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在抱怨之前,先肯定两点:

摄影真美! 导演Anton Corbijn不愧对20年的MV导演经历,镜头处理得独帧如画。
黑白影像除了另影片的风格在怀旧和先锋之间保持平衡，也摆脱了时代感。最主要的，用在Ian Curtis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悲情摇滚人身上再合适不过。 色彩缺乏另时代特征降低，人物脱离了潮流，每一场戏都仿佛同时适用于过去、当代和未来，好似讲述一个Ian Curtis神话，不止于28年前。
黑白影像的静谧感也传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苦闷、压抑、单调，缺乏活力...所以容易濒于扭曲。很多独具匠心的构图也符合人物性格，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并且多少暗示了情绪和命运....当然，这些感觉在影片伊始构建得很好，却半途而废。

演员的选择值得称赞。 除了每一位的造型几乎都精雕细琢，力图还原Warsaw，Joy Division，New Order，Tony Wilson，Rob Gretton的面貌以外....不得不承认，主演Sam Riley把Ian Curtis模仿得惟妙惟肖，舞台表演更有时光倒流的一瞬间恍惚～～～～低调的表演基本上把握了人物苦闷惶恐的心态。几乎是Sam Riley的演技成全了这部电影全部价值。

而导演狭隘的视野和忠于原作的改编基本上毁了这部电影的后半段。

影片的前半部（50分钟左右）采用一种碎片式的记录手法，刻意绕开了Ian Curtis的私生活和内心活动，把重点集中在成名历程上的重要时刻和重要演出。这种表达非常成熟，简单平实，举重若轻，和影像结合得几近完美，不免令人期待接下来的剧情高潮。

处理那些人生拐点时，Anton Corbijn仅用一些有意义的台词精确提示～～～比如第一次演出获得好评，Ian Curtis和妻子相拥，兴奋得想要个孩子。没有后话，简单扼要，正好交代了那种大孩子似的冲动和开心。还有Tony Wilson的出现、“血书”，Rob Gretton的咄咄逼人...这些场面干净利落，意义明确，值得赞赏....（好像借用了《24小时派对狂》的风格？？）....

但是约一小时的“乐队”情节发展结束，开始交代Ian Curtis的私人生活，差不多是从那个比利时女人出现开始，整个剧情立刻变身8点档肥皂剧，充满了肉麻和无聊的台词，剧情彻底沦为一段庸俗不堪的婚外关系。

最令人失望透顶的莫过于结尾，在悲惨的剪辑线索下，Ian Curtis简直变成了搞不定老婆情人三角关系，在婚姻不顺的打击下，一股火气闹自杀的傻冒...Orz
就算Ian Curtis只有23岁，但是一个压抑了20余年，崇拜Jim Morrison，长期活在癫痫的阴影下，歌声中充满绝望的“孩子”仅仅因为早婚的后遗症就痛苦到自杀？？？！Anton Corbijn的脑子似乎进了游泳池....估计这个结尾没有哪个JD的歌迷能接受。

我不是JD的歌迷，一样接受不能。因为既然塑造了一个想法很复杂的Ian Curtis，你就绝不能让他简单地去死！最主要的，你不能简单地解释他死亡！！

后半段影片，充满了我们所能想象的俗套。除了已经让人心灰意冷的琼瑶式对白，又加上了前半段根本不曾出现的腻歪独白，甚至莫名其妙地闪回（与黛比初识场景），还有书信台词，以及催眠时的大量（导演）自以为是的解释性独白...这些表达在一部有记录色彩的影片中本来已是大忌，却被导演毫无征兆地发挥到泛滥地步。

此时，Joy Division精妙的乐曲已经沦为肥皂剧背景乐，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变成了三角关系伴奏曲。令人发指啊～～～

这些对Ian Curtis一厢情愿的想象和解释毁了我们的“信仰”，不仅没有还原一个真实的摇滚天才，反而侮辱了Ian Curtis和歌迷的感情。

另外，这部失败的改编（改编自Ian Curtis妻子的回忆录，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或许也是改编作者Matt Greenhalgh的经验不足）把大量时间投入到Ian Curtis的感情生活-----偏偏这是一项最难以阐述和不必详述的内容，对真正Ian Curtis和JD乐队成员之间的交流甚少交代，给Ian Curtis对音乐的态度和意识也没有留出多少空间，这种执导态度同样蔑视了Ian Curtis和他的音乐。

尽管摇滚充斥着不羁和混乱，但在朋克喧嚣的70年代，Ian Curtis绝对是一个先锋，一个另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孤独的精英，值得认真纪念。这部Control完成得远远不够！！！

在1979至1980年间，Anton Corbijn曾是Joy Division的舞台摄影师。这是一个真正见过Ian Curtis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塑造了Ian Curtis的人。正如本片所展现的那样，每一个乐队都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名字（从Warsaw到Joy Division），寻找属于自己的专辑设计封面（从最初的朋克图腾到后来著名的极简主义黑白山丘图像），在现代唱片工业与乐迷文化中，乐队名字与专辑封面设计都极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构建了乐队的形象、音乐风格定位与受众群体。同理，一个乐队需要一个形象，一个与之匹配的形象，一个看似看得见摸得着其实却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像，只有拥有了这个形象，一个乐队的神话才能被建构起来。对于Joy Division来说，他们的形象就是Ian Curtis。他苍白的脸庞、瘦弱的身体和抽搐的舞台表演与乐队冗长、压抑、绝望的乐章相得益彰，彼此辉映。
在07年，两部音乐传记电影必将改变此类型电影的走向。一部是现在说的《控制》，另一部则是以崭新手法展现Bob Dylan人生的《我不在那里》。把这两部电影稍做比较将是个有趣的事情。《我不在那里》把Bob Dylan分裂成几个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都象征着他性格或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侧面：这个“真实的”Dylan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形象；而《控制》虽然仍然用比较传统的手法让一个新演员饰演Ian（而他的表演达到了惊人神似的程度！），但看完本片之后，我们（至少是我，当然，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但哪个所谓的艺术家又不孤独呢？）仍然无法了解到Ian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这并不是说《控制》拒绝我们进入Ian的内心。电影中有大量静止静音的长镜头，仿佛是拒绝我们进入人物内心的一种手法；但本片同样有许多特写和正反打。因此，我个人觉得，导演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无法进入Ian的内心，正是因为他本人也无法进入自己的内心。Ian能在了解自己的路上走多远，我们也只能走多远。在这里，导演Anton Corbijn对人物的尊重是难能可贵的，他并没有试图去阐释人物的古怪行径，并没有想为观众提供一些符合逻辑的解释，黑白粗颗粒的画面如同纪录片一般记录下Ian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但并不用任何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的手法来圆满这个本来就圆满不了的故事和人物。
作为传记电影，《控制》更加难得的是它并没有想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容纳人物一生的企图，换言之，它并不想讲述一个有开端、高潮和结尾的故事，它并不想虚构一个人物的成长和衰亡。《控制》是一个反情节化、反高潮式的电影。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围绕着一个重要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却见不到这个真正重要的时刻。片中甚至没有一个让情感暴发和让情节陡回的时刻。例外当然是展现Ian舞台肢体的那些细节。但仍然，我们无法捕捉到联系日常生活与舞台之间的纽带。这是一部呈现断裂的电影。
说到断裂，也许是身为摄影师吧，Anton Corbijn在本片中的许多镜头一开始看起来都像是一桢静止的照片。在这些镜头中，时间仿佛被抽空了一样；突然之间，人物轻微地动作打破了沉寂，而我也相信，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有力，正是因为这些静止和运动不断变换的影像，以及它们之间的断裂。
日常生活中的Ian，舞台的上的Ian，还有不断在旅行中的Ian。旅行对于《控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电影中无数次地展现了在车中一起旅行的乐队。他们不是在去演出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可这条路却从来没有终点。

1、幕后制作：

    【后朋克的中间力量】

　　影片叙述时间跨越了从1973年处在青少年时期的柯蒂斯，到1980年以自杀告别人世，此前还在筹备举行一次轰动的美国巡演。形成于英国朋克迅猛觉醒的时期，快乐小分队以着重体现精神状态而非愤怒、独特的风格和黑暗氛围，成为后朋克运动中的第一支乐队，至今仍对英式摇滚有着深远的影响。影片主要记录了柯蒂斯生命后半部分的时光，与妻子以及与女友的关系，与自己的病情癫痫症作斗争，以及他的乐队是如何在音乐道路上取得成功的。

　　在准备拍摄这部电影之前，荷兰籍导演安东·寇宾已经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摇滚摄影师与音乐录影带导演，而且长期以来还是快乐小分队的忠实歌迷。70年代末期开始与英国演唱团体合作，为多位知名乐队如U2等操刀。为了接近心中的偶像，寇宾曾经在1979年的时候特意从家乡移居到英国，并于当年11月亲手拍下了第一张快乐小分队现场演唱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似乎也就因此定下了影片《控制》的基调。由于寇宾与快乐小分队相识多年，还是他们的著名单曲《大气》Atmosphere的MV导演。正因为如此熟悉，近乎真实电影的摄影，寇宾才能精准地捕捉到人物的神韵与那个年代所迷漫的幽暗氛围。


    【记录历史与真实】
　　这部电影改编自伊恩·柯蒂斯的妻子黛博拉·柯蒂斯所写的关于他的丈夫的文集《遥远的抚摸》（Touching From A Distance），书中主要记载了她与伊恩相守的时光。此外，不遗余力的黛博拉还亲自担任起本片的制片。然而，本片编剧——曼彻斯特作家马特·格林豪恩并不仅是限于黛博拉的回忆，为了确保电影的真实性，同时希望能够涵盖更多的内容，访问了很多与电影相关的人物，包括从不接受采访的安妮克·霍内尔。

　　电影的原声大碟由New Order与1970年代的华沙（Warsaw）和稍后更名为快乐小分队的乐队共同完成。除此之外，配乐中还采用了符合当时那个年代情境的英国华丽摇滚乐队Roxy Music、朋克先驱乐队The Buzzcocks以及地下丝绒合唱团（Velvet Underground）这些乐队的作品。影片与音乐结合得近乎完美，当背景音乐响起乐队自己创作的那首《爱会将我们分开》（Love Will Tear Us Apart）时，伊恩正与黛博拉站在街头说分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唤醒沉睡的心灵】

　　在影片中，黛博拉的角色由曾获奥斯卡提名的女演员萨曼莎·莫顿饰演，而伊恩·柯蒂斯这一角色则是由不怎么知名的演员萨姆·赖利扮演。虽然曾在迈克尔·温特伯顿的《24小时派对狂》中出演一个小角色，扮演坠落（The Fall）的主唱马克·史密斯，但在《控制》中却是他首度出任主角。在现实生活中，萨姆·赖利也是一支独立乐队的主唱，为了精益求精，他反复观看快乐小分队当时的现场录像带，学习伊恩·柯蒂斯独特的机器人舞蹈姿势，还特意花心思去研究癫痫病患者的发病症状。正是因为如此用功，他所扮演的伊恩才能惟妙惟肖，神形兼备。

　　不仅仅是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整部影片的表现都非常精彩，这不是一部内容陈腐的摇滚乐对沉浮录，而是一部可以带动所有观众的情绪的电影，也绝对不仅仅是那些热爱音乐的人们。《控制》让我们看见了一名凡人的挣扎，那是梦想的起飞与破灭，面对爱情时抵御不了诱惑以及不完美的肉体之躯带来的折磨。



2、花絮：
·由于快乐小分队的音乐表演起来很容易，而且演员们都对他们的歌曲了如指掌，所以在电影中所看见的那些乐队现场表演的段落，实际上正是演员们现场演绎的，并非出自录制好的唱片里。


·2007年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上，安东·寇宾根据伊恩·柯蒂斯拍摄的这部传记片广泛获得好评，最终赢得“金摄影机特别奖”，同时还摘得了电影导演新人“Regards Jeunes”奖，这是奖励第一次或第二次执导电影的导演，以及欧洲电影院线最佳电影奖等多个奖项。


·本片的英文原名Control（控制），取自于伊恩·柯蒂斯当时所创作的一首歌曲《She's Lost Control》（她失去控制）。这是他在看到一个癫痫病发作的女子之后有感所写。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也被诊断出相同的病症，从而导致了最后这起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


·与这部传记电影同时发行的，还有由快乐小分队而获得创作灵感的运动鞋。美国艺术家Dylan Adair是这双鞋的设计者，是从乐队1979年的专辑《Unknown Pleasures》的封面设计中获得的灵感。这双运动鞋有着与众不同的鞋底花纹、鞋舌等部位，都有根据乐队的专辑内页设计而形成的浮雕，同时还有乐队的厂牌Factory Records的标志在内。



3、一句话评论：

寇宾的这部电影巧妙地采取了对比度强的黑白画面，成功地把马克莱斯菲尔德小镇的阴森冷酷转换成了庄严与伟大。——《英国卫报》

影片讲述了众所周知的故事，即处在迅速上升时期的摇滚明星与日常和传统生活格格不入，但寇宾并没有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忽略了遗孀黛博拉日益遭受蒙骗以致于被丢在一边的痛楚。——《综艺杂志》

安东·寇宾的一部关于伊恩·柯蒂斯非常有趣同时又能出动心灵深处的电影。——沙龙网站

至关重要的是，《控制》的每一寸胶片、每一个细节，都高度一致地令人感到真实可信，这是一般音乐片很难做到的。——《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同时它拥有绝对优秀的摄影师，他没有让电影的观众失望，横贯整部电影的都是美丽的镜头，在深刻有力的故事情结以及人物发掘方面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第60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



4、简介：　

     影片开始于1973年，当时的伊恩·柯蒂斯（萨姆·赖利饰）青春年少，是一位眼睛画着眼线的高中在校学生，成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着大卫·鲍伊和娄·里德等人的音乐。对于他而言，家乡马克莱斯菲尔德小镇死气沉沉就像是一座沉寂的监狱，唯有正在伦敦燃烧的华丽摇滚才是放纵青春的解药。

　　著名乐队性枪手1976年在曼切斯特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从此改变了柯蒂斯的人生轨迹。虽然他当时并不会演奏吉他，但高挑的身材却是摇滚主唱的最佳人选。他在演唱会现场结识了寻觅主唱已久的伯纳德·萨姆纳、皮特·胡克和斯蒂芬·莫里斯三人，当时就一拍即合，随后组建了一支名叫华沙（Warsaw）的乐队。

　　后来乐队更名为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经纪人鲍勃·格瑞通不但办事得力而且还经常制造乐趣。加上一路上经常遇到贵人相助，乐队从此以后开始逐渐走红。这一时期，伊恩·柯蒂斯一边要工作一边还要进行排演，非常忙碌。由于过早进入婚姻殿堂，他的感情也开始变得犹豫不决，一边是妻子黛博拉·柯蒂斯（萨曼莎·莫顿饰），另一边是情人安妮克·霍内尔。

　　隐藏在体内随时都有可能发作的癫痫病也在影响他的事业发展。1980年5月，终于就在好不容易开始筹备的美国巡演前夕，万念俱灰的伊恩·柯蒂斯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二十三岁。当天晚上，他正在看沃纳·赫佐格的电影《史楚锡流浪记》，听着伊基·波普的专辑《白痴》。

对我这个非乐迷来说，看这部电影纯粹是冲着影像去的，片中（似乎不是纯黑白）的每一个镜头几乎都是一张完美的黑白照片，略带颗粒的画面，不愧是30多年舞台拍摄经验Anton Corbijn的作品。

原文地址：http://www.paulconnolly.co.uk/page11.htm
感谢百度吧友暗里思乡提供全文翻译

在伦敦东区的一家酒吧里，和我面对面坐着的这个娇小、腼腆的女人已略带醉意。她说话的声音开始变大，与两小时前我见到的那个胆小害羞的人相比，此刻的她显得更为直率。“我其实不怎么听Joy Division”她说，“如果那不是我父亲唱的，我也许会听。有谁愿意听他们的爸爸唱歌？那就像看你爸爸跳舞一样，令人尴尬的要死。你爸爸从来没酷过，不是吗？”

这个年轻女人是Natalie Curtis，26岁，Joy Division的主唱Ian Curtis的女儿，她的父亲在25年前的这个月里自杀了。如果换成其他人说Ian Curtis不够酷，他一定会被耻笑为对流行文化一窍不通的老土。无论是从文化还是音乐的角度来看，或许除了Nirvana的Kurt Cobain，现代摇滚史上没有任何人比Ian Curtis显得更为重要。他的死震动了整个音乐界，使上千的乐迷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作为Joy Division的领头人，Curtis不仅是最富魅力、引人注目、令人不安的后朋克艺人，他同样是那些令人震惊的美丽的、敏感的、充满忧郁气息的歌词的作者，这歌词或许预示了他的死亡。Joy Division'的两张录音室专辑Unknown Pleasures和Closer均为经典之作；乐队最有名的歌曲Love Will Tear Us Apart仅仅在Robbie Williams的Angels的歌曲海报上被列为过去25年的最佳歌曲，这一结果犹如一个不知羞耻的老戏子在他自己歌唱的结尾也用到了Joy Division的经典和声而令他自己都感到尴尬。

Joy Division也深深影响了一系列的乐队：U2的Bono承认这支曼彻斯特的乐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音乐，如果说没有Joy Division以及那支后Curtis风格的乐队New Order，就不会出现Depeche Mode, the Pet Shop Boys, Franz Ferdinand和the Killers等等。

Curtis的女儿Natalie，当她父亲吊死在他和妻子、Natalie的母亲Deborah一起居住的位于Macclesfield的房子里时，她只有1岁。当我第一次见到Natalie时，我惊讶于她和她父亲的相像程度。丰满的嘴唇、尖尖的鼻子、紧张的蓝眼睛全部直接来自于Ian的遗传基因。

Kevin Cummins，那个为Joy Division拍摄了众多标志性照片的摄影师，把Natalie揽到了他的膝下，作为他的摄影助理。当Kevin在曼城作一次演讲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她，他的反应同样震惊，“我刚结束演讲，这个女孩走上来对我说‘你有我爸爸微笑的照片吗？’我当时看着她心想，‘你不必告诉我你是谁’”。

Cummins直白的黑白照片是Natalie对她父亲的初次接触。“Kevin的照片是我记事以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我看到了两三张。不知怎么，我知道那是我爸爸，但我不清楚他在照片里在做什么。我隐约记得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他不笑？他出了什么事？随着我长大，我认识到那只不过是乐队希望向外界展露的形象。”

Natalie说从8岁起她对她父亲死亡的方式感到好奇。“一直到8岁，我对他的死没有感到过好奇。他只是死了——此前我从未想过一个人可以有许多种死法。”于是她问了她的妈妈。“她告诉我他死于某种疾病例如癌症。我告诉了她我的好奇，然后她告诉了我真相。”

 

当你得知真相时你是否对他感到生气？


“小时候我从未生过他的气。我只想知道他的那些故事。我想了解他那些快乐的事情，那些有趣的东西。从那以后当我妈妈开始写那本关于爸爸的书（《Touching From a Distance, a no-holds-barred depiction of a driven, sometimes unpleasant man, tortured by epileptic fits》《遥不可及的触摸，关于一个感情用事的、时而闷闷不乐的受间歇性癫痫困扰的男人的毫无保留的记述》）”，我决心了解更多。于是，我读了一些关于Joy Division的书，这些书大多数提到“他因婚姻问题而自杀”，我知道这些都是垃圾废话。没人会因为失败的婚姻关系而干掉他自己——他们只会试图挽回或者重新开始另一段感情。我爸爸是个f*****，我爸爸消沉郁闷，他严重的癫痫病令他痛苦异常。”

Cummins，这个对Natalie有着父亲般影响的人，轻轻地碰了碰她，“这么说，你从未因你爸爸的自杀而对他感到愤怒。”

Natalie深吸了一口气。“我确实想过，‘他真是个白痴’，不仅仅因为他撒手离我而去，更因为他生前是那么出色却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音乐作品。但摇滚明星的身份不利于他的健康——我是指巡演以及酗酒。他完全清楚酒精会令他的治疗癫痫的药物失效。”但当你身处一支成功的乐队时，你很难拒绝这种在路上的生活。

“没错，我理解，那种生活太刺激了，它使人无暇去思考，‘哦，我是个病人，酒精和缺少睡眠是导致这些病症的始因，他们将加重我的病情’。但当他决定自己已经过够了这种生活时，他本可以通过写书来取代这种生活。他不需要返回到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他本不必结束自己的生命。”

Ian Curtis于1980年5月18日开始美国巡演的前夜自杀，这次巡演将使Joy Division有望打进全世界最赚钱的市场。他的音乐遗产数量不多但影响深远。他的个人遗产毫不引人注目。他的女儿是个聪明伶俐、个性坚韧的女孩，在她冷酷的性格之外披上了一件羞怯的外衣。她对她的父亲感到无比自豪，并且全然无视他的死亡方式。

“现在，抑郁在我面前已不是那么忌讳了，但人们仍避免同我谈及自杀的话题。我记得几年前当我的一个朋友自杀时，没有人愿意当我的面谈及此事。这真的令我感到生气。我想如果自杀对我父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它对任何人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时常在每天的碌碌无为中忽视了生命本身的摧残和狭隘，直至看见了新长出来的皱褶充斥了寒冷拥挤的内心，与现实的灰暗腔调如此遥相呼应时，才在魔鬼的脸上感觉出他褶褶发光所隐藏起来的得意。Susan Sontag 在她的《Illness as Metaphor and Its Metaphors（疾病的隐喻）》中写，“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它们的邂逅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客观地看待这种邂逅。”肉体的疼痛用隐喻的方式来诠释它的始发点，而根植于内心的黑暗毒瘤却是由梦境里出现的某些片面场景，组织成纠缠于一生不可预知的暗示。

我想起了Ian Curtis (Joy Disvision主唱，1956-1980)。他18岁那年对着镜子描画眼线的场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自认为这个似乎是无法抗拒自我的自恋男子，最终却死在了自我主义的独裁里，黑色眼线暗示了他的这场梦境中的邂逅，他以一个自己，去应接另一个自己，他看见镜中的自己，拥有着不同的灵魂，他们扭曲并且伤害，尽管也曾得到过些许自以为是的安慰。

《Control》里的Ian Curtis，常常做着这样一个梦，他想象自己是另外一个躲在他皮肤之下的人，做着并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仍然假装是他的事。(He said, just like it's not happening to me but someone pretending to be me,someone dressed in my skin,I've no Control anymore.) 他长大，他唱歌，他爱与被爱，他觉得流失在自己体内的，并不仅仅是成长中灰色现实所带来的痛苦，或者还有一种关于爱的隐喻。对于自己的爱，使他困其于层层的枷锁之下，他试图剥及生命的真相，却溃形于梦境的本原。love,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他深信爱即是摧毁一切的根源，并且从来不曾怀疑。

Ian Curtis无疑是一个dancer in the dark，古希腊悲剧似的人物。24岁用自缢的方式结束的生命，隐喻着他最后的挣扎，他将自己的最后气息从被紧缚的颈脖中被呼出，如同是驱赶着体内那个并不属于自己的灵魂，他对他大喊，他要他走，他要他离开他，他用死亡来获得所谓绝对的自由，最后的胜利。

同样是死亡的选择。我在这个阴冷冬天下午，记起了另一个死去男人的面孔。这是一个在49岁以跳入塞纳河作为自己终点的男人，一个眉梢眼角流淌着对死亡迷恋的男人，一个给自己取名Celan（拉丁语，意为隐藏、保密）的男人。

他的名字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曾经的奥地利诗人。

他在诗中写着，“你曾是我的死亡 / 你，我可以握住 / 当一切从我这里失去的时候”。

语句里泛着黑暗的亮点，他像是幽灵般地将他那些死亡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潜入读者的灵魂中，他不赞美，也不批驳，他静述着梦境，他的文字是滴血的魔咒，看不见伤口，但是在疼痛的体验中愈发地感觉真实。

作为废墟文学的代表，策兰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早年在法国的求学生涯使他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本身即为犹太人的他，在经历了与死神躲藏的整个二战岁月后，他肉体的伤口开始愈合，但他却任由内心的伤口逐渐糜烂。痛苦造就了他，他没有选择去逃避，而是从痛苦的根茎里妖娆蜿蜒出死亡的花蕾，他“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枯井中”。策兰的诗中包含着大片的隐喻，难言则隐，难直言而喻。他似乎在与人对话，但言语之中却充满着绝望，他自言自语，流落在被自我放逐的荒野中，这或曾也是他在梦境中反复追寻拷问的另一个灵魂。

1970年，他以跳入塞纳河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那应该是“五月风暴”发生过后的两年。我无法知晓后来选择定居在巴黎的策兰是如何看待这场思想上的革命变迁，但是他以与水结合为一体的死亡方式，在隐喻的定义下，或许是一次灵魂母体的回归，回到最初子宫里的状态，也是最初孕育我们的生命海洋。以蜷缩的姿势来完成轮回的仪式，在慢慢地与之融为一体中，放弃了焦虑、恐惧与孤独。他想要得到的并不是灵魂的逃逸，而是再次地获取，他和Ian的不同在于，他能给与自己的全部，就是在黑暗中触及到的心灵饥渴，他不需要通过放弃生命来寻获自由，死亡是他回到梦境里精神上自己的唯一方式。

“有些人就是他们生命的本身，有些人只是寄居在他的生命里，不晓得该如何去对待。拥有了生命的同时，就会有放弃它的诱惑。诱惑越是强烈，越是感觉自己只是自己生命的房客，不晓得该何时归还。”依然是Susan Sontag的话语，出自《黑暗之匣》。

生命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就像是一个匣子，里面藏着美丽与丑陋，希望与绝望，但在黑暗里只能靠摸索去辨认，去猜测其中危险的记号。好像是博尔赫斯的诗句写的那样，“我能够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灵的饥渴。我在尝试贿赂你，用无常，用危险，用失败。”我相信这个你，即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本身，在梦境与隐喻中存在的另一个渴望得到诉求的自己。

Feb.18th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