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与吉姆

本片拍摄于1961年，次年在一月在法国上映。二战后，欧洲的文化需要被重新构建，这时继欧洲先锋主、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后，第三次电影运动法国新浪潮来了，它与包含上述女性主义在内的各类文化思潮相互接洽、诠释，带来了一场思想的解放。

60年代初，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正在西方世界展开，性解放是该运动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以性自由为武器改变以父权主义为代表的现存社会结构。而在运动前期的电影创作上，女性依然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庸，或者说是以另一种男性视角被消费。直到法国新浪潮，女性才找到为其真正发声者。法国新浪潮时期的主要流派为激进女性主义，这也是女权主义第一次出现，持这种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是造成社会最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

特吕弗作为法国新浪潮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也理所当然的把镜头对准女性角色。虽然原著是以一战后为主要背景，但特吕弗把其与女权主义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三角关系。女主角凯瑟琳在祖与占以及她的其他情人中周旋，时刻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女王”地位，而两位男主角的人生也在这个情感漩涡中被搅的翻天覆地，不断挣扎。

作为女主人公，凯瑟琳是通过多个角度的视点被塑造的，画外音则作为其中的重要手段，分别是上帝视角和两位男主人公，而凯瑟琳的画外音只在片头出现过一次：“你说，我爱你。我说，留下来。我想说，占有我。你却说，你走吧。”这段话于这部影片，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在影片前半部分，特吕弗使用了大量的蒙太奇，推拉摇移、快速变焦、定格，让镜头的时空不断跳跃，营造出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到了影片后面的部分，镜头明显切换速度放缓，摄影机的运动如同三人的感情，迷惘、混沌、无力。

在构图方面，前后相对一致。凯瑟琳始终急于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她受不了两人在玩骨牌时对自己的无视，强行插入两者之间；男主二人在河边侃侃而谈的时候，摄像机在谈话途中确切到了凯瑟琳的画面，一系列的声画不同步之后，她纵身跳入河中，使他们长篇大论化为无意义。战后归来，四人在小屋中谈话，她也一直作为两人必经之桥梁，让祖与占无法跳过她去进行沟通。凯瑟琳一直没变，就像她涂上代表男性性征的小胡子，套上了男性的“外衣”却依然保持着女性的内在，使女性观众依然获得了身份认同。他们在桥上赛跑，她只要赢得比赛，不在乎规则。桥上的空间与外部完全割裂，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小空间，时间仿佛停在此地，为三个人相互吸引、对抗，最终走向毁灭的结局做了个亮眼的伏笔。

当然，也许凯瑟琳的塑造除了原著本身外，还夹杂着特吕弗的个人情感。他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母亲未婚先孕生下了他，他的出生被社会和母亲视为罪恶，由此对宗教和女性产生了微妙的情感纠葛。希区柯克曾对结局发问:“天主教可以接火葬吗？”结合导演的生平，这未免不是一种反抗。

特吕弗镜头下的女性主义运动，是真正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而不是作为单纯被凝视的客体存在的，这一做法也打破了劳拉·穆尔维的凝视理论。作为与众多思想家同一时代的伟大导演，我想特吕弗是认同存在主义的，主观性和自由是研究人的存在的出发点，本片也是在自由和道德的碰撞下产生的乌托邦构想。

最后，还是随便说两句。女性主义到如今也有百年多的历史了，女性依然遭遇着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我虽然是男性，但也希望女性主义不要沦为空谈，积极打破中产的阶级壁垒，带动全体女性真正掌握本该掌握的话语权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你说：我爱你，我说，留下来。我几乎要说：占有我，你却说走吧。” ——特吕弗《朱尔与吉姆》 “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 ——68法国学运的宣传口号 “Where is the father？” ——特吕弗《四百击》 一场顽固的革命，就好像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 1871年9月，一个眼神迷离、桀骜不逊的瘦弱青年漫无目的的游荡在巴黎。公社刚刚失败的压抑气氛笼罩在巴黎的上空。这个青年背着一堆诗稿和几十个苏，踏着尚未风干的血迹，拜访了刚刚结束放荡生活并步入美满婚姻的大诗人魏尔伦。他向魏尔伦一首接一首朗读自己辉煌的作品，讲述自己几个月前在公社与不同的男社员的鸡奸生活。两人在酒馆喝得烂醉如泥，辱骂所有装逼作家，颂扬革命，为公社的遇难者举杯。两年后，魏尔伦向这个天才青年疯狂的开了一枪，凝结着痛苦的爱的子弹射入了青年人枯瘦的手掌。十八年后，这位青年流浪到非洲沙漠的尽头，凄苦而潇洒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就叫阿尔蒂尔•兰波——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证明，这个诗歌“通灵者”实现了他儿时的语言：“发明了元音的颜色。”在王以培先生的译本中，我们最能看到诗人当年面对革命的失败是何等愤怒： “仰望苍天，——对我们来说天太小了，/我们将炽热而爆裂，我们将双膝下跪！/仰望苍天，——我回到了人群之中，/回到恐怖而伟大的贱民当中，他们在肮脏的大街上推动着你们那些老式大炮：/当我们死去，我们会将大街清扫干净！/如果面对我们的呐喊与复仇，/老国王的金爪牙胆敢在法兰西/调集他们那些张牙舞爪的军队，/那好吧，你们都到齐了？——妈的，对准这群狗，开炮！” 革命如果只是一时的狂热，那叫不负责任；革命如果是一辈子的狂热，那叫精神病；在一时的狂热之后，将革命精神融入一辈子的隐忍与妥协、反叛与抗争、担当与坚持之中，才是真正伟大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爷们儿。 就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的第九十七个年头，公社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复活了。1968年的狂热已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早已成为一个深刻的政治与文化概念浸入了其后的社会演进与思想书写之中。坊间出版的各种有关68的书籍里，尤以《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最为精彩。两位作者每天位于风暴的中心，他们在第一时间进行的关于运动进展的报道与分析，现场感极强，文辞激扬，又极具深度，让读者身临其境。既然是“革命”，首先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每一个狂热的细节。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贫穷的学生对富人阶层是如何不满，对机器化的教育体制是如何无法忍受；我们可以看到一旦狂热到来，“满满一个银河系的诗人”是如何诞生；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面对现代性异化的一面是如何进行的反抗——当然是在狂热的大环境下，这种反抗面对高度精细分工的现代物质生产体制又是何等的软弱无力，等等等等。现代社会碎片化的个体一朝成了“主人翁”，却发现自己成就任何事情的能力都没有。而“一旦国民议会变成八卦的地方，所有八卦的地方就变成国民议会”。如果说1871年的公社败于外部敌对势力的镇压，那么诞生于现代理性社会的1968公社则注定是内部分崩离析的宿命。“真理是一出让人笑不出来的深刻喜剧，因为它和历史中的悲剧只是一线之隔。”革命在狂热中结束后，接下来就要面对无情的熵递增的命运。 然而，狂热的结束，意味着革命作为一种情绪的开始。集体的政治运动分崩离析了，一切的收获与损失，一切的快乐、沮丧与痛苦，从此全部落到了个体的肩头，在个体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是否有能力背着这个负担一直走下去？他将为自己尽头的墓碑作一个见证。只有在个体存在意义上的革命，才是真正艺术的，才是真正美的。就在这场“终结的开始”的九年以前，在同一个国度爆发了另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它发生于艺术领域，影响却极为广泛，甚至与68革命的发生都有着很大的联系。这就是法国电影史上的“新浪潮运动”。将革命意识从集体事件转化为个体的担当，电影——作为情感冲击力最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浪潮中的两位主干将戈达尔与特吕弗，若从知识分子立场上述及对政治介入的直接性，戈达尔自然是这场革命的旗帜；但若论及情感深度与影响的深远性，特吕弗则是法国新浪潮的灵魂。特吕弗不幸的童年与坎坷的少年经历并未抹灭他那抚媚的双眼，迷人的微笑与对世界细腻的爱。新浪潮来势凶猛，去得却也迅速，就在新浪潮已然势微的1962年，特吕弗却推出了电影史上或许是最浪漫的一部电影：《朱尔与吉姆》。它与革命毫无关系，然而其田园牧歌般感伤的爱情故事，或许象征了存在面对革命的宿命。 朱尔是一个老实敦厚的德国青年，而吉姆是一个浪漫不羁的法国青年。两人都挚爱文学艺术，相互引为知己。影片的开始是一系列欢快的镜头和音乐，一个壮如口猪的青年人一边在墙上刷着“打到一切”的革命口号，一边不时在身旁的女朋友身上获得力量。一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言：“这世上最能令我产生激情的两件东西，一是革命，一是爱情。”这个女孩亦是一生在爱情中寻求冒险和刺激，她甩掉这个胖革命青年，跳上了朱尔与吉姆的马车。在朱尔的房间，有一样东西在片中出现了若干次，即一个计时的沙漏。沙漏漏完，一切游戏结束。宿命的哀愁第一次现出痕迹。女孩名叫凯瑟琳，她在野营前拿出一瓶硫酸，说“这硫酸是用来泼撒谎男人眼睛的”，并将它倒入水槽，咝咝的浓烟预示着三人间情感的波澜起伏与最终的惨烈。战争爆发，两个好朋友成为了各自敌对的阵营的一分子。幸好二人未在战场上相遇。战后吉姆拜访已与凯瑟琳结婚的朱尔，却发现天性冒险的凯瑟琳不堪忍受婚姻的束缚，与很多男性私通，令朱尔彻底失望。吉姆的长住使他与凯瑟琳产生了感情，朱尔希望吉姆与凯瑟琳结婚，以便三人能继续过着和谐欢乐的日子。然而已婚的吉姆不得不徘徊于巴黎的老婆与乡间的凯瑟琳之间。每一次的相逢都导致离别，每一次的离别又都紧绷着下次的相逢。最后，在终生冒险中体验了真爱的惨痛的凯瑟琳，灿烂的笑着，把载着吉姆的车开进河中自杀。朱尔看着两个人的骨灰，终于解脱了。朱尔与吉姆“两人的友谊是爱情无法比拟的，他们在琐事中寻找乐趣，不因相悖而不悦，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唤作唐吉诃德主仆。”反映友谊、爱情与革命的电影太多，比如贝尔托鲁奇的《1900》、《梦想家》，比如塞尔乔•莱昂内的《革命往事》，然而恰恰是这样一部表面与革命无涉的爱情电影，因为它以一种极致细腻的形式展示了感情的宿命，你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表现存在与革命的电影——如果革命是一种生命情结，是一种面对人世种种界限的存在的重负的话。 本文开端的引用语即是影片开场的话外音。我想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语言来形容与政治历史纠缠不清的革命了。革命的核心诉求是控制历史，68年的一句口号就是“最棒的人就是在当下活出将来，颠倒痴狂一切为将来。”然而历史的命运就像这个凯瑟琳一般，亦喜好冒险，在不断的情感伤害、反复的离别与相聚中为朱尔与吉姆心中的爱恋增加越来越重的砝码。然而惟有这些沉重的砝码，才为革命赋予了建设性的、持久的价值。影片中的朱尔对吉姆说：“德文里，战争、死亡、月亮均属阳性，而太阳与爱情却属阴性，然而，生命是无性的。”如果也要为“革命”定一个词性的话，我认为它既是阳性的，也是阴性的。当它作为一种集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狂热的氛围出现的时候，它是阳性的；当它作为个体默默坚持的一种立场，作为为了一种崇高的生命价值而进行的不为人知的妥协与反抗之时，它是阴性的，或者说是女性的，只有女性才会在一堆被破坏成废墟的世界上默默进行着添砖加瓦的建设性工作，向着一种不可能的虚无一点点接近。阳性与阴性，缺一不可。没有适时的阳性，阴性的革命者的微弱火种终会熄灭；没有沉默的阴性，阳性的狂热只能带来破坏。然而不管是阳性还是阴性，生命都是残酷的，也就是“无性的”。 特吕弗从记事起便是个私生子，他几乎一生都不知道他的生身父亲是谁。在他的招牌电影《四百击》中，有一个情节是在一堂英语课上，英语老师通过让他的学生反复诵读一个句子来解决英语的发音难题，这个句子就是：“Where is the father？”68年的革命运动，也许正是在这个缺乏整一视野的碎片化世界上，进行的一场激进的精神寻父之旅，尽管这个旅程注定是没有终点的。七十年代以后的一大批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轲、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人所进行的与68持续不断的拷问式对话，正是这种“革命”精神的理性延续。我们今天依旧走在这条寻父的旅途上。家世与童年的不幸，让我们看见特吕弗抚媚的双眼中暗含的一丝忧郁，而他的电影亦是在抚媚的节奏中表达了对这个冰冷的社会的讽刺。他的作品要么细腻的表现了情感走到极致的悲剧，如《柔肤》、《朱尔与吉姆》、《枪击钢琴师》等等，要么以一种戏谑的旋律鞭挞这个社会的残酷与阴冷，如《四百击》、《偷吻》、《象我这样美丽的女子》等等。但正如特吕弗自己所言：“生活可以艰苦，但也很美妙……时光飞逝，不久你们也会有孩子。如果你们爱他们，他们也会爱你们……那是生活，每个人都需要被爱。”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历经不幸，但却在艰难的体验着爱。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怀——这种关怀的细致入微是“造反有理”的戈达尔无法做到的。沈语冰先生说道：“（特吕弗）跟与他一起出道的同伙们（特别是戈达尔之流）不同，宽泛的讲，也与法国左倾知识分子的主流不同，他是并且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并不认为革命就能一劳永逸的结束人性的阴暗面。相反，他着力于描写人性的光明面，并跟他的精神导师巴赞与雷诺阿一样，诉诸人类的同情心、温柔情感与幽默。”他站在一切不可欲的事物的对立面，却又对处于其中的每一个孤独无助的个体感同身受，实在令人心颤。有时知识是冰冷的，没受过几年正统教育的特吕弗的心却如此炽烈。他配得上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者的称号——如果将“革命”的意义如我前述般拓展。 聂鲁达在自传中说：“孤独和人群将仍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我是绝大多数的一部分，是人类这棵巨树上的又一片叶子……从生活的巨潮中，从同时注视我的千百双眼睛的温柔视线中，我学会了更多东西。这种信息可能不会传达到所有的诗人，但是听到的人就会把他记在心里，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发挥。”这是何等博大的革命胸怀！我们不妨再将革命者分成两类：政治家性质的和诗人性质的——愚众除外。政治家革命者擅长组织，权力欲旺盛，自信，或许能力很强，但使这种人真正狂热的不是革命理想，不是精神寻父，而是权力，是控制欲；而诗人革命者具有浪漫主义与忧患意识，沉浸于美与苦难中不能自拔，或许他们也会与现实妥协，但他们的“推翻”却是最彻底的，他们的悲剧情结也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的缺点也许是软弱，但软弱得凄美——甚至壮美。就像《朱尔与吉姆》中最后开向河中的汽车！就像《革命往事》结尾拉弦自爆的革命家！他们最有可能在尔虞我诈的革命实践中保持良知，未来的希望依旧只能寄托在他们身上。 68的狂热虽然结束，然而革命永无止境。只要人的精神永远作为制度束缚与肉体束缚的对立面存在，只要你的心依旧要为生命中某些情感经历狂热地颤栗，只要你还在为了证明一种生活的价值而坚持抗争，革命就永无止境——无论思想还是行动。在革命的阳刚与阴柔中，生命所呈现的张力，有如晚霞般抚媚。

男人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这个故事，是女性作家张爱玲写的。而女人生命中的两个男人，是昂利-皮埃尔•洛齐写的，他是个男人，一个七十四岁的老男人，这颇有意味。 他需要两个女人，一个纯白如月光，一个热情如火焰。 她也需要两个男人，一个单纯固执坚守，矢志不渝，一个性感奔放自由，充满诱惑。 凯瑟琳的魅力来自于她卡门式的自由态度，她永远流动不居，在任何一个时刻里都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她不遵守游戏规则，她走着走着就跳下塞纳河，她永远在行动，她让人猜不透，如谜语，如毒药。 朱尔和吉姆都爱上她，既爱她的神秘，也爱她的轻蔑。 轻蔑中有着颠覆一切的勇气和随性，这是朱尔和吉姆在希腊雕像的神情中寻找的东西，凯瑟琳，就是自由。 朱尔爱她爱得全无自我，只要她快乐，只要她的生活能让他存在，他什么都能做，容忍一切，而且是真正的无怨无悔，整个故事里面，朱尔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凯瑟琳的坏话，吉姆说，你把她当成了皇后，朱尔说，她就是皇后。 如果，凯瑟琳是一种生活理想，那么朱尔为了追逐这种理想义无反顾，从未犹豫和背叛。 朱尔总在那里，永远在，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凯瑟琳一次次地离开，又一次次回来。 吉姆呢，从某种程度上，他和凯瑟琳有某种同质的东西。他也有个为之坚守，无怨无尤的情人，他也任性，想回来就回来，想离开就离开。 凯瑟琳和吉姆之间，是真正的角逐，因为朱尔对凯瑟琳早已不战而降，毫无悬念的甘当奴隶，吉姆却时刻都能离开，他有自己的去处。 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比的是自己控制对方的能力，凯瑟琳以为吉姆可以像朱尔一样，无论她怎么做，她都能赢。但最后，她输了。 因为吉姆不是朱尔，他不是仅为她存在，没有她就不能活的人，吉姆回到另一个女人身边时，找到的是平静和安然，没有激情，也没有那么剧烈的痛苦。 他想逃离这游戏，他想找的无非就是安全稳固，不再好奇，不再冒险，虽无惊喜，却也不必忍受无休止的折磨。然而，他却用了另外的借口，他说，凯瑟琳，我们得想想，我们是否伤害了别人。 凯瑟琳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控制力，她甚至掏出了枪。 她不能容忍失败，她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人的逃跑，所使用的胆怯而堂皇的借口。 如同振保一样，她无法同时拥有红白玫瑰。她阻止不了别人离开的脚步。 暴烈任性如她，开车驶向塞纳河，前一秒钟还言笑晏晏，后一秒钟就从容赴死，凯瑟琳最后的眼神，是胜利，是疯狂，是崩溃，还是解脱？ 死亡，终结了一切纠结和难题，解决了一切矛盾和痛苦。 以死亡做结束的电影，却有着最为谐谑的形式，这种谐谑，还不是黑色幽默，是由衷的轻松和喜悦，除了《朱尔和吉姆》，似乎没有电影能做到这样。 看影片的片头，那些默片式的搞笑片段，立时就会明白《天使艾米丽》和《漫长婚约》里面那些谐谑的源头，人物的刻画是漫画式的，他们的行动也是漫画式的，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长镜头跟拍，快捷流畅，最大量地传递着他们的信息，这背后的讲述人，人物本身，都在游戏，生活的欢欣喜悦勃勃欲动。 影片安排了一个讲述者，他的眼在观察事态的进展，他也用游戏的态度消解着这一切，其随性自由和主人公如出一辙。 到了影片后半段，当人物陷入纠结时，表层的故事格调却还是戏谑的，讲述人一如既往，他的讲述隐藏了故事背后的痛苦，就像凯瑟琳前一秒钟的沉郁，一抬眼就是一脸的妩媚明媚。矛盾的翻转顷刻之间就能完成。 形式上的喜剧性甚至保留到最后，两个人壮烈殉情之后，电影居然用快速剪切讲述了遗体的处理过程，没盖严的棺材板，顷刻之间化为骨灰一片片，为了方便存放，骨灰又被捣碎，放如瓮中，一切流畅如工厂流水线，毫无煽情，毫无感情色彩，一如卓别林之《摩登时代》的大机器生产。 这依然是消解，那么多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那么多活色生香，五彩斑斓，一起奔跑时候的风和快乐，就变成了这样的物质，两盒骨灰，朱尔甚至没有感到沉重，他觉得一阵轻松。 到影片最后，真的让人有理由怀疑，这个讲述者，是不是就是朱尔本人？ 正是那种自嘲和谐谑的超然，让他反而坚持到了最后，没有被激情所裹挟与摧毁？ 理想和理想的背叛者毁灭了，忠于理想的人活下来了。为他们送葬。 新浪潮电影之于特吕弗，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形？ 捣成粉末的骨灰，曾是长桥上激荡的自由的风。我们要笑到最后，笑得最放肆和自由，哪怕这笑容的前一刻是蚀人心骨的疼痛和无法止息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