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2018)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一部金棕榈提名的影片不仅获得场刊高分，口碑更是一路飘红——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执导的《盛夏》。这位导演的作品目前累积尚不算丰厚，但也算影展常客，《门徒》2016年就在戛纳进驻过“一种关注”单元，更早前的《背叛》得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提名，以及《尤里日》获2008年洛迦诺金豹奖提名，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位蓄势待发的俄罗斯导演归置入值得期待的新锐导演大营。

本片将镜头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一群深受西方摇滚乐洗礼的年轻人以蓬勃的创作力与散发着蒸腾热意的无穷精力，把生命投入到摇滚乐的创作中去，并身体力行地演绎着激情与梦想，在禁锢的现实中寻求超然、灵性、自由的世界。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里两代摇滚青年——Zoopark乐队的主唱麦克·诺门科与Kino乐队的主唱维克多·崔在音乐上互相欣赏，并通过前辈提擢，后生接力摇滚精神传承，维克多与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互生情愫。

影片虽然将时间定位于较为敏感的时期——苏联解体前夕的最后“安定”时光，但显然不打算对政体和时局大肆鞭挞，一方面是出于审查与被钳制（毕竟导演由于其经营的果戈里剧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软禁，但真正原因众说纷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摇滚外衣的包裹下，三角恋是另一条主线。也正因如此，影片重点虽落在黑白光影的澄澈和运镜的流畅、调度的娴熟上，叙事却被挤到最稀薄的状态，政治背景近乎虚焦导致叙事近乎平板化，主宰全片的是丰沛充盈的情感流淌，缺点也是一目了然的。

MV式拍法里蕴含的丰富视听语言

本片最让人诟病的可能就是“故事单薄无聊，借摇滚之名拍MV”，不无道理。不过我相信大部分观众会对开场的长镜头跟拍印象极为深刻，从窗口开始手持一路跟随，进入到俱乐部内部、厕所、准备室，扫过乐队群像，最后终于定位于光芒万丈的舞台。将近三分钟的长镜，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主要冲突等丰富信息，导演对场景内部的调度手法之娴熟可见一斑。另外几段跟拍麦克上楼梯、进录音室的长镜，亦有同样效果。

对空间的把控调度是本片一大特色，拍摄狭窄的室内场景多为手持，跟随人物行动游弋，紧贴人物的情绪流动，也昭示青年们不无混乱的情感与生活状态。而黑白光影赋予这种“混乱”以表象上的纯净明洁，仿佛所有的焦虑、不满、抗争都在掌控完美的光线里洗涤了一遍，批判的犀利性也随之削弱，可能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借片中角色之口言及：“避开政治，悠闲地讨论虚无。”

动画的加入是另一亮点，不仅使视觉效果的丰富，更是内在情感斗争的外在表现，比如麦克留给娜塔莎和维克多独处的空间，在雨夜里痛苦地思想斗争，唱着Lou Reed《Perfect day》的红衣女人，与逐渐漫画化的雨点一样，最终想象替代了真实。因此动画部分也指代不可能发生的幻象产物，如火车上摇滚青年们被其他乘客指责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因而发生冲突，他们模仿Sex pistols，以臆想中极度夸张的言行对抗令人窒息的现实环境（这一段可能是全片最明显的直击现实之处）。此时担任打破第四堵墙职责的旁白介入者举牌：“这些都没发生过！”，这位同行男子直视镜头，打破幻想，有间离效果，还担当着叙事视角的功能，他替代观众出入幕间，恰如基顿式跃入银幕，真实和想象的界限被模糊了。

除了动画，影片还采用彩色嵌入、分屏等花哨手段，一部分彩色配合动画暗示内心戏；另一部分则是主观视点的切换，Zoopark乐队的传记摄影师将摄影界镜头对准乐队时，乐队成员们立刻呈彩色，说明他们的生活在日常中是灰暗失意的，而在有立场选择的素材撷取中是明亮鲜艳的。

三人行的聚拢与分离

比起眼花缭乱的视听语言和反复的调度手段，叙事单薄到几乎可算是“没有故事的故事”。影史上关于三人行的经典之作甚多，如《祖与占》、《戏梦巴黎》、《她比烟花更寂寞》、《情迷六月花》等，都以滚烫的情爱与颇具戏剧化的峰回路转让人过目难忘。而本片中随性的相处、淡然的离开，婚外恋似有似无、欲语还休，比起他们投入摇滚乐的狂野跌宕，这段三角恋的开启和结束都堪称云淡风轻。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彼此的相逢与互赏，在各自的生命里镌刻上记忆。初次相逢的夜间海滩，涌动着逃离现实钳制的青年们吟唱欢舞，篝火照亮了他们年轻而自由的灵魂，美好的青春肉体在浪潮里奔跑，这是一切故事的开始，这是盛夏的开始。娜塔莎与维克多就相逢在这片流淌着音乐与风的海滩上，维克多初试啼声、技惊四座，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影响俄罗斯摇滚乐坛的传说呢？

黑塞在《堤契诺之歌》中这样写道：“夏日只拍动一下它既短暂又贪婪的金色羽翼，就飞快地逝去了。”如此描写适合这段褪去道德批判色彩的恋情，以及麦克和维克多辉煌而短暂的生命留存，在盛夏明亮的光线里盛放过后迅疾消匿，如夏日傍晚的霞光散尽，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记住并怀念，这怀念里渗透了光线的影子，落日的余晖，风的方向，远处海浪的回声。

差点踏入摇滚史上著名“27岁俱乐部”的维克多，显然拥有天赋的吉他演奏技艺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创作的歌词富有生活气息，贴近现实，配以美妙旋律，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麦克和娜塔莎几乎同时在初次见面就认同了这个年轻人，并逐渐参与到彼此的日常生活中去。娜塔莎与维克多确认心意是公交车上随着Iggy Pop的《The passenger》，借乘客之口唱出心中荡漾。

麦克对维克多的欣赏，无疑是伯乐式的提携，为初次登场的Kino乐队带动现场气氛，引导他们进入地下音乐圈子，帮助他们出专辑，甚至在娜塔莎直言对维克多的好感后，麦克留给他俩独处的空间……削弱三人之间容易狗血化的情感矛盾，焦点仍是无处不在的音乐，两位在俄罗斯摇滚史上均占一席之地的音乐奇才，因为音乐相逢，也因为音乐而分离。

在T-Rex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过后，矛盾日益明显。针对heavy metal（重金属）与disco（迪斯科）之间的选择，暴露出麦克和维克多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彼时西方摇滚乐涌入苏联，在“时效”上略有差异——The Beatles、Bob Dylan、Led Zeppelin、The Doors、David Bowie、The Who、Echo & the Bunnymen、Billy Joel……横跨英美60到80 年代，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青年们从照单全收到细化类别，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麦克与娜塔莎对Lou Reed的看法争议，亦可折射麦克与维克多的分歧。

分歧在Kino出专辑后的一次小型演出后采访中显露无疑，麦克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千人音乐大厅演出，而维克多只愿在小酒吧享受音乐的乐趣——于是，分离近在眼前。在一段模仿Joy Division的演出中，仿佛重温了那一个个逼仄演出场所内外的心动故事，所有热力四溢的夏日夜晚路灯下影子的重叠，发酵的空气里满是一颗颗年轻灵魂的咆哮，基顿式迷醉地跃入银幕，从而正式消弭脑海中臆想的产物，想象成为现实。

结尾处，成名后的维克多吟唱着“我知道我的树，不会生长超过一周”，在灯影里伤悲而深情地将目光投向那如风消逝的往事，像是与青春告别的回声，像是时代落幕的先声，更像是一语成谶的预言。这些在夏日繁盛开放过的花朵，很快就要面临冬日的侵袭。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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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西宁影展闭幕片，绝对应该在巨幕和环绕立体声影院里观赏的精彩电影！写实的视觉再现与MV炫技式的手法，将真实与想象交错，俄罗斯绘画学派式的黑白光线处理，让人十分享受。

作品表现了80年代前苏联两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及生存状态，充满激情与才华。仅用一段婚外情作为主情节，虽完整、含蓄，但仍显单薄、乏力，是影片的弱点。

据说导演因“经济犯罪”，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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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钱去买针

但却把钱花在你朋友身上

感谢上帝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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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

太阳出来了，我却辞退了

我有很多时间，却没有钱

但我也不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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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唱我们敌人的歌

性手枪是工人阶级，他们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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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是我最好的品质

很多时候，我靠懒惰解决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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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地下丝绒第一张专辑：

我喜欢他们其实录得很烂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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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用鼓点写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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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这个摇滚俱乐部，

是为了展示摇滚乐并不是一个臭水沟

但你们却把摇滚乐拖进了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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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摇滚音乐必须发现人性中好的部分，

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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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歌批判了社会中的不良行为，

《八年级女孩》批判了滥交，

《我的朋友》批判了青少年酗酒，

《只有时间没有钱》批判了寄生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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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很难

见到你见不到你都很难

（文/杨时旸）

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

本文首发于【MOVIE木卫】（微信公号：movie34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前苏联，黑市交易活跃、西方商品暗度陈仓成为这个庞然大物的繁荣表象下沟壑纵横的蚁穴。而伴随着西方商品一同走私舶来的，还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乐。

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还在集体化的生活操练千篇一律的着装和个性，却早已远离了十月革命的翻天覆地、也未曾经历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腥风血雨，他们面对着前领袖个人崇拜的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真理和史实俱被推翻，耳濡目染着铁幕之外的光鲜欲望、迷茫而混沌中的年轻人，偷偷读着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暗地览阅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欧美电影，而摇滚乐更以其激进而前卫的姿态，前所未有地回应着他们的虚空和反叛、热情和憧憬，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这块土地上迅猛发展。

官方重重打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未能阻挡这股摇滚洪流冲向铁幕之后的前苏联。随着摇滚乐音乐人的不断出现、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摇滚俱乐部也随之诞生。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就是其中之一。作为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那些传奇的前苏联摇滚乐队都Aquarium、Kino、Zoopark、Piknik、Alisa、DDT、Televizor、都从在这个摇滚俱乐部中走出来。

谢列布连尼科夫记录80年代前苏联摇滚乐章的电影《盛夏》，正是开场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彼时Zoopark的主唱——及肩长发戴着蛤蟆镜、一身西方嬉皮士打扮的麦克正在舞台上激情嘶吼“你是垃圾”，而台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却还时不时要被巡逻的工作人员按捺下尖叫和横幅，只能在膝盖上敲击出响应躁动鼓点的节奏。

在随后的一次湖畔聚会中，麦克身边围坐着伴舞歌唱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女友娜塔莎——如果不是语言差异，似乎根本分辨不出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嬉皮士的区别。娜塔莎注意到了韩裔青年维克多·崔，他们的一首《懒惰鬼》引起了众人的随声附唱以及麦克的提携关注，因为这次结识使麦克成为了这个未来被称为前苏联摇滚教父的早期引路人。

经历了60年代的对欧美摇滚乐的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复制时代的苏联青年成长到70、80年代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发展。原本就作为自由独立精神象征的摇滚，放在政治高压、文化贫乏的前苏联，更是有了反叛和对抗主流的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生活贫瘠之外的一块纯粹的乌托邦。因而歌词内容的批判、讽刺和戏谑绕过文化机构斟词酌句的审查，曲折指向令人失望的政治前景和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Kino主唱维克多·崔唱作的歌曲，一方面保留了俄罗斯诗学语言传统的格言与隐喻，另一方面从从避世主义的消极反抗，转变为尖锐而直接的的挑衅相搏。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音乐传记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叙事的层面，紧紧跟随维克多的成长与成名展开一个造神运动，也没有从纵深宏大的角度精确刻录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维度，它更多流连沉溺于那些没有连贯性的片段场景：忙碌而拥挤的演出后台、篝火晚会上的光裸肉体、喋喋不休的酒精大麻派对以及麦克墙纸剥落破败狭小的集体公寓。

于是电影镜头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是游离于明星和拥趸之间的旁观者，是麦克的女友娜塔莎、是梳着大卫·鲍伊发型的伴奏青年、更是引导着一系列未曾发生场景以MV形式呈现的神秘黑衣人。在这样的视角中，被后世赋予太多编撰注脚的摇滚史诗的戏剧性、悲剧性和英雄光环被一一抹去，没有撕裂关系的争吵和分歧，也并没有过多关注于摇滚启蒙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叛逆、浪漫的宣泄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抗击。同样，麦克、娜塔莎和维克多三人之间微妙关系，也像是从熟知一切的老友口中娓娓道来，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友谊和蜻蜓点水般的爱情，绕过了沉重的道德审判和情爱负担。

电影将叙事性让位于音乐性，这体现在电影中多段以异想形式穿插的MV，综合了前苏联对于欧美流行乐的折衷口味，包括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 Iggy Pop的“The Passenger”，被路人众口传唱的画面辅以早期MTV的复古动画涂鸦风格而呈现；更多被主角们提及的偶像则是摇滚殿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Blondie等等。

《盛夏》仿若一封致予1980年代列宁格勒地下摇滚的书信，记录着那个大片黑暗笼罩中零星灯光下的混杂时代，既流露出身为同时代人的温柔恻隐、也夹杂着音乐的狂乱和迷醉。相比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上一步戛纳入围作品《门徒》所里展现出的少年戾气和执狂，《盛夏》中的年轻人们显然要乐观善良许多，然而两部电影同样都在关注俄罗斯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一种是后铁幕时代中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追随和狂热极端，一种是后斯大林时代中迷茫青少年将精神寄托于摇滚乐而寻求解脱，同样是对前信仰的碎裂瓦解的焦虑，同样是对民族现状的思考和批判。

电影即将结束之时，场景再次切换回摇滚俱乐部，梳着妖娆发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开创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在舞台上低吟浅唱“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而台下与他遥遥相望的是麦克和娜塔莎，带着蛤蟆镜的麦克依然让人看不穿他的情绪是否有被取代的怅然若失。而此时距离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前苏联的大厦将倾仅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世界阻隔成两极的铁幕正在被凿开越来越大的裂缝，从中透出的光线点燃着越来越多自由烟火。

1990年，Kino的灵魂人物维克多·崔在开车返回列宁格勒的途中发生事故身亡。

1991年，Zoopark的核心麦克因为脑出血在家中逝世。

1991年，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型摇滚音乐节——莫斯科没有红场摇滚音乐节在图什诺机场拉开帷幕。

2017年，向来与当局立场争锋相对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电影驻足于前苏联摇滚时代的落幕前夕，在娜塔莎感动欣慰的鼓掌声中戛然而止，让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让一个时代的青年信仰，成为永远驻存于那个年代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