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窑奴工的事儿沸沸扬扬,我却顾自风花雪月。其实是胸口堵着一团的,该写写了。不写专制下的苦难,这个有的是右派嚷嚷;也不写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这个有的是左派嚷嚷。我就只抒发一下感慨与郁闷,这种胸无大志、对世界悲观失望、悲天悯人之心总灭不了、但又从无实际行动的虚伪的小知识分子的感慨与郁闷。
我就只最片面地说说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那里面看不到黑窑这样明目张胆的黑暗,但是黑暗与苦难都在背后。其实黑矿他也提到了,里面韩三明按手印把自己卖给矿主,每天工资十元,死伤自负。那是资本重新分配的初期,新的疯狂时代的开始。六四他也提到了,大喇叭在车站广播通缉令:“盛志民,男,xx岁,身高xx,xx口音…”,乍一听以为是通缉二王呢,但是最后一句是“精通法语”。贾樟柯跟大家跟自己开玩笑,盛志民其实是他的制片主任,另外一个被通缉的余力为是他的摄影师,而站台的墙上写着“打死贾樟柯”,不仔细就漏过去了。这就是个心血来潮的恶搞么?也许,但也许他的意思是:这些事件都和他相关,和我们自己相关,却仅仅是隐藏在背景里,不内省的人就忽略了。其实中国的一切变革都和大部分具体个人无关,大部分人既轮不上发财,也轮不上受难,但并非因此就真的无关了,那些关联就像这些背景上的声音和杂乱模糊的粉笔字迹。
贾樟柯的作品我基本都看了,每看一部就有很多感触,却总是说不出来。他好像根本不在乎电影的常规,往往一个枯燥的镜头时间拉得老长。不喜欢他的人抱怨他沉闷,好像故意跟观众过不去,但我这种被他触到神经的人看到的是诗意,一种非常独特的、由平庸和乏味、由无所事事没有希望的生活构成的诗意。贾樟柯不嚷嚷,国家的大动荡到了小人物身上全然是另一番滋味,那种激动人心的浪漫劲全无,只是一种对荒谬迅速的适应与麻木。你看到人在这样的境地中无法逃脱,但也并不绝望地活着,他们靠着本能在追求,却又是无谓的追求,不断的幻灭。社会动荡在细节部分也照样平庸无奇,日子总得一天一天地过,北京广场边上的死人在山西小城就是通缉逃犯的大喇叭广播,根本没有一个人在注意听,大家都在忙着赶车。可大动荡里有恒久不变的东西:恒久的追求和恒久的挫折,不断的希望和希望不断的破灭,即是那个特定的国家与时代的、特定的人群的,又是站在这一切之外、总也不能被克服的人世悲剧,一代又一代人,总归抑制不住地去这样。就像那个关于火车的隐喻,(这是《站台》一片里最打动我的一个隐喻):
火车好像一个魂一样绕着影片不散。一开场就是火车,文革刚结束,舞台上还是文革风格的演出,几条胳膊假扮火车轮子转,口呼“呜----呜------”,可是演员们竟然没有一人见过火车。影片结尾也是暗示火车,可又是假的,那是个烧水壶的哨子,声音却和火车叫一模一样。心比天高的姑娘到了还是嫁了崔明亮,生活变了一点,但其实又没有改变多少。他们的孩子如同他们当初一样着迷火车的声音,以至于对着开水的哨声咯咯笑个不停,可那是否又会是一场虚幻的梦呢。但愿那孩子终究能赶上火车吧-----火车,也许就是幸福。这一班人以各种方式挣扎了许久,唯一一次看见火车却只是个尾巴,那是在下乡演出的山野路上,当听到远处汽笛的声音,一群人狂奔好几百米,却终究没能追上,甚至没能完整地看到火车一眼。他们终究是一群被留在站台上的人,如同世世代代大部分的人。
从未有列车停靠的站台
文/子戈
在自己所有的电影中,贾樟柯最喜欢《站台》。依旧是在山西汾阳的土地上,依旧是一片斑驳焦黄的底色,有一群文工团的年轻人,在亢奋又失序的年代中,过着自己仅有一次的青春。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新世界就要来了。这群年轻人坐着汽车跑来跑去,到村子里、县城里去演出,他们自己化妆,自己排练节目。无论到哪儿,都有那里最大的舞台在等着,台下男女老少挤得满满的,待他们站上去,舞台亮起来,像是世界的中心。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雄姿英发呢?
就像歌里唱的: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曾经的“小武”,如今成了“崔明亮”,是文工团里的刺儿头。听说城里的年轻人开始流行喇叭裤,他就让母亲把自己的裤子裁开,缝出敞口的形状。“向往”总是从“模仿”开始的,城市的潮流在行将褪去时,却刚好流到了县城,成为过时的流行。
不管怎样,此刻的崔明亮是“明亮”的,虽然父母搞不懂他成天在干些什么,但崔明亮却活得自在,自诩是个“文艺工作者”,是这个县城里最先锋的一群人。
崔明亮和文工团的伙伴们,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朗诵《风流歌》、跳火热的《西班牙斗牛舞》、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演出结束后,汽车行驶在夜色中。这群从没坐过火车的年轻人,用声音模仿着火车的汽笛声。他们憧憬着远方,想着未来,而嘴里面却唱起:“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这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反讽,在一个过于闭塞的环境中,理想是危险的,到头来都打不过现实。
而现实是他们被困住了,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贾樟柯在片中运用大量的“长镜头”加“远景”,来呈现县城中“人”的状态:慵懒、寡言。他们被困在了这座县城,看似一直在走,但当镜头拉远后再看,却还是在这里。
后来,文工团改制了,从政府出钱养活,转为了由私人承包。崔明亮们的演出,也从“慰问”变成了“走穴”。
也是在这时,尹瑞娟拒绝了崔明亮的爱情,她说“他们俩不合适”。或许是尹瑞娟真的认为自己还能遇到更好的人,或许只是在等着崔明亮更坚定的追求。
谁又知道呢。
就这样,崔明亮坐上了离开汾阳的汽车,跟团开始了四处走穴的生涯。而尹瑞娟则留在了汾阳,成为当地的一名税务员。
在此之后,曾经风光的文工团,也开始走向没落。
站在台下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根本没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他们有时只能站在煤矿边上演出,或者自己搭个大帐篷,把人们拉进去。他们唱摇滚、跳霹雳舞,以美女双胞胎为噱头招揽生意,最后干脆把团名改成了“深圳霹雳柔姿电声乐团”。在商品社会袭来之时,文艺也成了商业的牺牲品。
最后,无路可走的他们,只得把卡车停在路边,就站在卡车上表演。录音机里面放着《路灯下的小姑娘》,双胞胎姐妹随着旋律舞动,精气神儿十足。贾樟柯在这里用了一个“远景的摆拍”,只见“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开车的人”不断从镜头前经过,却没有一个人转过头看那辆卡车上的表演。
这种“普通人被彻底边缘化”的隐喻,在此刻表露无遗。
为什么一部名叫《站台》的电影,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站台”。
其实,所谓“站台”也是一种隐喻。“站台”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到达的终点。正如大时代的来临是弄潮儿们的起点,却也是有些人的终点,他们原本整装待发,准备好了上路,却发现列车根本没有从这里经过。
就像《站台》中的这群年轻人,有一次偶然经过大桥,听到火车的长鸣声,他们疯了一样地跑上桥,却见那火车早已跑了很远,把他们留在了原地。
从舞台中央到路边的卡车上,从十几岁到年近三十。在汾阳的县城里,这群年轻人终成为了失落的一代。
在兜兜转转了一段时间后,崔明亮最终又回到了汾阳。
在无人的办公室里,尹瑞娟在歌曲《是否》纠结的盘问中,跳起了独舞。她心中的文艺还在,但现实却给了她一个无比冷漠的回答。
这也是贾樟柯在《站台》中极力塑造的感觉,即一种“无力感”。青春的荷尔蒙在激荡,却发现卯足了劲,只能打在棉花上。他们跳着Disco,对着空气挥舞双拳,当音乐停止时,剩下的只是满身的空虚。
在影片的最后,俨然已是几年过后。在一间屋子里,崔明亮躺在沙发上昏睡不醒,一旁,尹瑞娟抱着孩子逗趣。又是一个长达几分钟的长镜头,忽然灶台上的水开了,水壶发出尖锐的响声,像极了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然后黑幕降临,响声仍在继续,直到影片结束。
他们最终还是一起回到这里,过上了最平凡的生活,成为了他们曾经拼命想否定和远离的人。
-End-
1.
賈的四部長片,可以說重複也可以說不。《小武》說的是愛情親情友情對一個直正的小偷的反臉不認人、《站台》說崔明亮張軍尹瑞娟鐘萍的失序狀態、《任逍遙》是賈最忍心的青春殘酷物語,斌斌和小濟要麼不用力就被bully,用力麼便處處撞板;《世界》中(至少是長版),清晰的批判取代了耐性的同步曖昧感受,而飄泊的人就如呆頭呆腦的世界公園觀眾般,幾乎不可救藥。
如果《任逍遙》中的斌斌在最後一幕中,在不比他無聊苦悶的夜班公安的要求下,才能享受到以唱歌得到最迂迴而終極的自由,在《站台》中,主人公們至少仍能在那在四面楚歌中活得有餘地的不協調。誰知那算好還是不好,至少那不斷推延的判斷不會讓人感到太大的壓力。
《站台》可愛的地方,也許便是在容或簡化的主題化中,它能佔據一個類似支點的平衡位置,社會速度的problematic清晰了,批判卻未至於太性急明顯;人物是被動無奈,但卻是觀眾參與詮釋的結果,而不僅是導演的出擊點題。
2.
《站台》失諸表達過度,這是賈也不否認的(《先鋒‧對話:我們已經選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廿六)。這大概從電影處處充斥的背景音效(如電視電台新聞)、又或車站廣播要通揖余力為、牆上的塗鴉說要打死賈樟柯等看得到。
從這些與電影情節沒太大關係的剩餘中,可以見到對賈導來說茲事體大的家國敏感還是其次,在一套看來記錄傾向特強的電影中,看到以上的超現實元素,或者就是導演對記錄片能記錄「真實」的最根本懷疑。
3.
趙濤。四月二十二日的歡迎聚會中第一次見到她,感覺就如同行朋友所說的:很客氣很得體,然而溢出來的姿態卻是,我不寒喧,請適可而止。真人的趙濤比在《世界》中賈導專誠為她找來的笨掘的保暖衞生衣裡的趙小桃要輕巧優美多了。
然而,除了真人趙濤外,最是可愛最是自然難道不是《站台》中的尹瑞娟嗎?萬般不願意的推卻了裝作一切都沒所謂的崔明亮、用藍色的毛冷掩面遮蔽自已的嬌憨、與鐘萍坐在背後一片白光的床上聊女兒心事、在寂寞的工作間隨蘇芮的老歌跳起不特別時髦的舞,恰當就是刺激,壓抑難道不就是無敵。
4.
王宏偉。王宏偉大概是最受歡迎的賈樟柯御用非職業演員。與賈一樣,他也是北京電影院文學系的學生,職志卻是當制片。他衣不稱身的西裝、瘦削的背影在《小武》中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劇情給他安排的絕路與無奈更被他那愛理不理的情態闡釋得無以名狀,也無以超越。
在《站台》裡,王宏偉的一口方言還是無法讓人聽得懂,但那也正是我最不能釋懷的理由:尹瑞娟把他拋棄了,他在團中再讓識身影更為綽約姊妹花,回汾陽後要與尹瑞娟結婚了,趕快與舊相好見個面。所有的情感,都與那無法聽懂的方言一樣,從不表現自己,聽不懂看不明是閣下的事,儘管那其實是最閃亮的。
5.
長版《站台》中,我最喜歡的便是張和鐘萍在巡迴的路上,走到一處類似屋頂的地方,鐘萍肆意大叫,鏡頭隨叫聲搖到遠應屬一片山境的遠方。但在應是一片青山的框中,有一老漢似蹲還坐般堵住了鏡頭接近中央的位置。
雖然不能確切的點出賈導的用心,只知道他如此曾點評侯孝賢的技法:「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他隨後的豪言壯語道「我不迴避」在此姑且不強調,但老漢的出現不就是要模妨侯的做法然後把它搗毁嗎:把突兀的老漢置於鏡頭的中央,整套電影語言都隨之崩潰。
***
我當然不相信電影能紀錄甚麼真不能企及的「真實」,但如果「真實」的意思是由能觸動人來定義,《站台》的確勝利完成,並且有剩餘有溢出。或者就如執著偶然性的導演不會認為無需腹稿,在現場有甚麼感覺便「陏著感覺走」,而是先對自已想拍甚麼已經太清楚,然後再按具體場境的條件,再作應變。這種自由,雖然不直接,卻最真實並且不可多得。
http://yeahayeah.blogspot.com/2005/05/blog-post_31.html 《站台》中的对白不多,镜头语言无疑起着更多的修辞和表意的功能。如贾用两个呼应镜头巧妙地处理了凝视/欲望的母题。在影片开头的一个镜头中,呈现在崔的视点镜头中的,是橱窗中尹的照片,接着切到全景镜头,崔转身从橱窗内投射出的光亮里走进黑暗中,弦乐重奏哀怨缠绵,而在此前的一个镜头中,尹在城墙边告诉崔自己要去相亲,崔酸酸地说:“牙医好,大学生好。”说明崔已经知道了自己和尹希望的缥缈,在接下来的凝视中,按照拉康的眼睛和凝视(gaze)的辩证法,凝视是一种欲望的投射,但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能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与此相呼应,在影片接近尾声时,凝望的主客体发生了逆转,尹走到当年的橱窗前,凝视,回头望着画面外的崔——这当然是对开始的镜头意味深长的呼应,但也暗示了尹已经做好了和崔结婚的准备,彻底与当初的梦想诀别,回归现实。
与贾的其它影片相比,音乐这一元素在《站台》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那个年代最易指认的符码,其本身对推进影片的叙事、抒情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连续四次出现在影片中的半野喜泓作曲的弦乐重奏最引人注意。众多评论对这五段音乐的使用褒贬不一,但我还是认为这些音乐的运用稍有不妥,这不仅仅是因为半野喜泓的音乐太过优美、哀怨、缠绵,与主人公、与当时当地疏离的太远,更因为它有违艺术电影为避免强加给观者某种情绪,破坏艺术的多义性,而对音乐的运用尽量节制的原则。具体在这些镜头中,音乐妨害了影片沉静、隐忍的纪录片气质,显得急于表达了。
当然,总体上说贾还是掌握了音乐运用的分寸。从《解放军的天》到《年轻的朋友再相会》、《美酒加咖啡》、《成吉思汗》、《朋友再见》,再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是否》,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站台》,音乐(包括歌声)成为独立于情节的又一条重要叙事线索。这些音乐对于我这样的80后生人虽距离遥远,但对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却可能是沉淀在骨子里等待被唤起的情愫。它们不仅迅速将观者拉回到特定的历史年代,而且与片中人物的心境形成了绝妙的互文关系。如在镜头101中,全景镜头远远观望,“哈咪小姐”在卡车的后箱中随着歌曲卖力的跳舞,而歌词是这样的:
嘿,在那盏路灯的下面
有一位小姑娘在哭泣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
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到哪里去?
前景中卡车兀自来来往往,除了一个抽着烟的男人在旁间或投去些目光,无人驻足。舞者的漂泊、游离,生活的辛酸、艰难,就这样让人过目不忘。
总之,镜头、音乐,还有本文中无暇讨论的对白、视点、光与色彩等元素,共同构成了独属于贾樟柯的贾氏视听语言。
受字数的限制,对本片的探讨到此将告一段落,尽管笔者的感触和思索表达得远未尽兴。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几个部分间似乎缺乏逻辑联系,内部亦缺乏一种连贯性。再想想,这似乎又与片中的非戏剧性叙事,刻意拒绝经典电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叙事形成某种有趣的互文关系。松散、破碎、漂浮,以及直面现实的真实,正是贾樟柯影片的一贯风格,对应着影片中始终游离在边缘的卑微的快乐、苦涩,以及若隐若显的希望,《站台》好似一杯茶水,贾樟柯所有最隐秘的生命体验,包括回忆、欲望、悲悯、突围,统统如茶叶般在水中翻滚、浮沉、浸润。
首发本人博客: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asp?id=28161
火车开往时间的尽头
我是从《站台》开始认识贾樟柯,之后才看的《小武》,以为这就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四年前漫长的“五一”长假,几个无聊的穷鬼租了一堆碟回来,一天到晚对盯着电视机补电影课。长达三个小时的安静里,平实简单的叙述着真实淳朴的人生,凉白开一样的故事没有出人意表的高潮,在你想得到的地方开场在你疲倦时收尾,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几个兄弟还以为会有一些露点镜头提提神,结果在60分钟左右就失望地哈欠着进入梦乡了。我却越看越精神,几个场景还触动了神经,心有凄凄然,幸亏咬咬牙关或者点根劣质香烟泪腺就能被及时控制住。
一、火车.虚无
这是一个古怪的词汇,像蚯蚓一样埋伏在地表以下,潮湿地蠕动着轰鸣着,出现在很多诗人和很多我这样的没谱青年的文字中。电影开始,1970年代末,崔明亮他们文工团就在生产队公社里表演着红色样板戏《火车开往韶山冲》,伟大领袖的画像下面,破布,农民,灰尘,笛子,敲锣打鼓,几个人蹲在土台子上模仿蒸汽机车,连杆带动轴承飞速前进,下面人声鼎沸。“火车”作为一种虚拟的东西出来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开往哪里,在激情万丈的年代,那时崔明亮、张军他们是文工团的标兵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很诗人的样子。
实体意义上的火车出现在1980年代初期,文工团破除了大锅饭,被承包老板组建成了江湖戏班子,带着到西北各地,在帐篷里、露天下跳迪斯科,崔明亮一头时兴的爆炸头唱着邓丽君靡靡之音,张军去南方闯荡没回来。那天,当他们在干涸的河床上看见火车从山洞里冲出来,集体癫狂地冲上山追逐,站在钢精水泥的桥梁上,火车一溜烟从坚硬的枕木、钢轨上消失钻进桥对面的另一个隧道,只喷了男男女女们一长溜黑烟。从铁路尽头、镜头深处他们明亮的笑容,干辣辣的的欢呼声,我知道导演是想让时代和时间赛跑,火车和时代赛跑,人们和火车赛跑,时间(或者叫青春)反过来又和人们赛跑。你知道的,这种事情古有典故叫:夸父追日。所以,到最后我们只能和记忆赛跑。
二、工业.农业.墙
除了一种牌子很好卖的白酒名称,我不清楚贾樟柯的老家山西汾阳。这个有些历史的小城市,在浩浩荡荡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崔明亮们生下来就是红旗招展、百花盛开、无数个电线杆上悬挂着无数“伟大正确”的高音喇叭、无数个工厂里旋转着“超英赶美”的机器神话,连古老城墙上都是早日四化挺进21世纪的伟大预言。时代给崔明亮们注射了参加万里马拉松的兴奋剂,能歌善舞当然是一种报效国家的一种有益方式。但一种体制轰然坍塌时,他们似乎一脚踩空了,自由自在也无所事事,当人民币越来越难赚能买到的东西却 越来越多,当日子在轮回中一天天原地踏步,有一天生活的法则大声宣布:亲爱的同志,您老了,成家立业吧,如今江湖已经不是你的江湖,别跑了。
汾阳作为一个县级城市和中国千万个县城一样不土不洋不尴不尬(去年顾长卫的《孔雀》中河南安阳县城里的一家子又未尝不是如此,嘿嘿,我怀疑是抄袭了《站台》),连贾导自己多次说自己是个农民。所以,崔明亮和他的哥们张军都是既工非农的。所以,那一次,长镜头深邃,崔明亮送走签了“生死状”准备下井掏煤的表弟,一望着灰白的长路发呆,对自己的身份有些质疑。那一次,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人在旷野里点燃篝火;那一次,他们在城墙上、屋顶上谈着恋爱却内心孤寂,惶惑地眺望远方。迷幻摇滚的先驱平克.弗落伊德在《迷墙》里说,每个人都是墙上的一块砖,崔明亮们也概莫能外,最后只能回到铜墙铁壁的汾阳城里,永远被围困在里面,做大时代墙上一块平凡安静的砖。
三、在路上.女人
没有爱情和女人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爱情和女人是独立电影更是不可想象。《站台》里尹瑞娟、 钟萍和是好朋友,崔明亮和张军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文工团里的活跃分子。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吹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文工团解散后成了江湖戏班子,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尹瑞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不靠谱,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了税务系统,其他人都开始到处奔跑走穴,只有她坚守在故乡。不用怀疑,他们都是认真对待感情的人,爱得深沉热烈:尹瑞娟才会一次次地陪着崔明亮在城墙上发呆;钟萍才会和张军同居后,而张军险些被80年代的人民公安请进派出所后,她毅然去堕胎。
尹瑞娟穿着整齐的税务制服,精明得意,骑着漂亮的女式摩托穿行在被时代开挖和建设得面目全非汾阳城里,崔明亮在塞外的风沙里蜷缩在东风卡车里赶场。幸运的是,当他丧家犬一样回到故乡时,她还是用爱情收容了这个流浪汉。影片最后,看到崔明亮和时间妥协、青春妥协,在故乡的沙发上疲倦睡去,尹瑞娟抱着孩子幸福地出去时。我恐怕和贾导一起深刻体会到了,做男人不容易,做女人更不容易,爱情更不容易啊!不信,你去问问身边的男人女人,异乡回来有多少人疯了、死了、失踪了,有多少人至今爱情未果?
四、音乐.其他
贾樟柯在接受某次采访时说到,自己擅长跳迪斯科,而在影片里引用80年代流行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成吉思汗》这些音乐,是因为剧组穷,买不起当时更流行的张国荣的《莫妮卡》之类的版权。我更宁愿相信他是在给观众下谜语,尽管俗到骨子里,这两首歌却还表达着两种精神气质,林子祥的《成吉思汗》气吞山河,适合在路上壮胆前行,叶丽仪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说着一个小孩霓红灯下的忧伤和寒冷,这未尝不是崔明亮们的写照。当你看着双胞胎姐妹在走穴沿途的大马路上,满面尘灰,在没有观众也依然在《路灯下的小姑娘》中卖力跳着现代舞,不得不动容。
五、结语
在更早的60年代,美国的克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们在《几近成名》之后,疲劳归来,退隐故乡写着《在路上》的回忆录。而几十年后中国的崔明亮们也和前辈一样大部分回到了故乡,虽然他们赛不过时间,在物欲横流的大时代里沉没并沉默,而理想的火车也敌不过时间的速度,终于损毁破败,但是他们还可以和记忆赛跑,直至世界的尽头和时间平起平坐,作一粒自由顽固的尘埃!
那是我一直想要过去看看的年代。
烧开水的声音刺耳得如同远方开来的火车 却叫不醒多年以后的崔明亮了
难以喘息的、逼人的真实。潜藏在个体命运最底层的无奈、挣扎、荒谬与尴尬。而生活本身就是剧情。
7.5 贾樟柯的导演生涯就是一串悖论——早年拍出来的东西神韵俱佳,技术方面却粗粝到好比学生作业;之后的作品越发精雕细作,韵味却散了大半。
站台有一种小城之春的气质:它们都没能把住时代的脉搏,但却拥抱了整个时代。
卧槽,太牛逼了。史诗级作品。贾樟柯野心真大,要为整个80年代肖像。“让民间记忆充满银幕,以代替被官方垄断的历史。” 这时候的他才三十岁。
贾科长的电影并不粗糙,相反精致到有些强迫症了。他极喜爱将镜头从人物身上缓缓移去,投向远处的景物,逼你看眼前身后、墙里墙外,强迫你关注故事之外的时代细节。他又善于控制情绪,让你的情感在喷涌前克制,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你发现,站台在那里,可没人出得去,生活原来是恐怖片。
梦想死掉了,只剩下虚无,不同的是有些人看穿了早一点退出,有些人一辈子就陷在了里面--而且那真的是梦想吗?这部感觉和科长别的片子都不太一样,这么长的情况下(看了个3h+版…)剧情反而被刻意削弱,不断出现的各种流行金曲我能接受,谁不曾在一个孤独的夜听着老歌突然就很难过呢
那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人事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贾樟柯用了他几乎能想到的方法来插入他记忆中时代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和物件细节,越走越远的人总归还是回到了原点,本片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创作主题上都算是导演最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了,期待《天注定》
一直不喜欢王宏伟,总觉得他把颓废演成吊儿郎当。直到《是否》出来方才醒悟贾樟柯潜藏的心酸和动人。「体位的变换是不需要有所避讳的,当两人彼此相爱,任何体位都是理所当然的」,史诗一般华丽的狂欢过后剩下的是一无所有。站台是一处集散地、亦是年代更迭的坐标,塞满了改革开放青春的迷茫和怅惘。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听到了不一样的音乐,并且,你发现自己都听懂了。热爱文艺在八十年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代表着身体、衣饰和发型的解放,对XX文艺座谈会的挣脱,乃至冒着被惩罚的危险。《站台》里的文艺,不单是文工团的金曲串烧,电影从1980年(刘少奇平反)开始,到1990年(渴望)结束,其实是一部悲伤的青春片。春风不度的汾阳小城,终归是能收到南方沿海的改变信号,人们内心躁动,等待着什么发生。科长采用一套群像组合,不断进行省略留白,比如离开又回来的张军,成为税务员的尹瑞娟,消失的钟萍。许多镜头美到惊人,平遥城墙下的交谈,荒野中的火苗,韩三明的五块钱,姑娘像春天的树站着突然大风扬沙。立个 flag,2020年,平遥放映修复版《站台》。
在《小武》里就发现了,王宏伟长的真像我爸。他就跟电影里的崔明亮差不多,浑浑噩噩的过着没啥出息的小日子,几乎难以糊口。全靠我妈才勉强有个人样,真是个窝囊废啊。原以为我能好过他。现在坏了,我也光荣的成了窝囊废中的一员。
“一个朋友,普希金。”就喜欢这种七八十年的调调,虽然贾樟柯用得有些过了,整个片子里都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音。
没想到这么好
可以,含涛量较低
虽然说改革开放和新旧交替的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但是这片子太散太缓慢,终于到我即将无法忍受的沉闷高潮点结束。
起碼可以看三次
贾樟柯的现实主义史诗片。影片几乎是由一段段中、远景长镜头组成,固定与横摇为主,与侯孝贤的风格相近,这种远距离的凝视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使没有共鸣的人心生厌倦。导演用大量标志性歌曲、广播、录像和电视节目表现时代变迁,兼顾了写实与抒情。叙事和生活一样散漫。(7.5/10)
最后,放弃理想与冲动,平静而劳累地生活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