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注意，还只是有资格。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这是一种什么玩法？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这里就比较出来了。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小芳。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这就像什么呢？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

革命之前是什么？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核心是分配的不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闹革命，闹革命。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

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陈独秀，作为一名学者，真理追求者，何错之有？

探路难，还是行路难？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探路者；而毛泽东是落实与哪个阶层联合，怎么走军事路线才能成功，是行路者。

一百年历史证明，他找的路没有错，虽然不符合蒋的要求，不符合胡适的要求，至少符合绝大多数中国贫苦人民的利益！

从为穷人谋解放的布尔什维克，到拒绝苏联的“中共保护苏联”的口号。他自始自终都是为国为民，是民族主义者。在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后，自认是造反者，而将第三子送到乡下僻难，隐姓埋名。出狱后拒绝蒋的拉拢，又拒绝向延安检讨。他是党的缔造者却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他是面对苏联“长臂管辖”的最早觉醒者，却替苏共背锅，打为托派，永世不得翻身。如果他如大钊般早死，便是青史留名的烈士；他一辈子都学不会闭口不言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结局，就算没有遗臭也已经遗忘，且牵连子孙。他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一个学者出于减少流血的角度，主张温和斗争，毕竟谁也没长后眼，预测未来。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相信监狱里的他也会后悔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拒绝苏共，没有坚决要求掌握枪吧。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也没向蒋投降，说他是投降派，开除党籍，解放后子女受迁连。觉得有点过了。他只是一个想革命的学者，最后革命阵营不要他，反革命阵营要杀他。

他对中国文化的功绩，应该不亚于毛泽东吧。从无到有的探路更难，还是知行合一的行路更难？至少两者都同等重要吧。他搞思想启蒙，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周等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都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探路者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犯的那点错误，有人可以继续上教科书，有人就要被开除党籍落入敌人的监狱。这不就是站队吗？谁能保证自己在历次政治站队中每次站对，比如叶？而唯有学者不懂站队，更容易被抛弃。如秋白、独秀。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觉醒年代》剧照

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恰同学少年》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革命先辈的少年时代

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右一是《觉醒年代》也有的陈乔年，他是《我》剧少有的有爱情线的角色

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首先要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今个咱们要聊的，是一部当下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

我们今天能欢度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等等节日。

都和这部剧里描述的历史息息相关。

为了刷这部剧，我还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剧中出现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角色；

以及《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单拎出名字，个个家喻户晓。

稍微冷门一点的辜鸿铭、章士钊、邓中夏、易白沙等人，你肯定看着眼熟。

有些小伙伴估计这些年网上冲浪，也看过他们的故事。

图片为辜鸿铭

但真的讲清楚这些人，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还缺少佳作。

以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更热衷于1921年乃至1937年之后的故事。

毕竟，里面可以穿插大量战争内容和我们熟悉的那批革命元勋，更容易吸引观众。

但这也造成了自辛亥革命到建党元年之间出现了一段历史留白。

而《觉醒年代》的出现，巧妙的填补了这块空白。

整部剧，横跨了1915~1921六年多时间。

以《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草创诞生为契机，引出了之后的一票历史大事件。

相比较后来连绵数十载的战乱，当时的中国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未来在哪里？”

所以，本剧的一开头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讲起。

正如《茶馆》里的那句台词：“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

对“共和”从希望到失望的落差，让所有人陷入迷茫，也让当时的中国变成一滩浑浊的死水。

《新青年》的出现，则如同深潭中落下的一颗石子，体量虽小，却激起一片涟漪。

因为它为中国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迷茫的中国犹如倒卧的狮群，潜力巨大又死气沉沉。

但终究会有人率先醒来，他也许孱弱，也许不值一提。

然而，他打破了寂静的黑夜，他站了起来。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这批人，正是第一批站起来的雄狮。

这是向迷茫宣战的开始。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很热血，可听上去不还是说教嘛！”

在我看来，这正是《觉醒时代》在剧情处理中最成功的地方。

我管它叫“有大道理，更有小生活”。

在面对大事件时，我们能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元勋拍案而起的伟岸。

可下一个镜头，褪去伟人光环的角色，又会变成一个嬉笑怒骂的普通人。

大笔一挥便翻云覆雨的陈独秀，却偏偏搞不定家庭关系，站在台上有多风光，见到儿子就有多狼狈。

严肃英勇的李大钊，也会为了没钱吃涮肉，在孩子面前编出“吃肉塞牙”这种蹩脚瞎话。

北大校长蔡元培那句：

平时冶游，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

直接给我看笑了，这不就是我自己嘛。

而倡导“新文化”的胡适，恰恰是包办婚姻的“旧人”，每天被辜鸿铭、黄侃等保守派“带恶人”编排段子。

“新文化”与“旧势力”在北大这个舞台上缠斗厮杀。

他们各持己见，围绕《新青年》明争暗斗，乃至磨牙吮血。

大家似乎都在寻找对方破绽，逮到机会便要推塔拿头破高地。

可在外敌当前时，他们又枪口对外。

面对英国大使朱尔典的步步紧逼，打出撒手锏的，恰恰是留着辫子的辜鸿铭。

可等外敌退散，继续编排段子大谈“新文化”幼稚的，还是辜鸿铭。

到此为止，我没有看到太多口号和说教。

也没有看到通篇英勇无畏或者挥斥方遒的大格局。

甚至觉得某个地方、某个角色、某个行为非常“没品”和“懦弱”。

可转头细品，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和思辨，已经浓缩进了讲台、餐桌、卧室、街巷这一方方小天地里。

对比不少传统主旋律作品宣讲道理的“泰山压顶”，分分钟梦回高数课堂。

《觉醒年代》也在宣讲，却更偏向“润物无声”。

就像剧情多次提到的“新旧之争”，各家泰斗各执一词公开辩论。

冲突和争论连珠炮一样摆在观众面前，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金句破解杂乱如麻的逻辑。

这时候，“真理”和“道理”就成了推进剧情的核心，没它抬一手，大家就只能困在死局里。

此时，再把早已准备好的理论，或言辞激昂，或娓娓道来。

这才叫“顺理成章”、“上下而求索，终得之”。

剧情矛盾得到了解决，爱国主义情怀也在观众最轻松也最亢奋的时候印在了脑子里。

用这种方式得来的结果，还是简单的说教吗？

不，这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在很多近代正剧里，对于旧时代的背景刻画很好，却总难以引起我的共情。

我琢磨了很久都不得其解。

但看完《觉醒年代》，或许给了我一个答案——这些表现都过于突兀。

要么，就是直接展现旧时代高层的腐朽，再用战斗夺取胜利。

要么，就是某地又出了一个“周扒皮”，它如何鱼肉乡里，又如何被“天降猛男”推翻。

虽然历史上，穷苦大众确有这样的遭遇，但看多了，总有股“套路”之嫌。

而《觉醒年代》换了一种新思路。

前面提到，它的背景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最混乱也最黑暗的时代。

它在控诉袁世凯的窃国、张勋的倒行逆施、军阀拿国器做赌桌……

很多人知道这些事，但也仅仅停留在“知道”。

而《觉醒年代》在保留主线之外，又时不时的会穿插“街景”。

比如毛泽东同志登场时的这个场景：

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一组不到五秒钟的镜头，已经把旧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展现的淋漓尽致。

再比如“张勋复辟”回目。

闻听“皇上回鸾”的遗老遗少挂着假辫子弹冠相庆、黄龙旗漫天飞舞、“辫子军”横冲直撞。

似乎“重回帝制”才是民心所向，共和完犊子了。

但下一场，张勋倒台，满街都是“99新马尾巴和补子服大甩卖”。

这种荒诞，配上每逢大事必出场的猴子，两组镜头一碰。

观众欣然一笑：又是一场好猴戏。

一场场混乱的时代闹剧凑在一起，很容易就把观众代入那个变革的年代。

然后像我一样开始自动思考“旧社会真的会吃人”。

再然后，即便已经“剧透”完历史趋势的人，也会忍不住多想一下“怎么办”。

好的，尖锐的问题通过细节的刻画被抛出，后面自然是解题的思路：

从《新青年》开始，一群有识之士站了出来。

他们用自己的学识、知识和认知不断探索新文化、新思想。

而他们所总结出的观念、逻辑，又被不断精进改良，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崛起的理论基础。

再后面，便是金戈铁马血与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恰如历史向前，曲水流觞，水到渠成。

作为一部党政献礼片，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点播出，《觉醒年代》肩负“纪念建党大业”和“弘扬爱国传统”的责任。

毫无疑问，它做的非常好。

但于我而言，《觉醒年代》又有另一层深意：

疫情笼罩下的2020，让中国蒙受苦难，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来自美国的狙击、印度的挑衅、BBC和CNN的谎言，加上国内个别跳梁小丑的狺狺狂吠、对岸某伪政权菠萝凤梨傻傻分不清的xx行为……

加之当下正处于改革开放转型的关键时期。

《觉醒年代》很多人应该看，并引起反思，和振奋进取之心。

尤其是这样的浑人更应该好好看看

如今的我们，有能力反击图谋不轨者！

也有能力享受本该是我们享受的权益，以及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祖国。

《觉醒年代》现在已经逐渐更新至高潮部分，我也会继续追下去。

小伙伴们如果还想继续看我讲主旋律影视作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播。

提醒一下，《潜伏》也算主旋律剧哦，我一直在等机会做解说。

这就看大家留言点赞了。

大家快动动小手指吧！

一个赞，就是一颗红心！

快让我知道有多少人爱看这种正能量爆棚的好剧！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阿翟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张导真是讲故事大师兼隐喻高手， 此剧镜头语言丰富，用典和化典信手拈来天衣无缝。

开集陈独秀旅日遭学生口水唾面被骂卖国贼，他不以为意，拂去口水，这是“唾面自干”。

蔡元培风雪三顾陈独秀，用的是“三顾茅庐”的典故，蔡公二顾茅庐时，陈独秀酒后酣然高卧，蔡元培风雪静坐待君醒，用的又是“程门立雪”之典。两典齐用以示蔡元培求贤之心若渴。

陈独秀与钱玄同雪中赴会陶然亭，亭前红梅怒放，亭中古琴悠扬，耦合的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车辙大量出现影射秦始皇时代的“车同轨”，时代在变，道路要变，道术亦当变。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主题演讲和蔡元培的北大上任演讲同样具有超时代性，“文化自信”让人热泪盈眶，可以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蚂蚁前后两次分别在陈独秀与陈延年两父子的镜头里出现，蚁在陈延年指间放生，一为表现赤子之心，其次也隐喻救亡之路当回到众生中去；蚁在陈独秀演讲的话筒上爬行，蝼蚁在迷茫中尚有上下求索之心，何况生而为人，弱小如蝼蚁，依然在困顿之中寻求出路。蚁又是众生，救亡之路当集合下层民众的力量，仅靠精英阶层的觉悟仍不足以救中国。

同时，蚂蚁关于众生的隐喻又暗合了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两个篆字构成三人之“众”。

雨中毛润之出现时的众生长镜真是一绝。

每一组镜头用的都是对比性语言 ，牵牛的老农和扬鞭的骑兵，地上曳尾的鱼和楼上穿旗袍的小姐，污泥中插着草标待卖的孩子和坐在车上吃三明治的少年，鱼缸中任人赏玩的金鱼和闲庭信步的鸭鹅……

这个男人从雨中走来，亦从众生中走来。

精彩绝伦！！

鲁迅先生酝酿《狂人日记》的美学设计可以与蔡元培三顾陈独秀媲美。

这个镜头里，鲁迅先生手中握的是刻刀，第一，寓意其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奠基者；其次，笔如刻刀，发出苦闷已久后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横空出世；再次，木版画上刻的是千古忠义无双的关公，喻先生一生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与李大钊的自勉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谋而合。

此外还有先生寓居的补树书屋前的枣树，与历史细节一一呼应，剧组有心了！

新青年编辑部开会，陈独秀李大钊等长桌围坐高谈阔论，而鲁迅先生独坐一隅。回头看，鲁迅先生出场的每一镜都堪称艺术级，登场第一镜，不似国人惯熟的“愤怒”，而更类似于时下的“丧”性，背景是《药》的原型，众人争抢人血馒头，以国民的冷漠麻木来突出“丧”的源头。

他不如陈独秀人格魅力超群而能够形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新青年朋友圈，也没有李大钊的平易亲民，更不似胡适时新潮流，他与陈独秀这些精英派始终保持着隐约的距离感，对这个时代下层人民保持着深刻的共情力，不群不党，遗世独立，是那个时代的异类。镜头这样处理，不流于人物的脸谱化，而选择挖掘人物内在根源，从内在剖析到外化表演，都精细到让人寒毛直竖。 还有一细节。编辑部围坐开会，陈独秀嗑瓜子，嗑完瓜子就把瓜子皮往蔡元培面前推，蔡元培无奈清理。个人理解为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实后盾。每逢新文化运动有麻烦，蔡元培总是不辞劳苦充当“清洁工”，为他清除路障，包括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蔡元培为陈独秀做的瞒天过海的“假履历”，不就是陈独秀嗑瓜子，蔡元培清理瓜子皮的局面吗？

胡适成亲后穿的是极少在他身上出现的长袍大褂，暗示即便留学多年依然要受旧婚姻的桎梏，同时他又在雨中聆听代表新世界新事物的小提琴，新旧世界的交替与冲突在他身上最为典型。

陈独秀四合院里多次出现的兔子也有来由。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三人都属兔，胡适也曾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里影射的就是这段典故。

35集，陈独秀李大钊发传单一幕真是悲壮。

楼下戏台演的是京剧名段“挑滑车”。 金兵围困岳飞兵马于牛头山，并调来滑车阻击。岳飞麾下猛将高宠单枪匹马连续挑翻了十一辆滑车，终因座下马匹力尽，挑第十二辆铁滑车时英勇战死。

楼下演的是为国尽忠轰然身死，楼上陈李二人，一个是坚毅诀绝，决心以身饲虎，从实验室再入监狱，唤醒国民；一个是热泪盈眶哽咽不能自已，慷慨悲鸣，暗示他日为国殒身的命运。

家门胡同泥泞小路，陈独秀两次为胡适搬砖涉水也意味深长。

第一次，前路泥泞，陈独秀搬砖垫脚，两人相携同渡，说的是知音相投，携手同归；第二次，胡适醉归，陈独秀搬砖，前路依然泥泞，却是陈独秀目送，胡适独行，说的是分道扬镳，从此殊途。“适之，前路坎坷，小心脚下”……是良言，也是预言。

陈独秀被捕入狱，放风期间在墙角看到螳螂举臂，用的是螳臂当车的典故，但意味更深长些。

螳臂当车出自《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意指不自量力。另有一典，春秋时齐庄公驾车猎游，见路上螳螂伸出前臂好似要挡住车轮， 驾车人不屑一顾，说螳螂这种虫“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却说：“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叫驾车人避开，从路旁过去。此事后来传开，天下勇士纷纷来投奔庄公。

陈独秀高楼一呼，以身饲虎，决然入狱，看似是以螳臂当车之力搏反动政府之重轮，然而，此等明知不可为却决然为之的精神却堪为”天下勇武“，”士“之表率。其后果然，全国联动，奔走疾呼之声不绝于耳，恰如勇士来归。

借用热评，"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英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