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怎么了？

本文基于微信群讨论创作，并非全部个人原创。

巴尔干半岛，因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以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特征，被冠以“欧洲火药桶”的称号，时至今日，该地区民族纠纷仍不断。要想捋清当代巴尔干形势，可得花段时间，或许第93届奥斯卡金熊奖入围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的《艾达怎么了》，会是一个了解当代巴尔干局势比较好的出发点。

本片创作背景

2020年7月11日，在波黑东部小城斯雷布雷尼察附近波托卡里公墓，新安葬了8名死于25年前大屠杀的受害者，“8372名受害者，数字不是最终数字”这是波托卡里公墓石碑上刻的字，那场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导致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惨遭杀害，受害者数量至今仍未有定数，由于刽子手试图掩盖罪行，将尸体分散在不同地点埋葬，又将当地人驱逐出去，导致认尸骨的过程非常艰难，一直延续至今。除了人类的残忍，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大屠杀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进行。 为纪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惊醒世人勿忘历史教训，制作《艾达怎么了》顺理成章。本片还原这段沉重历史事件始末，从一个普通家庭母亲的角度出发，揭示大屠杀为受害者带来的苦难，并控诉施暴者的滔天罪行。

不煽情也不煽动

因为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很远，又是比较沉重的历史题材，所以关注度极小，如果没有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或许更不会有人在意它的存在。但这部为了民族纪念日而生的影片，质量其实还不错，用比较克制的情绪表达悲恸和愤怒以及反战倾向，要知道这场种族屠杀让两个民族水火不容，在保证影片情绪输出的同时，能做到不煽动路人情绪又不煽动民族情绪其实还挺难得。

Z：影片本可以在母亲与家人告别以及认尸骨两段戏煽情，但很好的是导演并没有选择这条路。韩国前几年讲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的《孩子们》，也有一场认尸骨的戏，就表现得极为煽情。

而另一方面，

L：影片避开了血腥镜头，没有视觉直观刺激，反而让剧情走向以及结尾呈现更让人感觉窒息。

面对已知结果的历史故事，本片避开暴力镜头，自始至终都聚焦一位母亲的状态，用一个家庭的悲剧去突出这场灾难对波斯尼亚族人的打击。本片也可以在结尾放上控诉或真实人物缅怀亲人的片段，但影片选择用刽子手的下一代作为结尾，值得细品。不过本片也有意隐藏波族对塞族的军事打击，让这场大屠杀看起来就是单方面的，而且也有人认为这次大屠杀是美国伪造的，史料有限，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

Z：摄影机几乎全程跟着艾达拍摄，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也增强了影片的悬念感，其实直到既定历史发生之前，作为观众还在期待这家人可以整整齐齐逃出生天，可惜母亲并不是屠杀中的救世者形象，前期她只顾得上自己家人，到最后甚至连自己家人也挽救不了，这里留给观众历史并不顺人意的无力感。

L：即使利用个人职位之便为保护家庭做了多次努力，到最后被保护的家人仍然一个都没活下来，这点是挺没想到的，反而更加突出战争残酷性。

战争中的女性

L：战争中男性承担的伤痛经常被表现在国家、尊严方面，而女性伤痛往往表现在家庭。

男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女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庭。本片中女性角色大都被塑造成远离政治的角色，突然生育的孕妇，前去谈判却更多聊到自己生活的女经济学家，不断让艾达救救她们孩子的母亲以及艾达本身，都在证明女性只在乎自己家庭是否完整，而不是民族是否独立或取得胜利，尽管战争幸存者中女性占大部分，但却承受着更多屈辱和伤痛，只是相比更爱尊严的男人，女性在战争中表现的更为坚强。 联合国放任屠杀发生，其实也基于长官面子挂不住，三番五次无法满足安全区难民的需求之后，总算遇到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他当然要把握住，尽管他保不住那些男性，但可以将所有女性护送至安全区域，多少也算保全自己的面子。

Q：关于性别的部分，我很喜欢的一段是，艾达穿过大堂里的人群的时候，有个老奶奶向她求助他们不让她用厕所的，艾达那时候的表现就是我只是个翻译，这个点是我觉得导演关注到的以及花了一点点时间表现出来的很有意思的对女性话题的关注。 Q：更有意思的比较细节的一个设置是，那个去谈判的女士在入口的地方被“细致”的身体检查，为后文做了一个被轻视的铺垫，实际上那场谈判戏她是主要被表现的人，而且身份还是一个经济学家，她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介绍了自己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孙子，然后对方很自然的接了后半句话问她这么年轻就当祖母了，之后有一段闲聊，完全没有切入谈判主题。后来等她们回来，这位女性一早就洞见了对方不过是在作秀而已，但是和她同去的艾达的丈夫相信了军官的话，并且骂经济学家是蠢女人。 我：这段很讽刺，作为知识分子的艾达丈夫谈判过程中紧张到撕纸，但回到联合国营地之后竟然还对谈笑风生、洞察一切的女经济学家嗤之以鼻。 Q：在女性话题里，导演更着重于母亲这个话题或者概念来剖析整个战争的意义。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场艾达回家的戏，她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别人住下，他们坐下来“谈判”，围绕的点就是母亲的身份，现在屋子的主人有一个上了一年级的小孩，她企图用母亲的身份和艾达拉近距离，可以平和的对话。紧接着是女主寻找家人尸骨，进一步表达伤痛这场戏，这场戏拍得非常厉害，因为刚刚Z也说了，屠杀和认尸骨拍得很克制，我是觉得这样的戏拍了这么多年，就两种拍法，一种煽情渲染（商业片更常用），一种就是克制地拍，但克制有时会被很多水平不到的导演理解为“不拍”，但本片导演就很聪明的插入了一场回家的戏，用空间、用对话，加上女主角的表演，来揭示多年过去，战争仍在她的心里留下印记。

关于影片色调

Q：这个电影的颜色设置其实是偏暖色调的，军方用了橙色、橘色、棕色这样的温暖的颜色来表现，女主角所处一方则用了轻柔治愈的蓝色表现，这样的色彩会多用于爱情电影中，因为它令情绪没有那么的紧张，首先导演很聪明，因为关于屠杀她要的就是那刺耳的枪声，她的屠杀戏不是血淋淋的视觉冲击，只是要听觉上的刺激，所以它的方式是在视觉上先抚摸你。 Q：中间女主角有一场求联合国把她家人加到名单的戏，那场戏是一个交融的开始，在会议室里就挂上了橘色的布，后来接着那场戏，战俘上车的时候还拍到了橘色的鞋这样的细节，我个人把这个理解为一种战争的浸染。同样的，在最后女主回到家里时，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蓝色和橘色交融的场所了，这就是战争对于人心变化的外在表现，这场戏去放在认尸骨的戏前面，我觉得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戏。 我：我觉得本片色调还是偏冷偏灰暗一点，而且蓝色一般代表忧郁和绝望，搭配大量室内戏，给我感觉十分压抑。 Q：这么理解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差别是，翻译这个中立身份，以及她从始至终穿的蓝色衬衫，为本片定下的主基调，我不把这理解为负面或消极。

关于结尾

艾达最后选择了与历史和解吗？ 起初我是这么理解的，她选择回到伤心地教书，还原谅犯下暴行人，因为他的后代为艾达保留了最美好的回忆，结尾以孩子们的舞蹈结束，比着和平鸽的手势，好像是向往和平，但果真如此吗？

2018年世界杯，瑞士球员扎卡和沙奇里庆祝动作引起不小争议。

双头鹰手势是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手势，代表支持科索沃独立，相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是挑衅。与本片结尾孩子们的舞蹈手势非常相似，尽管科索沃问题是阿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本片说的是波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但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壤，又有着相似经历，而且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目的也相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很难说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真的是教塞族小朋友这个手势，无异于一次精准复仇。看那几个家长不愉快的神情，好像也佐证了这个舞蹈的意味。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小孩子的舞蹈可能只是呼唤和平，让大人们睁眼看历史。

D：孩子们表演的地方很像屠杀现场。

也许引起家长们不快的，正是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让他们对过去的暴行感到惭愧。

早在2002年，同样表现波黑战争的反战影片《无主之地》拿下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头衔，20年后，波黑电影再次站上奥斯卡舞台，结果将会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为时三年半的波黑内战期间，交战各方塞族穆族克族都曾经展开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和屠杀。在已知并被国际社会确认的种族罪行当中，影片中提到的1995年3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在战后欧洲最为严重、最为惨烈的罪行。

在战场上自己不能保卫的，屈膝于敌人面前同样得不到保全。

在战争中，不是比惨、而是比刚烈。塞族大概是一向深谙强邻环伺、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素来尚武、骁勇暴戾，具有抵御外虏、守土保家的善战传统。所以才能够以少博多、在波黑战场上始终争取主动。但在波黑民族构成当中，塞族只占三分之一、地广人稀。在穆控区和克控区，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平民同样沦为种族迫害和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在大屠杀发生地——斯雷布雷尼察，1992至1995年内战期间在穆斯林控制下同样发过针对塞族平民的驱赶、迫害和屠杀。

前南地区主要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等国境内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内战伊始，就具有跨地域、跨国界、国际干预、纵横卑阖的特点。其中波黑塞族、克罗地亚塞族与塞尔维亚和共和国、一度以民族划线结成同一阵营、“三位一体”，因此得以与早已赢得西方社会支持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展开长期分庭抗衡。就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之前，1995年5月，得到西方援助的克罗地亚政府军攻陷了同样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克罗地亚塞控区——西斯拉沃尼亚。随即出现大批塞族居民被驱赶逃离出家园。由于塞族在克罗地亚的安全形势恶化，从而在前南地区尤其是波黑东部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和人道危机。

作为连锁反应，1995年7月波黑塞族开始对位于波黑东部塞控区境内的穆斯林“飞地”、联合国保护区——斯雷布雷尼察发动攻击。波黑塞族之所以敢在外部形势不利于己方、力量对比业已发生逆转之际，悍然出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抢在西方对塞族动武之前，挟持当地的荷兰籍维和部队迫使联合国方面投鼠忌器。最终通过武力解决来为自己在今后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在重新审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时候，如果不能正视大国干预、火上浇油、拉一派打一派的丑陋行径，最终致使内战局势陷入旷日持久、愈演愈烈、危机四伏的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直面交战各方都曾经采取极端方式，对敌对民族进行种族迫害和屠杀；那么无疑会削弱这部影片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进程中，种族清洗与种族灭绝曾经和武力解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一道成为破坏前南地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冲突根源。

在这里，没必要过多去谴责滞留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营地有2000名荷兰籍维和部队官兵，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没有担负起履行必要的责任。斯雷布雷尼察自从波黑内战爆发后，和萨拉热窝一样就一直处于塞族军队的围困之下。最后是穆族抵挡不住塞军的攻势、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交到了联合国的手上。

荷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大国，一战和二战中都宣布保持中立依然不能摆脱战争浩劫。当时在斯雷布雷尼察承担维护平民安全使命的荷兰军人，在一路攻城略地、勇往直前的姆拉迪奇将军面前、在冲锋陷阵、骁勇好斗的塞族军人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在塞军包围下的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同样也是被囚禁者。如果说，作为交战一方的穆族军人都能选择在虎视眈眈的塞族军警面前放下武器、俯首帖耳，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凭天由命。那么作为大国幕后角逐的前台工具，荷兰人只能保持委曲求全、选择退让。

斯雷布雷尼察一度是交战区，这里的穆斯林也曾经和自己的塞族邻居在战场上捉对厮杀、拼得你死我活。因为战前穆斯林人口在这里占据优势，穆斯林极端分子也曾对当地的塞族少数居民犯下过驱赶和迫害的罪行。根据塞族人提供的资料：整个内战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也都有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样也充满着塞族人的尸骸和坟墓。

当看到充斥着整个画面的穆斯林难民、当看到混杂在妇女儿童中间为数众多的青壮年男子、当看到许多身强力壮的穆族青年被塞族军警羁押，我忍不住要问：穆斯林为什么不能起武器来进行反抗、以死抗争来保卫自己和家人呢？

难道是基于穆斯林们热爱和平、善待邻人的信仰吗？不对。斯雷布雷尼察在此之前，一直是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这里的穆族武装以斯雷布雷尼察为依托不断钳制塞军进攻、威胁塞控区安全、甚至频繁侵袭从波黑塞控区通往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通道。

联合国斯雷布雷尼察保护区出现在1993年4月，当时塞军发动了旨在攻克斯雷布雷尼察的进攻。迫于塞族的军事压力，经过联合国斡旋当地穆斯林守军最后同意解除武装、保证不再袭扰塞族平民。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保护区。

也就是说当地的穆斯林军人最初是因为抵挡不住塞军的猛烈进攻，才会主动放下武器、混迹在当地平民里面寻求国际社会的庇护。而一旦塞族毁约重新控制斯雷布雷尼察，势必会对曾经作为战场上对手的穆斯林进行新一轮甄别、清算。以避免他们一旦返回穆斯林控制区又重新加入穆族武装继续与塞族为敌。

我不知道在大屠杀的死难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参与过对当地塞族平民的迫害。

内战中上演的，从来都是一幕幕同室操戈、以暴易暴。

所以，最后影片会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曾经的刽子手和曾经的受害人共聚一堂，今后的斯雷布雷尼察、或将由不同民族的孩子们来摒弃掉仇恨、抚平内战创伤。

战争使人们会一无所有，同样也教会人们去仇视或者拥抱你的敌人。

我相信大屠杀里面的刽子手们，最希望看见的就是幸存者们会留在废墟上开始新一轮的杀戮、在仇恨中生活一直到死去。这样的话，后来者才会去不断颂扬他们的杀戮、赞许他们的功绩。

苦难，会从仇恨中萌生。而和解，才会唤醒希望和新生。

二战期间，在前南地区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又重新医治战争创伤、携手共建出现过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局面。

但愿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苦果，能够涤荡内战的丑陋和人性中的贪婪。但愿穆族、塞族、还有克族的孩子们，今后能有机会共聚一堂、载歌载舞，来奠祭死者、抚慰生者。

会有那么一天。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6月20日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

四星半。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4日，塞尔维亚方开始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共屠杀八千余人，并掩埋了尸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20年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艾达，怎么了》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纪念死难者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艾达是联合国的一名翻译，她的丈夫是高中校长，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影片开始时，他们生活的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轰炸，平民前往联合国驻地寻求庇护。艾达利用职务之便，将家人接进了联合国基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也不再有能力保护平民，塞族军队强行进入基地，宣称要把平民接去安全的地方。这期间，艾达一边做着翻译工作，一边不断想办法，希望能为家人寻求一条生路。然而直到最后，联合国也被迫撤离，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还是被塞族军队带走，惨遭杀害。

很偶然地买了电影票，看电影之前也没有做功课，没想到是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从电影开场心就一直揪着，一直到结尾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电影的节奏感很好，紧张的氛围贯穿始终，有几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平民在基地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主角一家围坐在一起，企盼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聊天。二是艾达的家人被带走，和其他年老和年少的男子一起被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门关上，枪杆从两侧的窗里伸进来，然后镜头切到窗外的景色，一片枪声。三是战争结束后，艾达去认领家人的尸骨，当她终于看到熟悉的衣物的时候，她身体一震，却不敢上前。再后来她颤抖着蹲在尸骨旁，握着干枯的手骨，说：“我的宝贝…”。

在家人被带走之前，艾达的形象一直是果断而强悍的。在她为家人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事实证明，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有关战争的、对于当权者的天真幻想，都会被毁灭，被碾碎。女性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将这段并不久远的苦难记忆刻画在大荧幕上，用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悲剧。人们应当永远反思战争，死难者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