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

我知道你不再开口是因为你厌倦了你扮演的所有角色，每一个角色你都能演得很完美。但是，让你自己变得愚蠢些，邋遢些，唠叨些，不是更好吗？难道你不认为你真能再好一点吗，要是你让自己成为你自己的话？——《假面》

语言与表情

伊丽莎白不再说话了，她在区分真实与虚构时遇到了致命的障碍。是舞台生涯将她从现实生活中区隔出来，并久而久之，让她丧失了把捉真实的能力。原先在舞台通过语言和表情扮演另一个角色、充分获得非现实体验的举动如今陷于沉寂。语言如同肃立起一道屏障，将她迷失于虚假中，再也无法触碰到真实。

是假的真实取代了真的真实，是模仿超越本真。因此，伊丽莎白寻求一种能让她从真假混乱的状态中主动逃脱的工具，她找到了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语言建立了个体与世界的联系，同时也将其从真实的世界中区隔出来，因为语言无非是种隐喻。它从来没能真正地触碰及现实，它以建构的方式重新塑造结构中的真实。

主动放弃语言，便意味着放弃隐喻的强力。用观察取代虚假的语言，进行真正地直观。一种失语，是对真假困境的自然回应。同时伴随语言消失的，还有伊丽莎白面部的表情。在现实生活中，面部表情的变化往往与说话举动相伴而行，话语中所曾显明的隐涩含义虽然能借由语气加强，但也可以通过表情予以传递。沉默让脸凝结为一张肖像，肖像进而成为另一种脸潜居其上的面具，这就是伊丽莎白的根本策略。

面具到肖像

表演即是在舞台上戴着面具假扮他人，或假装是另一个自己。面具遮盖了真实之脸，将自我隐藏于无形。语言的消失预示着表情的消失，脸于是凝固为一张面具。面具的独一表情（或说“无表情”），具有将任何表情凝聚在其上的能力。这是面具的黑洞作用，它形成为一幅肖像。需要观看者给予自己的阐释才能透析出肖像中脸的表情，然后获得对其的认知。这是埃尔玛不得不进行的举动。

作为护士，当她不再能通过交流获取病人的病情，便只能通过观察对方的脸来作推测。如同对一幅肖像的观看，凝固于脸上的唯一表情成了解析一切的钥匙。埃尔玛所要做的就是从伊丽莎白单一的呆滞表情中读出对方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在这种观望上，她进入了伊丽莎白的无表情之脸所创造的黑洞中。她不得不通过进行自我诊断，生成对方之脸，然后获取一份病例报告。

这导致了埃尔玛向伊丽莎白滔滔不绝地详述自己年轻时在海滩犯下的过错。只有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内心最为隐晦、阴暗的往事，她才能击破伊丽莎白的无表情之脸（肖像）所投射出的阴影，这是埃尔玛不得不行使的策略：在脸的黑洞中进行的踱步与逡巡，无畏的反抗。最后，观众发现迈向死亡的脚步与走向自我的步伐原来以同一节奏进行：伊丽莎白的脸和埃尔玛的脸何为一体。

倒置的镜像

埃尔玛对自己年轻时犯下罪行的叙述，就像躺在椅上的病人向精神分析师讲述隐秘的往事，并自己从中发现被压抑的症结所在。但我们不是早就发现，伊丽莎白和埃尔玛已经不再能够明确区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张面具，伊丽莎白分享着埃尔玛的病情报告。伊丽莎白既像一位精神分析师，对埃尔玛进行诊断，同时也是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

而在一开始的医院场景，埃尔玛是护士，伊丽莎白是病人。躺在病床上的伊丽莎白看着穿着护士服的埃尔玛喋喋不休，这是埃尔玛为了找到解决伊丽莎白失语病症的原因。而在岛上的别墅，仍然在喋喋不休的埃尔玛退居为病人的姿态，她不断地向伊丽莎白倾述，来缓解她因环境改变而释放的本性（她褪下了制服，解除束缚，如此她才能自由地讲起难以启齿的往事）。

在这里，一组倒置的镜像已然发生。原先护士与病人的关系，转换为病人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岛屿的离岸性质释放了制度与身份强加的等级差别，而沉默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任何本性必须首先依附于它，而无法与之抗拒。这组倒置镜像的相同点在于：无论被迫还是主动，埃尔玛都是那个言说的人。两张脸最后慢慢叠合为一张脸的肖像，这是沉默使出的黑洞作用。

沉默为隐喻

于此，沉默显示出双层涵义。第一种，也便是上面提及的身份置换。伊丽莎白在岛上占据着精神分析师的位置，他的沉默显示出了支配别人、让别人如实交代的强权。就像精神分析师聆听病人对自己症候的诊断，伊丽莎白在听取埃尔玛自白的时候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从另一张面具（另一重人生经历）中里获得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可以说，通过聆听埃尔玛的讲述，肖像形成的空白正在被填满。埃尔玛被沉默的黑洞吸收，伊丽莎白也在埃尔玛的叙述中慢慢具形。

同时，这种沉默也可以看成是对上帝沉默的隐喻。埃尔玛向伊丽莎白吐露衷曲，实际上讲述的是宗教中认定的罪孽之事，比如与陌生人群P，无法见容于教会。伊丽莎白就像告解室帘幕后的牧师，听取埃尔玛这位教徒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忏悔自己的罪过。教徒之所以会将自己的内心在牧师面前完全倾述出来，是因为牧师作为上帝与凡人间的中间人，将教徒的罪行传达给上帝，同时上帝保持的沉默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全知、全能和全善。正是祂的不言语，让人慑服。

这也是为何当埃尔玛在偷看伊丽莎白寄给丈夫的信件后，发现自己全新全意信任的人竟然将自己当成从失语症结中走出的工具，这无疑摧毁了她的世界观。如此才有了之后的报复：嫉妒与暴力。试想一下，如果教徒发现牧师也有人的邪恶心理，并以教徒告解时表达的隐私来牟取私利，这会发生什么？更何况，上帝如果具有人的人格，教徒还会相信教义吗，这必然引致世界观的奔溃。奔溃的结果是埃尔玛无力承受这种打击，只能转而让自己变成伊丽莎白，逃入实在界的大荒漠中。

上帝之沉默

上帝因为沉默显示出无限强大的力量，这可以引申到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里面。面对一个权势比我们高的人，他的沉默往往能显出比我们原先所认定的更为强大的威力。朝臣面对皇帝的无言，感觉到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他必须猜测圣上的意思，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来保证他的猜测是否正确。也许在上的只是一位昏庸无能的皇帝，但只要他保持沉默，就有足够的力量令臣子臣服。

同样，在一段看似平等的情侣关系中，不说话的人会让那位言说者人感觉到无言的恐惧：似乎对方已经熟知一切。正是因为猜测对方熟知，另一者才惴惴不安地生怕自己已经说错了话。因而在感情关系中，言说失去了它本来具有的效用，说话的一方将掌控权交到了沉默的对方身上。这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冷战的原因，或者表现出土象星座的深恶痛绝。

但对土象星座们来说，沉默只是他们将自己从世界中关闭逃向内心的方式，那是不由自主的天生如此，并没有一种来自智识的心理设计，与上帝的沉默自然大异其趣。上帝虽然一直在沉默，但并不保证他会一直沉默下去。我们揣测上帝的旨意，却没有任何依据。因此加予人身上的任何苦难，都被当成上帝全知全能的证明：上帝是为了人类向善，才让人类受苦。于此也显示出人类自身的受虐倾向，而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一方沉默的境况中，也是伊丽莎白让埃尔玛崩溃的原因。

最里层是两个互为假面的女人。 说好听点，她们是彼此的精神救赎；难听点，她们是彼此用来对抗虚无的工具。 我从自己身上同时看到这两个人。 当我是艾玛时，伊丽莎白便是我那寡言少语的挚友、爱人。 沉默是我最渴求的性感。可他只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像是我的幻觉，也或真如我所希冀那般，是他对我无法潜藏的关怀与爱；而第二句，是我们争吵时他似是而非的求生欲，他只说“不”，让人疑心是在拒绝我，还是在请求我不要离开。 依托这性感的沉默，他将永远是道谜题，永远不可信，永远在遥迢的彼岸。沉默着，仿佛一个不可解的悖论。 我永恒地爱他，也永恒地怀疑他是否爱我。在这怀疑中消磨虚无，但未尝就不痛苦。 而当我是伊丽莎白时，艾玛便是我最后的生趣。 我欲以沉默应对这虚无的万事万物，然而即便是以绝食抗衡难吃食物的人，也势必被饥饿驯服。我只会一次次败给孤独，一次次捡拾起发言的欲望和能力，并宝贵地揽在怀里，无论上一秒我是如何抗拒它。 而最终，我也会变成一个如伊丽莎白一样令人厌恶的人，将朋友当做工具，观察，研究，聊以解闷。 我爱极了最里层这个简单又包罗万象的故事。 而第二层，是一个厌恶自己孩子的女人所遭受的精神折磨。 艾玛和伊丽莎白都是她，是她的某一部分精神，又或者一个正是她本人，另一个是她希冀成为的模样，或希望除去的品格，即本我和他我。总之，两个人都是幻想，是重叠的假面，以奇异的方式共同构成了这个因为缺乏母性而自我厌恶的女人。 两个人交融在那面镜中，揭示出影片的第二层。镜像理论的直接引用也反映出导演的意图：对这个女演员进行精神分析。 最后一层，是那个女演员的孩子观看着她拍摄的电影。正如影片开头旋转的放映机，结尾熔断的胶带。而假面还喻指着演员和观众的特性，前者扮演着另一个人，后者体验着另一个人。 而除却在每一个层次的多重意指，这种层层叠加的电影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层包着一层的面具。 不得不说，这种结构是极度精巧的，假面一词被用到这个份上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里层的故事意义远大于后两层。 那种对于虚无的挣扎，两个人复杂的关系、拉近的距离，比起对结构的探索和实验，我觉得这才是永恒的东西。

『 The Notes of Ivan 』

人们之所以真诚，是因为他们在表演着真诚。——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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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本质性的命题——我是谁。“假面”这个中文译名稍有偏颇，persona从词源上考察，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面具。面具意味着表演性，有虚假的意味，后来便逐渐衍生出了人格、伪装的意义，但这部电影最终向我们揭示出来的却是假中的真实。之于人的存在来说，如果他看穿并抛弃所有的“假面”，那么也就失去了全部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

伊丽莎白和艾玛这两个主角分别代表了两种存在的可能性和面向，并向我们呈现了她们各自从假到真、从人格分裂到统一的路径。

伊丽莎白是个演员，这个职业的天然属性让她在片场猛然觉察到自己身上的假面，正如她在扮演角色厄勒克特拉一样，她在生活中不也在扮演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的人吗！于是她希望以真示人，之后便停止演戏，就此沉默。

原以为沉默能保持最大程度的真诚，不说话就是不说谎。可是当她看到电视上僧人自焚的画面，却惊恐万分。事实是，即便沉默也不能帮助她摆脱假面，内在的人格（生命冲动）一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摹仿他人的感受，这是移情的效果。医生说出了残酷的真理：唯有死亡才能真诚，人活着就是说谎。伊丽莎白拥有超人的理性和强大的意志力，但仍然没有勇气选择自杀，而在进一步的消极否定中变得冷漠、疏离。当伊丽莎白写信泄露艾玛的秘密时，体现了她想要达到一种理性真诚的决心，这次她没有同情艾玛，努力克制不再移情，保持住冷漠，想以此显示出她的真诚。

艾玛则代表了伊丽莎白的反面。最开始她想学习有经验的护士们，相信自己在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并愿意为之不懈努力。其本质只是一场不自觉的摹仿，小姑娘正打算罩上护士的面具去社会上表演一番。可是艾玛却并非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女孩”，她抑制不住地偷懒、偷情。如果说伊丽莎白通过理性意识到假面的存在从而求真，那么艾玛则是凭借感性的冲动不自觉地在撕破假面、探寻真实，且是以一种永不满足的方式。

这两人有无意识地都想要摆脱掉假面，却也各自经历着因此而来的人格分裂的痛苦，几近死亡与癫狂。伊丽莎白努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具理性的空壳，可是只要她还有一丝的移情能力，理性就无法取得胜利。最终面临的将是退无可退、逃无可逃，永远在否定却永远也否定不尽，解决方式唯有否定生命；而艾玛用身体的感性体验实践的这条道路是通过突破道德底线实现的，她找到的真实也只是一种动物性的快感，自责的痛苦总是在不断地提醒她戴上“好女孩”“好护士”的假面，以免彻底丧失人格、沦为动物。

医生是智慧的，或者说伯格曼是智慧的，伊丽莎白和艾玛这两个理性和感性的极端个体相反却也能相互成全，相互拯救。

二人命运的转折是从她们互揭老底开始的。导火索是艾玛发现了伊丽莎白向别人泄露她的秘密且毫无同理心，她因此感到气愤于是实施报复。正是艾玛准备向伊丽莎白泼开水的举动逼问出了她的生命意志，伊说出了全片最具份量也是她唯一一句台词：“不”。这句台词意味深长，提醒了她自己原来她想要活下去，她还不想当一个死人。稍后，聪明的艾玛对准伊丽莎白也祭出了她慢慢培养起来的理性之刃，用语言揭穿了伊理性的狡计，质问她：“人非得说实话吗？人能不说谎地活着吗？你假装健康，让所有人信以为真，只有我知道你有多差劲。”很显然，艾玛的话已经把伊丽莎白逼到理性的边缘，因为在活下去这个选项中并不包含理性所谓的绝对真诚。在要么活着说谎和要么死着真诚这个不可调和的取舍问题上，伊丽莎白既然已经通过这一声呐喊做出了选择，那就不得不承担起这个选择背后勾连的责任，而不能如之前一样消极逃避。这天夜里，她开始焦虑，对着一张集中营的老照片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感受力和同情心，同时也再次回到了扮演厄勒克特拉的片场。

与此同时，艾玛在梦境中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该梦境可以分为三幕：

第一幕，她的理性自我以伊丽莎白的面目现身，在理性自我的帮助下（伊丽莎白把艾玛的手放在沃格勒的脸上），艾玛扮演了一次伊丽莎白并与伊的丈夫交欢，最后猛然醒悟到这一切其实都是伪装。这次醒悟意义重大，正如伊丽莎白在扮演厄勒克特拉的时候意识到的伪装一样，艾玛在扮演伊丽莎白的时候，不仅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伊丽莎白，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在扮演着一个叫“艾玛”的人。

第二幕，我们看到，艾玛在着装上跟伊丽莎白别无二致，一样的黑色衣服配黑色头巾，我们的主人公对于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陷入了彻底的错乱。虽然没有像伊丽莎白一样沉默，但她已不再只是艾玛，代表反思性的伊丽莎白成为她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同时让她染上了伊丽莎白式的冷漠与无情。在镜头（相同的内容两次重复演绎时，镜头分别对准伊丽莎白和艾玛）的帮助下，从艾玛口中说出的伊丽莎白对自己孩子的憎恶变成了她自己的憎恶，同时这意味着伊丽莎白对未经反思的人类原始自然情感的那种虚假性的摒弃也被艾玛的理性自我所认同。最终，不可避免地，艾玛在半梦半醒的恍惚之间完成了升华，她的脸与伊丽莎白（反思性、理性）的脸合为一体。

第三幕，艾玛依然执拗地拒绝着理性的渗透，她不愿意承认在第二幕所发生的转变，于是开展了她最后一次反击战。这次，她坚持着以护士的形象（假面）出现在理性自我（伊丽莎白）的面前。可是伪装的假面早就已经被理性识破，此刻这种坚持更像死撑。她已不是原来的艾玛，靠生活惯性维持的自然状态再也回不去了。存在的深渊被开启，被抛入自由之中的、处在强大的理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之间的艾玛陷入了癫狂，甚至划破了自己的手臂。绝望之下，艾玛选择奋起，她不可能沉默，也没有选择自杀。她用自己强大的生命意志镇压了理性，不惜使用暴力的手段去抽打伊丽莎白，最终在医院中，她把极度虚弱的伊丽莎白（理性自我）抱在了怀中，达成了和解。

最终，伊丽莎白通过艾玛（直接性的感受力）克服了理性自我制造的逃避而找到自己；艾玛通过伊丽莎白（间接性的反思）克服了感性自我的伪装而找到自己。

作者/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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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谈及西方哲学所涉及的很多论题：价值体系、存在、生命活动、社会生产活动等，而要讨论哲学，就要设置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主观认为，若伯格曼把本片作为一次哲学探讨，那么他所设置的形而上学前提就是——世界是生成。以这个形而上学前提为基础，我结合影片内容论证影片可能表达出的哲学思想。

在口头语言上，影片的两个主角——伊丽莎白和艾玛，前者沉默不语，后者喋喋不休。从剧情上看，艾玛对伊丽莎白的暴力行为的动机源于此。从社会关系上看，艾玛是医生，伊丽莎白是病人，在这两者中爆发这种冲突是很不正常的，而要把它正常化，就要摆脱社会关系，从生命活动上来讨论这冲突的来源。

从哲学上看，口头语言的所指是神经刺激，而能指是声响。“神经刺激”的具体过程就是，声响作用于人的感觉，人再通过知性把感觉图像化，这也是人认识一个事件的过程。在认识论的人类本体论中，人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当了本体，而事件充当了客体，而整个认识的过程就是客体的实体化，进而有了“本质”“存在”的概念。口头语言所属的语言，其实就是人类充当主体，世界充当客体，世界作为客体实体化的产物，而人在创造语言时并没有依靠经验或者先验概念，而是人自身的效用本能，具体表现为征服冲动和征服意志。影片开头的几个毫无逻辑关联的镜头，狭义上来说可以是某个人的回忆，广义上来说是一个人征服冲动的产物——图像，即存在。“存在”与影片的形而上学前提——“生成”正好相对。这是效用本能对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不会超过对人类生存有益的范围，人类创造语言就是出于把握世界进而生存下去的冲动，同样在这种冲动的推动下，人类想要抬高自己在外观世界的意义，试图不断地扩大人类认识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成了关键，而结果就是，最开始仅仅只是作为人类把世界简化的一种范畴的语言，在一部分人心中成为了“真理”，也就是“唯一”，而外观世界之所以是“生成”，是因为解释世界的范畴很多，语言只是其中一个。这里的“一部分人”指的是征服意志疲软的人，他们懒得建立一种认识世界的范畴，而依赖于既定的范畴，即语言。但是征服意志疲软并不代表没有征服意志，他们走了一条捷径——在外观世界之外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世界”，之所以是捷径，是因为“真正的世界”实质上是一种存在，与外观世界的“生成”相对，因为他们仅仅只抓住了事件在生成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而把没有抓住的其他状态视为事件的本质，即生成的非生成载体。艾玛在照顾病人失利时就有表达过这样的幻想，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和病人沟通是因为经验不足，也觉得这是由于病人是个艺术家。在艾玛的幻想里，存在着两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是知性建构世界，一个是艺术审美世界。所以艾玛就属于“这部分人”，大多数观众也是。伯格曼就在影片开头用了这种技巧捉弄了观众。影片开头，有一组镜头展现了老人躺着时的状态，作为背景音的水滴声打消了观众“影像的静止”的推测，而推动了观众“老人的静止”的推测，老人在这一时刻的静止在观众疲软的征服意志的加工下成为了老人的特性，进而观众推测，老人是死亡的。在观众赋予了老人意义（死亡）之后不久，电影突然穿插老人睁着眼睛时的镜头，观众之前赋予给老人的意义被证明是无意义的，而且证明者还是观众自己，观众因此吓了一跳而更让观众恐惧的是，在观影过程中，不止观众是主体，电影也是主体。艾玛和观众一样，艾玛在与伊丽莎白的交往中，赋予了伊丽莎白倾听者的意义，而后来她发现伊丽莎白在交往过程中赋予了艾玛实验品的意义，这与艾玛的征服意志是相违背的，而且她发现，自己和伊丽莎白都是主体，不存在客体，因此也没有实体，当作为存在的世界失去了质，只剩下空洞的量，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艾玛因此也就陷入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但她疲软的征服意志依旧存在，于是她就依靠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征服伊丽莎白——暴力。

由于意义本身不只是物质概念，所以肉体上的征服并不能算彻底的征服。针对精神上的征服，艾玛的强力意志起作用了。回到本片作为哲学探讨材料的形而上学前提——世界是生成，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世界本质上是关系世界。定义作为生成的世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这是因为“定义”在人类的范畴中是合理的，但对世界来说是值得商榷的。根据影片剧情，故事大部分发生在海滩，海滩之所以成为一个治疗场所，是因为在主治医师看来，伊丽莎白不正常的行为是因为她的关系世界，而并不是她单纯的意识或者情绪冲动的结果，伊丽莎白原来的关系世界的形成是人际交往，与之相对的是大自然，海滩正好可以让伊丽莎白忘掉以前的关系世界，建立一个性质与原来关系世界相对的关系世界。作为与主治医师职业相同的艾玛，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想通过为伊丽莎白虚构一个关系世界来彻底征服伊丽莎白（为伊丽莎白赋予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意义）。于是，艾玛利用自己对伊丽莎白的印象推理出了她的家庭关系。在艾玛看来，伊丽莎白是冷漠无情、神经质的，而且她在艾玛面前亲手撕了自己儿子的照片，并且艾玛一直也没看到她的丈夫。以此为基础，她虚构出伊丽莎白与儿子丈夫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并用这来作为斥责伊丽莎白的筹码，并且对之深信不疑，这就是她强力意志的产物。但这种虚构对伊丽莎白来说并没有意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艾玛准备用开水攻击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出于人固有的效用本能，大声喊叫，这对平时一言不发的伊丽莎白是很罕见的，而当艾玛在揭露伊丽莎白的关系世界时，伊丽莎白并没有像那样强烈的反应，难道一个人的关系世界还比不上肉体吗？这不是人的意识说的算，而是效用本能说的算。艾玛虚构的伊丽莎白的关系世界也只对艾玛本人起作用，在这个事件中，艾玛同时充当了主体与客体，而实体化的是一个她虚构的假象，当她在知性层面上意识到自己深信不疑的是一个假象时，她再次陷入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中。而真相仅仅只有她疲软的征服冲动。

本片的片名是“假面”，对片名的大多数解释都说是“人在生活中虚假的一面”，既然有虚假，那肯定有真实，那么真实是什么？人可以凭借知性找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吗？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看在什么前提下。在“世界是生成”的形而上学前提下，“假面”的解释其实就是“虚构”，也就是人类出于效用本能去寻找世界的意义，因此对世界进行的简化、图像化。但现在人类的精神危机就是像影片中艾玛那样，由于疲软的征服冲动，陷入到了自己对世界简化、图像化的产物中，强力意志只是昙花一现。如果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强力意志，保持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那么就不存在像艾玛那样两次陷入消极的虚无主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