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者

被禁止的总能成为愿望。

禁放风筝

区（The Zone）是电影《潜行者》中的奇迹之所，听说区的中心是一座可以实现你内心深处所有愿望的房间。“区”理所应当地被老大哥控制了起来，因为这符合我们对老大哥的刻板印象，它的存在就是防止你实现愿望。

另一股设置禁令的力量来自于女人，知道丈夫将要背叛她再次踏足神秘的区，潜行者的妻子痛苦地在地上呻吟。

一般说来，老大哥总是尽可能地与女人保持对立以方便折磨女人。能让他们同时禁止的事情实在不多，无一例外变成了男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比如嫖娼和进入区。这就是为什么潜行者拒绝作家带着女人进入区，因为这破坏了区的双重禁止纯粹性。

为什么要去区？

昏黄的滤镜笼罩着酒吧，科学家和作家分别给出了最刻板的科学家和作家的回答，一个要追求世界真理，另一位则要追求写作灵感。但作家很快就展示了自己现代作家的一面，他承认灵感对自己来说并不重要，他之所以想去一个声称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地方恰恰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四月，我在资料馆重温了《潜行者》。从影片开始的第一秒我就在盘算如何解读这部著名的晦涩电影，理由只是老塔和他最虔诚的布道者们都说老塔不可被解读。

我想用“愿望”切入这个话题，四个月以来我都试图挖掘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愿望，迟迟未能成文的原因是我没有任何愿望。

我甚至找不到可以博人眼球的下流说辞。我以前最擅长用下流文章来证明自己是个纯情男的，但在阳痿、痔疮与自渎之后，我再找不到一个足够下流纯情的事情。

区的绿色突然挣脱了昏黄滤镜的束缚，潜行者回到了自己的梦想之地，他像妻子一样躺在地上，不过发出的是享受的呢喃。塔可夫斯基对理想主义者一向含情脉脉，这一刻也毫不例外，他让科学家在另一个镜头向作家介绍区的由来，给潜行者足够的时间与区交合。

接下来的电影异常无聊，三个男人只是一直在走，让我一度以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在电影院呼呼大睡。

潜行者说，区只允许绝望的人通过，即使房间近在眼前，也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直达，你只能迂回前行。

这很神秘，但我的愿望是看到神迹。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科学家的背包丢了，他想回去把包找回来。潜行者警告他在区里没有人可以原路返回，但科学家还是回去找到了他的包，并在另一条路上与潜行者和作家汇合了，没有危险，甚至比现实中更加顺利。

即使已经看了好几遍，每一次重看我还是会在这儿走神。对此我的解释是，我的身体已经完全理解了《潜行者》的伟大影像，“在观看《潜行者》时，你不可能跟着进度条直接看完，你必将走神，在迂回中到达影片的结尾。”塔可夫斯基就是那种允许观众走神的导演，因为你知道当你回过神来他还在原地等待。

走神的我问自己：在我生活里，什么才是区？

北京与区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被它是管控最严的城市；比如它会把满怀希望的人统统变成绝望者；但最重要的是，在北京中心确实有一个能实现任何愿望的房间。

潜行者到达区时，一副“我终于回来了”的样子，我过年回到北京也是如此，即便我深知这是迫不得已的感受。

北京是一座用限制构筑起来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不能”。然而赐予其神秘光环的是限制本身，比如正是因为你不能获得北京户口，所以北京户口才得以变成一种愿望。关于北京的所有愿望都来源于北京的种种限制，此时你反而无法把没有限制的地方当做家乡。作家坚持认为“区”就是一个垃圾场。我想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北京最垃圾的地方恰恰在于你会逐渐认同垃圾场就是吾乡。

当这场关于北京的漫长走神结束时，潜行者们已经来到了房间，并且在门前打了一架，但没人走进去。

面对房间，潜行者重申了他与区的关系，他说“我知道我是个小人，我不能给我妻子带来任何东西，但请不要摧毁我的一切，我所拥有的只有区了，我的幸福、自由、尊严都在这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被这句话欺骗着，我以为潜行者之所以不进入房间是因为他的愿望只是回归区，所以在他进入区的那一刻他的愿望就已经满足，因此他不再需要进入房间。

但房间只允许绝望的人通过，潜行者也不可能以一种满足的姿态站在房间之前。事实上，他的脸只有在进入区的那一刻带着些许满足的表情，以后的所有时间里，都是疲倦。正是理解了对我来说区即北京之后才明白，潜行者的梦想不是回到区。恰恰相反，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是再也不回到区。

房间确有神力。

潜行者的愿望在结尾处一一实现了，只不过用和语言完全相反的方式。当潜行者说：“我已经在外面被夺走了一切”，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拥有妻子、拥有女儿、拥有一条从区里跑出来的黑犬；潜行者说：“我不能给我的妻子带来任何东西”，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妻子；潜行者说“请不要毁掉人类的希望”，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有人再需要区：潜行者说：“区就是我的一切”，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踏足区里一步。

这就是我对北京的愿望 —— 我来到北京，正是为了有一天永不再来。

“房间”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以为你自己想要的，并非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你永远不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在什么时候出现，因为在它出现的时候你恰恰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潜行者说在区里人永远无法径直到达想去的终点，正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愿望无法被直接言说。

李沧东的《薄荷糖》是这个观点的另一种佐证。电影从失意落魄的国家鹰犬开始，通过倒序的方式，在一段异常清澈的少年段落结束。这种清澈无疑就是他内心深处的愿望，但在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他一无所知。多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内心深处的愿望。但实现的途径并非抵达，而是经由回忆，迂回地意识到原来那个愿望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实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三个人永远无法走进房间，因为房间并不是一种可以通往某种理想世界的捷径，而是映照内心本质的镜子。在它面前，你只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正是内心深处的愿望，这是绝望的同义反复 —— 实现愿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现实当作愿望。

影片临近尾声时，昏黄的滤镜笼罩着酒吧，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之前是三个绝望的男人在喝酒，现在是三个实现了愿望的绝望男人在喝酒。

潜行者回到家里，他哭泣，妻子也哭泣，潜行者说不知道该带谁再进入区，妻子说不然我们一起去，潜行者说那个房间也许不会对你产生任何效果。

接下来，女人独白细数嫁给潜行者以来所受的苦难，她早已接受了这些苦难正是她命运的组成部分，并为之欢欣。我意识到，她之所以不去房间是因为不需要，她已经是一位实现了愿望的绝望之人。

她说：“如果没有悲伤，生活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差，因为那样就没有了幸福，也没有了希望。”

当一切理论被德里达的一声逻各斯中心主义扣下其论断时，后现代时期的一场场解辖域化革命皆导向那无法言明的实在界。人类很显然达到了人类/主体/中心/理念/语言/逻辑的外部——巨大的灰域，语言的无效性，只能保持沉默的概念废墟。通过维氏以及柄谷的理念探究，我们知道，哲学组成的唯一要素只是语言，而“语言永远也无法完全传达想法，它只是用另一种狡猾的方式，制造出人与外界的伪共鸣，试图用另一种崭新的维度弥合思想永远无法被完全表述的缺憾。”——即福柯之词与物裂缝。所以我们只得放下语言—游戏，去用艺术叩问起逻辑/理性之外的灰域甚至实在界，绝对者本体的再次追寻似乎有了方向，塔可夫斯基的影像是这样一种悍然的本质追问吗？是的，他的时间也许是断裂的、虚拟的叙事营造，但却又绝非是事态的虚拟，而是颠倒差异、同一从属关系之虚拟（非主体性时空观），是实存之前在发生学符号秩序，就像普氏追忆似水年华中过去之于当下视域的前在于物的非实体，是艺术化/伦理化了的本质揭示。在其镜头美学中，色彩的差异是视域的分类，一种是诗意的视域，一种是写实的视域，二者共同于“区”这一绝对形而上学的本体叙事效应，构建影像—形而上空间的经验感知。 艺术性的本体—认识论非理性断裂一反如早期伊万的童年的主体现实主义，它将一切差异合理化，成为时间——影像的无理的断裂的串联，在戈达尔、阿伦雷乃、安东尼奥尼的影像叙事（或非叙事）中我们亦能看到剧本的时序性被剪辑的错置序列所颠覆的“运动”。塔可夫斯基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长镜头—内部蒙太奇原理去将诗意视域与写实视域缝合之于一体两面——诗意现实主义影像诞生。在其中后期，“区”——这一匿名的在场性的靠近已然不是实存意义上主客统一的传统感知空间（康黑马式），反倒与德勒兹的艺术/褶皱空间更加接近，也就在这场不断去中心化的再“祛魅”里，人类逃离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近现代体制）之外，达成概念的灰域/废墟的立足成就。在后现代的冲击下，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被解构、改写，角色的观念开始追问起连贯性时空观的真实。整体性上，塔氏利用潜在文本符号的生成去给东正上帝献上隆重的祭奠，又在不同于逻各斯范畴的作家意识形态空间里构筑自我启示的影像——神学。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戈达尔（后期）与卡拉克斯之前，塔氏作品应该最典型的废墟美学的研究范本，沉醉的工业、侵染的河流、电子呼吸底色与器乐音效的噪音敲响着弥赛亚最后断层的丧钟（好似尤金萨克所言之实在论支柱的破碎废墟）——这在概念表象上具有着明显的灰域主义痕迹，于符号秩序与实在界之间的灰度地带——物质的撕裂，一片理念废墟。关于灰域主义这回事，是我自己借用极乐迪斯科而提出的名词，我以后会常作理论补充，毕竟这将是我们这代人必须面临的后历史主义困境。

如果把老陀看透了，就不可能对这部片子一头雾水，甚至说老塔试图把自己故事讲清楚的决心还蛮大的。

1，老塔要说什么？信仰的缺失。

确实这个故事内涵非常庞大，每段对话信息量都巨大且扎实，但是如我所说，老塔有着很强的“希望被人理解”的愿望，于是他不仅把本该融入在环境里的象征意义的事物（譬如水）放得到处都是，让你根本无法忽略，还要通过主角的嘴巴点题（别躺这里，太潮湿了），强调之深，让我都感觉是不是有些存在感太强了。

因此对于他想说明白的道理，在片尾他也索性直接通过主角的嘴说了出来：潜行者在完成了这次潜入之后，突然“累”到原地躺下，无力地像小孩一样软弱（提醒观者注意“像孩子一般软弱”是片中单开一段的独白之一），闭着眼睛，用尽力气吐槽两位访者：

你没法想象我有多累，他们还自称是文化人，作家！科学家！他们什么都不信！因为长时间的荒废，他们信仰的能力已经残废扭曲......他们的眼睛是空荡荡的，他们总在想怎么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怎么攫取更多，吐出来的每口气都得有回报，他们知道他们生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成就，鹤立鸡群，他们说“生命只有一次”，像这种人，还怎么可能信仰任何东西？.....不止他们俩，现在没人信仰了，没人，我还能带谁去那？哦上帝啊，最可怕的事情是，没人再需要它了，没人需要那个房间，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不管用什么标准去讲，这段话都不能算隐晦了吧？潜行者在吐槽人类信仰的缺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白痴》等书里提到多次的那些“新式的罪犯”：他们彻底摈弃了宗教信仰，因此内心毫无道德底线，资本主义发展又持续放大了人类的欲望，两个因素双管齐下就导致了一个堪比启示录的世界：老陀在白痴中引用启示录，正如本片中休憩中的主角听到宣读启示录的声音。

潜行者是什么人？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一个虔诚的牧师，一个引导人们寻求信仰的渠道，在某个意义上，他代表了基督。在“房间”门前那场大戏中，作家很直接地质疑过潜行者：一路上潜行者都在说教（宗教说教）；在要求他们做一些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宗教礼节）；要他们绕路走，浸入水中，先进入绞肉机（要他们承受痛苦）；而他自己却不进入绞肉机（终极质问：神如果存在，为什么要创造苦难？为什么神自己不来世间替我们承受苦难，或者索性从根本上消弭苦难？）；难道潜行者就是那种借着别人对“房间”的渴望而借机敛财的恶人吗？（宗教是不是本质上靠人类的痛苦发财？）更甚一步地说，作家还指责潜行者享受看绝望的人受苦，而他能够“play god”，决定谁生谁死。

这些可以说涵盖了现代社会对宗教的根本质疑了吧？潜行者怎么回答的，他眼含热泪，非常委屈，他为了“带人进入房间”（寻找信仰）这件事，被社会所不容，物质匮乏，自己也多病，这都是他做出的牺牲，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绝望痛苦的人找到信仰、满足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他认为自己的意义和尊严就在于引导这些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有了基督的意向。

另一个有趣的点也能够佐证这个事实，那就是潜行者的妻子。和那两个失败者不同，她是一个“信徒”，只不过她的信仰对象是爱情。在她的描述里，她接受爱情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和欢愉，甚至说正是因为有痛苦才有了欢愉。这个宗旨完全吻合了整部片子里不断重复出现的意向：水所代表的痛苦，只有像孩子一样柔软地接纳顺从，才能跨越痛苦，也只有跨越了痛苦，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

看过老陀的，会意识到“像孩子一样柔软顺从”、“跨越痛苦”都是他亘古不变的主题，老陀对罪犯的悲悯也来自于他这种非常复杂的宗教情绪，越是在恶里打滚的人，越有可能承受加倍的心理苦痛，越有机会得道解悟。

故事的尾声，又累又气的潜行者说自己再也不带人去“房间”了。妻子在安慰他，表示她可以跟他去，却被拒绝，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情绪，他说：“万一你也通不过考验呢？”妻子是什么人，是一个有一定觉悟的人，但她的觉悟表现在爱情，至于她的信仰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潜行者害怕连妻子也会在索求信仰的过程中被过多的痛苦劝退——所以我看到评论里说什么潜行者最后不再相信房间了，这是不对的，他的信仰没有变过，他是不再相信人类去信仰的能力了，而妻子，是他内心的一线希望，他没有勇气去试。我想这个情绪也很好地代表了老塔本人的态度。

老塔对宗教信仰的坚定还可以在片尾小女孩的意念超能力方面看出来。潜行者和妻子二人自始至终是以一个“被损害”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生活在潮湿阴冷贫瘠、不断被工业社会震动（火车）且充满污染的环境里，他们的女儿是个残废，这些都对应了真正的信仰所遭受的苦难，可是正是这样的苦难，生出了看似残废，实则超人的女孩，全片中这个女孩的特写镜头是彩色的，彩色是老塔专门给予信仰的（zone）。

2，画面的“plasticité”和比喻

很多人看雕刻时间，会从字面意义上认为老塔拒绝隐喻，但其实他整个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意思：他称之为“象征意义”的东西，是指一个物品A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B的具象化；而他称之为“比喻”的，是指一个物品A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形而上概念B的具象化。

因此很明显，老塔如此排斥“象征”这个说法，是因为象征很大程度上缩水了他想表达的对象的层次和立体程度。他并不满足于表达一个确定的概念，而想追求“不确定”。

但是“不确定”也并不意味着“包罗万象，说了白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难以让大众理解的度量问题了——很多人，比如我，在系统地学习现代艺术之前，都觉得现代艺术是个骗局，每个人都说自己想表达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比如Gerhard Richter），那这个“不确定”难道可以持续模糊到毫无边界吗？那岂不是谁都可以当艺术家？随便弄一个东西，就说它有“不确定的隐喻”，都说得通不是吗？但显然天才和大师是不世出的，对隐喻的选择是有原则、有宗旨、有章法的，老塔拒绝“确定化”他的内容，不代表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它是有边界的。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也没错，因为大部分人通过自己的感知系统所获取的信息基本都在老塔的意图内：就像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三棱镜，所折射出内容的不确定性让它成为了一个容量极大，甚至无限，但并非无法抽象归类的集合。打个比方的话，比喻就像是一个无理数集合，象征则是一个数字。

因此在隐喻的媒介方面，这部作品中展现的场景、道具均堪称艺术品，这，就是典型的现代艺术的表达语言。

我该从哪儿知道，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该从哪儿知道，

其实我并不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是说，

我实际上不想要，

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它们都是捉摸不透的东西，

当我说出它们的名字，

它们的内涵就像烈日下的水母，

开始模糊、融合乃至消失。

我的良知渴望素食主义赢得整个世界，

而我下意识却渴求一块抹上汁的肥肉，

那我想要什么？

让他们为自己的欲望投以一丝嘲笑，

因为他们所谓的欲望，不过是内在的动力，

不过是灵魂和外界之间的摩擦。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信自己，

让他们变得像小孩儿那样无助。

因为软弱是伟大的，而意志力是毫无意义的。

当一个人降生于世之时，他是何等的脆弱与柔和。

当他行将就木之时，他又何等的僵硬与麻木。

当一棵树茁壮成长，它是何等的葱郁与婀娜。

当他变得干枯与僵硬之时，便垂死挣扎。

僵硬与挣扎是，死亡的伴侣。

婀娜与柔弱是，鲜活生命的体现。

要知道，生命的僵硬是不可抗力的。

一个人也因为备受折磨，心存怀疑，而投笔著书。

他就得无时无刻，向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坚信自己是个天才，那何必著书？

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生存是为了…

你们的工业科技，你们的高炉转轮，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设计出来都是为了减轻负担，享受更多。

这些全都是拐杖和义肢。

人类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艺术创作。

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艺术创作是无私的。

那是宏伟的幻想，真实的绝对写照。

你们在谈论我们生命的意义，艺术的无私。

就拿音乐做例子吧。

音乐和现实关联甚少。

即使有关联，也不是思维上的，而是力学上的关联。

而空洞的声音，就与一切关联脱节。

然而，音乐奇迹般地，穿越我们的灵魂。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与“噪音”达成和谐共鸣的呢。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把它当作极乐的源泉，以至使自己震撼，使众人归一。

这一切又何必了，还是要说，谁需要这一切。

你们会说“没人需要这一切，这毫无理由，也毫无私心。”

不，我不这么认为。毕竟，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意义。意义和存在和理由。

又拿我来当实验品。

实验，事实，最后才道真理。

根本就没有事实这么回事，尤其是在这里。

所有这一切都是，某人愚蠢的发明。

难道你没发觉？

当然你会想找出谁是始作俑者。

你的知识又有什么用？

有谁的良心会遭到谴责？我的良心？

我并没有良心，我只有神经病。

有些混蛋骂我，我受到了伤害。

另一些混蛋又来赞颂我，我又受到了伤害。

我把内心与灵魂奉献出来，他们却将其蚕食一空。

我本想消除灵魂中的龌龊，然而他们又将其蚕食一空。

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都是饿鬼。

他们周围总是围绕着一大群记者，编辑，评论家还有一些络绎不绝的女人。

他们都渴求，来啊，来啊。

如果我讨厌写作，如果写作对于我是无尽的折磨，痛苦而羞耻的职业，呼之欲出的毒疮。那我算个什么作家啊？

我曾经以为自己的书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好。

不，没人需要我。

当我死去后，两天后，他们又会蚕食其他的人。

我本来想去改变他们，结果他们改造了我。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改造。

过去会认为，未来只是现在的一个延续，带着变换在地平线上隐约闪烁。

而现在呢？未来和现在已经融为一体。

难道他们已经早有预谋？

他们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们就知道蚕食。

你梦想着一样东西，得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片头，字幕走完后，镜头徐徐地向两扇半开门之间的间隙推去，直至两扇门完全从两边消失在电影的景框之外，推镜头的运动停下了，房间被完全暴露在全景镜头中。

在经过了一辆火车驶过的时间——镜头垂直俯拍一家人的睡姿——的漫长等待后，镜头回到了原来的房间全景的位置，开始了新的等待：男主起床穿衣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镜头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它实际上仍然处于两扇门之间），只有当他走出房间，从景框外的两边关上门，门入画，我们才回想起这个镜头的“来历”。

我们会在“区”里看到很多这种镜头。

2.

影片第一次出现垂直俯拍的运动镜头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镜头伴着火车驶过的声音一来一回地划过一家人的上方，似乎形成了一个循环，在绝对清晰的景深里，被摄对象几乎变成了一个平面。

我们会在“区”里看到很多这种镜头。

3.

Сталкер，Stalker，跟踪者，——可是，跟踪谁？先搁置这个问题——这个词总是已经勾勒出一个形象，他往往弓着腰，驼着背，甚至在必要时匍匐在地，常常鬼鬼祟祟地左右张望，害怕一些他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害怕被跟踪。

我们发现这就是男主角的形象了，典型的跟踪者形象。可是他所追寻的对象（可以说是“房间”吗），电影在最后并没有呈现它的样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能够构成一种“跟踪”关系呢？

一个不跟踪任何人的人不会害怕未知的目光，而一个跟踪者却会；或者说，一个时时刻刻对周遭未知的目光的恐惧和躲藏，反倒使这个人成为了一个跟踪者。而他所“跟踪”的，甚至不需要存在，因为“潜行者”从不进入“房间”，这会终止“跟踪”。

4.

让·帕里斯为乔托的《圣弗朗西斯将斗篷送给一位可怜的骑士》做了精彩的阐释：

一座城市坐落于左侧山的山顶，右侧山顶则有一座教堂，城市与教堂之间略微倾斜的视线，与弗朗西斯和骑士之间的视线平行。显而易见，风景特征呼应并阐明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将圣徒和凡人联合在一起的无声对话，就是在天堂中将教会和城市联合起来的对话。”（Paris 190）但是帕里斯也坚持认为，在乔托的画中“最终是风景在看（sees）[se fait voyant]”（ibid. 189）。风景不仅和凝视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联系，而且风景本身也向前凝视着。城市和教堂的门窗、山丘的岩石表面和树木在画中充当视点，充满空间的多重凝视。【1】

这就是了。影片中那些不明来历的，总是缓慢地推进或拉出一个个门框、窗框的镜头，也许才是真正的“潜行者”，这些是“区”的目光（联系开头的那个景别游戏，这一家人似乎自影片起始就已经处在“区”的凝视下了，这让结尾小孩施展的神迹好像也不那么意外了）。是“区”在看人，而非人在看“区”。

为了确保这点，老塔还通过景别与景深的创造性使用，来表现“区”的不可见性。

5.

电影绝不只是关于镜头拍到了什么，镜头所没拍到的和它所拍到的一样重要。

“区”的目光总是全景和远景，而在拍摄人的看的时候，镜头却常常将景别收拢在近景乃至特写。

在这个长镜头中，受到“区”的警告的作家慌忙逃回两人身边，男主走到镜头旁边，景别变为近景，在大段的关于“区”如何如何危险的独白里，他一刻不停地左顾右盼，而景别紧紧地定在原位，我们无从得知他所张望的到底是什么，近乎全黑的背景也确保了这一点；独白结束，他回头走向他的同伴，镜头稍稍上摇，我们惊奇地发现远处的那座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浓雾给遮住了。

我们能在马奈的《铁路》中看到相似的通过目光来表现不可见物的方式。画面中的人物投出两个相反的目光，但我们都不知道她们分别看向了什么。

但《潜行者》这个镜头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在远景的深景深镜头中见过这座房子的模样了，因此，当镜头变为浅焦拍摄了男主的独白后再将景深推远，本该在景深内的房子却处于遮蔽之中，而这“本该在景深内”的疑惑，才是这个镜头带给我们的挑战：“看”总是也已经是“看过”，它是一种思想，而景深是这种思想的一种便捷范式，我们总是将景深视作一个清晰可见的视觉范围，但在“区”里这种范式是不成立的，即便我们通过景深“看过”这座房子，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簇浓雾究竟是如何生出而它与这座房子之间又有着何种隐秘的联系的。我们好像陷进了男主大段独白所述的“区”的不可见规则之中，“看过”和景深仿佛都失忆了，无论浅焦深焦，都无法令风景变得可见。

关于作为一种“看”的思想范式的景深，在主角们乘坐轨道车进入“区”的那个长镜头中，就已经被催眠了。浅焦镜头的景别卡在人脸特写的位置，背景是快速掠过的灰黑色模糊风景。镜头在三人的头之间来回转换着拍摄对象，但给出的却常常是人头的侧面乃至背面，我们无法通过角色们飘忽的眼神来获得什么，而这和镜头近乎随机的摇摆如出一辙。

我们很容易想象另一种拍法：同样是人脸特写，镜头先给到角色一个明确的“看”的眼神，然后反打一个深焦全景拍摄风景。可是，在风景快速掠过的情形下，看清角色的眼神和看清他所注目之处有什么意义呢？他真的能够“注”目吗？

在这个镜头里我们发现景深不再作为某种“看”的思想范式，而是变成了一种如何“不去看”的方式。

一方面，快速移动的风景本就与角色的观看的要求相对抗；另一方面，镜头本身“从一者到另一者”的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引导观看的目的性动作，但在这种随机的摇摆和角色不可见的眼神中，也找不出任何镜头运动的目的。

于是风景只以虚焦残影的姿态出现在背景中，而通过拍摄这些与“在看或不看”无关的角色的姿态，镜头的运动也仅仅呈现为一种姿态。景深即使驻留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也无法通过它的“清晰度”来得知什么，景深仅仅是塑造了这些无目的的影像姿态。从中我们也能知晓老塔对这个新世界的理解：它不可见；在它之中，角色的视线不可见，镜头（观众的视线）运动的意图不可见。我们和角色一样在这个新世界的影像洋流里漂浮涨落。

6.

福柯在马奈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决》中指出：高墙封闭了背景，两队人挤在狭窄的前景平台上，行刑士兵的枪管几乎抵在了囚犯的胸前，但通过缩小囚犯的身形，通过两队人形体大小的对比，马奈抽象地表现出了枪口与囚犯的这段并未在景深中得到展现的距离。【2】

在这幅画中，枪口与囚犯的距离并不可知，景深也不再提供感知的捷径。

在影片的这个镜头中，潜行者紧紧地贴着墙面从右往左移动着，我们既无法得知镜头与它所拍摄的角色之间的距离（像《处决》中枪口与囚犯的距离一样），景别的限制也让我们无法得知他此时脚下的地形状况，我们只能通过他此时小心翼翼的状态来猜测出他行走在峭壁的边缘上。

当画面中失去了前中后景从清晰到模糊的层次关系，而只有一个绝对清晰的平面时，景深反而取消了纵深距离，我们只能通过角色的姿态来想象这些距离。

由此引出影片的一个主题性的动作，就是“测距”：向草地抛出螺母，测试出草丛和被覆盖的地面之间的距离；挑选一个人先步入险境，测试出一段一段的安全距离。我在这里对第3点“跟踪者”形象的描述进行再阐释：一个“跟踪”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确认距离过程——确认自己与跟踪目标的距离，确认自己与那些潜在的反跟踪的窥伺的距离；在可见世界中，确认距离只需要目测，但在“区”里，人的目光是失效的，他只能通过身体的行动去确认距离，他只能先去创造一个跟踪的距离，跨越它，才能进行下一步。可以说，他们所跟踪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不断测知的距离本身。

测距是一种欲望生产的方式，一段可测的距离意味着一段可被跨越的距离。作家自认为目测出的“房间”与自己的距离便意味着自己能够直接跨越这段距离，但在受到“区”和潜行者的警告后，“房间”重又回到大地的遮蔽之中。

与上面那个镜头相似的，便是影片中后段大量出现的垂直俯拍运动镜头。不难发现的是，影片出现这些镜头的时候，都是主角一行人处于或躺或坐的休息状态的时候（甚至在第2点提到的第一次出现这种镜头的时候，也是人们睡在床上）。

在这时候，他们暂停了测距的行为，不再去为未知的距离担惊受怕，我们也不再需要像上面那个镜头一样去想象他们与他们身后的平面背景之间的距离，因为他们就零距离地栖息在这个平面上，大地以毋庸置疑的坚实接纳了他们。

“区”也不会在此时施展它的危险，它放下了防范，同角色一起休息了下来。因此，镜头才能够在此时去注目“区”原先所遮蔽起的幽微之处，它抚过水面，拍摄水面下的笔记本、注射器、枪……这是我们先前从未看到过的。

我们既不需要知道这是什么的视点，也不需要知道被景深取消了的被摄物与镜头的距离，在这里，就像休憩中的角色一样，我们终于能够在水的绵延中去“看”——既不是通过门框窗框所暗示出的“区”的视点，也不是角色的视点，倒不如说，是镜头运动本身所带来的纯粹时间的视点。

【1】罗纳德·博格，《德勒兹论音乐，绘画和艺术》，刘慧宁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米歇尔·福柯，《马奈的绘画》，谢强 马月 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