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康拜因

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姚安濂饰演的父亲拾起一穗麦子，在掌心中揉捻着，吹去麦皮的碎屑，将麦仁送入口中，咀嚼起来。这不禁勾起我的儿时的农村记忆，新鲜的麦仁在咀嚼着，有些坚硬，在牙齿的碾压下溢出浓浓的麦香。那一刻看着这幕，我仿佛闻到了一股飘然而来似曾相识的麦香。

导演蔡尚君说：“既要非常写实，又要蕴含厚重的诗意”所以影片的取材上就是非常乡土化的。在西北农村的这个背景下，展现了父与子，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等之间的命题与思考。可以看出，蔡尚君的这部导演处女作承载且妄图表达的内意还是很丰富的。
请韩国摄影师李承禹来掌机，也是希望追求一种影像视觉上的艺术美感，脱离国内对于农村展现的刻板，带来一种新鲜的效果。

片中的农村，蓝蓝的天，金灿灿的麦田，蜿蜒无尽的羊肠小道，袅袅升起的青烟……这些都是农村真实原野美的一种还原与展现。这种展现是必要的。。
片中明亮的色调，清亮的色彩，写意的远景，都勾勒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而在这样的美景下所进行的却是一场纠结而残酷的父与子之间的博弈。恍惚间，真有点金基德电影中“冷酷仙境”的感觉。刚好摄影师李承禹师从金基德，可能受影响会透露出些许这样的味道吧。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在老伴临死前未能赶回。儿子也就是个留守在村的孩子。父子间的感情其实就是城乡之隔的牺牲品。他们有了隔阂和矛盾，在这场开着红色康拜因的收割之旅中，两人的矛盾激化又慢慢消解。这又有点公路片的味道了。

两人的最激烈的冲突是在儿子烧了人家的麦地之后，两人在麦地上厮打在一起。而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就是儿子勇涛与红衣女孩间懵懂情愫由于父亲的插手戛然而息。一开始勇涛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心中的这种情愫，却被父亲直接的插手——为儿子谋得一场交欢。这让勇涛觉得羞愤。即羞，又愤。这一场激战是两人情绪上的一种释放，暴力过后，两人精疲力竭，彼此的命运还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激战过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死灰复燃。这一场仗，仿佛就是用肢体间的碰撞，得到彼此精神的碰撞与释放，他们认识到彼此在各自生命的价值与地位，牵连与羁绊。

说实话，对于片中女性角色的设置，我觉得过于的刻意与戏剧化。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不存在的；红衣女孩是生活所迫，当城里的小姐；寻亲的妇女是原先被拐卖的，现在千里迢迢回来探望自己的孩子…这种残酷性集中于女性角色过于的突兀。当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现场的确是存在着的，而且状况不少，导演试图从人物命运的侧面来反应现实的残酷性，但是过于地直接与单薄。

影片的结尾是残酷的。儿子勇涛选择去城市与这个世界硬碰硬，外面的世界远比他想象地难得多。父亲说：“城里用钱的时候多呢。拿走吧，都拿走。心硬点，别管我。”儿子一咬牙一跺脚果然把钱全拿走，剩父亲一个人孤坐于床上。
这是令人揪心的一幕。我们概叹于父亲的深沉伟大，儿子的年轻莽撞。这个结局并不圆满，但着实真实，真实的残忍。这一个无法完满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儿子站在麦田中拾起麦穗，揉捻着，将麦仁扔进嘴里咀嚼的时候。我想他是在犹豫与思考，因为他也走上父亲的那条道路。最后他暗下决心。冲向了驶向城里的中巴车。

  浓浓的麦香在田野弥漫，充盈而出直入人心，儿子记住这家乡的味道，他出发了。

此刻，我们祝福这个年轻人能在城市中收获。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也有无数的少年这样做着，这就是这部电影要表现的真实与残酷，尽管有些粗糙与突兀。

我是因为吕玉来才看这部片子的。他多大了？看起来真像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孩子，瘦弱，无助，压抑，倔犟，无礼。
影片中的甘肃农村，大片麦田，蓝天碧水，风景如画，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当下中国底层社会卑微、困顿、无奈、窘迫，甚至绝望的现实。
进城打工，没有挣钱却一身腰伤的父亲；被拐卖，又被解救，不断被迫骨肉分离的贫苦农妇；进城从妓，又返乡务农的少女；买了康拜因，却时时面临更先进机器威胁的善良大哥；从小父走母亡，进城两年却一文不名的“吕玉来”～～
他们的路在哪里？影片的最后，当吕玉来再一次义无反顾地要回城市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内心比他更加迷茫。

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odolovesy

    蔡尚君看来是偏爱表达父子情的。之前他编剧的三部电影中就有《洗澡》和《向日葵》两部主要描写父子情，如今第一次做导演他又选择了这个题材。只是前两部的故事发生在城市，而这部先后在韩国和希腊获奖的《红色康拜因》发生在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就像城乡不同的生活状态一样，这次的父子情，要残酷得多。
    在影片的序幕中，残酷的基调就已经定下：儿子将一只鸽子钉在麦田中插满鸽子尸体的稻草人上，手沾鲜血地意外迎来了进城打工5年、妻子去世都没回来的父亲。接下来，父亲到派出所得知自己户口已被儿子注销，儿子见到父亲恶脸相向，母亲坟前儿子把父亲烧的纸钱踢飞，吵打后儿子夜里试图谋杀父亲。这四个场景将父子的矛盾一步步展现得醒目而紧凑。
    《红色康拜因》号称“公路片”，麦收之旅自然是主体内容。在四处麦田的收割中，父子关系发生了四次节律性变化。儿子手工割麦挡住父亲驾驶的收割机，学会驾驶后要压死父亲；收割机突发故障，父亲手工割麦儿子上来帮忙；父亲买通雏妓企图满足儿子的青春萌动，儿子却以火烧麦田作为回报；父亲腰伤复发到村里看病，儿子着急寻找顾不得吃饭。父子的关系就是这样，随着一路上的经历和交流，每次要和好的时候又残酷地暗淡下去，不是“柳暗花明”，而是“花明柳暗”。返程中，父子俩同时换上了新鞋似乎是和解的象征，父亲却奔向一个陌生女人；父亲决定不娶同儿子并肩来到省城，儿子却决定留下来；两年后儿子回到家中又嘘寒问暖又送营养品，却背着父亲偷拿钱……
    影片的残酷，不仅在于父子间这种无法消除的隔膜，更在于儿子的行为与父子间的力量对比。儿子不但两次企图杀父，而且曾经看见母亲服药自杀却没有去救，这样的少年几乎是令人心惊胆寒的。片中有几处父子动手的场面，但在儿子火烧麦田父子矛盾爆发到顶点的时候，儿子终于把父亲踹倒，取得原始力量上的胜利。对于自然淘汰的现实，崇尚“百事孝为先”的中国人，一直是避讳的（虽然此类政变史实不计其数）。近年中国电影中的父子矛盾，要么走向继承，如《那人那山那狗》《洗澡》；要么走向谅解，如《千里走单骑》；即使没有消除也至少不会有体力上的颠覆，如《向日葵》。而《红色康拜因》中的父子关系，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影片的另一个亮点，在于以父子关系为切口和主线，来表现中国当下农村更广阔的现实，而这现实也是残酷的，这对父子就是这现实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打工，造成农村的“空巢”现象。去年刘君一的电影《留守孩子》就触及了这一问题。《红色康拜因》中，缺失的父爱与教育造成了儿子的仇恨和人性扭曲，劳动力流失也产生了农民雇人种地的独特现象。三个女人的出现则分别带出了另外三个尖锐的农村社会问题：返乡的雏妓本想好好过日子，却没想到“上哪儿都不安省”，结果再次踏上返城之路；半路搭车的中年妇女曾被人贩拐卖，被政府解救回到家乡却嫁不出去，只得偷跑回来找孩子；父亲女友的丈夫也是农民工，最后回来的只是骨灰和3万元抚恤金。而把残酷引向顶点的是宿命般的结尾，父亲看到儿子偷钱后心平气和：“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呢。”儿子拿了钱跑出来，红色康拜因再次出发，儿子在麦田中嚼一嚼麦粒，义无反顾地奔向省城。这两个场景是很有意味的，儿子是否告别式地咀嚼过往的生活滋味？一代代的农民，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进城打工，在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面前，是否要轮回般地延续他们的残酷命运？
    与残酷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甘乡村的美丽景色。从第五代开始，中国导演从来就不缺乏造型功力，而近几年以乡村外景为特色的影片更是着力突出清新淡雅的风格，《那人那山那狗》《暖》《孔雀》《芳香之旅》等无不如此。《红色康拜因》中，广袤的金黄色麦田成为影片的色彩基调，辅以绿树、蓝天、碧湖，而红是最扎眼的色彩：扎麦子的绳子、雏妓的上衣，都象征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而康拜因，更是像所有公路片中的交通工具，成为主人公精神的外化，那种赤裸裸的躁动与周围的柔和极不和谐。
    除色彩外，影片的运动长镜头也是可圈可点。法国影评人巴赞有个著名观点：“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影片中，女孩接电话：“你让小红陪你呗，”摄影机移动，父亲坐在麦堆后面正好听到，于是明白女孩身份；夜里儿子在麦田中自慰，摄影机移动，父亲蹲在一旁若有所思；父亲偷给女友打手机，摄影机移动，儿子和手机的主人正好在麦堆后面听到。这部影片整体的戏剧性并不强，但这三个移动长镜头的运用，却适当地增强了情节的紧张度。但影片中不少人物纵深的静止长镜头，却因为景深过浅而失去了应有的表现力。
    影片更大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剧作上，人物前史仅仅由父子的零星对话作交代，儿子最后抖的母亲死因的包袱也缺乏足够的铺垫，因此观众始终难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演员表演的单薄也加重了这种疏离。影片的隐忍氛围和缓慢节奏，要求人物的语言、表情必须细腻而自然，然而除了姚安濂扮演的父亲和黄璐扮演的雏妓外，其他角色并没有把握好。吕玉来扮演的儿子几乎看不到心理活动，最多的面无表情也是空洞的；石俊辉扮演的收割机主善哥除了傻笑就是傻笑；被拐农妇和父亲女友都是表演味道过浓，尤其对话极不自然。

在兰州混过两年，勇涛回到老家，给父亲买了礼品，两人在夜色下吃面条，桌子上的收音机，父亲两年前买来送给勇涛，曾被他丢在地上，现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节目。次日清早，趁父亲睡着，勇涛从柜子里取出钱匣，偷偷抽了一些。合上钱匣时，正碰上父亲翻醒。他坐在床上，知道儿子这两年在外面混得并不好，说：心要硬点，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你全都拿去，不要管我。这是公路电影《红色康拜因》最让我动容之处。接着，勇涛站在金黄的麦田，路旁的中巴司机喊一声“快走了”，勇涛赶过去，重新上路，影片到此结束。

“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的英文汉译，出现在电影里，就是一辆有点破旧、编号为18539的收割机。在城里干了五年，父亲宋海两手空空回到老家，还债务缠身。五年里，妻子生病，不堪忍受病痛，喝药死去。勇涛看在眼里，也没有抢救。离开父亲的五年，是勇涛仇恨日增的五年。所以当宋海回来，儿子处处和自己作对，当夜就举着小刀，要杀死熟睡中的父亲，但是没有。

家乡正是收割麦子的时节，宋海趁势当了麦客，顺带也叫上儿子。整个故事，就是宋海、勇涛和乡亲勇善在渭北，不断地收割麦子，父子之间由对立转为和解。除了父子关系，还有很多当下的问题显现。乡下的人都进了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种地得雇人，收割麦子也是如此。在城里用肉体谋生的乡下女孩攒钱回来，想过安稳的日子，还是受到电话骚扰。被拐卖到甘肃的贵州女子，经历复杂。拐卖后，自己也认了，生下两个孩子。被解救出来后，跑回贵州老家，父母不管，男人难找，又想孩子，最后偷偷回甘肃，身上的钱在西安被摸。无钱回去，在路上碰到宋海他们，找点事情做。

姚安濂的宋海，是中国式的父亲，复活了罗中立的《父亲》和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吕玉来的勇涛，是中国式的儿子，还原了农村问题少男。宋海和勇涛的关系，是经典的中国父子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隐忍，隐忍到不用什么言语，只需眼神、动作，甚至自己过去的经历，就能交流。因为缺乏语言交流，所以误解多多，仇恨加重。这种关系，非常对立，难以和解。父亲永远要让儿子服从自己，儿子永远不走寻常路，要超过父亲。生死疲劳，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儿子一天天强壮，体力上已经超过父亲。但是父子之间，始终有一脉血缘，心里还是彼此挂念。勇涛的仇恨，是埋怨宋海五年里都杳无音讯，在家里最困难之时，没有出现，以致母亲死后，把父亲从户口本上销掉，宋海成了活着的死人。而这五年里，宋海艰难挣扎，拿了朋友的三万块抚恤金当作本钱，去城里闯荡，到头来却赔得窝囊。出于自尊，宋海又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家里。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出现，父亲的责任感和自尊，被电影放大到了极致。

《红色康拜因》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这个奖来得有点沉重。中国当下的伤疤，在《红色康拜因》里得到部分展示。伤疤之下，是每个由乡下向城市进发的人的疼痛。看过的人都说故事太残酷，而导演蔡尚君在电影中要说的是，“在蜕变中收割人生”。其实比照下来，很多现实比宋海和勇涛更为残酷。因为主题的原因，注定了观众定位细分的尴尬。《红色康拜因》似乎不是放给城里人看的，城里人多数看不懂。但也不是给打工一族看的，因为打工一族和它无缘得见。即使有机会观赏，他们也不能静心看完。它最适合的人群，应该是社会学工作者。而我在这部电影里，把疼痛温习了一遍。但“温故而知新”，现在连疼痛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