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布莱克

《我是布莱克》基本上就讲了一个倔老头子不停地找福利社要补助的故事。虽然节奏缓慢，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段落，似乎不停讨补助的剧情还有些单调乏味，但他却让我落泪了两次，看到最后放声大哭，泪流不止。

世界上有许多人将镜头对准了社会底层人的痛苦和挣扎，国外有玛丽昂歌迪亚的《两天一夜》，国内有《万箭穿心》、《钢的琴》等等，但从我看过的没有哪一部比《我是布莱克》更让我感到悲哀和心痛。

因为比其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冷漠，更为可悲的是生而为人的同情与悲悯在国家机器的条条框框里消磨殆尽。

电影男主角布莱克并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等着领政府救济金的人。根据医嘱，他不得不停止工作。矛盾从一开始就已经摆在台面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工作赚钱，但政府又认为他有能力工作不予以救济金，他没了生活来源。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样，被各个部门来回推脱，最后在永不停歇的时间面前，以死求得答案。

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很熟悉？

是谁的错导致了这样的悲剧？我悲哀的意识到， 在这其中，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健康评估专家从以肢体末端到中心地顺序检查他的健康；预约咨询，必须按照约定时间抵达，过时作废，没有借口；福利社按照流程，先打电话通知，随后寄信；上诉申请，必须先到网上提交一份申请表格。

这些都没有错，流水线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向大多数人提供便利，保护公平。然而他们都太机械而公式化，刻板而冷漠。在这样的流水线和规章制度里，总是消耗了一小部分例外的人的利益，他们小到没有人发现，小到国家机器认为这制度是完美的。

这让我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中写道：

“人们对于上级的恐惧远胜于对于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的为自己做点什么。”

虽然情形略有不同，但是人们都像是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守着自己的方圆土地，从来不抬头张望，也从不用一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究竟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在我看来，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体制，都会存在不完美，就像永动机并不存在一样。一味的去指望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一个人人平等，健康富足的社会是不现实的，就像用大数据去预测美国大选，用机器人替代记者写新闻一样。人类区别于机器的特征是富有情感，人们有爱。

在许多科幻小说里，似乎都喜欢拿人类的情感说事。它有时是人类最致命的缺点，人们因为它，混淆了视听，判断失误。但人们也因为有了它，才有所谓的“奇迹”的诞生。

男主角布莱克心中充满了爱，他大喊 “受够了！”尝试帮助那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即便他自己没有钱，他也尽力而为的做书架，为她支付水电费；开导她害羞的孩子；他不去领救济粮食，因为他认为有比他更需要的人。也许不仅是因为他的善良，在这其中他找到了一个生而为人的尊严。就像在最后的高潮戏中，他写下大大的 “我，布莱克！”，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封简历，一堆 paperwork，一张表格，一个有爱的人他要得到他应有的尊重。

以前并没有真正理解失业的人有多么艰难，我以为只要有一双手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也一直认为《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只是夸张的表现，可是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步入晚年的布莱克失业了，经济拮据，他生平第一次申请了社会救济，在那里，他认识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瑞秋，瑞秋的生活似乎更不如意，黑眼圈很重，脸也很瘦削，在家里连饭都不够吃，主食给了孩子，她自己只能每天吃水果解饿，在布莱克的陪同下去了食物救助站，采购到一半时，饥饿的她悄悄打开了一听罐头，倒在手中吃了起来，她的吃法就像一条流落在街上的乞丐，她满脸羞愧，对着管理员说对不起，管理员和布莱克劝慰着她，让她不要伤心。

在帮助瑞秋的时候，布莱克自己的生活也一塌糊涂，他年迈古板，从来都没用过电脑，在新时代面前，越发手足无措，因为需要，他先去参加了简历培训班，又写好简历一家一家地询问有没有空闲的职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到最后，补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布莱克投简历的证据不够充分而把他列为制裁对象，并且告诉他如果不继续求职，最高制裁的时间可以达到三年。布莱克面无表情的走出了房间，没有恳求，只是失望。

他去找瑞秋，却发现瑞秋在做妓女，布莱克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对她没有责骂，也没有讽刺。说出来的话却是“书柜做好了，想要给你。”对待这个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人，布莱克就像一个慈父，和蔼善良。

布莱克走上街头，原本一丝不苟，有着道德原则的他拿着喷漆在办事处的墙上写下了一句话“我，丹尼尔布莱克，要求在我饿死之前，安排我的申诉日，并换掉咨询电话里的烂铃声。”通过周围人的欢呼可以知道，没有人反对他的这句话，这就足以证明行政机构的繁琐程序和不通人情引起了大众的广泛不满。布莱克只是一个失业的人，他正直友好，却没有得到属于他的权利，他只是对这个新世界不甚了解，却因此只能在食不果腹中度过余生。

在瑞秋和布莱克即将要对不公平的制裁提出申诉的时候，布莱克死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他躺在卫生间里，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布莱克的葬礼上，寥寥几人，瑞秋念出了布莱克生前没有念出的申告：“我不是委托人，也不是顾客，或是雇主，我不是懒人或骗子，也不是乞丐或小偷，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里的点，我默默的尽我的责任，光明正大地活着，我没有卑躬屈膝，邻居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没有向慈善机构乞求，甚至没有期待过，我是丹尼尔布莱克，不是狗，是人，因此我要求夺回属于我的权利，要求对人的尊重，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市民，不在那以上，也不在那之下。”

与其说瑞秋对着几个人念出这番话，不如说瑞秋对着的是整个国家。

（如果你大发慈悲想给我一个“有用”的话，就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影子，好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我是布莱克》这部电影于2015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上映，讲述了一个冷漠的规则之下人性缺失带来的悲凉后果的故事。在我们的想象中，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水平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其覆盖面之广好像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不错的福利，但在这部影片中，洛奇导演用平实与克制的电影拍摄手法塑造了一个坚持尊严、待人和善、吃苦耐劳的老人的形象，也展现了他如何一步一步被所谓的便民利民的福利制度逼入绝境。 影片情节较为清晰，围绕工作与救济两个方面展开。老人布莱克因有心脏病，被医生要求不能工作，所以他选择了救济这条道路，可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救济制度却需要提交申请表格，经历重重关卡才有可能被批准，而当一位好心人出现保证帮他渡过难关时，布莱克却心脏病发离世了。 那作为这部影片背景的英国，其福利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单身人士每周可领取的救济金最多只有350英镑，而夫妇或是单亲家庭，不管养育多少孩子，每周都只能领取大约500英镑的救济金。政府希望通过改革鼓励更多人选择就业，而不是坐享福利。 英国这项改革可能使大约五万家庭受到影响，这些家庭大约每周平均减少93英镑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推出"卧室税"政策。如果福利房居住者的住宅面积超过所需，他们收到的住房救济金额将被减少。为了继续能够得到失业救济，失业者将面临三种选择，或被安排工作，诸如清扫垃圾;或每天去就业中心寻职;或参加技能培训，例如提高他们的识字水平。按照新规定，失业者必须要留在"帮助工作"的项目中，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那些违反规定的人会失去4个星期的福利。再次违反规定的人会失去3个月的失业救济。 此影片一举夺得金棕榈奖，奖项公布以后，许多人表示对该导演和金棕榈奖失望，而我认为不然。一位好的导演不仅要有展现优秀视听的能力，也要有人文关怀。洛奇导演导演了许多部表现人民疾苦的影片，仅凭他年复一年对主题的坚持就值得观众掌声。影片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视听语言的展现完美贴合故事的主题与人物性格——镜头仿佛不存在，观众幻化为场景中的一件物品或人物，以旁观同时也融入其中的姿态直视主人公的生活，与他们一起申请表格、排队领取救济、到处找工作、经历大大小小的阻碍却无可奈何······每一处的情感表现都恰到好处，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他们的心理转折。也许，布莱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拾荒老人，保洁阿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存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我是布莱克》敲响了警钟，尽管钟声响彻金棕榈大奖的舞台，可世界上它的声音仍然太过微弱。“我是布莱克”也可以改成“我们都是布莱克”，老无所依、收入窘迫可以说是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现状和未来可能的状况。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已一只脚迈入老龄化社会，无儿无女，收入微薄的老人不在少数，我想，这是全国人民都需要考虑的问题，社保学生更应该为此难题付出努力。

两种想象情境 如果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的想象相符，那么我们就得有十足的警惕心提防它的虚假；相反，如果这种文化或这个国度的影像与我们想象中的他者世界有所出入，那么这些描写十分可能就是真切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分别是金基德的《网》和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 在《网》中，金基德虚构了一个因渔船事故被南韩政府抓获的北朝鲜渔民，他被当作间谍囚禁并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电影从始至终所展示的便是作为一个渺小无辜的个体如何在大写的政治环境中被抛卷又生不由己的遭遇。电影的重心是主角关押在南韩的一串经历：如何被审讯，如何被当作实验的对象放置进南韩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以观察他的行为举动，如何在政治符号与游戏编码中被抛来卷去……这一系列的“记录”反映出的正是观众脑海中对一个在极权社会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公民形象的想象，尤其对在相似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观众来说，这些复杂又简单的意识形态符号多少已经司空见怪。我们甚至不必看这部电影，也能猜到这个北朝鲜公民在被卷进资本主义的官僚机器时可能折射出的政治语境。但正是因为这种“司空见怪”，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导演金基德构想这部电影时投注的低廉想象与简单动机，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被消费想象，基于我与他者间的简单对立。而这导致了电影本身的虚假与低劣。 而在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中，我们对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的惯常想象则不断遭到背离。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健全福利制度上生活的英国人会衣食难保（虽然这种现象在中国时有发生）？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会在便利店偷窃东西，而且还是偷一些廉价的日常必需品（卫生巾、褪毛剂、除臭剂）（偷窃虽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但可能不会是这些低价的东西）？以上两点如果我们尚能接受，那么对于下面这点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一个英国女人在接济站直接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一个罐头，并不顾体面地用手掏着吃？如果说上述三点的出乎意料完全建立在观影之前我们固有的简单想象，那么问题在于对英国的所有想象难道不正是建立在各类影像（电影、视频等）、各种光鲜亮丽的景观社会讯息以及作为东方－我之对立的西方－他者吗？所以应该谴责的是不是我们在观看时产生的这类主观印象，正是这些时刻中潜藏着破解我们想象困境的对策，而是从中看出下面这点：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我们的简单想象，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想象的陷阱。 底层人民能说话？ 大部分人都赞赏肯洛奇在《我是布莱克》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在真切地为底层人民发声；但也有极少一部人（要理解总有人想当对抗多数的“少数”），认为这部电影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电影里的“底层人民到底能不能说话？”（借用斯皮瓦克的这句学术名言——“属下能说话吗？”） 自然，任何电影都不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直接发声。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本身就为此限定了门槛。虽然“大众”看起来让电影很“民主”，但“艺术”确保了“贵族”范畴。对于任何导演而言，无论他当初是否来自于底层，当他完成一部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他就已经不再是在以底层人民的身份发声，而是代其发声。因而，如果说在电影中“底层人民能说话”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些话一定不是底层人民说的，而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既然这些话是电影制作者替他们说的，这些精英便借此重构了他们的话语权。原本作为一个去话语权的“代话”方式（拍摄），一旦完成便会立即悖谬地再次成为谋取话语权的行为，原因在于真正的底层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缺失。 但电影与真正的学术话语的区别在于，电影是一种虚构。它不是直接地“成为”现实，而是以虚构的方式反映另一维度的真实。而电影的这种“代言”困境之所以显得虚假，原因在于观众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人物在说话。这就为电影中底层人民的发声提供了可能：在电影里，底层人民确实能说话；不同的是他们以虚拟的身份说话。在电影最后，当布莱克在墙上涂鸦的时候，他鼓起勇气上诉的时候，或凯特在他葬礼上读简历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中产阶级对底层人民自以为是的关怀”这类盖棺定论的简单评价，反映出的其实是作为观者的他已经提前同意了人道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失效，这既可能出自一个底层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因为苦难的反复洗礼已经让他可以完全无视中上层社会伸来的任何捐助之首（这些所谓假惺惺的关怀）；这同样也可能出自中上层人民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毕竟这样的借口有利于他们在不公平的责难中安然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