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大亨（粤语版）

《浮城大亨》
从一个上岸渔民到大公司高管的传奇经历，
见证香港50年代——21世纪的变迁，
不是主旋律，
是港版的《阿甘正传》。

当然啦，
远没有《阿甘正传》那么经典。
问题如下：
人物不鲜明，
时代感不够大气，
主控思想与故事脱节。

如你所知，
阿甘的人物魅力在于：
 一个智商70的人，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坚毅，做了那些智商200的人也无法做到的事，
这里面的正负矛盾反差让这个人物得以成为经典，
而《浮城大亨》却并没有为主角设计相应的故事，
本可以围绕主角那个贫苦的、被遗弃的、长相不中不西的“羊杂”身份做文章，
但故事却东跳一下，西跳一下，极大的减弱了这个人物自身反差的力度。

由于是真人真事改编，
编剧的视野一直被局限于人物周围的生活环境，
仅有的几次历史画面不足以撑起故事所需要的宏大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这种作茧自缚的行为让这个故事无法产生出如《阿甘正传》中水门事件那样的神来之笔。

《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是那个故事核心思想的体现，
它的主控思想可以概括为：
如果你能够勇敢的奔跑，就能控制变幻莫测的命运，
整个故事所有场景人物无一不是对这个主控思想的论证。

在《浮城大亨》中编剧也想搞一条经典台词：
 “我的身份先是XX，然后是XX,然后是XX，最后是XX，我是谁？我到底是什么？”
编剧找到了一个模糊的灯塔，
却无法把这个问题提炼为主控思想，
于是主角成为了一个被动主人公，
只会麻木的随着编剧设计的情节摆动，
而无法做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动作。
这个人物就这么从头麻木到尾， 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站起来。

其实诸如
“因为坚持所以得到幸福”
“因为真实面对自己所以找到自我”
“因为敏锐的直觉所以没有被时代所抛弃”
等等等等，
都可以设计这个故事的主控思想，
但编剧可悲的坠入了由大量的真实历史、生活细节、对经典影片场景的模仿所组成的迷宫，
阻止了这个故事获得属于自己的灵魂，
让这个故事变为了——
用退场时一位观众的话说就是：
 “还是能从这片子里看到了一些香港社会的变迁过程的”

所以，
《浮城大亨》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定位：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第9套记录频道，
——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贫苦渔民到商业大亨——郭富城为您讲述上世纪波澜壮阔的香港社会演变史》
——欢迎收看。

      两部电影同样都是讲水上人家的故事。不同的是《千言万语》主要表现水上人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政府斗争的过程，而《百年浮城》则是布华泉的奋斗史。我还注意到一个小的地方，就是两部电影所描述的港英政府的区别。
     在《千言万语》里面，对港英政府也是持批判态度的，邱明宽就说过“让广大市民看清楚这个殖民地政府的伪善面孔”但是港英政府要面对的，只是一群水上人家，一个弱势的群体。影片也只是在最后一段才联系起整个中华民族，用香港人民面对春夏之交的无能为力来表达香港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百年浮城》，严浩非常强调港人的“中国人”身份。上课的时候老师有点莫名其妙地拿出中国国旗，让布华泉感受到身份代表的尊严。刘超力改良万能铁，功劳却记载了洋人身上，洋人总是骑在中国人头上。布华泉的洋人上司撞了车，警察却去怪罪身为受害者的中国司机，还问洋人上司要不要告那个中国司机。在这里，港英政府的对立面变成了中国人。讲得明白一点，《百年浮城》很强调殖民地时期洋人对中国人的压迫。
    其实了解严浩的人都知道。严浩出生于一个“左派家庭”（他自己好像不大认同这个说法，认为是“爱国家庭"），他本人也一直对大陆很有好感。作为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之一，他有几部电影都是在大陆拍摄的：《太阳有耳》、《天国逆子》和《滚滚红尘》。
    所以讲，严浩的《百年浮城》应该讲表现出了他的家教，拍的很爱国。

近年，香港不少電影回溯香港過去的故事，武打的有《十月圍城》和一系列的葉問，文藝的有《老港正傳》（2007）、《歲月神偷》（2010）、《為你鍾情》（2010）、《東風破》（2010）等，今年嚴浩也推出一部《浮城》，可與以上數片作為對照。

《浮城》述說的，是香港文化身份討論中最熟悉不過的故事：敘事主體是蜑家人中的混血兒，是邊緣的邊緣，一方面既述說他從低下層往上爬的成功故事，另一方也述說香港這城市如何由漁村、漁港變成大都會。一貫香港的主流論述：成功的城市中的成功的人。可以想像，混血兒在殖民都市下必然引出身份認同問題，一如電影預告片所提示的：主角布華泉（郭富城飾）在鏡子面前自問 “Who am I?”，也在入境時遇上沒有國籍的身份問題。這些問題，西西在七十年代寫的小說《我城》中已有觸及，並引發後來我城居民只有城籍沒有國籍的說法。恰巧，西西在九十年代也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名為〈浮城誌異〉，多少也回應在香港一直存在的「浮城」之說。然而，嚴浩的《浮城》並不是影視版的《我城》和〈浮城誌異〉，影片中身份和國籍所屬的問題，應放回電影的脈絡去理解。

布華泉曾不只一次問「我是誰」這問題，而他在自述中也給出答案：「我係鸚鵡魚，我係番仔，我係半生熟，我係布華泉，仲會唔會再多啲？」這些身份，都是他人加在他身上的，說他是鸚鵡魚的是表妹，因他的樣子與其他人不同，表妹就說，我們是黑眼魚，他是鸚鵡魚；番仔則是社區中人給他的別號，不論是學校老師，還是東家，暗指出他不屬於布氏家庭這身份；半生熟（half-breed）是洋人上司給他的名字，half-breed 本意指歐洲人與北美原住民的混種，而布華泉因一頭紅髮，就此被命名為半生熟，這名固然是指明他低下的身份，也點出他混血的身世；後來就是「布華泉」，是他的伯樂麥柯道（河國榮飾）給他的。他曾試在洋人上司前重申他叫布華泉，但從沒有人當真，直至麥柯道把他晉升並點名，他才是布華泉。所有這些被加諸的身份，並不指向說他有一個原初未被發掘的身份，他向鏡子發問「我是誰」時，也不是說他有甚麼身份危機。正正相反，他沒有危機，也不用找尋原初身份（他並沒有很積極的去找他的生母），他樂於動用被賦予的身份，是重疊的，是多重的，是浮動的，是彈性的，他既是帝國東印度公司第一個華人大班，也是鸚鵡魚。

若說布華泉還有一份身份的歸屬，那大概是「魚」了。電影有一幕，是布華泉教他的年長的母親（鮑起靜飾）和阿娣（楊采妮飾）魚字的寫法。魚，就是魚頭、魚身、魚鱗，加上海水，然後就游出海了。其實，以魚作為香港人的身份歸屬，在其他的藝術作品中也有所展現，如回歸時「九七博物館」中的裝置「盧亭」，同一段神話／歷史陳耀成在《情色地圖》中也有述及，而後來謝曉虹把故事化成小說〈人魚〉，是魚與人變異的故事。然而，布華泉的魚並不是盧亭式的魚變人的故事，他是鸚鵡魚的故事，先是活在水上，然後就游出海，最後到達英國人的上流社會。布華泉這樣描述自身的身份，同時也對抗著身份追認中「尋根」裡的「根」。華人社會追認身份，很多是以「根」作為隱喻，說人要有根，挪用的是樹的比喻；李國立導、杜國威編的《海根》（1995）雖也是蜑家人的故事，但還是動用了「根」的意象，依然是要立足於某點之上。而《浮城》中「魚」的說法，便與「根」相對，是浮游的，是流動的，並可以游出海，轉換身份並不帶來身份危機。是以，「浮城」並不是說沒有根之城，並不帶著遺憾與不可為之的追尋（這不正正與嚴浩的《似水流年》遙遙相對嗎？）「浮」固然可解作浮動不穩，亦可解作浮游流動，因此，此際的「浮城」，是流動而向外擴展的，是活在海中而游出海外的。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對身份很實用主義的看法，有利的就可用。這也正正是片中布華泉對自身的看法。電影中 Fion（劉心悠飾）與布華泉曾有一段對話。布華泉曾說：「上流社會、英籍、講英文，好似參加咗個神秘組織咁。」Fion反問：”Do you like it?” 布華泉猶豫了一會才回答「鍾意」。這一猶豫，正正反映了他的實用態度，那句「鍾意」並不完全真心，也不完全虛假，他並不把自己認同於英國人，亦知道自己沒有可能完全認同英國，但既然已擁有某個位置，那就照舊運用吧。這種實用主義、既彈性又不完全歸屬的流動身份，在影片後段又作一次展示，那幕同樣包括了多重的語言遊戲。布華泉在皇后像廣場遇上問路的一對男女內地遊客，先是男遊客對他說英文，然後他回答以普通話，再來是女遊客問以普通話，他再以普通話回答，然後又是男的說英文，他這次以英文回答，最後大家夾雜在英文和普通話中離開。這幕固然提示了九七後身份認同可能轉變的方向（或事後孔明，因為我們已站立於九七後了），同時也在表明，布華泉說甚麼語言也可，只要能溝通就行了。

而伴隨時這浮動而實用主義的主體觀的，是這影片特定的時間觀。我們可以拿《歲月神偷》和《老港正傳》與《浮城》比較，看出三者時間觀之不同。《歲月神偷》的時間觀最為簡單，沒有推進，主角的時間與外部世界的時間是一致的，全片則定格在過去的時間中，過去的時間是靜止不動如永恆的，無論是哥死前，還是弟長大後，拍出來的觀感都是一樣的，是永恆而滯後的時間觀。至於《老港正傳》，時間有向前推進，但是主角的時間與外部時間是有落差的，就如老左在老婆死時所說的：「我啲時間錯晒。」而下一輩的戀愛故事也是錯錯落落的，是時差式的時間觀（雖然大團圓的結局把所有的時間都調正了）。而《浮城》，則是主角時間與外部時間並行，這種時間觀，我們名之曰「現代性」。然而這城市的現代性與西方不一，是殖民式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即我們吊詭地因著沒有統治合法性的殖民主而獲得現代性。片中的布華泉正正體現這種現代性：身份因外部賦予而提升，如直線般往上流社會游過去。

還得點出，《浮城》沒有變成不堪入目的主旋律成功故事，得益於電影的抒情語調和近鏡造就的細節美學。《浮城》沒有歌功頌德之感，正因為導演機巧地把布華泉的成功故事說成是滿是有情的故事：先是父子情、母子情，後來是夫妻情和第二代的父女情，因有情，觀眾就易於代入，同時不會把主角成功前和後的故事割斷，因為有情的主體，總是連貫不斷的。另一方面，《浮城》的美學並不是《歲月神偷》和《老港正傳》可比。嚴浩在《浮城》中極多地運用近鏡和超近鏡拍攝細節，這種拍法避開還原舊事物的難題，導演不需要重構整個舊城市也有舊世界的觸感；同時，細節所強調的是人物的內在變化，多於人物外在和城市的變化，與抒情的主調結合，而手搖的拍法亦與電影大海的主題連起來：殖民式現代性在暗湧中穩步前行。

或可以說，《浮城》並沒有帶來新意，沒有帶出新的香港論述，是老調重彈，但不得不說嚴浩還是彈得其法，以細節打造影片，譜出殖民時代的香港故事。

作者︰譚以諾

     还记得认真看的严浩上一部作品是《庭院里的女人》，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东方的庭院里的女人问那个西方传教士：“你以为你是谁？”似乎充满了东西方碰面、碰撞中的复杂、冲突和痛苦。而这一次看了严浩的新作品《浮城大亨》后，尽管在短短的影片中是诗意化地融汇了大亨布华泉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却是布华泉在机场通道时问的：“那我是谁？”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到了问：“那我是谁？”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

    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

    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

    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

    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

     

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

    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