越客观，只从形式上显示出自己的“作者”性。

观众已经养成了此种观看／体验的方式，他们去电影院不是去接受教育的。因而，面对像《方形》这样以直接又曲折的形式来传递核心观点的电影，观众引发反感情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正如电影的核心主题源自于一个装置作品，场景放置在美术馆，故事紧紧围绕着当代艺术，《方形》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了当代艺术作品的表达。鲁本·奥斯特伦德似乎既想保持电影原初的叙述形态，同时也想将电影制作为一件艺术品。观众不能再保持过往被动接受者的状态了，而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位专程赶至某个美术馆的游客，做一位能动的阐释者。

新的观看要求与观众保守经验间的冲突，我想是《方形》遭遇到的根本困境。大多数人其实只能看到《方形》背后的核心观点及观点的直白表达——“啊，过于直接了吧”，而不太会注意到这个观点如何被层层的叙述与样式包裹。想一想，如果只给你一个“方形”的命题，让你来完成一件艺术作品，你会怎么办？可能有重重的困境。倘若这件艺术品又得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困难恐怕会更加严峻。因为考虑到大众的接受情况，这个观点必须包裹得不“显山露水”。就像在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中，观点很聪明地既被放大又被藏好（越模糊，越能被隐藏）。

鲁本·奥斯特伦德与罗伊·安德森终归是不一样的。《方形》真正体现了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根本悖论：作为“艺术”，它的接受群体狭窄，必须受过相应艺术教育的观众才能理解作品中设置的密码和暗语；而作为“大众的”，电影属于无分别的诸众，是作为娱乐形态存在的。鲁本·奥斯特伦德显然有意将《方形》制作为一部用电影形态呈现的当代装置艺术品——不仅电影里有大量的艺术语汇和元素，同时通过嵌套的形式将电影本身投射为一块“方形”。

观看同一部电影的观众就像被圈禁在导演画出的“方形”中，共同幽闭于一处真实又抽象的观影空间（电影院）。目的是让观众认识到他们观点的殊异，能以一种更平和、客观的反思态度来观看电影。就像进入“方形”的人必须暂时搁置身份的差别，在其中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我想这件艺术品的目的不在于让大众在某个短暂的时刻平等互待，而是激发他们反思自己由来的阶级与身份，以及因此产生的殊异观点。目的在自我反思，而不是逃避或游戏。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方形》，是相当微妙的。作为一位布尔乔亚，鲁本·奥斯特伦德能提出这种反思贵显真诚（如果撇掉才华出众的人个性上必然带有的锋芒）。另外，我还在想，我们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其实都局限在自己的感知经验，大部分人将对《方形》的批评安置在“态度不真诚、操纵观众”，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使然的结果？——我们都希望电影是从自己所处的阶级出发来探讨跟自己阶级切身相关的问题，但因为我们每个人分属不同的阶级，便看见了迥然不同的情境。从导演站在的阶级立场看，电影有难得的反思精神；但从普通观众的阶级立场看，看起来似乎只有洋洋得意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