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前篇

如果将前篇与后篇视作同一部电影的两部分的话 ，这是一部超长的电影。但实际上，观众会很容易发现，前篇与后篇之间在主题、表现、情绪等方方面面都有错位。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导演能力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似乎体现了导演有着大于原著的野心。

后篇的复仇计划设计非常精巧，而最后的结局也让观众前面挤压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可以说是一个符合普通人善恶因果报应逻辑的结局，换言之，就是既在意料之中又稍微超出预期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

前篇却似乎是另一个故事。被绑架女孩的死亡只是一个引子，甚至可以视作一种隐喻。铺天盖地的昭和天皇驾崩的新闻报道掩盖了一桩幼女被绑架后杀害的惨案，这会让观众感到既沉重又荒诞。“昭和”这个年号在日本史上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20世纪前四十几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在位的前期天皇制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这个含义在电影开场不久就通过两个新闻的差别待遇提示给了观众。

接下来电影快进到14年后，也就是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当初负责办案的三上警官早已离开一线，成为了警局的宣传官。这个宣传官的职责，直白地说就是与记者协会打交道，一方面利用记者为警局发布信息，另一方面对记者所掌握的案件信息进行管控。记者协会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而警局则只想让记者成为自己的喉舌，自然，两方就经常地处于博弈状态中。这时令三上焦头烂额的是一个孕妇驾车撞倒老人的案子，记者一方要求透露孕妇姓名、住址，而警察一方拒绝透露（桌面上的理由是孕妇已有八个月身孕，应该得到保护，桌面下的交易其实是三上的上司想要的讨好孕妇的父亲——一个与警界关系密切的建筑行业资本家）。一边是上司的频频施压，一边是记者的穷追猛打，眼看警局和记者协会就要彻底闹掰。火上浇油的是，这时三上的上司通知他，马上就要有东京警察总部的上级来视察昭和64年的案子，而这需要新闻媒体的“发声”。处于愤怒之中的记者们马上拒绝了这个要求，而受害小女孩的父亲雨宫也拒绝了东京警察总部官员到家中拜访这种政治作秀。

四处碰壁的三上，在与部下的一次争论中获得了一个“觉悟”——从里面无法打开的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他向记者公布了孕妇的姓名、住址，讲述了被撞的老人的生平及其已经死亡的事实。他将这些事实交给记者处理，对仍不买帐的记者说，如果你们只是想闹，那么换一个宣传官你们仍然只能回到零起点，什么进展都不会有，只能一直闹下去。你们应该抓住“实名报道”这个机会。

三上的“觉悟”来自于一个“发现”，那就是，记者是人，受害者是人，自己也是人。最初和记者的拉锯，是将自身作为组织的一个棋子与其他组织的棋子对峙。三上再次到雨宫家时泣不成声的忏悔则是这一“发现”的直接表达。

三上从外面打开窗户的行动直接推动了后篇故事的进展，此不赘述。打开窗户这一行动以及行动的契机，都非常引人深思。值得细心体会的还有，在僵化、扭曲甚至邪恶的组织系统中，个体是否只有一同僵化、扭曲甚至邪恶，或者彻底的对抗这两极的可能性？正如三上所言，记者们如果只是将警察宣传官骂死了就算完事的话，那么下一轮的搏斗又将回到零，不能积攒起任何的成果。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在当下非常能打动我的地方。

本片还有其他直击要害的批判和非常巧妙的隐喻，在这篇影评中就先不提了。

昭和64年，也就是1989年，裕仁天皇病逝，由皇太子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于是昭和64年仅存7天。小女孩翔子的绑架案，便在这期间发生。新闻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着“天皇病逝、新旧年号交替”这样的“大”事件，没人关注这起绑架案。在精明的设计下，绑匪成功拿到赎金并逃脱。而小女孩翔子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厂里被找到，冰冷地躺在狭窄的后背箱里。前篇后篇加起来4个小时的电影，便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此悬案在县警察局里交接了14年，还有1年便要过公诉期了。警局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个派系都想在上层领导来视察时，扳回一局。翔子绑架案，成了派系斗争中的一个切入点。曾参与此案的刑警三上，现作为宣传官，再度去拜访受害者家属，传达上层会来慰问家属的消息。

曾经忙碌的工厂，早已颓败，一片萧条。工厂最里面是翔子一家人的住处，一幅幼稚孩童的画，挂在门口积了薄灰。门口还放着一把鲜亮的小伞，这个家似乎还停留在那七天里，未被时间洗刷过，就那般矗立在那里。翔子的父亲雨宫，一头凌乱的灰白发，木讷而又苍老，夫人去年因脑梗去世了。雨宫对于所谓的慰问很不满，这令三上觉得另有隐情，陆续找到曾经的办案人员，了解事实的真相后，三上很愧疚。同时他身在的宣传部门，也深陷在各种麻烦中。一名孕妇撞了人，上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求隐瞒孕妇的名字，以及老人赖川亮次已在医院去世这件事。记者协会的记者们对于当局的作法相当不满，起头闹事。正义良知与官僚主义，让电影变得厚重，人物内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激发的外在显现，使得人物变得鲜活与复杂。不盲目扩大人性中的某一面，不加滤镜的遮掩，把生而为人的悲哀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并没有因为电影时长的局限，把那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女儿对父亲三上的不满离家出走，父亲在家庭里显现的另一面的暴戾，妻子表面上的波澜不惊，两个办案人员因疏忽以及官僚作派的弊端而自责与不安，雨宫的绝望与无奈，这些在两极边缘上的人物，生活的疲惫感如影随形。被各自不同的皮肤包裹着人们，在人情冷漠的世界，努力把生命中的空白填满。

三上最终还是公布了孕妇撞人案的详细内容。而这些强调着公平公正的记者们，只关注孕妇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以及县警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于车祸中去世的老人赖川亮次，无人问津。努力生活，最后还未被命运善待的老人，死后无人认领尸体，渺小的他仿佛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妻子去世后便独居，没有可以回去的故乡，没有孩子。三上去了老人生活过的地方，老人用的毛巾还在晒在那里，在风中惴惴不安地飘荡着，老人经常去的小酒馆里，大家有说有笑，没人在意这样一个老人，是不是还在人世，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听着默默无闻之人的琐事，不依不饶的记者们，毫不罢休。三上要求他们听完整个故事，老人其实是个色盲，为了能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此时会场一片沉默。就如再无人关注的绑架案一样，只有父亲雨宫在电话亭里，从电话薄的A开始，不论寒暑，默默地拨打着电话，食指指尖磨出了老茧，电话上的数字也被磨掉了。在听见绑匪的声音那一刹那，他无声地崩溃了。

那个绑匪出现在电影后篇里，面带凶煞，在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绑架时，却露出了软弱的一面。作为推理片，它不够曲折与刺激，冗长而又压抑，大义凛然时带着牵强。人自身矛盾的内化处理很到位。总以为雨宫在找到绑匪后会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或许他想过，所以才去找了绑匪的小女儿，最后又痛哭流涕地把女孩送回了家。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一种介乎于正义公正与法网恢恢之间的暧昧。

敏感的人刀刃永远是向着自己的。感伤主义者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残暴的人强迫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冷漠的人习惯冷眼旁观。

〈昭和64年〉由横山秀夫的著名小说改编。 影片以昭和64年（即1989年）发生的绑架撕票女孩翔子事件为主线，这个未破的悬案一直是县警察署历史上的最大污点。警察署的新闻发言人三上在平成14年为了重查这桩旧案，而与警察公关部、记者协会、刑警部等起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然而人性的光辉始终在黑暗里隐隐出现，父亲坚忍不拔，三上的执着，给了黑暗现实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